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二月二，就出了正月门，可以毫无忌讳地谈论生老病死之类话题了。前些日子贴出的《春天快乐》算是开场白。
写快乐，心情总是轻松的：可一写下“病”这个题目，心内不由平添了若干愁绪。
病，怎么说也不是个好东西，不应该缠在心上，挂在嘴上，贴在网上。不应该宣示与人，公之于世，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影响“和谐”。有病最好自己扛着，要知道向别人诉说病痛之类的东西，是怯懦的表现。可我今天突然想好好写一下自己对病的一些感念，倒不是祥林嫂式的唠叨，也不是自怨自艾的宣泄，而是对上帝赐给每个人的这个礼物，来个个人小结。
想想我这辈子，苦日子熬过，好日子享过，吃苦受罪、舒逸享福都体验过。但对病的体会，说实话，年过半百才算有了真切的认识。
（一）
小时候家里穷，日子苦不堪言。但那时却是“少年不识‘病’滋味”。
在我的记忆里，屋子正间油漆剥落的旧饭桌上，总是放着一个盛满熟地瓜的大黑泥盆，或是带窟窿眼盛地瓜干的泥饭钵，后院半人高的大缸里老是腌了满满一缸臭烘烘的萝卜、白菜之类的咸菜，放学后，捞起一个凉地瓜，顺手拿块咸菜，飞似的疯跑着窜出去了。
那时，仲家洼除了低矮的小平房，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空地。那是我们孩子的天堂。跑跳、打闹总要玩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才甘罢休。头上热气腾腾地回到家里，抹一把汗，抄起一个地瓜三口两口就消灭了。
什么是病？那时根本没这个概念。偶尔头疼脑热啥的，灌上碗姜汤，或到小铺去买上几片几分钱的发汗饼（估计就是现如今的扑热息痛），捂着被子出出汗就又活蹦乱跳蹿出去了。现在想想，好不理解：年少时是体质好，还是传染病少？是环境没污染，还是食品没添加剂？总之没去过医院，也很少与病叨叨。不识“病”为何物。
要说真的有病，那还是小学四年级，课间“骑马”（游戏）打仗，被对方狠狠地从同学肩头摔了下来，把锁骨跌断了，尽管钻心地疼，我还是忍了一宿没告诉爹妈，直到第二天让老师发现了，才撵回家。老娘恨得掴了一巴掌，就领着到了台东一路王麻子膏药店（大光明电影院旁）给接上了。
说到这次接骨，至今记忆犹新。黝黑高高的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中年汉子，他就是王麻子，名曰麻子，白净的脸上根本看不到一个麻点，个儿矮矮的，胖胖的，说话和气，话不多，和一个瘦高个的徒弟二人，按着我的膀子拽着胳膊，只听“咔嚓”一声，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痛，“嗷”地叫了一声，就接上了。然后再涂上些黑乎乎自制的膏药，前后换了三次药，就好了。听人家说，王麻子家养着一只狗熊，那膏药是狗熊熬出来的。现在想想，纯是无稽之谈，王麻子家是养了只狗熊不错，听说建动物园时，献给国家了，那膏药又是从狗熊的哪一部分熬出来的呢？只是传说罢了！不过这次接骨，我对王麻子终生难忘。连接骨带换药，前后去了三四次，大概一共花了几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换一次膏药，几毛钱！好了胳膊忘了痛，接着还是胡蹦乱跳！
据说，王麻子行医，在岛城口碑很好，只可惜60年生产救灾时，不知怎么死了，有人说是饿死的。我到今天还对他心怀感恩。
再以后，记忆中与病打交道的是我的眼睛。好像也是上小学时的事儿。大概也是三四年级吧？有一段时间我的右眼看不清东西。俺娘扳过我的头，让我睁大眼看她：“长萝卜花了！”她惊叫一声，放下手里的活，忙着打听偏方去了。这次又是找的私人大夫，西镇的一个不挂牌的中医，他说我的眼睛长了云膜（即云翳），有一块萝卜花遮住瞳仁了。开了个偏方，给了几包药面，让回家找个尿罐瓦碴，把药面放在上烘烤，然后涂抹。另外几包口服药。别看野大夫，还真管用，去了几回，眼睛基本好了。
