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八中
1966年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已经逐渐平息下来，运动初期满街随处可见的暴力革命行动，揪斗、抄家、遣返“黑五类”，以及毫无限制地打砸所谓“四旧”的场面，还有各派造反组织之间的殴斗，在市面上已经难得见到了。学校名义上没有解散，但实际上处于停课的状态。高校的学生们可能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继续革命，但是多数中小学生已经在街上游荡了四年。街道上到处是三五成群的各种年龄的孩子，并且逐渐结成了各种小帮会。那种上课—写作业—考试的日子似乎永远结束了。
本应该67年夏天小学毕业的我们，在学校滞留了一年之后，终于以七年级小学生的资历，在1968年的秋天，进入了附近的一所中学。入学考试当然是不需要的，所有的孩子不管成绩优劣，都按照家庭地址，就近安排进了中学。
我被分配去的那所中学是青岛第八中学，坐落在市北区一条位置最高的路上，这曾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教会学校，确切地说是一家教会女子中学，旧称文德女子中学。
“文革”之前，学校还一直保持了作为女中的传统。校园的建筑是欧洲中世纪的风格，校舍分布在曾是一片山顶的高地之上，红色的瓦顶，灰绿色的门窗，整个校园都被高高的青灰色花岗岩石墙所环绕。墙体上覆盖着茂密的攀缘植物，像是欧洲电影中的修道院。
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小学时的老同学，但也有另外一些来自附近其他几个小学的学生。对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也是朋友圈子大调整的一个时期。从那时候直到我离开这个学校。我没有领过任何一本课本，也没有学到任何一点毛语录之外的知识。我们的知识水平就此定格在小学五年级上学期了。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刚刚进校的时候，学校里还设有所谓牛棚，就是囚禁那些所谓的“黑五类”老师的地方。进校的第一学期，如果那些空耗的时间还能被称作学期的话，校方频繁组织批斗老师的活动。那些背负着各种政治问题的老师们，轮流到各个班级接受学生的批斗。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先后换过几任，开始时是一位白白净净的姓韩的女老师，戴一副白框眼镜，在我们看来，她应该已经是一个妈妈了。可是不久后传来了她结婚的消息。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的她大概也就是接近三十岁的年纪，是一个晚婚的大龄女生罢了。
虽然没有文化课，但是学生们还被按照家庭住址的远近，被划分成一个个学习小组，我也被指定为一个小组的负责人，那不过是因为小组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家。每个小组的规模是四五个人，同学家彼此居住的距离都在五十米的范围之内。因为没有作业，这种课外活动的内容我已经没有了清晰的记忆，只记得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漫无边际地闲聊着那个年龄的男孩感兴趣的各种话题。
有一天，班主任韩老师来我们的学习小组巡查，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装束和仪态都有些不同寻常的年轻女老师。她身材娇小玲珑，头发有些卷曲，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皮肤黝黑，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热带女孩。后来我们被告知这个女老师是一个泰国归国华侨。在此前这几年，泰国发生排华浪潮，好多华裔的泰国人，主要是年轻人，回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位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老师在我们班里待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是暂时实习一段时间，可是因为她的举止言谈迥异于周围其他人，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在不多的几次谈话中，她告诉我许多关于泰国的事情，还告诉过我她对于伟大祖国的最初印象。
“我刚一出火车站，就看见有两个人在广场上打架，打的满脸是血，也没有人管。上了公交车以后，又有两个人吵起来了，是两个女人。没吵两句，一个人举起拳头，一拳把另一个人打翻在地上！”
“我在泰国从来没看见人们打架，真的吓死我了！”。她讲述的时候，还是一脸惊骇的神情！
后来她发现，这样的街头斗殴在这个城市是家常便饭，在她执教的这个学校尤为如此。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她这样告诉我。
“青岛车辆厂五七战校”
进校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极具时代特色的事情，就是学校突然被宣布归属了一个工厂——青岛车辆厂，学校的名字也随即改为“青岛车辆厂五七战校”。宣布了这一改变之后，学校里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原先由青岛交通局派来的工人宣传队，换成了一帮看起来更为年轻的，也更为“革命”的青岛车辆厂的造反派。说起工宣队，也是“文革”这棵歪脖子树上萌生的一枝奇葩。对于这朵可以称之为恶之花的专题研究，完全可以作为历史学中的一个博士学位的课题，所以在此不多赘述。
