不过，连长的这一决定，实在算不上惩罚。如果他知道我对光线昏暗、四处油污的机修车间是那样厌倦，不知还会不会把我送到这样一个闲云野鹤，大河东流的仙境来做配军。他应该没有料到，他这个小小的情绪宣泄，让我称心如意地度过一个在兵团生涯里最美妙的夏天。
所谓管理水稻田，其实我的工作就是一件事，给稻田放水。那时位于乌拉山的兵团所属180电厂的电力，已经输送到了河边，我们用一个俗称电滚子的小电动机带动抽水机从黄河里抽水灌溉。蒙古高原干旱的夏季蒸发量很大，我每天都要发动起电机给稻田放几个小时的水，在这等待水满的当口，我就拿一本书在树荫下翻看，或者到渡口和渡口班的伙计们一起摆渡拉纤。没有摆渡的时候，我们就跳到河里去游泳，虽然黄河上溺水的事情时有听说，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闪失，可以说，渡口班的人个个都是精通水性的棒小伙。
然而我毕竟有许多时间是一个人待在稻田里，当没有书读的时候，我开始感到寂寞和无聊，有很多时候独自坐在田头上，百无聊赖地看着水田里各种各样的昆虫飞来爬去，或者看着大大小小的青蛙和泥鳅在水洼里嬉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了一种可以排遣我的无聊的东西，一种在我童年时曾被父亲几次剥夺和摧毁的乐趣——弹弓！这里不是玩弹弓的天堂吗？这里空旷无人，到处是灌木丛、芦苇荡和小树林，蛰伏着无穷无尽的猎物！我要弥补在童年时被剥夺的这种乐趣！
五〇后的人是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一代，我虽然不是一个好工匠，但是做一把弹弓还是不成问题的，于是我尝试着给自己做了一把，后来陆续又做了几把。
开始阶段，我的目标是那些在水里游来游去的青蛙，他们数量众多，遍布我的周围，而且和我的距离有近有远。我的弹弓技艺进步很快，没过多久，那些不幸的小生物就很难逃过我弹丸的攻击了。不管他们是在水面游动，还是在水下潜泳，随着啪一声击发，他们四肢就瞬间停止了运动，身体僵直地浮上了水面。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对那些飞翔的小鸟还无能为力，因为这些有制空权的反应敏捷的小精灵，绝不会进入像青蛙们那样轻易进入射程之内，而射杀更远的移动目标，我的功夫还需长进。
看管水稻田的工作唯一辛苦的一环，是夜间放水。那年代电力供应不足，停电是很频繁的。如果白天不供电，我就只有夜间抽水。记不得我们是如何获取供电时间信息的了，总之，我的工作时间就得按照电力供应的规律安排。我常常在深夜或者凌晨起床，一个人到稻田的水泵那里值班，工作很简单，只是开闸关闸而已。等田里的水位到了合适的位置，我的工作就结束了。至于其他田间管理，如挠秧、除草以及最后的收割等工作，都是连里派大队人马来做，不属于我日常工作的范围。虽然青春的记忆总不乏富有色彩的亮点，但那时我们生活的底色，其实是灰暗而苦涩的。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吃的玉米面，我今天认为应该是饲料级的。是那种连苞米瓤子都一股脑碾在里面的饲料，这种材料蒸熟的窝头，人手都拿不成个，放在碗里用水一泡，水面上就泛起一层浮渣。对这件事，估计20团的人都应该有记忆。而那年夏天副食品的供应也很有特色，几乎每顿饭佐餐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臭豆腐乳。在我一生中，我只在那个夏天顿顿吃这种北京人钟爱的开胃品。平心而论，幸亏有这种重口味的调味小吃吊胃口，否则那种饲料窝头根本无法下咽！
