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缘由
职业生涯即将划上句号，种种往事不由分说地涌上心头。
1987年的一次采访，以及由此成就的一部纪录片，至今令我难以忘怀。这次采访让我认识了不少市台办的工作人员，有些人至今还能彼此记得。多年后，在四方剧院看戏，偶遇一位当年陪我采访的大姐，她原是京剧演员，转行到了台办时刚好赶上开放探亲。在剧场里不期而遇，彼此感慨不已。
这次偶遇，便是我写下这段采访与编片经历的由头之一。
新闻直觉
1987年，海峡两岸的局势开始松动，经过公开喊话与暗中的交涉，台湾当局终于允许老兵回乡探亲。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热情尚在，心气正高，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题材，作为记者绝不应错过。选题计划上报后获得批准，我便立即投入采访。
市台办给予了很大帮助，许多线索都是由他们提供的。原来，早在媒体公开“探亲”消息之前，职能部门就已经开始着手迎接老兵返乡的准备工作了。我庆幸自己介入得早，得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帮助——因为没过多久，这个原本门可罗雀的“冷衙门”便成了热点，对找上门的记者应接不暇，态度和重视程度也大不如前，而那时我已和他们混得很熟了。
决定采访“探亲”，源于一种新闻人的直觉与本能。然而真正走进新闻事件中，方知自己的浅陋。通过采访我了解到，青岛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台胞城市。由于美军驻防的关系，青岛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最后撤离的城市，数万人从青岛登船前往台湾，其中多数是青岛及其周边县份的人。因为事出匆忙，我一个人难以兼顾方方面面，加上彼时热情胜过了经验，我的采访只限于追踪“老兵”回来的行踪，因而牺牲了许多有价值的背景材料。对于新闻背景，我一向颇为重视，可与我合作过的一位央视大腕却不以为然，为此我们还有过争论——这已是题外话了。
认识时间
就在我和同事在外采访的时候，部门的领导让我回一趟单位。原来中央电视台来了记者，同样是奔着采访探亲老兵来的。这位记者名叫时间，与我同年毕业，广播学院科班出身。他毕业后的早期作品便与青岛有关——采访园林专家张元初，在青岛市委宣传部颇受尊重。都是同龄人，刚走出校门，都尚未沾染太多世俗之气，见面后几乎没有什么客套，直接就聊到了选题。他听我介绍了已掌握的线索和我的采访思路，当即表示他先回北京，前期采访由我来完成，后期编辑则去北京做，并说到了北京由他安排食宿。就这样，时间回了北京，我留在青岛继续采访。
采访过程
根据信息，台胞们陆续启程返乡。那时没有直航，返乡的台胞需要从香港或日本转机。我们在机场守株待兔。很快，第一批台胞到了——一架飞机上下来好几位。当时不需要费太大劲就能分辨出谁是台胞：我们这边还很“土”，而回乡的台胞哪怕生活境遇一般，也会打扮得颇为体面，况且当时两边的生活水平也确实存在差距。在机场等候采访台胞的新闻单位，有中新社记者、省电台和省电视台的记者，再就是我们青岛台的两拨人——一拨拍新闻，一拨就是我们拍专题的。有没有报社的记者，已经记不清了。机场拍摄结束后，大队人马跟着一位原籍崂山县的台胞走了。当晚他们就播出了新闻，后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作了报道，那条新闻还获了大奖。
我们没有随大队人马一起行动，而是选定了自己的拍摄对象进行跟踪采访。我问了许多台胞，最终找到了三位——他们是从同一个村子离开大陆的，就是离机场不远的沧口区楼山后乡湾头村。三个人同时进村，一台摄像机只能跟踪一路。没想到我们跟错了对象——期待中的相逢流泪的场面并没有出现。那位台胞风烛残年的老父亲，迎接阔别近三十年的儿子，就像迎接一个收工回家的儿子一样，平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当时大失所望。可是今天想起来，我却理解了那位父亲。