在学校变成了这个工厂的附庸之后不久，我们被分批地安排进这所工厂去参加生产劳动，这在当时被称为“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现在还记得这三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这种活动自然就属于生产斗争。工厂位于当时烟囱林立的华阳路上，这里曾是青岛的工业区。50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变成了商业区，而且有几条街已经成为所谓文化城一部分。当年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四方区，而四方区这个名称，当年就是青岛工业区的同义词。
一个月的工厂生活，给我留下了阴暗的印象。光线昏暗的车间里弥漫着机油和铁屑的味道，除了午饭的短暂间歇，整个空间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开始几天，新环境还引起了孩子们的一些好奇。但至少对于我来说，那些极易掌握的单调重复的机加工操作，很快就使我失去了兴趣。
我被分配在一台叫作铣床的机床上。师傅是一个二十多岁刚当母亲不久的年轻女工。按照那时的工人福利制度，生产后的女工只有一个月的假期，此后她就得每天抱着她满月的孩子来工厂上班。工厂为带孩子的女工设有一个托儿所，女工们在车间工作期间可以把孩子放在那里，由工厂的保育员照看。哺乳期的女工上下午各有半个小时的哺乳时间。女师傅对我的到来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她就有了更多的时间跑去托儿所和她的新生儿待在一起。
我所要学习操作的这台名为铣床的机器，今天想来是一个结构和功能都很简单的设备。它加工的是一种大螺帽，用于固定那种今天已经消失了的地排车车轴。这个所谓的车辆厂所指的车辆，其实就是这种用人力拉的地排车。在那个时代，它是市内短距离运输的主要工具，需求量很大。机器的操作很简单，把毛坯件放进一个固定的卡子上。然后脚下踩一个控制进退的踏板。毛坯件就徐徐进入车刀旋转的位置。加工程序完毕后，毛坯件自动退回，然后再换另一个坯件。年轻的女师傅告诉我，她那台车床每天的定额是800个，她来回地给我示范了几次。然后让我来操作，经过几次练习，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操作的要领，不是因为我机灵，而是实在太简单了。看到我确实能够独立操作了。女师傅欢天喜地地离开了车间，跑去幼儿园看她的孩子了。开始她还不时跑回来看看我的操作有没有问题，在她确信我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之后，她就基本待在托儿所里。只是在吃完午饭的当口，我想应该是托儿所的孩子们午休的时候，她才回车间来看一眼。
一两天之后，我对于这个车床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我发现，那个脚踏板如果用一个重物压住。机器就可以自动地往复运动，不需要一下下地去踩踏。而这个时间空当，我完全来得及从容地换上另一块新坯料，这样一来，我就用不着站在那个踏板前面操作，而可以坐在侧面从容的换料，而且效率能够提高好几倍。这次技术革新之后。我当天就加工了2000多。几乎等于额定数量的三倍，可是当我得意洋洋地向那位女师傅展示我的革新成果时，与我所期望的相反，师傅却恐慌多于惊讶地责备我，“不要干这么多！你怎么干了这么多？”
等她搞明白了我的方法以后，她悄悄地说，这办法可以，但是你不要干这么多，慢慢干，干一阵出去玩一会儿！
在我真正成年之后，再回想起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我才明白这就是一个人成长的历程，离开书本和师长道貌岸然的训诫，从这些带着各种意味和色彩的琐事中，学会观察和理解生活的内幕。就这样日复一日，日积月累地把自己单纯明亮的底色，涂抹得越来越接近这个光怪陆离，常常是龌龊不堪的世界。
这一个月的工厂生活使许多同学兴奋不已，因为这毕竟是一种改变，许多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而作为一个工厂的产业工人是那个时代年轻人最大的理想！
但是和许多同学的向往不同，我和几个挚友却从这一个月的经历中，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将来绝不能去过这种生活。在我们看来，这种定点定时，沿着固定的路线，日复一日地做相同的事情，是一种绝不能忍受的枯燥乏味的生活。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也是当年最亲密的几个小伙伴，和我有着相同的想法。于是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我们越来越多地在讨论我们未来的去向，而且这种讨论越来越明确地指向了一个方向，那就是边疆！
在那个信息极端封闭的时代，又脱离了学校教育，注定了我们的各种知识都极其贫乏，对于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面貌，也不可避免只有一个井蛙观天的视野，比如我对东北的印象就来一本儿童文学《绿色的回忆》，故事是以一个小学生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他假期中跟随在林区工作的父亲在伊春林区的漫游见闻。而对新疆和军垦生活的了解，也多半来自一本当时流行甚广的小说《军队的女儿》。
