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和四队社员见面的场面，日记里没有详细的记述。所谓被动的局面，今天想来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说初出茅庐有点不自量力，那是把自己当卧龙先生了，其实呢，就是一个头脑幼稚的孩子当时的感受，因为按领导的策划，传达文件的第一层次是队干部，包括正副队长，贫协委员，妇女主任，党团员，民兵排长，然后才是普通社员。
虽然在学校做过学生干部，可是面对一群陌生的成年人讲话，还是我人生第一次。此外，那时我还不习惯讲普通话，感觉我的山东口音当地老乡听起来有一定障碍，而当地居民的陕北话，对我也有对等的难度。那晚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个细节是，说完正事以后，陪我来的大队会计裴化硬要让我唱一支歌，而且指定要让我唱那时刚刚流行起来的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裴化是个身材干瘦的汉子，可是力气不小，他不理会我的推脱，不容分说地把我推到我们围坐的桌子面前，无奈之下，我只好勉为其难、尴尬万分地唱了一首其他的歌，唱的什么歌我已经忘记了，很可能是一首语录歌。
1970年代人民公社的建制，在内地农村通常是四级，即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大概由于边疆地区人烟稀少的缘故，这里公社的行政架构里似乎没有小队这一级。我和小殷被分别派到了不同的两个村庄，也就是两个不同的生产队。女生则两个人为一组进驻另一个村庄。这几个生产队彼此相隔不过一公里，而各生产队距离大队部大约也是这个距离。
20团驻屯区域内的各个村庄里，除了那些当地的“黑五类”，还定居着为数众多的劳改释放犯。因为历史上这里曾有过许多劳改农场，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劳改农场内迁，许多已刑满释放的人却滞留在本地。这些人中有国民政府的前军政人员，还有来自全国的各种犯人。这种人被称为“新生犯”。意思当然就是获得了“新生”的罪犯。其中有许多人来自遥远的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等。
我所在的白音布拉大队也不例外。除了我刚抵达那晚留宿过的那家福建人，还有另外几家，记得其中一家有四五个孩子，小的似乎只有七八岁。我在白音补拉“支左”的那个冬天，记得有过好几次不同名目的临时政治动员。这种所谓“动员”，原因和名目各有不同，但都冠以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名义，这也就是形势紧张的同义表述。在这些动员期间，除了其他的措施，其中必有一项，就是对这些特殊人员加强人身限制。我记得至少有一次，队里干部召集村里全体地富分子和新生犯及亲属单独开会，至于出于何种原因和理由，我已不太记得。只记得通知所有此类人员，在一个期限内不许以任何理由离开村庄。普通社员外出也要向队里请假。根据那个年代的大形势，多半应该和当时中蒙中苏边界的某种动向有关。
我在这个村里住了下来，开展公社党委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第一个房东
在这几个月当中，我寄宿的地方换了好几次。除了头一天临时住在那家福建籍的“新生犯”家之外，我单独进驻四队的头一个房东，是一家姓张的人家。这家的主人是一个鳏夫，带着两个儿子过活，这两个儿子是他的老二和老三，大儿子上学毕业后在外地政府部门工作。二儿子那年应该20岁左右，小儿子记忆中还是一个没成年的少年，长得唇红齿白，非常可爱，而且性格活泼，喜欢向我问各种问题。我也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小男孩看待。二儿子则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为人很和善，说话时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记得他那时候和我谈的最多的就是想去当兵。
44年后的2015年，在我最后一次访问兵团故地的最后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竟然巧遇了房东家的小儿子，他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在独贵镇的街上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这次不期而遇的会面使我们两人感慨万千，我们在他的店门口相对而立，我对他说，你当年是多可爱的一个孩子。他笑了，说你也是多帅的一个小伙！可是聊天中我才知道，他其实只比我小一岁。我当年17岁，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个头了，可当年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农村孩子，却整整比我矮一个头，举止言谈还都是一个蹦蹦跳跳的小男孩。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两个孩子如今都大学毕业，一个在银行，一个在税务局工作。40年前黄河边上的放羊娃，如今不仅全家进了城，孩子还进了体制，当了国家机关干部！我问起他的二哥，他说他的二哥现在已经跟着孩子到杭锦旗城里去住了。至于他当年参军的理想，最终并没有实现。
在这家姓张的房东之后，我还换了好几家房东。每次换住处，都有具体的缘由。但今天回想起来，其实个中有一些我当时没理解的原因。首先，大队里不希望工作组在某一人家长时间居住，这一点，我当年幼稚的头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出于分散各家负担的考虑。多年以后再回顾往事，我才领悟到其中的别样的考量。我们这次“支左”，除了传达“9.13”文件，还有“四清”运动的相关内容，对于生产队而言，肯定涉及队干部多吃多占，侵占公共财产的诸多历史问题。他们当然不希望我在这个村里和某些社员家庭建立特别亲密的关系，成为工作组的“基本户”。只是当年十七岁的我，哪里懂得在这我当时感觉近乎化外之地的黄河河套，也有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无处不在的政治在涌动。
