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我24岁,从德州师专中文专业毕业,进入团市委,在办公室做秘书。办公室位于已被拆除的太平路37号,原国民党市党部大楼上。进入大楼,沿着那种楼内环绕式的楼梯登上五楼,冲着楼梯稍偏左一点就是办公室,右边是组织部,左边是宣传部、学校部(对外称学联、少工委)、统战部(对外称青联),宣传部对面是青工部和青农部,以及后来成立的研究室。研究室成立后,我和另一位秘书一起进入新部门,但他直接升任部门主任,我后来成为副主任,职责依然以编团讯为主。
办公室是一个很大的里外套间,里间是书记室,坐着一位书记、两位副书记和一位秘书长。外间有四组办公桌,紧邻靠海的窗户,左边是两位主任,两位主任对面是两位财务和司机,他们的右边,也就是进入书记室的右手只有一张桌子,是一位文书,主任的右手是两位秘书和打字员。我到岗的时候,已有了一位秘书,胶南人,大我一岁,话很少。我的左边,一抬头就是栈桥景区,栈桥、小青岛、青岛湾、前海沿一带景色尽收眼底。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手编辑机关刊物《青岛团讯》。
这份机关刊大约创刊於我进入团市委的前几年,最早是一页小报,八开,印数不详,编辑是另一位秘书,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给领导写讲话稿和报告,机关刊物就不怎麼按期出。我接手后,逐渐做到了月刊,并且改小报為杂志形式,只是具体记不太清改版的日期,好像是1982年的年初。我大约做了10年多,到1992年10月离开团市委為止。一年基本是12期,有时遇到重大会议和活动也出增刊,十年出了大约125-130期(含增刊),字数大约625-630万字。
这十年的编刊经历令自己受益匪浅,虽说学的是中文专业,但在此之前从未编辑过期刊。当时还没有电脑,每月一期期刊完全都是手工操作,手工撰写、抄写、誊清,自己画版样,送厂排铅字付梓。每天阅读从各直属单位和基层单位发来的简报、报告、材料,阅读量和印成文字的比例大约是2:1,即编10万字左右的稿子,形成5万字的出刊量。在后期,开始编每年一本的《青岛青年工作年鉴》,每本大约是50万字,记得是编了4本,最早是一本两年的合刊,就是200万字,这十年,仅编内刊和年鉴,累计出了800多万字的稿子,而实际编辑量要远远多於这个数。也就是说,十年总的实际阅读量要远远超过1500万字(还不包括给领导写的讲话稿和调研材料)。
这份内刊的印数大致是3000-5000册,发放范围是全市各级团组织,主要是有团委的单位。每次印好团讯,都要从一楼搬到五楼,那座楼没有电梯,数千册印刷品就这样一期一期被搬上去,那时年轻,也不觉得怎样。
当时家里住不开,请示领导,特许住在办公室。看到老式打字机很好奇,看到那些文字都是反的,而分布很不规律,一天突发奇想,就把所有的铅字拆下来,按照偏旁有规律地重新装上去,这可就闯祸了。第二天,打字员张丽清大姐见了,有点发懵,為此我挨了批评,只得重新改回去。但我并未就此罢手,从此开始熟悉字的排列方式,最终达到了盲打的程度,有时张大姐请假,或是忙不过来,我就直接上阵。记不得有多少个黄昏和夜晚,那幢老建筑里总是传来劈里啪啦的打字声,那种打字,要在打字机上铺一张蜡纸,刚开始,用力不匀,往往把蜡纸打破,后来越干越熟,能均匀地打字了。据说打一下字所用的力度是7斤,一万字的报告,就用力7万多斤,所以肩膀总是发酸、发胀,那时年轻,也不在乎,但也就落下了肩周炎的毛病。
做团讯的后期,增加了一个“本期内容提要”,把本期主要稿子的主要内容提炼出来,用自己的话加以阐释、评价,这样,无形中提高了自己的文字组织能力。
最初团市委的10年,出版社的3年半,还有报社的11年,对文字水平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在出版社期间,开始有机会接触具体的编辑业务,给出版社的业务部门看了一些稿子,逐渐加大量,在编稿的过程中学了很多东西,说是又上了一次大学,一点也不為过。
打好的蜡纸,还要自己用油印机印,有时弄不好,还会弄得满手、满脸是油墨。忙的时候,一天要出好几期简报,从写稿、打字、油印,然后装订,装信封,发送,都是一个人做(忙不过来,就找基层的团干部帮忙)。那段时间,忙,且快乐,文字编辑水平与日俱增,打字技术后来电脑普及了用不上了,不过对文字的熟悉程度,也帮助我尽快地适应了电脑的键盘,所以学电脑也没费什麼事,虽未经过系统的培训学习,但很快学会了盲打。记得后来调青岛出版社工作,微机室的工程师樊建修老师一再建议我一定要学会五笔打字,并教给我方正排版技术,当时也确实学了,掌握了方正技术,也会用一些简单的五笔,但总也记不住,最终也没掌握,后来跟樊老师说起来,还感到遗憾呢。但后来证明,其实未必要掌握五笔,后来学会双拼,又学ABC,及至用现在的输入法,达到很快的盲打速度,随想随打,越来越熟。
虽说那一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方面(比如价值观等)相当不堪、不值,但业务能力的提升(包括文字水平、出版流程等方面)是显而易见的。看问题还是要历史地看吧。谁也无法想像自己几年后、十几年后三观的变化吧。