多少年后，当我在这个国家里有了一番游历之后，比较之下，我才意识到我所出生的这个城市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可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年龄，在我的想象中，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风土各异，充满了神秘与新奇。主要的是，远离家乡和父母，从此可以获得独立和自由。
其实在我出发之前已经有了小道消息，70届这一届的初中毕业生，取消了高中，将全部留城分配工作。后来的事情的发展基本如此，只是也有一些人去了外地三线工厂。总而言之，我当时的信念就是绝不待在那些昏暗车间里，整日的听那种震耳欲聋的机器声。
1970年来到的时候，这个城市里的“革命形势”，像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已经基本稳定。造反派夺了各级政府的权，代之以各级革命委员会。但是整个社会生活依然充斥着一种混乱，时不时的就有在广场举行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主题都是呼应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今天看来是莫名其妙的革命部署。
在我离开青岛之前，在离我家不远，被称作第三公园里的地方举行的一个公审大会。那一次公审的一批人都是所谓现行反革命，其中有姓王的兄弟俩，被指控成立了一个党。还有一个四中的老师，罪名是污蔑江青同志，全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那个时代凡是被判处极刑的反革命分子，在宣判之后全部押上敞开的解放卡车。犯人五花大绑，背后插一支尖尖的亡命牌，上面写着罪犯的名字，名字上面打着一个触目惊心的红叉。这些押着罪犯的车要在整个市区主要街道兜上几圈，游街示众，然后才奔赴刑场执行死刑。有很多人跟着刑车，一直跟到刑场去观看行刑现场。然后回来津津乐道地讲述罪犯被处死的全过程及各种细节。我从来没有去过这种场合，尽管从内心来讲，我那时也是一个伟大领袖的拥护者和崇拜者，但是这些人被剥夺生命的理由，让我不由得从内心开始质疑这种宣判的正义性。
1970年的春天，传来了山东建设兵团来青岛招人的消息。不久就听说一些前后街坊邻居的孩子报了名。可是在我们这一个小圈子里，小伙伴们对这个去向并不感兴趣，理由很简单，那里离家太近了，不符合我们想象的远方！
今天通过网络回溯1970年的历史，你会发现，那一年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其中有一件是，前苏联在这一年发射了一枚金星探测器，并在金星表面着陆。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除了在学校的政治学习中，由老师发布一些官媒登载的消息，对整个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存在和变化，我们只能从一份半公开的并非人人可以阅读的内部报纸《参考消息》中，得到一些鸡零狗碎的信息。但是，“苏修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在那时的中国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
兵团招兵了
就在这种无所事事的彷徨中，我们迎来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青岛招兵的消息。
对于内蒙古，除了我偶然在“文革”前的初中课本上见到的几张印刷极差的照片，我的知识几乎完全是一个空白。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人都知道，那里有广阔的草原，流云般的牛羊，人们出行都骑马，一日三餐都吃羊肉，这总应该没错吧？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生活，可以去！
虽然和新疆云南这些远在天边的神秘所在比起来，内蒙古在我们当年的心目中是一个逊色一点的选择。但比较起进工厂和去山东建设兵团，内蒙古显然更富魅力。这个突然进入我们生活的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几乎立刻成为我们那一时期唯一热议的话题。
那个年代，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管辖的街区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因此机构的数目也多得多。在我家周边几百米的区域内，就有三四个街道办事处。我居住的聊城路，属于市场三路办事处，往北一个街区，就是甘肃路办事处，往南的则是胶州路办事处。除此之外，位于东边上海路的青岛第九中学也设有一个招募点。
虽然我们这一群小伙伴还没有人报名。可是不断地传来熟人圈子里人们报名的消息。这些消息不断地搅动着我们已经变得躁动不安的心绪。
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之所以还没有人报名，不完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首先，我们当时还是在校学生，对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已经有了很多传说。其中最乐观的一种说法是，自“文革”以来停止给中学生分配工作之后，这一届初中毕业生，将大部分留城分配工作。这个说法，对于出于利益权衡才考虑去边疆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尽管对我本人并不构成诱惑。因为我对边疆的渴望，并非出于无奈。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追求。我已经有过一个月亲身体验的工厂生活，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工厂是一种完全没有吸引力的地方。
