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普，百度的介绍本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养蛊”和“放蛊”的原始本因。
据张紫晨《中国巫术》记载：台湾的雅泰人自述，在他们民
族中，古代巫师秘密养一种名叫“浩奈”的魔鸟，人若见到这种魔鸟会立即死亡。巫师往往受人雇佣，放此魔鸟害人。后来，养魔鸟的巫师被杀死，这种害人的黑巫术就消失了。
此魔鸟是蛊物。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巫术与宗教篇”说：苗妇能施巫杀人，名曰“‘放草鬼’，遇到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闻其法，必秘设一坛，以小瓦罐注水，养细虾数枚，或置暗室床下土中，或置远山僻径石下。人得其瓦罐焚之，放蛊人亦必死矣。”（《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上海三联书店，1990版）
看来“魔鸟”可能来源于鸟图腾崇拜。据古文献记载，中国鸟崇拜大致起自北辛文化（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400年），这个时段大概相当于少昊氏的时代。但是“养蛊”却源于龙崇拜时代，具体的时间大致在大昊氏时代。这个时段大致于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它相当于颛顼和伏羲女娲时代。
“养蛊”的源头起始于“豢龙”。
“豢龙”起始于什么时代不太好说，据晋朝王嘉《拾遗记·炎帝神农》记载，神农氏在至圣时代，陆地上忽然生了荷花，荷花“骈生如盖，香雾滴沥，下流城池，因为豢龙之圃”。但是我更相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帝舜氏因为是羲炎民族集团里的精英，而被黄帝氏民族集团的继承人帝尧氏聘用，从而一跃成为天下的领袖。因为他是炎黄争帝时代炎帝的精英，一直沉浸在龙图腾崇拜的社会氛围里，深知龙图腾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羲炎民族集团的凝聚力，又因这个民族集团崇尚人口繁衍的根本力量在于祖先崇拜，而图腾就是祖先神的化身，于是倡导了“豢龙”宗教——以一对公母蛇象征祖先伏羲女娲，豢养它们，就会起到龙与祖先共同被崇拜的效果。这便是“养蛊”的起始原因。
“豢龙”不是神话，而是史前实际的发生。
为什么“豢龙”又演变成“养蛊”了呢？
关于“蛊”神秘又恐怖的传闻，在今天一些未开化的农民当中，仍可以听见，尤其是在福建、两广地带，常有谈蛊色变的情形。
细分起来，谈蛊色变的一类“蛊”为毒虫。例如养蛛或蝼蛄、蜈蚣、蜣螂、金蚕等。这种蛊虫的制造，据《通志•六书略》说，是“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其中能飞的称为飞蛊。
一类蛊为动物。如狗豕蛊，猫鬼巫蛊、蛇蛊、蜥蜴蛊、蛤蟆蛊（又称“蛊蟆”）、泥鳅蛊、鼠蛊，还有在想象中由几种动物同构的，如鹰嘴虎身的“虫雕”，和长翅能飞的“飞蛇蛊”。
一类蛊为植物。如黄谷蛊、树蛊、稻田蛊、不拘草蛊。这些蛊物“均以毒虫为媒介，毒虫咬人一口，据称该人肉内或肚中，便钻出毒植物来，使人死去”。
一类蛊为物品。如篾片蛊、石头蛊、疳蛊、肿蛊、癫蛊，“这种蛊属于无生物传染源，巫师施术于这些无生物，如篾片钻入人体就变为“篾片蛊，喜蛇粉放入食品，在人体化为疳蛊”等，而蛊毒的传播难以预防，其“渠道有三种，一为食物传染，巫师在食物中下蛊；二为接触传染，被蛊虫叮咬；三为空气传染，称‘蛊气’，蛊气吸入肺内全身烂”，有的巫师能够闻出蛊气（见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海三联书社，1999版）。
上述蛊的存在，凭巫婆神汉及其迷信者的存在而存在——它们以示巫婆神汉养的毒虫，是干脆由巫婆、神汉或迷信者信口制造的。二者的源头，都在一起。正所谓“神喜神怒师更颜”，全凭放蛊的巫者自己胡吹乱谤。
“养蛊”古来有之。是“豢龙”由上层转移到了民间。
