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们只能根据新石器时代图像之两头一身龙、一头双身龙，推测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民族有了龙崇拜。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350年-公元前4420年）已经有了猪首、鸟翎、蛇躯异质同构的龙——这种龙是鸟图腾、猪图腾、蛇图腾融合的图腾。此后中华民族有了几千年遵循之龙的造型规范（龙中有凤、凤中有龙）。
再根据汉代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像，知道商代的一头双身，甚至两头一身神物，是哪些时代的人，认为伏羲女娲乃一体不分的神灵。它的象征性，是不言而喻的——前中华民族已经有了龙凤崇拜的雏形，也就是说，龙凤崇拜随着父系社会的确立而可以统称龙崇拜。
从帝舜豢龙的历史记载中（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知道龙图腾在帝舜时代，被中华民族认定为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祖先化身。
进而又根据晋王嘉《拾遗记·炎帝神农氏》之小说，知道早在前中华民族之炎帝时代，就已经有了为龙崇拜而豢龙的举措。
我们又从《易经》大量排斥抢婚的婚姻卦中，知道商代以前曾流行原始的、非制度化群体性结合婚姻，为了打破这种无固定配偶和亲属规范的婚姻状态，有了某居住单元男生，向另一居住单元女生抢婚的婚姻状态。继而我们从甲骨文“家”字的字形构成中，知道了商代文明地区流行聘娶婚。这些婚姻形式的探索，让我们知道人类繁殖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使命。“家”的概念形成，是人类第一伟大的自然使命的实践。
我们从“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推知大禹时代断然没有几千万的人力可以动员疏导大江大河，大禹就是一位身先士卒的工程师，动员许多单位的民众，就原先已经聚居的高地，再聚土堆筑大土台子——这种“大土台子”，就是中华民族的初期城池；因为洪水来了可以躲避洪水，盗贼、野兽来了可以据险抵御，从而呈现了人类重要社会使命——保卫人类繁衍的社会环境。
我们从《尚书·尧典》四仲星出现位置的记录上，知道了帝舜氏受帝尧氏任用管理天文气象，相对准确的时间是公元前2357年（取瞿锐园《古史选译》说），这一年前后，也是帝舜氏政变帝尧氏的大致年代。我们从《山海经·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的记载中，知道“黄、虞、夏、商、周，是传说“炎黄争帝”、黄帝氏胜利后朝的代名字。帝尧氏应该就是“黄”之朝代的继承人。
再重复一遍：至少从“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龙凤造型规范形成时期，我们前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一个核心，有了一个民族集团，这个集团以猪崇拜，凤崇拜、蛇崇拜，为集团的民众信仰基础。
我们从两头一身龙、一头两身龙图像的出现中，知道了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已经成型，再回顾商代大量的伏羲女娲合体像这一事实，我们推想，这个民族集团宣扬的第一原则是多生多育，因为只有多生多育，才能获得生产力，才会抵御大自然无情的摧残。这也就是史前领导权获得的初期依据。
进入了少昊时代，依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大皞氏以龙纪……（少昊氏）纪于鸟……”我们知道那时的前中华民族，已发明了四方神——南方由火神掌握（南方朱雀），北方由水神掌握（北方玄武），东方由木神掌握（北方青龙），西方由金神掌握（西方白虎），在甲骨文时代，四方神东方名“析”，南方名“夹”（一曰“因”），西方名“夷”，北方名“宛”（取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大概炎帝氏被取代之时中国仰韶文化体系的领袖黄帝氏，因四方神已发明而已没方位神的位置，于是才将四方大地的中央，给了黄帝氏（中央土）。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出现了。我们似乎由此可以大致的勾勒出一个“史前领导权获得依据”逻辑。
《吕氏春秋·应同》篇：“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因此黄帝也成了北斗星的主神。