第一家没能拍到理想的场景，只好转到另一家。那是一个父母双全、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家人已经没有了初见的激动。我当时坚守着纪录片不能作假的原则，但考虑到“剧情”的需要，还是忍不住“诱导”了一次重逢。这位归乡台胞姓张。我问他老母亲，刚才见到儿子是什么情景，老太太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迈着小脚要学给我们看。我顺势提出让儿子“重演”一下进门的过程，一家人欣然同意。这一家人都情感丰沛。当张先生和他的台湾媳妇带着大包小包推开家门，老父老母迎出来，张先生一声“娘，我回来了——”那是憋了三十七年的一声呼唤，小小的院落顿时哭声一片，亲情浓得化不开。我的搭档刘志鸣用一个长镜头，一气呵成地拍下了进门、愕然、惊呼、流泪、相拥的全过程。我相信，这个镜头一定是志鸣兄拍摄生涯中的经典。后来这组镜头被完整地使用。片子完成后，我对时间说这场面是导出来的，他半信半疑，但对拍摄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一家人在镜头前相对放松，但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那位老太太对镜头特别敏感，每当她觉得镜头正对着自己，就会很夸张地做出一些动作，嘴里不停地说：“感谢党。”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大娘，您不用管我们，也别说感谢党的话了，你们拉拉家常就行。”可能是我的话打消了她的顾虑，后面的拍摄中，尽管她还是不断看镜头，却再没说“感谢党”之类的话了。这位张先生成了我们片子的主角。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又拍了他登机远去的画面。
奇缘再续
我和这位张先生的缘分还没有完。拍完这部片子十几年后，有一次我在湛山水上餐厅吃饭，席间去洗手间，迎面碰到一位老先生，觉得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接触的人很广，有些人记得深刻，有些人很快模糊。再碰上时，尚熟的便打个招呼，淡忘的也就走过去了。这张面孔恰好处在深刻与模糊之间。我试图回忆在哪里见过，却毫无头绪。后来又有事走出包间，巧了，又遇见那位老先生。他身上那种不太像大陆人的气质，骤然触发了我记忆的开关。我迎上前去，开口便说：“张先生，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青岛电视台的记者，1987年您第一次回乡探亲，我去您家采访过您。”老先生显然毫无思想准备，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竟然想起来了：“于先生你好，我记得你。”我问他家里的情况，他说老父老母早已过世，自己也都七十多岁了，这次回来后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故乡了。他说感谢我们当年的采访，直到现在，他们一家还时常想起第一次回乡的那一幕。这次在这里是一家人聚会，包间竟然就在我们包间隔壁。毕竟是偶遇，说了几句便匆匆分手，各自回了包间。过了几分钟，一位姑娘敲开我们包间的门，把我叫到外面。姑娘说自己是张先生的外甥女，她舅舅让她给我一个礼物，然后把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递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是一枚金戒指，分量不是很重，成色极好。我赶紧塞回她手里，说什么也不敢要。就在这时，张先生从包间出来了，大概听到了我和他外甥女的争执。我见到他，赶紧道谢，并说礼物太贵重，实在不能收。张先生只说了一句：“长者赐，不可辞。”我听了赶紧鞠了一躬：“愧领了！”当时留了张先生外甥女的电话，却一直没联系过。不知道这位长者如今怎样了——算起来该有八十岁了。祝愿他健康长寿。
剪辑成片
片子早已定好在中央电视台剪辑。我带着素材赶到北京。那时通讯极不方便，即便打到央视办公室也根本找不到正主，只好发电报告知行期。到了北京，一片茫然——没人接站，更谈不上安排食宿。我只好自己坐车到南礼士路广播电视部招待所，凭介绍信住进一间六个人的半地下室。第二天去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找时间，仍然见不到人，只好留了张纸条告诉他我的住处，然后在房间里傻等。等了一天，没见他来；又等一天，还是不见人影。实在等得心焦，无聊至极，我给廊坊的女友发了封电报，约她到北京一见。电报刚发出，时间就到了招待所。见面后，我怒火中烧，恨恨地说道：“哥们儿真行。你去青岛我把你当爷，我到了北京你还把我当孙子。”他连连道歉，给我结了招待所的账，安排我住进新华社招待所。记得当时同住的是《大众日报》的摄影记者钱捍。晚上时间请我吃涮羊肉，饭桌上还有他的父亲——一位令人尊重的新闻前辈，以及青岛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纪援朝。那是我第一次吃涮羊肉。一顿美餐把我的火气完全打消了。见面后我才知道，他这几天的失踪是因为谈恋爱，跟女朋友闹了别扭。我释然了。说到他的女朋友，我突然想起自己发出的那封电报，第二天抽空又去了广电部招待所，在留言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新住址和联系方式。