就在这种极端匮乏的食品供应的日子里，渡口发生了一个对我们来说颇具喜剧效果的悲剧事件，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大大的口福。二十团的司务长们或许记得，1972年夏天，团部给每个连队发了一头毛驴，据说是考虑到物资供应不便，配备一头毛驴，目的是提高连队后勤的机动能力，以便他们能跑到更远的地方去采购。毛驴下到连队后没几天，十连的司务长，一个面色红润的北京小伙，他的姓名我已经记不得了，赶着这头新入伍的毛驴，一大早就离开位于沙梁上的连队，出发到黄河北岸去买菜。那是一个大热天，中午时分，这位司务长赶着驴车从师部方向回来了，车上满满地装着各种蔬菜，车子走近黄河大坝的时候，司务长本人从车上跳将下来，好让毛驴轻装上坝，那时候的黄河大坝似乎比现在要高很多，从位于坝下的渡口班宿舍门口，需要仰视才能看到坝顶，尽管司务长本人已经下车，但是对于拉着满满一车菜的小毛驴来说，挣扎到坝顶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况且它已经顶着煌煌烈日奔波了整整一上午了。毛驴奋起四个蹄子，刨着大坝坚硬的黄土，向坝顶冲刺，司务长则在一旁大声吆喝着，用手里的一个家什不断敲着驴屁股，眼看这二位就要到达胜利的顶峰，可是毛驴似乎筋疲力尽，在离坝顶几米远的停顿了下来，四蹄徒然的蹬踏着地面，并且把车辕向一侧横转了过来，在一旁赶驴的司务长这下急了眼，如果在这地界停下来，不仅刚才的努力前功尽弃，还很可能驴仰车翻！这时不少在附近看眼的人们才注意到，这位车夫用来赶牲口的家伙不是鞭子，而是一把镰刀！原先他一直刀尖朝外敲着毛驴的屁股，可是心里一着急，手的动作就变了形，镰刀不知什么时候转了个方向，而此时毛驴和车又都来回挣扎扭动，他最后这一镰刀下去，效果就由鞭策变成了砍杀，这有力的一击正砍在毛驴靠近后腿的肚子上，拖着菜车挣扎着的毛驴轰然翻倒在地，沿着大坝向下滚去！它拉的车子装着满满一车蔬菜也和驴一起向着坝底滑去，并且在坝底处翻转过来，重重地砸到了毛驴的脑袋上！
可怜的毛驴口吐白沫，虚弱地蹬着腿，一会功夫就断了气。北京小伙呆呆地站在死去的毛驴旁边，满头油汗，一脸愁容。
在老乡的帮助下，他割断驴车的绳套，单身一人，悻悻回连复命去了。把死驴和一车菜扔在了渡口。几个小时后，这位倒霉蛋又一次渡过黄河，来到北岸，这次他们赶来了马车，在把蔬菜装到马车后，他以十元钱的价格把在烈日下躺了几个小时的死驴卖给了渡口班。那时候三湖渡口的摆渡业务是兵团和当地老乡合作的，于是死驴也一分为二，渡口班和老乡各分到了整整半条驴！从车翻驴死到我们把驴肉剥出来，半天时间过去了，死驴在艳阳下暴晒了几个小时，内脏已经不能要了。伙房把驴肉分割成几大块，扔在清凉的井水里泡了几个小时，让肉里的血浸出来，然后剁成大块放到大铁锅里煮。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天天大快朵颐，这场十连司务长的悲剧成就了我们的一场持续数日的盛宴！
我也曾经无数次走过冰封的黄河，有皎洁的月光下晶莹剔透的冰河，四周宁静寂寥；也有沙尘大作，日光无色的冰河,风寒刺骨。但是有一次的冰河经历，却使我刻骨铭心，至今想起仍有余悸。
那一年，连队派我参加地方的所谓“支左”工作，整个冬天我都住在独贵塔拉公社的白音补拉（现改名白音布拉格）大队，当支左任务临近尾声的一天，我正在大队部开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我的同连好友郑悦。他电话里告诉我他父亲从天津来看他了，明天就要回去，希望我能回一趟连队，和老人家见个面。
我在晚饭时分赶到团部，在团部招待所见到了他们父子和郑悦的姐姐。郑悦的父亲是一个和郑悦一样高大的老人，一望即知是一个老知识分子。郑悦是和姐姐郑欢一起来兵团的，他的姐姐在四连当排长，那天也赶来和父亲团聚。我们在团部食堂一起吃饭，并随便聊些家常的话题。谈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可是那晚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我们晚餐结束时准备离开饭桌时，老人突然注意到郑悦的面前有几粒掉落的馒头屑，他立刻认真地用手指仔细的一粒粒捏起来，放到嘴里吃掉，并且一边温和地批评他的儿子浪费了粮食。