这次看病又是老娘一次又一次陪着跑，忙着烘药，看着吃药；老娘那颗心，可让我这个不省心的小三给操碎了。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娘晕车，到西镇道远，须坐五分钱的公交车。老娘几次坐车都晕得吐了。可下了车，又挪着小脚噔噔地上楼找大夫了。想想我这右眼，能有今天，幸亏老娘，幸亏那个西镇的野大夫。
60年代初，我国遭遇特大灾害，家家吃不饱肚子，“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由于饥饿，生病也是在所难免。但我们一家硬是熬了下来。一家七口也没得什么大病，没去什么医院。虽然一月每人27斤粮食，几两花生油，四两猪肉，连野菜、树叶、茅草根都吃了，但我们一家人硬是顽强地挺了过来。
只有我这个小三不争气。那时我在19中读初中，医务室陈校医，挨个班级检查同学们的身体，轮到我班了，挽起我的裤腿，往我的小腿一按，一个深窝，他操着南方话：“哇，浮肿！”“几度”浮肿我忘记了，只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记得发给了我两小包纸袋包着的鱼肝油丸。这是我一生第一次看见鱼肝油丸，黄色透明的小球，腥腥的，至今我还有印象。吃了之后，也没当回事。就这样度过了那个共和国历史上难忘的大饥荒。19中的陈校医，个子矮矮的，也就一米五，人长得小小的，眼睛总是眯着，一口听不懂的南方话，我忘不了你，我的好校医！估计现在要是浮肿的那样，恐怕得花上几千大洋吧？看来穷人家孩子的身子就是抗造！
上面啰哩啰唆说了我小时候几次与病有关的记忆，对我来说“神马都是浮云”，不论是锁骨还是眼睛，好了之后，就嘛事没有了，对病的印象，早就跑到大西洋或爪哇国去了。所以，小时候，对病这玩意儿，可忽略不计。
就业后，尽管教书工作劳累，没白没黑地忙活，日子也不富裕，吃嘛都得靠证儿，但总归能填饱肚子，而且年轻力壮，所以很少和病打交道。虽然单位有公费医疗，离医院也很近，但很少跑医院，记得那时看病要先从单位拿记账单，我就没记住记账单是啥模样。那时年轻，胳膊腿溜轻，身体棒着呢！一开始在错埠岭教学，近十里远的土路，上下班都是步行，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来去轻松，从不觉得累。结婚后住在东仲宿舍六楼，扛个50斤的煤气罐，搬运个蜂窝煤也不觉得气喘。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健康！年轻，疾病靠边站！
2012年12月16日
（二）
人过半百，太阳就偏西了，历史就掀开黑乎乎的另一页了。那才叫人生的一个坎儿呢！特别是身体的这个坎。“百病”连招呼不打，一个劲地纷至沓来，一发不可收，着实让人招架不住。我刚跨进五十岁的门槛，一场大病，就让我切切实实“识得‘病’滋味”！
1996年1月末，快过春节了，不知怎的，我肚子老是隐隐约约疼，开始以为吃东西不好，慢慢扛着；以后怀疑肠炎，几天过去了还不见好。实在挨不住了，到了区医院内科，一个姓王的女大夫透过大大的口罩，说了声：“感冒性腹痛。”我还纳闷，感冒还有腹疼的？但大夫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今年冬天特有的一种“感冒”。腹痛就是症状之一。于是麻利地开了几支几毛钱的卡那霉素。但打了之后不管用，依然腹痛。
2月2日夜，突发高烧40.2℃。我这人是“低温动物”，平日体温也就36℃多，发个烧也就37℃左右，过了37℃，就浑身冻得打哆嗦。这次破天荒的40.2℃，直烧得我迷迷糊糊。对象叫我上医院，可我不愿半夜里惊动人，想天亮了再说。就盖上好几床被子，咬牙挨过半宿，天亮后对象还要到学校去带学生开休业式，我就独自来到医院，一个戴眼镜的专家给我试了试体温，按了按腹部，说；“急性阑尾炎。”我忍着疼痛力陈：阑尾炎发烧不超过39℃啊？大夫摇头说我固执，“从没见过这样的病号！”然后毫无表情地开单让我住院。这时，开完休业式的对象匆匆赶来，扶我往四楼病房走，刚走到二楼，我就一头栽倒楼梯上，昏迷了过去。此时是上午10时。
自此我就失去知觉，一直昏迷了16个小时，醒来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