和时间接上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后期剪辑。片子已经定好了播出时间，到点必须完成。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也剪辑过几部片子，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对镜头的节奏把握全凭感觉，不像人家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又在央视与诸多行内高手朝夕相处，得到的指导和实践经验都远远超过我。我虚心地坐在一旁，看他把一堆素材炒成一盘色香味俱佳的大餐。我从心底里服气，此前对他的那点冷落早已忘在脑后。这次合作结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后来每次去北京，只要他在，我都会去见他，每次都得到极高的礼遇。
片子编成了，接下来要写解说词。这是我的活。时间给我买了一条“恒大”，让我熬夜用。巧的是，就在我写解说词的那天晚上，电报约来的朋友到了。她费了半天劲才找到我——新华社招待所不让人轻易进门，好不容易才进得来。见面后，我们去佟麟阁路上的小店吃了晚饭。回到房间，我开始写稿，因为同屋的钱捍已经回了济南，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让女友先睡，自己挑灯夜战。剪辑好的片子已经装在我脑子里，那天晚上思路格外清晰，颇有文思泉涌之意。差不多九点开始写，到十二点左右，一部将近半小时片子的解说词就完成了。女友坐了一天的车，早已入睡。没有红袖添香，点上一支烟，也心满意足了。我又改了一遍错别字，调整了一些不顺畅的语句，才上床睡觉。第二天时间带着车来接我，我和女友一起下楼。他见我身边多了一位，愣了一下，问我怎么回事，稿子呢？我把稿子交给他。他看了一遍，说了几个字：“不愧中文系的。”看完稿子，他不停地打量多出来的那位。我说：“是昨天在地铁站捡的。”我朋友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还真让时间云里雾里，以为真是我在北京刚认识的。这段插曲于我而言很难忘——谁没年轻过呢？
中午，我、女友与时间和他女友一起吃了饭。饭后我女友坐火车回去上班，我和时间到台里配音。我问时间，稿子不用领导签字吗？他说到时候再说。我又问让哪位播音员配音，他想了想，没回答我，带我到了台里。走到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口，碰到一位留着胡须的男子，三十多岁，很儒雅，正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时间迎上去，把我介绍给他。原来这是他们专题部《九州方圆》的“头儿”——栏目组组长，名叫高峰。时间要高峰给我们审稿，顺便配音，自己则从高峰手里接过自行车，去高家请假。我跟高峰回了台里，他直接带我去了配音室。在那里他看了稿子，没改一个字便开始播讲。其中有一句是疑问排比句，高峰念成了肯定语气。我当即喊停，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他按我的要求重新调整了语气，一点没有表示异议。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新闻单位的风气。我有幸经历过。后来高峰当了中央台副台长兼新影厂厂长，成为著名的朗诵表演艺术家。有一次在三亚召开纪录片会议，早餐时在同一张桌上吃饭，我说起当年配音的事，高台也还记得。我向他表达了诚挚的敬意。
往事难忘
这部名为《寻根》的纪录片，于1988年元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988年1月4日在山东电视台播出。当时省台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地方台的节目先在央视播出的，省台就不再给播出机会了。这部片子算是例外。后来它获过许多奖，我心里清楚，这其中大半是时间的功劳。电视节目是合作的产物，有了好选题只是一个基础，能让选题精彩呈现，才是一个优秀电视人的真本事。时间就是一位优秀的电视人。我很荣幸曾经和这样一位优秀的电视人合作过，并完成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部关于台湾老兵返乡探亲的纪录片。
原载 读曰乐
202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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