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九七七年登门文改会后楼，话题仍停在简化字与拼音；一封明信片劝他莫失招考时机。殷焕先寄来研究生试题，他却因故未动。短文写的是学术偶像的温度，也是未能深造的终身缺口，敬与憾叠在同一页。
“文革”期间去北京不易，是要单位开证明的。“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气氛宽松了一些，去北京就比较方便了。北京朝内南小街51号文字改革委员会是我长期向往的“学术圣殿”，而周有光先生早就是我的学术偶像。1956年第一期《拼音》杂志（后更名为《文字改革》）刊登了周有光先生的研讨文章，拜读后我就记住了他的大名，之后在《文字改革》杂志上不断看到他的文字。他在北大中文系开讲的《汉字改革概论》更是我细细研读的好教材。在杨居臣和刘泽先两位先生的引荐下，我得以在1977年7月中旬赴京，拜访了居住在文改会后楼宿舍的周先生。当年，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语文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话题主要围绕汉字简化、汉语拼音的推广应用和教学等。那时电脑尚未进入普通百姓家，所以我们没有谈及汉字输入法方案设计的话题。
不久，我隐约听到了高校即将恢复研究生招考的消息，便不揣冒昧给周先生写了一封打探消息的信。旋即，我收到了他的明信片，他回复说：
12.27信收到了。没有听说中文系或研究所要招研究生。请你去封信，请他们一有消息就直接通知你，以免失去时机。我因为身体不好，不出门，消息不灵通，同他们久不联系了。
敬礼！
周有光
1977.12.30
1978年春，我将习作《铁路站名用字调查报告》《盲文简明教材》《新编百家姓》（今天看来皆为十分幼稚可笑之作）寄给济南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殷焕先先生，请他指点。不久，他于7月11日来函，寄来《山东大学一九七八年招收研究生试题》（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两部分），供我学习参考。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动作响应。此后，1980年7月，我又收到了他关于成立省市语言学会的消息。之后再没有联系了。
二位学术前辈的亲切面容和孜孜不倦的敬业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未能继续深造的遗憾也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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