“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种粮食多么不容易啊！”
他用天津口音的普通话这样教导儿子。
第二天，我和姐弟俩一起越过冰冻的黄河，把老人送到师部乌拉山，老人将在那里等待午夜过路的火车返回天津。而姐弟俩决定等父亲上车后再返回，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在师部招待所住一夜，分属两个不同连队的姐弟俩，平时也难得见一面，他们也希望能在一起多待一会，可是我请假的时间有限。所以在吃过晚饭后，我决定一个人独自返回团部。二月底的黄河，冰层已经不像严冬时那样坚实，河边许多地方，已经积了堰水，尽管白天还有牲畜人马过河，可是对于行将开河的冰面，过河的人们开始战战兢兢，不折不扣地是“如履薄冰”了。从师部到三湖渡口大概三四公里的路程，我来到河边时，天色早已完全黑了。路经渡口班的宿舍时，我看到只有一个房间的灯光亮着——冬天没有摆渡，渡口只有一两个人值班看着东西。我思量了一下，安全的办法是在渡口住一夜，等天亮后再过河。可是那天值班的是两个我不太熟悉的人，他们那里用具很简陋，看来不太欢迎我在此留宿。在此情势下，我决定连夜过河。于是爬上大堤，一个人走下了冰河。
那是一个完全没有月色的夜晚，记得也没有风，这在冬春季节是很难得的，四周黑暗而寂静。
我在冰面上摸索着，凭着记忆沿平日过河的路线向对岸走去。这条冬天过河的道路，是在冰封之初，由团部的专业人员经勘测划定的，本来在地面铺有沙土，两侧插有标杆。但是经过一个冬天风雪的肆虐，标杆早已不知所踪。而脚下的沙土也因为堰水的浸渗，变得难以辨别，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我在冰面上小心翼翼的前行，用脚尖试探着前方冰面的硬度，缓慢前进。这样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按时间我认为应该踏上河滩的淤泥带了，但不知怎么脚下却仍然是吱吱作响的冰凌。在这样的夜晚行路容易迷失方向，这我早就想到，所以我在行进过程中也不断尝试辨别四周的标识。我从小就有些近视，尽管那时还不太严重，所以也没有配戴眼镜。白天当然可以没有问题，但遇到眼前这样的情势，这缺陷就展露无遗了！我知道我的右边应该是乌拉山方向，那里有师部，还有180电厂，应该有些灯光，可是不管我怎样定睛凝视，还是看不到有任何可参照的光亮从远方传来。无奈之下，我只有相信我还没有走出足够的距离，于是就横下一条心，继续向我认为的对岸前进。
这样又过去了十几分钟，我脚下的冰面似乎无穷尽的向前伸展，我已经肯定自己走错了方向。我停了下来，抑制着内心微微涌起的恐慌，俯下身去，想凭借光滑的冰面的些微反光，捕捉一些两岸可以显示方位的标识，但是一切都是那样模糊不定，我只能大概判断，我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渡口，而向南边下游走去。于是我大着胆子，调转了一个方向，向我认为是来路的方向往回走，想重新找到渡口那条安全的路，但是摸索了几分钟后，那路面的感觉仍然感到不对，这使我不禁感到一阵恐慌。正当我在冰河上束手无策的时刻，另一件偶发事件又大大加深了我的惊恐。正在踟蹰行进的我突然觉得脚下一沉，随着很大一声冰裂的响声，我落入了裂开的冰层之下！在这一瞬间我不知道我是否惊叫过，只是内心也和我的双脚一样蓦地沉了下去！