2005年年中,告别慈父后,心情压抑,无所事事。秋天,网上认识一位原新华社的记者范正利,交往过程中,他说本地有一企业承包了一本杂志(即《动感CITY》杂志),正在招募团队。于是我跟他一起去投标,同时去的还有其他几拨人,最终我和正利的团队中标。但主办方选的团队带队人却是我,这让我很是为难,本来是正利出面谈的,怎么就角色变了?而且接下项目后,正利却仅仅成为团队一个普通编辑,这更让我为难。主办方孙大姐做工作,我勉为其难,只好硬着头皮上阵。过去虽说做过期刊,但那都是内刊。像这样商业化的大型期刊还真是没做过。我的角色是副总编、编辑部主任。团队成员有十多人,有我自己的好友,也有招募来的。杂志出了三期还是四期,每次出刊都像生一场大病。因为当时我还在报社做夜班审读,白天还要睡觉,连轴转,确实劳心劳力。还有团队成员之间的磨合,与老板之间的磨合,与客户的磨合,还有自己能力的问题,磕磕绊绊,终于无法继续做下去了。原因除了上述的磨合问题,还有办刊理念问题。老板急于收回投资,又事事插手,记得好几次所谓的编务会都是马拉松会,每次都开五六个小时,其实会上也并不都是围绕编务,大多数是老板在说话,讲他的一些国外见闻(他在美国还有企业,经常出国)。
这本杂志,之前据说在北京等地是出版过的,直属中国出版集团。后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停刊,青岛一企业接手。虽说是一本旧杂志,但从运作角度看,完全是新路子。先说杂志开本,老板召集团队在位于今市南软件园某建筑内的四楼小会议室,把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各种杂志堆了一桌子,老板让我定一种规格,原则是比国内现有的杂志都大气,要最宽,最长,怎么可以这样啊,最后我选了一款大16开,210mm×297mm,但老板还说小了,无奈,只好又扩大为230mm×300mm,其实这样是很费纸、加大成本的,最后老板拍板,就这么定了。每期印1000册,全彩印,全铜版纸,成本接近小十万。当时没有笔记本电脑,每次发排下厂,都是夜里去。记得一次报社下夜班,又打车去印厂,夜里很冷,半天缓不过劲来。页码又总是出错。彻夜未眠。第二天上午还要去杂志社,晚上继续上夜班。作为主编,除了安排记者采访,营销去拉广告,美编设计版面,翻译成英文,自己还亲力亲为去采访,联系各方客户,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关于内容,老板坚持要有时政,有文化,有时尚,有美食,有历史,有商业。还要求大量从国外杂志选取精美图片,翻拍下来。我告诉他这是侵权,他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摄影师每次翻拍都很为难,当时还扫描设备还不普及,只好翻拍,效果是很差的,现在看看手里的几本杂志,那质量真是不敢恭维。为了撑门面,还从别的杂志上选取精美广告,其实这也是违规的,说过多次,置之不理。架子是想做大,但设备、理念跟不上,办刊思路不清,对所雇佣的团队不信任、不放权,处处插手,事事过问。再比如封面有一句提示语“城市行动内案”,对此,略懂日语的我告诉他,这个“内案”是错的,应该是“案内”,是日文汉字,中文是“指南”的意思,但老板坚持说他在国外看到的就是“内案”,不让改,说这样的用法与众不同,可以吸引眼球——什么逻辑啊。他还希望半年就要收回投资。这是不可能的,违反行业规律。再说像青岛这样整体缺乏现代大都市商业气息、人文气息的小地方,办一份全国性的杂志,视野、资讯、人文环境等方面都不合适,本地资源支撑不起一份面向全国的杂志,因此我建议把编辑部搬到北京或上海去,但老板拒绝了。由于办刊思路混乱,杂志拉广告很困难,人员又不断增加,杂志卖不出去,堆积在办公室里,很是扎眼。
按说投资方是不过问具体编务的。多种因素叠加,几番交涉无果,只好去职。老板在云霄路南端一家酒店为我饯行,还是一再表示希望我回来。对我的去职,很多人,包括家人都不理解,但我无怨无悔。
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段经历,虽说有种种的不尽如人意,但有机会主办一份大型杂志,学到很多过去没接触到的东西,多少还是有所收益的。这种历练作为一种教训,也为之后遇到类似的机会垫了基础。后来还有几次这样的机会,跟主办方沟通后,也出现类似办刊理念等方面的问题,也就没有接手。
这份杂志,我走了之后,团队里一个成员吕小姐接办,我在一个公共场合还见到过那杂志。杂志存续了很久,由期刊的规律来看,那种思路是难以为继的,坚持了那么久,匪夷所思。
原载轻博客
12/16/2019 10:06:56 PM
12/20/2019 10:16: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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