派饭
驻村工作组的吃饭问题，采用了一种共产党做农村工作的传统方法，那就是派饭。简而言之，就是把工作组的一日三餐，对我来说，其实是两餐，因为农家的早饭太早，我来不及去吃，中餐晚餐轮流安排给一户村民，每户一天。我每天按照生产队领导的安排，轮流去各家就餐，饭后把每天的伙食费按规定的标准直接交给主人。这是我一生中的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直到今天，我也对命运给了我这一段经历极感幸运，因为它使我有机会比较切近和深入地了解那片边塞上的土地，那些穿着光板羊皮的边民的日常生活，而这个机会对大多数过集体生活的兵团知青是无缘际遇的。
每天晚上，村里的干部通知我第二天吃饭的人家，如果是我不熟悉的人家，队干部会亲自带我过去。五十年前的经历，很多细节已经遗落在流逝的时光里，隐约只记得每天的伙食费是五毛多钱，一斤半粮票。安排工作组派饭的家庭，在那个年代也要讲究阶级成分，所以凡是承接这个任务的，都是贫下中农，至少也是中农。
需要提到的是，七十年代，中国内地农村，尤其是北方地区，绝大多数百姓都处于食不果腹的极端贫困状态。可是内蒙古地区，至少是我待过的鄂尔多斯沿河地区，当地百姓的餐桌，和内地农村比较，却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优势。那时的中国内地农村，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比如山东的胶东地区，农民如果能在过年的时候买一斤猪肉，包一顿水饺，就已经是难得的奢侈了。可是在内蒙古这种地广人稀，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农牧民在家庭经济方面一直有着比较大的自由空间。他们的自留地好像每人多达一亩，（最近经一个当地的朋友确认，当年这里的自留地规定每人三分，但是黄河大堤内的河滩地可以自由使用，且不交公粮）虽然这个规定显然是考虑到了边疆土质贫瘠的因素，但实际上有些地方，特别是黄河两岸，还是不乏有肥沃的土地。因此农民的生活保障，基本上来自自留地的收获。
除此之外，这里的公社和地方政府，对于一般农户的家庭经济似乎也较少干预。似乎那个地区多数农户家里都养着一大群鸡鸭。当地人对这些放养的动物投食很少，主要依靠它们在开阔的荒原上自行觅食。各家饲养的牛羊基本也是如此。在我们这次支左的任务中，限制和整顿这种个体经济也是其中之一。
自留羊的数目好像也是从那时才开始有了限制，而在此之前基本上是放任自流。而同期内地的农户，家庭养头猪都纳入公社计划之内，猪养大了也必须通过供销社渠道卖给国家。农户杀一头猪自家享用这种事，大概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成了天方夜谭。从另一方面讲，当时内地北方农村，由于没有内蒙古这样广阔的原野，农户依靠自己投料饲养家禽家畜，即使没有行政干预，农家自身资源的匮乏也决定了养殖规模的局限。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鄂尔多斯地区，农户冬天杀几只羊，宰一头猪挂房梁上，作为这漫长冬季里的冬储肉，基本是一种常态。1960年大饥荒时期的情形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在兵团时期，当地农牧民的粮食副食都相当充裕，所以那时候这个地区的孩子们看起来都面色红润，身体健壮，和内地农村那些面黄肌瘦、麻秆脖大肚子的农家孩子有着天壤之别。
不知是由于水土使然，还是山陕移民的传统，这里种植的主粮，既不是玉米也不是麦子，而是一种叫作糜子的作物。这种作物好像在内地也有小面积种植，山东这边似乎叫作稷子。脱皮后的糜子米，颗粒看起来比小米似乎略大一点儿，像是大黄米，可是没有黏糯的口感。当地人用它来做米饭，方法是先把米放到锅里煮开一会儿，然后捞到一个陶盆里，放在大锅里的木篦子上蒸，同时煮过的米汤留在锅底，放进剁碎的酸菜和风干肉一起炖。也许是由于当年我们那种饥不择食的胃口，这种看起来很粗糙的蒸饭，吃起来有一股特殊的鲜美味道。
说到酸菜，必须提到的是，这里本地居民习惯上似乎绝不吃新鲜的蔬菜，他们几乎把所有的菜都放到院里的几个缸里腌制成酸菜。不仅腌制蔬菜，这里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饮食习惯，就是把他们叫作“玉茭子”的玉米，也放到缸里沤酸后再蒸煮。有一次我在一家吃派饭的农民家里就吃到了这种饭。说实话，我当时还十分不习惯这种酸溜溜的味道。而当我知道了这种饭的制作过程的时候，不禁对这种食品产生了疑惑。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我觉得这酸味无疑产生自一个食物变质的过程。当我问起他们何以如此的时候，当地居民的回答使我更感意外，他们说如果不沤酸的话，吃起来恶心。未经发酵变酸的食物，在他们的语汇中叫作“甜的”，他们认为甜的不好吃，不能引起食欲，也不利于消化。当年17岁的我说话不免口无遮拦，大概当场就发表了一些我对这种食物的看法，但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反映到了做领队的熊副指导员那里，说我把这顿派饭说成是在贫下中农家吃了一顿臭饭！后来熊副指导员为此还特别找我谈过话，并且把这件事情上升到影响干群关系的高度，叮嘱我以后在这种场合言语要谨慎一些。
遇到家里来了客人，当地人最隆重的招待就是油糕和豆面条。这和陕北民歌中唱的招待红军的标准完全一致。这种用大黄米面制作的炸糕，我们在家乡的时候真的没有尝过。那个年代城市国营饭店里卖的所谓油炸糕，其实是用烫面做的。而这里待客的那种油糕，是用新鲜的大黄米面蒸熟后又下油锅炸的，确实是一种诱人的高档美食。说到豆面条，就要提一下当地百姓用来做食品添加剂的一种草籽，这种草籽晒干后碾成的粉末具有黏稠剂的功效，这种草籽究竟是来自哪种草，我至今不甚明白。有人告诉我就是狗尾巴草的草籽，可是狗尾巴草实际上是野生的谷子，而这种草籽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具有极高的黏稠度，松散的豆面掺入这种草籽就能够擀成面条。而作为野生谷子的狗尾巴草，似乎不具备这种功效。
原载 漂来的城
202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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