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周丨谈艺录：大音希声大道不器——谈谭富英与新谭派的艺术境界

京剧老生行当中，论影响之大，谭富英未必第一；论个性之鲜明，谭富英也未必第一。然而若论“正宗”二字，却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
因为他姓谭。
这个姓氏，在京剧史上重若千钧。
自谭鑫培创立谭派以来，老生艺术的大半江山，几乎都从谭派而来。所谓“无生不学谭”，绝非虚言。余派、言派、高派，乃至后来的马派、杨派、奚派，无不与谭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谭富英是谭鑫培之孙，谭小培之子。他从出生那天起，便生活在一座高山的阴影之下。
对于一般演员而言，最大的幸运是家学渊源；对于谭富英而言，最大的压力也正是家学渊源。
因为祖父已经成为传奇。
而传奇之后，最容易出现的不是超越，而是重复。

许多人以为，谭富英不过是在继承祖业。其实恰恰相反——继承，往往比创造更难。
谭鑫培生活在清末民初，他的艺术立足于那个时代的审美。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观众变了，剧场大了，对演员的嗓音条件的欣赏和审美取向也都不同了。如果照搬老谭派，或许会脱离实际需求。若弃而不取，谭派很可能会变成博物馆里的古董。
谭富英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既没有背离谭派，也没有拘泥于谭派。
他在家学之外，又向余叔岩求教，将余派的规范与讲究吸收进来，最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新谭派”。
这是一条极难走的道路。
离开谭派太远，人们会说数典忘祖；守着老谭派不动，人们又会说因循守旧。而谭富英居然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他的艺术，像一条大河——不争奇峰，不斗险滩，却以最宽厚的河道，容纳了最充沛的水量。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谭富英的唱腔，我以为莫过于一个“畅”字。
谭派原本讲究气势，到了谭富英这里，这一特点被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嗓音清亮脆润，行腔酣畅舒展，用气充沛，一句唱出去如长江大河，滚滚而来，既不故作奇峭，也不刻意雕琢。听他唱戏，最强烈的感受往往不是惊艳，而是舒服。
这种舒服，其实最难。
因为一切技巧都藏起来了。
余叔岩像一位书法大家，一笔一画皆有法度；马连良像一位才子，处处透着机锋；杨宝森像一位诗人，满纸苍凉；而谭富英则像一条大河。你很难说出哪一个浪花最精彩，可整条河流都在奔涌。
他的艺术中几乎没有炫耀，没有故意设计的巧腔，没有刻意营造的新奇。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自然得仿佛本该如此。
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谭富英的艺术，正是这种味道。

很多人初听谭富英，会觉得没有余派精致；再听，会觉得没有马派华美；继续听下去，才会发现一种返璞归真的力量。
这让我想到唐楷中的欧阳询。
他不像颜真卿那样雄浑，也不像柳公权那样峻拔。单论风格之鲜明，似乎并不占优。然而后世学书法者，往往绕不过欧体。因为欧阳询提供的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套法度。
颜柳可以欣赏，欧体却必须学习。
谭富英之于老生艺术，大抵也是如此。

许多观众年轻时喜欢马派的潇洒、杨派的苍凉、余派的精严，但真正学戏学到后来，却发现绕不开谭派。因为谭派之中，藏着老生艺术最基本的语法。
更值得深思的是，谭富英的“实大声洪”，常被人简单理解为天赋使然，其实背后是他对时代变迁的敏锐回应。
从清末茶园的近距离聆听，到民国大戏院的远距离传声，剧场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谭富英那一口能够“灌满全场”的唱功，实际上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解决时代提出的技术难题。
不取巧。
不卖弄。
只靠真功夫。
这种能力，既是天赋，更是自觉。
而比“实大声洪”更高明的，是他完成了另一件事。
他把谭派从一种“独门绝技”，变成了老生行的“通用语法”。

听他的《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句出口，不卖弄苍凉，不刻意潇洒，却让诸葛亮的从容与定力自然落在听者心上。
这已经不是在表演人物。
而是在让人物自然呈现。
许多艺术家追求风格。
谭富英追求的却是让风格消失。
听马派，你会听见马派。
听杨派，你会听见杨派。
而听谭富英，听到后来，常常会忘记自己是在听谭派。
因为那些技巧、方法与程式，都已经退到了后面。
剩下的只是人物本身。
这正是中国艺术所推崇的“无我之境”。
也是所谓“大音希声”的真正含义。
不只会唱，他更能演。
少年时学过武生的经历，使他拥有许多老生演员不具备的优势。靠把戏尤其出色，《定军山》《战太平》《南阳关》等戏，既有醇厚唱工，又有扎实武功。文武兼备，唱做俱佳，在后来的老生演员中并不多见。
尤其《定军山》。
这是谭门的看家戏。
从谭鑫培到谭富英，再到谭元寿，一代代传承下来。

黄忠那种老当益壮的英雄气概，在谭富英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唱时气势雄浑，动时干净利落，既有老将风范，又无龙钟老态。
这恰恰也是谭富英本人的写照。
在后四大须生中，马连良最潇洒，杨宝森最深沉，奚啸伯最儒雅，而谭富英最“正”。
这种“正”，不是刻板，而是一种堂堂正正。
唱得正。
演得正。
做人也正。
他仿佛始终站在老生艺术最中央的位置，不偏锋，不走险，不猎奇，却让所有人都绕不过去。
我一直觉得，评价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标准不是有多少人模仿他，而是没有他会怎样。
没有马连良，京剧会少一种潇洒。
没有杨宝森，京剧会少一种苍凉。
没有奚啸伯，京剧会少一种书卷气。
而如果没有谭富英，京剧老生艺术最重要的一条血脉，或许就会断掉。
他不是最高的山峰，却像山脉本身；
他不是最耀眼的星辰，却像夜空的北斗。

后世提起谭派，想到的不只是谭鑫培。
真正让谭派从十九世纪走进二十世纪，穿越整个现代，并最终延续至今的，正是谭富英。
但如果仅仅说他“守住了谭派”，或许还不足以概括他的功绩。
因为守住宗派是继承。
而让宗派成为传统，则是一种创造。
谭富英最大的贡献，不是把谭派保存下来，而是把谭派从“谭家的艺术”，变成了整个老生行共同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完成的已经不是一家一派的事业，而是一种艺术传统的接续。
这或许就是他最大的功业：
不是开宗立派，而是让宗派成为传统；
不是另起高楼，而是让高楼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