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说：“荥阳郡（今属河南省）有一家，姓廖（即豢龙氏飂叔安之后，其族古以豢龙有名)。飂叔安在公元前2357年前后，是被帝舜氏委任的养龙专家。又叫“董父”，他的后人改姓“廖”，因为自己的祖先曾在帝尧氏时代“奉旨豢龙”，所以在“豢龙”成为违法时代，依然打着“飂叔安”后人的招牌而继续“豢龙”。然而到了晋朝，“豢龙”已变为非法，成了逆时的“养蛊”行为，但是其后人，凭祖先“奉旨豢龙”的过往，累世为蛊，以此诈人致富。“后（廖氏）娶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做汤（开水），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已，其家疫没，死亡略尽。”——这个线索值得注意，养蛊者所养的蛊物，命运和养蛊者息息相关，养蛊是为了给自己一家获得利益，如果蛊养物死了，养蛊之家也就完了。养蛊者与蛊物的特殊关系，不由令人联想到龙图腾与其崇拜者的依赖关系。
这是说，“豢龙”一朝失去政府的背景，还可以存在，但是已变成了非法行为，但是它的形式有足够的心理渊源，有极大的神秘性，至少可以成为幌子，进行诈骗。
所以历代法律从《汉律》到《大清律例》，各王朝政府均将“养蛊”、“放蛊”列为重罪，处以死刑或流放。
据百度讲，现代司法认定：“放蛊”为“民间谣传，利用此名义骗财属于诈骗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
关于“蛊”，汉代徐慎的《说文》是这样解释的：“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夏桀死之鬼亦为蛊。从虫、从皿。皿，物之用也。”据段玉裁注：“腹中虫”，指体内中了“虫”的害。徐慎指出这种“虫”，是《春秋传》里说的“皿虫为蛊”的“虫，是器皿等物中所养的虫，在晦暗浸淫的环境里养的虫，这种养虫毒害的结果叫作“蛊”。另外还有一种“蛊”，是那些惨死如枭首倒悬。磔体分尸者的鬼魂形成的，这些鬼魂能附在人身上，让人淫邪恶厉——徐慎所指两种“蛊”，一种是巫婆神汉及迷信者所豢养的，一种也是由巫婆神汉及迷信者所认定的。看来，现在传说中的“蛊”。与汉代认识的“蛊”，都有同样的源头。
为更进一步弄清“蛊”的原始意义，我们应该考察《左传•昭公元年》的有关文字：“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何为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
那么古人“皿虫为蛊”是什么呢？
《周礼•秋宫•庶氏》载：“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桧之，嘉草攻之。”“攻、说、桧”是去除巫蛊的方法。
郑玄注云：“毒蛊，虫物而病害人者。贼律曰：‘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这是说到了周朝，国家已经对养蛊、放蛊的巫觋行为，有“弃市”杀头的严厉惩处。
可以这么说，自周朝时，自周武王封了一次豢龙氏的后人以后，商代朝廷崇尚的“豢龙”行为，已经违法。
周武王曾封韦伯遐为豕韦国国君，作为政治家，他不希望自己攫取的政权动荡，于是封了豕韦氏的后人遐为伯爵。其封地在万福河西岸，即今山东省成武县、邹县一带。后迁回祖先故地韦城，即今河南滑县东南妹村，重建豕韦国。周成王时又迁封于防，即今山东成武。最终因鲁国逼迫而西迁至彭城，即今江苏徐州。豕韦国直至战国末年被鲁国兼并。豕韦国在西周的动荡，可以看得出周王政治上的衡量：他们心里并不爱商代以前的豢养两龙的举措。但豕韦国的再封国，正是他们明白龙崇拜的社会势力不可小觑。
在商代，“豢龙”行为还是国家提倡的行为，《易经》中存有《蛊》卦，就是帝舜氏在帝尧氏政权下倡导“豢龙”国策在商代继续之证明。
《易经·蛊》卦，是商代的政治措施之反映，因为到了周代，大概到了周公监国时代，“豢龙”的行为已经可以论罪“弃市”、杀头了。这也许在三监伙同商遗民叛乱之后果吧。
甲骨文“蛊”字象形一个器皿中养着两条象征伏羲女娲的龙蛇。显然这在象形在容器里养蛇一类的爬虫。