睁眼一看，四周围满了黑压压的一群人，朦朦胧胧中，只见一个头戴护士帽、口罩只露两只眼睛的高个护士喊道：“醒了！醒了！”然后伸出手指问我：“这是几个？”“二！”“三！”“好了，好了，你看这是谁？”她又指着跟前的高中同学潘洪盛问。“钢丝头！”——这是他高中时的绰号。“他是谁？”“小聪明！”我认出是王家全，是上学时的“物理”大王。“好了，醒过来了，家属留下，你们看看都回去吧！”已是下半宿了，同学才陆续放心离去。
醒来后，我才知道过去的16小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与死神擦身而过的惊人故事。
白天，区医院的大夫以急性阑尾炎为由让我住院后，我的朋友，也就是医院仲副院长赶忙放下手里的工作，下楼来陪妻子搀扶我上四楼住院，走到二楼我就昏迷了，然后他就找了院里几个主任会诊，忙着抢救，打针、输液、酒精降温，我的快60岁的大哥跑到南山鱼市场央求人要了些冰，把我周身用冰块冰了起来，体温还是降不下来，过了中午，我昏迷中大小便失禁。护士惊叫着跑出病房：“完了，这人抛洒（方言，人不行了的意思）。”妻子很冷静，推开在一旁啼哭的妹妹，找到小舅子，想办法弄了辆桑塔纳，满城跑着找岛城名医出诊。最后连夜请来青医、市立两家医院的专家会诊，穿刺小腹化验，排除阑尾炎；抽脊髓液化验，又排除脑膜炎，随后专家建议立即转院检查，但死板的可恨的医疗制度见死不救，因为转院，一切花销都得由区医院负担。保健科主任提出用进口的先锋B注射，院长不敢签字，最后会诊专家只好作罢离去。
这次会诊，让我切身感受到那时会诊专家的医德，素不相识，一个电话，放弃晚上休息，义不容辞地披衣出诊，出诊费才区区80元啊！
我的蝼蚁一般渺小的生命最后得以活了下来，命运的转机还得亏同学！——“同学情”是我一生最不能忘怀的感情，这次大病，这次死里逃生，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记。
就在我昏迷了十几个小时，就要和生命拜拜的危急时刻，万般无奈的妻子联系上了高中同学魏XX的老公，一个大医院的烧伤科徐主任，他正在即墨出差，为了救人，他连夜开车赶回青岛，顾不得喘口气，来到病房，马上做出诊断：暴发性胰腺炎！和他多年前去世的岳母病症非常相似，“马上转院！人命关天，不让转也得转！”他斩钉截铁的话，吓得区医院只得派了两个护士，挂着两个吊瓶，乘救护车转到市立医院，据说在急诊室里，徐主任亲自开出了进口先锋B，注射后很快我就苏醒了，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同学老公徐主任的百里驱车救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恩终生。此事也使我深切体会到旧的医疗制度是何等害人！在给我抢救的区医院大夫中有一个保健科主任，姓王，戴一副眼镜；她虽然没能诊断出病症，但她提出了用先锋B消炎退烧，可公费用药名单中没有，结果没有批准。看来，老百姓的命是不值钱的，不值一支先锋B！我想：如果不是徐大夫出现，不是果断转院，不是浓浓的同学情，可能我就要魂断一支先锋B ！
第二天清晨醒来，我就奇迹般地退烧到37℃了。病榻上，我又谈笑风生。面对前来探望的亲人、朋友、同学、学生，我把昨天16小时深度昏迷，遨游鬼门关，笑称是“一场舒服的毫无知觉的酣睡”。真的，一点痛苦没有，一点感觉没有，甜蜜得连个梦也没来得及做就一觉醒来！我开玩笑地说：“睡了一觉，甜甜的、沉沉地睡了一觉，啥事也不知道！”甚至我还由此得出了一个体会：死并不可怕，也不痛苦，也不麻烦，死去，就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摆脱：摆脱痛苦，摆脱劳累，摆脱拼搏，摆脱倾轧，摆脱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下子酣睡过去，万事皆休，看来：赤条条来，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赤条条去应该笑着去享受那清净的极乐世界。只不过给活着的亲人朋友同学添麻烦了。