但是对于那个时代大部分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城市里找到一份无论什么样的工作，不离开父母和家庭，享受一周6天，一天8小时工厂或者商店的工作，每月领到36块5毛钱的工资，是一种体面又满足的生活，如果有幸能在有数的几个国营大厂就业，每月领到40块钱的工资，那就更是一种可以引以为傲的幸运了。
内蒙兵团的招募工作进行的十分高效。8月中旬开始设立招兵点，到9月8日，第一批知青已经登车前往内蒙古。
他们出发那一天，青岛下着小小细雨，我和几个小伙伴也到青岛火车站去看热闹。虽然听说那天火车开动时，因为有家长情绪激动摔进了轨道，导致刚开动的火车紧急刹车。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并没有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反而似乎在催促我们及早下定决心。
记得当我对母亲表达了我想去内蒙古的想法时，母亲尽管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她给当时在郊区工作的父亲打了电话。告知了此事，父亲很快就赶了回来。
父亲那时在果品公司工作，此时正在郊区的仓库参加一项季节性的工作，配合外贸公司收购出口的苹果。他工作的那个地点离我们当时居住的街道其实只有20多公里。如果今天开车的话，不过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可是那个年代，父亲往返都是骑着公司配发的自行车，再加上青岛地区的丘陵地形，这一路就得半天的时间。
9月初是青岛最热的季节，父亲骑着自行车赶到家里时，正是中午时分，他先吩咐我用他那个能装一升半水的大搪瓷茶缸，到对门的店里打两斤冰镇啤酒。他喝着啤酒吃着饭，一边听母亲对他讲述她所知道的关于内蒙古兵团的情况，吃完饭以后，他就躺下睡着了。而我在这整个过程中，一直忐忑不安地揣摩着父亲的心思。我的判断并不乐观，父亲十有八九不会同意我的想法。但不管怎样，既然我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也横下了和父亲一搏的决心，尽管没有必胜的信心。
父亲起床了，看来他已经考虑过这件事并做出了决定，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了一番大道理，主要意思是他懂得孩子是国家的，不是自己的私产，但我现在还没满十八岁，他对我的抚养义务还没有完成，这是对国家的义务，等我年满十八岁，我才有志在四方的自由。我那时还不习惯和父亲争执，更不敢和他正面冲突。听了他这一番慷慨陈词，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悻悻败下阵来，内心充满了失望和沮丧。
父亲在家里不能久留，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要赶回位于崂山西麓的工作地点。吃过早饭以后，他在检查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决定要带我一起走。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是怕他走之后。我会自己单独采取什么行动。对于我来说，既然父亲已经坚决否定了我的想法，跟他去那个山清水秀满山果园的地方去住几天，也是一个不错的安排，比我在家里串门聊天或者下海游泳更有乐趣。
算起来那一年父亲45岁，远洋海员出身的他那时候还相当强健，他让我坐在那辆大金鹿自行车的后座上，一路向北骑行。虽然那时候我已经会骑自行车了，可是一路上一直是父亲蹬车带着我。
中午时分，我们赶到了李村，那里有公司的一个仓库，也许是分公司。有许多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食堂。那正是各种水果特别是苹果上市的季节。人们都显得很忙碌。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饭，父亲还和那里的人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然后我们继续出发。这里离我们的目的地安乐村已经不远了。
我在安乐村的日子过得很愉快，公司食堂的大锅菜也做得很有味道，虽然内蒙古兵团的事一直放在心里，可是看起来那个蓝天白云，草原广阔的地方，对我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远方。在那个普通市民连电话通信也不具备的年代，我也无从知道在青岛的小伙伴们的情况如何。
安乐村周围环绕着山峰和坡地，这里是青岛市主要的苹果产地之一。外贸公司每年都要在这里收购大量的苹果出口海外。那时候红富士还没有问世，主要的苹果品种是金帅和红星。仓库占地面积很大，临时雇用了几百名当地的农民，主要是妇女，在这里筛选和包装苹果。除了果品公司的这个仓库，在周边的几个村庄也临时设立了加工点。我也跟着仓库里的叔叔到各个加工点去转悠，日子过得倒也潇洒惬意。
转眼间十几天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估计父亲判断市内的招兵工作大概已经结束。于是他安排我跟着一辆外贸公司拉苹果的货车，赶回了市里。外贸的车没有把我直接送到门口，把我放到了一个方便的公交站。我搭公交车回到了市内。
当我从胶州路转进聊城路路口的时候，远远就望见，在我的好友小生那个楼门口的阶梯上，坐着好几个小伙伴，其中多数是同学，还有几个是同龄的街坊。当他们看到我走过来的时候，就一起发出了呼喊，你怎么才回来？我们都报了名了，就差你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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