“完了”，所有我所闻所见的冰河的杀戮，今天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在这万念俱灰的一瞬还没有完全过去时，我突然感到我身体的下沉停止了，我的双脚重又被坚硬的地面承接住了！本能使我立即利用这一瞬间用双手攀住了那破碎冰面的边缘，并且把整个上身匍匐其上。我感到冰冷的汗水浸透了我的内衣，但内心明白了我得救了。那破碎的冰层下还结着一层冰面，其硬度还足以支撑我的体重。我趴在冰面好长一会没有移动。尽力抑制着我的恐惧，努力冷静地分析眼前的局面。也许应该喊一喊，如果恰巧有过河的人回应，就会找到渡口的方向，找到安全过河的道路。但是眼前一切是如此黑暗，也如此宁静，把耳朵贴近冰面，听听是否有行人的动静，可是听到的只有我剧烈的心跳和急促的喘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身下的冰面寒意刺骨，形势似乎令人绝望，可是就在这时，我似乎听到了远方有汽车的声音，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解放牌卡车的发动机声音！在这方圆百十里地的地方，除了偶有师部的车来办事，就是我们连队那几辆解放车了！
我趴在冰面上，满怀期望仔细听着这由远而近的轰鸣声，希望充满了我的胸间。一两分钟后，我已经对这声音的来源确信无疑了，我从冰上缓慢的站起身来，用脚谨慎的探着周围冰层的硬度，它们的硬度还足以支撑我的体重，局面瞬间变得乐观起来。汽车的声音越来越近，我甚至可以看到车灯时隐时现的闪动，显然它正在河堤外的灌木丛中的道路上穿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原地等待它，因为我判断，由于岸边已经积水，有经验的司机一定会在渡口停下来判断一下形势，不会直接驶上冰面。那时我们连有五六位老司机，都是军队退伍的汽车兵，另外两位知青驾驶员，一是当过政委的通讯员的小薛，二是当过团长的通讯员的张海洲。不管是谁，我希望他会如我所期望，在渡口停顿一下，这样我就不仅可以定位渡口，而且可以搭乘汽车回到连队。汽车的动静越来越切近，听起来已开始驶上堤坝。果然几秒钟以后，一道雪亮的灯柱在我东北方的大坝上方照射过来，渡口、河岸、开阔的河面，瞬间都清晰的呈现在我的眼帘。
我开始带着希望大声呼喊：“停车！停车！”
可是车里的驾驶员显然听不到我的喊声，汽车缓缓的驶下大堤，我开始以我觉得最安全的速度向渡口方向一步一滑的奔跑。车行驶到了河岸，我的判断是对的，它在几米宽的堰水前方停了下来，发动机的声音也转成了怠速。一个身影从司机座的门上跳了下来，看起来是跑到岸边查看冰面的情况。
我持续不断的呼喊着。突然，那黑暗中的人影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他离开车向下游方向走来，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确认听到声音，并且也大声的发出询问的呼喊，这喊声立刻使我判断出，这是张海洲！是我的好朋友！此时此刻，我心中的恐慌和无助瞬间一扫而光，我甚至突然觉得有些羞愧，几分钟前所体验的那种种绝望和恐惧，简直有点小题大做，滑稽可笑。可是接下来我们经历的事情证明，这一切既不夸张，也不可笑。
当我和海洲终于在北岸会合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平静下来。张海洲是一个永远诙谐和笑声不断的人。他是呼和浩特的知青，比我大几岁，小小的个子，人又机灵又活跃，说起话来总像是在喊话，在他的脸上从来看不到愁容和阴霾。在这样一个夜晚遇到他，真是最大的幸事！可是我们的前途并不是光明和平坦的。等我们冷静下来判断我们眼前的形势时，才发现我们开着一辆几吨重卡车过河，风险其实比单人过河大得多。我已经忘记了那天张海洲车上拉的是什么货物，但是好在并不是满载——在这季节，稍有头脑的人也不会满载过河。就是空车过河，恐怕也只有张海洲这样的拼命三郎才敢出车。通常这种差事都会有两个司机同去，以便有情况时候有个照应。但不知什么原因，这次却只有张海洲一人。我猜想，最大的可能是有家室的老家伙们都不愿在这行将开河的日子冒险，只有张海洲这样的知青才不知深浅，一个人独自在这样的日子出车。