我们从《左传》“黄帝氏以云纪”，推知黄帝氏似乎逊于少昊、颛顼天际科技系统的掌握。从黄帝氏的后继领袖帝尧氏任用帝舜氏管理天文气象之角度来看，少昊氏、颛顼氏发明了太阳历，而伏羲女娲之组成的大昊氏，就是依靠太阳历的不断完善，再加上人口繁衍的号召而有了史前领导权获得的依据——应该强调的是大昊氏根据太阳运行的八个方位所创造的《易经》，是他们有了史前领导权获得的赫赫位置。他们的后继领袖炎帝，其发展了关乎衣食的农业，并发展了《易》学（学人们称它为“连山易”），也使其有了史前领导权获得的依据。
黄帝氏因为建立了中华民族第一个政权，同时他的后继人员能够任用伏羲女娲、炎帝的后继精英帝舜氏，更加完善了太阳历的历法，继续推行人口繁衍的传统方针，从而其也有了史前领导权获得的依据。
帝舜氏通过政变帝尧氏而创立了“虞朝”。因为他可能改变了物候历法（以麋鹿生茸脱角为历法依据），发明了干支记日法——太阳树上的十个太阳鸟值日，即十旬、十天干。这种太阳树名称就叫“华”，这个“华”读音为“瓜”，亦即葫芦瓜、瓠瓜的“瓜”音。这葫芦瓜，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图腾，它是伏羲女娲一族的图腾形象，更是伏羲女娲母亲“华胥氏”的图腾形象——所谓的“虞”读音就是“华”。帝舜氏当然能将伏羲女娲一切良好的传统仍然遵循。帝舜氏可能为了凝聚民族的力量，推行了“豢龙”制度，“豢龙”就是豢养一公一母两条蛇，以他们象征祖先伏羲女娲，以祈二龙祐护他们的子孙。这在《易经·蛊》卦中有侧面的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人人引为自豪的“龙的传人”之出处（也是养蛊为害的诬言之出处）。仅此足可以认为其是史前领导权获得的依据。
“大禹治水”，实际是“平治水土”。“平治水土”的本质是动员民众将以往传统居住的高地，再堆土建筑“大土台子”，这种“大土台子”堆土建筑之取土之积水的沟豁，稍加疏通，就是妥妥的护城河，和原先之水源的水流连接，就成了利于农业的水网。这种“大土台子”，有效地聚拢了以往多生多育民生信仰普及的盈余人口，它不但有能防水患、盗寇、野兽等等优点，还使它成为他和他家族获得史前领导权的依据。
自炎黄争帝之时，黄帝氏就考虑融于东方民族之理由。东方民族可能就被称为“夷”，然而东方民族之少昊氏、颛顼氏毕竟在全世界民族之林中首先发明了日影测量、记录之科技，这种伟大的天文气象预知之科技，借春秋分、夏冬至而有了四方神名——火、水、木、金。于是乎黄帝氏就把夏季之尾加进了“土”，这大概是“昔者黄帝氏以云纪”的原因。这种原因有可能让黄帝氏民族集团向东方民族攀亲沾故，他们后人最可能的是，说自己是太阳历发明者之一颛顼氏的先人或儿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史前领导权获得的依据。我们从《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帝（指帝尧氏）不臧，迁阏伯于商丘……迁实沈于大夏”之“帝”字得知，不管生前为帝还是死后为帝，黄帝氏的后人之愿望达到了。
大禹在毁弃了帝舜氏在共工国建立的太阳神神庙之后，建立了今石峁遗址的石城，有了家天下的夏朝——有了“华夏”的“夏”朝。《山海经·海外西经》之“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我们从中得知夏朝建国之初，曾甘愿依从伏羲女娲民族的服饰“珥两青蛇”，甘愿“乘两龙”——认同伏羲女娲为祖先、冒称“龙的传人”，使用《易经》八卦的方位，从而有了获得合法领导权的依据。无奈“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见屈原《天问》）。”所以到了十四代的君王孔甲，启用刘累仿效帝舜氏再度“豢龙”，以便据有获得领导权的依据。
商代的王族，是伏羲女娲的后人，所以他们事事求神问卜，特别重视祭祀祖先神灵。他们和祖先帝舜一样，在今四川三星堆建立了祭祀伏羲女娲的太阳神神庙。他们深信这就是领导权获得的依据。
周代的王族，他们改变了《易经》的阴阳属性，以期从另一方面获得领导权的依据。商代天即神（《孔子家语·问礼》注“上神天也。”）、阳气之精曰神（《大载礼·曾子天圆》）、火之精为神（《素问·精微论》）、火气之精者为日（《淮南子·天文训》）……显然遭到了周王族的否认，因为《周易》当中以水为阳，以火为阴。这样一来就突破了有史以来许许多多的传统的认知定式，他们深信这就是领导权获得的重要依据。然而数千年的传统很难改变，这种阴阳关系虽然起到了一时的作用，后来也只能存在于文王八卦方位当中。
以上这些妄论当然有待充实，不过长征之途需要有人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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