我的同学王XX在市立医院担任领导，他是在我醒后的早晨，匆匆赶来的，他在医院干久了，对多大的病都习以为常了。见面还没等我开口，就说：“我说死不了吧？啥事也没有。就你这坏小子，想死，没那么容易，作孽还不够呢！不能让他舒舒服服地去见阎王！”一句话噎得我反不过乏来。我哭笑不得地忙道谢：“阎王不要，只好找你算账了。给添麻烦了。”“好说，好说，到了我的手心，等着我治你吧，小子！”
随后就是漫长的住院、检查、确诊、治疗期。前后28天。住院，由于老同学关照，我享受到了同学友情的“阳光”。住二人间最好的病房，与市北区一老区长同室；吃最好的病号餐，每天专人送餐；王同学每天早晨一次的探望问候，化验检查时总是细心地陪同。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做CT检查、确诊胰头阴影是否恶疾时，他找了两个教授专家亲自守在屏幕前，花了很长时间分析研讨，最终确诊是暴发性胰腺炎坏死灶。化险为夷，排除了别的疾病。我又可以死皮赖脸地苟活在世间了。说到这位同学，为我住院忙里忙外，近一个月，几乎每天一次探视，这份情谊实在无以言表，事后我曾想好好报答一下，但他至今没喝我一杯水、没抽我一支烟，同学之交，也如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这次住院，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是在我即将出院的前几天，一次我到医院外面的小店买东西，碰到了青岛日报的一个记者——一个青年时代的老朋友。言谈中说到患病住院，他仔细询问了我父母两个老人的寿命，我答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清自己去。父亲八十四，母亲七十三。”老朋友开玩笑地捣了我一捶，说：“小子，命大着呢！一时半霎还死不了，阎王爷不收你这料儿，上帝也不青睐你；据我的‘研究’，人的寿命与遗传基因关系最大，你的寿命一定会超过老人！”对这话我没有研究，半信半疑，但它给我的生命注入了一种信念，给我生活带来一缕阳光。我愿借朋友吉言，在这个并不美丽的世界多混些日子。
这场大病，死里逃生，同学朋友戏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信夫！后福谈不上，但事后我才得知：暴发性胰腺炎是何等可怕！它是人们谈虎色变的“生命杀手”！出院后我才大略知道这病是怎么回事：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主要通过胰腺分泌的胰液来进行消化，正常情况下，胰液只有在分泌到肠腔内被激活后，才具有消化蛋白和脂肪的作用。一旦胰液在胰腺内部被异常激活，也会消化胰腺自身，这就是胰腺的“自身消化”。胰腺发生自身消化后，可以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引起人体内一系列炎症反应，可以导致肺、肾、脑、心脏等器官的损害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所以过去暴发性胰腺炎死亡率达75％！我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最近去青岛一大医院，碰到一老专家，询问既往病史时，得知我曾患过暴发性胰腺炎，她吃惊地说：“现在得了这个病到我们医院，就是扔上一百万定金，也不敢保证活着出去！”可我就在亲人同学朋友的帮助下，与死神搏斗了16个小时，活了过来！与死神擦肩而过，至今还赖乎乎地活在世上，又过了整整30年！
写到这里，我仰天长叹：区区小命，本不足惜，然而亲人同学朋友的再生之恩，当永志不忘！老夫无以为报，只得再次表示谢意了！
这次住院，是我平生第一次做CT检查，也是第一次每天打两三个吊瓶的！
对了，还忘了一件事，这28天的漫长住院，住的是肝胆外科，责任医师是张伟民大夫。
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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