可总得试一试，海洲发动了车，蠕动般地驶上了堰水淹没的冰面。谁知道刚刚压到冰面，车轮下的冰面就哗啦啦的断裂开来。海洲利索地挂上倒档退了回来。我们陡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我来说，刚刚平复的情绪又重新紧张起来，好在现在我们是两个人了，毕竟比独身困在黑暗的的冰河上无助地挣扎好的多。海洲是一个聪明机警的家伙，在处理技术问题时候也相当细致。他略一思索，决定到上游找一个平缓的位置再试。因为通常河岸平缓的地方水位较浅，这样要安全一些。于是我们在车大灯的照耀下沿着大堤寻找一个堰水较少的平缓地形。可是试了几个点，结果都和渡口一样，好在海洲车速控制的很慢，一有异常马上原路倒回。这样我们一路北上，而在我们的后面，压断了一大片冰层，那里已经不似刚才那样只是浅浅的堰水，而变成了连成一片的河面。我们过河的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了。这时候，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我们还是开了个“紧急会议”，作出了两个决议，一是，把两边车门打开，脱掉长大衣，以防万一。而是如果真的车沉河心，各自争取脱身，不要顾及对方。我知道这是正确的。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的情绪越来越沮丧的时候，我们的车来到一个生长着芦苇的拐弯处，这里河面似乎较宽，可是两岸都丛生着芦苇，苇梢已经被老乡割走，只留下短短的一截枯茎直直的竖在冰面上。也许这枯萎的芦草起到了一种加固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的车幸运的压着这些枯草慢慢地的驶到了河心。再慢慢地向南岸移动几十米，我们就可以上岸，结束这场噩梦了。
可就在我们的希望伴随着焦虑在急速增长的时刻，身子探在车外我突然又听到了我们最不愿听到的声响——，咔吧咔吧的冰裂声，几乎同时，海洲也意识到了我们的处境，他稍一迟疑，迅速作出决定，左打方向，把车头向着更开阔的那片芦苇荡开去，我只是事后才明白他的想法，有芦苇的地方就可以判断大致的水深。但那时我们并没有时间交换想法，海洲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猛轰油门向河岸驰去。我们清楚的听到车轮下开裂的冰面发出恐怖的巨大声响，车像一头努力挣脱追捕的猛兽在四处溢水的冰面上奔驰。我们此时已没有了时间的感觉，直到我们听到车底盘轰的一声，重重地拍在一道坚硬的坎梁上，这时，一直半个身子在车外的我向后望去，在车灯的余光中，我看到卡车急速转动的后轮把伸展到岸边一片巨大的冰块有力地推向河心，而冰下已融化的河水立刻泛着水花涌起，淹没了原先是冰层的地方！在张海洲的操控下，车轮跌跌撞撞的在布满红柳和芦苇的河岸漫无目的的向前冲击，我们要离开危险的大河尽量远一些，尽管此时的我们，已经明显感到地面的坚实，尽管我已经看到，河边的堰水已经离我们远去。
当我们确信已经脱离了黄河的掌控时，海洲停下了车，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我们坐在一个隆起的沙丘上，各自点着了烟，用衣袖擦着满头的冷汗，尽管我平时是不抽烟的。虽然找到回团部的大路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可是比起在冰河上的历险，那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轻松，一路聊着天，并在熄灯之前回到了连队。（未完）
世说文丛总索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