帝舜倡导的“豢龙”，是养两条象征伏羲女娲的雄雌龙蛇。上引文《搜神记》说廖姓家里屋中有大缸，当中养的“大蛇”，就是这种豢养雄雌龙的遗绪。
然而在商代，“豢龙”虽然在一些权贵家中继续豢养，但是在《蛊》卦当中，其也是象征商王族贵族权位的继承之合法与非法的起点了。如《六五》：“干父之蛊，用誉。”《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凶（‘凶’字根据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补）。”——这两爻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下辈对上辈的错谬不但安然待之，听之任之，还与惩处父辈的帝王以不合作的方式对抗，那么这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行为，必将下场凶恶。
在商代“蛊”显然已有祸祟意义的倾向。如卜辞《合》286：“贞，王齿，不佳蛊。”《乙》1926“贞母丙亡蛊。”其“蛊”均为祸祟之义。
上面已经说过，“蛊“字反映的是豢养“虫”（蛇）亦即养龙的历史。我们根据的材料，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记载：“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绛郊见到的龙，就是我们不了解、认识的那种龙，可信吗）’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昔有飂叔安（即廖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侍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帝舜氏在帝尧氏执政时有龙蛇被豢养着）。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自虞舜氏控制天下后，直到夏代十一代帝王孔甲之前，自大禹的儿子帝启之后，代代帝王都豢养龙蛇）：帝赐之乘（乘，凭持，依仗：《慎子•威德》：“故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龙——（孔甲之时，在）河、汉（出现了龙）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帝尧即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孔甲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以代替以往豢龙者飂叔安之后——飂叔安又叫豕韦氏）。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少昊之墟，位于今曲阜一带；夏时称为东夷之地），范氏其后也。’”
图1 内蒙古兴隆洼文化中国最早的龙——猪的头骨和碎掉的石器堆塑的龙
图2 赵宝沟文化异质同构的龙——猪的头和鸟的翎毛、蛇的躯体异质同构的龙
这里有一段记述语焉不详，在于“豕韦氏”的问题。“豕韦氏”，闻其名而知道这是一个崇拜猪图腾的民族。图腾崇拜猪，是中国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中国从兴隆洼文化（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200年）就有了龙图腾——那是猪头骨和废弃的石器堆塑的龙（图1）。到了赵宝沟文化时代（公元前5350年-公元前4420年）中国龙已经出现了异质同构的龙之造型格式——蛇和鸟同构（图2）。图2的龙已经很明显的出现了鸟的翎毛、猪的头、蛇的躯体三者以上的同构。这说明鸟图腾崇拜、猪图腾崇拜、蛇图腾崇拜的民族的融合。如果我们以《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氏鸟名官”、“大皞氏以龙纪”拟定赵宝沟文化时代的鸟的翎毛、猪的头、蛇的躯体三者以上之异质同构，其龙之鸟的翎毛，是“少皞氏鸟名官”的基础，那么蛇的躯体则是“大皞氏以龙纪”的基础，再向下猪的头就一定是“豕韦氏”的民族崇拜——猪图腾崇拜。
《庄子·大宗师》有论道的文字，曰：“（道）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这“豨韦氏”就是“豕韦氏”，“伏戏氏”就是伏羲氏。《易经·贲》之中述及猪崇拜，如：“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就提到了拿一只公童子猪，换一女子“成家”的风俗。传说伏羲女娲创立了婚姻，证据就在商代“家”字的创造上。
图3 金文“袭”字——上部是两个龙字，下部是衣字
我曾经论证在商代左右，伏羲女娲是不可分割的一对祖神。特别是在商代，几乎一切伏羲女娲的造像，是二人异质同构在一起的。似乎以往的学人多忽略了这些。但这一点很重要。查甲骨文“伏羲八卦”之《巽》卦之“巽”字造字，就注意到了这一原则：“巽”方位在西南，此方位提倡“西南得朋（钱生钱）”、人生人、兽生兽、货生货……甲骨文“巽”字象形双手捧着两条人头蛇身神物，这两条人头蛇身神物，就是不可分割的伏羲女娲之象形。如此再回顾《大宗师》之“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的“袭”字，甲骨文虽然目前还没看到它的造字，但金文里有此字：金文的“袭”字，上部是两个“龙”字，下部是一个“衣”字（图3），两个“龙”一如“巽”字两个“巳”——“巳”象形人头蛇身神，是伏羲女娲二神，“袭”字之“衣”字上是两条龙，让人不由联想起《庄子》“袭气母”的寓意来了。
图4 伏羲女娲合体造像——伏羲做龙的身躯，女娲做人身，二人共一头
今天哲学家解释“袭气母”甚玄，在拙我看来“袭气母”就是伏羲穿过“气母”，和“气母”融入一体。《山海经·大荒南经》载“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帝俊妻常羲，生月有十二”。羲和、常羲，是女娲的别名，这正是说伏羲女娲生了日月——日象征天，月象征地，“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恰恰就是女娲氏生了日月，有资格“以挈天（日）地（月）”之谓。结论就是“豕韦氏”乃“豨韦氏”，“豕韦氏”就是女娲氏。女娲氏有猪图腾崇拜。果然，天地日月是女娲氏生的。在商代的妇好墓恰恰出土的伏羲女娲合体玉雕伏羲女娲，祂的头上戴的是伏羲的龙躯，表明祂和伏羲一体不分，屁股上有祂生了日月的符号标志（图4），表明祂和伏羲一同生了日月。所以其可以“挈天地”。这“袭”字像《易经·剥·六五》“贯鱼以宫人宠”之“贯”的意义。“挈天地”即鲁迅《无题》诗“挈妇将雏鬓有丝”之“挈”字之义。
豕韦氏国是夏朝少康时期分封的诸侯国，由颛顼后裔元哲在滑县东南建立，都城韦城（今河南滑县万古镇妹村），负责守护伏羲祭祀——可见《山海经·大荒东经》上说“少昊孺帝颛顼”于“东海之外大壑”不是虚妄。也可见《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也不虚妄，因为“重”就是伏羲氏、“黎”就是女娲氏，“重及黎”融合才有了伏羲女娲。元哲和女娲氏同出于颛顼氏，所以元哲祭祀伏羲女娲理所当然。而伏羲女娲并其嫡传又称祝融氏。夏朝孔甲时代，原豕韦氏被刘累取代。商王武丁五十年，豕韦氏被灭。也许出于刘累后人多与商王族融合，所以武丁又以刘累的后人为豕韦氏。到后来周成王的弟弟封得了豕韦氏刘累的商代封地，而豕韦氏被迁到终南山一带改封为杜国。传说杜国国君化成厉鬼射杀周宣王（见《国语·周语上》）。一说周武王时豕韦氏称韦氏，其韦伯遐被武王复其国，其国最终在周朝末年被鲁国兼并。2018年考古发现其故城遗址，出土带豕图腾的陶鬲。豕韦氏的被封被灭多次而关系十分复杂，可见养龙之事在夏、商、周时代的政治活动中十分重要。“豢龙”成为国家大事的取舍，至少在周初颇费周王族的思量，拙我认为商王子武庚叛变，是周公决定废除“豢龙”之举的。足见“龙的传人”一说，其渊源值得中国学术界引起重视！
“豨韦氏”、“豕韦氏”就是女娲氏。作为帝舜氏，自然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羲炎民族集团的后继人。也许帝舜氏任用飂叔安豢龙，是史前的一种“政审”，飂叔安是自己民族集团的人。正如夏后氏孔甲任用刘累养龙，是因为刘累是黄帝氏、帝尧氏的同族人。
商王武丁征伐豕韦国。遗民四散，一支北迁至辽宁辽阳、鞍山一带，演变为室韦族。
《列子·黄帝篇》载：“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说夏后氏“人面蛇身”，这是说大禹的儿子夏后启图腾崇拜是蛇。这显然是指夏朝之初，启为了安定前代羲炎民族集团的人民而不得不向龙图腾崇拜的民族信仰靠拢的政治策略。《吕氏春秋·知分》载大禹南方巡视，渡江之时遇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大禹不怕，气势吓退双黄龙。足见大禹对龙的态度有异于启——启敬畏龙，大禹蔑视龙图腾。《国语•周语上》有“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一语，正是夏后启等夏王族后人为了鼓吹羲炎民族集团的图腾神——龙，也来向夏民族效忠之说。
图5 陶寺遗址出土异质同构的一头双身龙——它的舌头是鸟的羽毛
甲骨文“融”字象形土堆里出来很多“蛇”（龙）——《国语》“融降于崇山”的“融”，和《国语·楚语下》之“程伯休父”的“程”，都是“祝融”的拼合语音。甲骨文里它象形的土堆应该是大土台子亦即城郭、居住人众的国山，土堆里有许多龙图腾，象形字龙崇拜的民族。所谓“龙的传人”，就是这种大土台子之家国出生的人。金文“融”在朱公钠钟中，其一边象形城廓，一边象形“虫”（龙），更见“融”是龙（虫）乡、龙国的象形字。《山海经•大荒南经》说：“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岳山”即为狄山，“岳”、”狄”通“融”，则“岳山”乃龙山，亦即龙乡。《说文》释“融”字为炊气上出也。从鬲，虫省声。我想籀文“融”字所从之“鬲”应是状一种豢养龙的器皿，也许其构字的社会基础，本在于豢龙与豢龙的器皿最初与鬲的关系紧密。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的龙纹陶盘，可能是帝舜氏倡导豢龙时代的图像，仔细看陶盘上的龙，身上有两列环状花紋相间相错，故而知道这是两条龙蛇之体的表示，是两身一头龙，龙头为正侧面的，头顶有角，嘴有密齿如锯，舌头作羽状。不知这个陶盘的用途与豢龙是否有关，但是这一头两身龙却暗示这是伏羲女娲共体（图5）——它双体同头是一雄一雌的意思，恰如我们今日说热恋、挚友的关系为“好成了一个头”，这或即《左传》所谓被豢之龙“各有雌雄”的事实反映。它嘴似鳄鱼，舌头作羽状，其羽应是借代鸟，说明鸟图腾与它有了亲密的关系。更说明赵宝沟文化鸟蛇异质同构之“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龙的造型原则也被继承下来。
《左传 昭公十七年》：“太昊氏以龙纪，故龙师而龙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序》“宓羲龙师名官”注：“应劭曰：‘师者长也，以龙纪其官长，故为龙师。太昊伏羲氏，即帝喾、帝俊。’帝舜，据《孟子·离娄上》“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知道帝舜氏发祥在今山东诸城一带。在炎黄争帝之时，他们作为大昊氏一族，到了战场，留在了陶寺遗址一带。
本文末尾，奉一则民俗现象以供参考：一直到现在，山东许多地区的人们每年正月十五用面粉做些“神虫”、“圣虫”，有公有母，蒸后放神龛香烛里供过，再转放在蓄粮食的器皿里。直到二月二日，才吃掉。名曰“供神虫”，据说此器皿中的粮食此后就会取之不竭。这“神虫”的原始形态就是蛇。也许是远古豢龙养蛊一种目的遗留形态。有的地区把“神虫”留在专放干粮的黑陶质的容器里——它大如脸盆，有盖，盖上有许多小孔，它又称作“饭浅子”等。《说文》：“融，炊气上出也。”似乎就是指这种饭浅子。饭浅子上锅蒸，它的许多小孔就会“炊气上出也”。商代“融”字的本义，应该是指龙图腾出自作为国家的城邦里。《说文》释说有问题。
（作者注：本文原载《科技与艺术》2003年11月第10期，今删去多余文字而另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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