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个自身矛盾的人——迂腐的老夫子与开明的现代知识分子
如果让我说，爸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常常觉得，他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人。这个“矛盾”并不是说他的性格前后不一致，而是他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一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东西。
他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夫子”。他一生最热爱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汉语、训诂、音韵、文字，这是他真正安身立命的学问。他读《论语》，读《孟子》，读古籍，喜欢用古人的话来解释生活。有时候，在我们眼里，他甚至有些迂腐。
可是这样一个“老夫子”，却又是一个对西方文化非常开放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既热爱古代汉语文化，也热爱西方文化音乐艺术，二者并存。而这一点，我从小就知道。
爸爸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小提琴。但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拉小提琴。在墨尔本的那些年，我经常在脑海里反复追忆着父亲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当我重新整理他的档案和过去的资料，才一点一点把这段往事拼接起来。
爸爸少年时代有两个最要好的发小，他们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同时都在当时的青岛市立一中读书，也是跟着同一个老师学习小提琴。那个老师叫金圣乐，老一代的青岛音乐爱好者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金圣乐老师是一位朝鲜人，曾经留学日本，后来来到青岛，开始了自己的小提琴教学。在当年的青岛，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位老师把西方音乐带进了许多青岛年轻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当时的一批年轻人，爸爸和他的两个发小，就是其中的少年。
其中一位发小，后来成了我的小提琴老师。而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爸爸早年的档案中，这位发小又作为他的证明人出现。当我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才突然明白：原来，小提琴很早就进入了爸爸的生命。它属于他的少年时代，也属于他和两个发小一起长大的青岛岁月，只是这一切，爸爸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
我开始学习小提琴以后，爸爸又成了我的第一个音乐启蒙老师。每天晚上，他都会坐下来教我认识五线谱，给我讲乐理知识。那时候的我，很快就对五线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些横线、间隔、音符、休止符、升降号等乐理知识，都是在爸爸的讲解下慢慢变得有规律、有逻辑，我很快就能够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回头看，我觉得爸爸当时教给我的，已经不仅仅是几个音符和一些简单的乐理知识，这对我后来学习小提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我后来才意识到，这里面似乎还有一种奇妙的传承：爸爸少年时代跟着那位老师学习小提琴；多年以后，他的发小成了我的小提琴老师；而爸爸则在每天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把五线谱和乐理一点一点地教给了我。我后来走进了音乐的世界，却不知道自己其实很早就已经走进了爸爸少年时代的世界。
爸爸不仅喜欢西方音乐，也喜欢西方文学。我小时候家里有一本很厚的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奥勃摩洛夫》。那时我大概十岁、十一岁，还没有真正开始读这本书。爸爸的三个右派朋友常常约着来我家喝个小酒，说着悄悄话。他们经历过相似的命运，能够聚在一起，大概也是一种彼此安慰、彼此取暖。妈妈总会给他们做几个可口的小菜，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除了谈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还经常谈外国文学，而我就坐在旁边听。
我其实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奥勃摩洛夫》就是他们经常争论的话题。他们会按照书中的人物性格，把人物往自己和彼此身上“安”：谁更像那个善良、懒惰、犹豫不决的没落庄园贵族奥勃摩洛夫？谁又更像他的好朋友施托尔茨？他们甚至还会争论：奥尔迦到底应该嫁给谁？这些对当时的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喜欢听他们这样谈。
一本外国小说，在他们的饭桌上已经不只是一本文学作品，它变成了一面镜子。他们在谈小说人物，其实也在谈自己，谈彼此，谈一个人的性格、选择和命运。后来，这本书就在他们三个人之间传来传去。我还没有真正读懂这部小说，却已经把书中的许多人物和画面深深记在了脑子里。
后来，这本书被于宝纯伯伯拿走了。再后来，我们和他们在同一天一起被遣返，那本《奥勃摩洛夫》也就这样遗失了。可是，它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很多年以后，我专程去北京，又去了上海寻找这本书。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上海西藏路的图书大厦重新买到了它。当我再次把那本厚厚的《奥勃摩洛夫》拿在手里的时候，我想到的已经不只是冈察洛夫的小说，我想到的是那个坐在爸爸和他的朋友们身边、听他们谈文学的小女孩。
而有意思的是，爸爸后来却常常责备我，说我被西方文学“洗脑”了、“中毒”太深，太过于浪漫。每当他说这些话，我都觉得有些好笑。因为爸爸大概永远不会想到：我中的这个“毒”，最早就是从《奥勃摩洛夫》开始的。他没有教我读这本书，可是，他让我听见了这本书，而我，就这样中了毒。这个“毒”，一中就是一辈子。
爸爸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些我从未想象过的故事。2000年，爸爸的两位山大老同学来青岛看望他。闲谈时，她们悄悄告诉我，爸爸当年在山大读书的时候是班长，经常带着同学们晚上偷偷翻墙出去，找饭馆吃饭。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爸爸那时候竟然还会跳舞。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那个我从小认识的爸爸，严肃、沉默、不苟言笑，一生沉浸在古代汉语、训诂和音韵的世界里。我怎么也无法把这样的爸爸，和一个晚上带着同学偷偷翻墙出去吃饭、甚至还会跳舞的年轻大学生联系起来。
可是，那确实是他的青春，只是爸爸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看到的爸爸，其实只是他人生很后面的一部分。在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沉默的父亲之前，他曾经年轻过。他会拉小提琴，会和朋友们谈外国文学，会带着同学翻墙出去吃饭，也会跳舞。他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活泼、浪漫和青春，只是后来，岁月和时代，把这些东西一层一层地覆盖了。
而我也是在很多年以后，从一份早年的档案、一个老同学偶然说起的往事、一本遗失又重新找回的小说里，一点一点地把那个年轻的爸爸拼回来。
还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画面。后来，CCTV开始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爸爸一定是家里最忠实的观众。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他总是从头看到尾。不是听一会儿就走开，也不是只挑自己喜欢的曲子，他可以一直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到最后，直到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后来连我这个学音乐的人，都没有这样的兴致每次把整场音乐会从头看到尾了，可爸爸却始终如此。
从少年时代学习小提琴，到后来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再到晚年每年守着电视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条线一直没有断过。而他的另一条生命之线，也从来没有断过，那就是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汉语、训诂、音韵、古籍，是他一生真正热爱的学问。
所以我常常觉得，爸爸真是一个很奇怪、很有意思的人。他身上似乎住着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是有些迂腐的中国“老夫子”；另一个，却是一个思想开明、对西方文化非常开放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这两个人，从来没有真正打过架，他们就这样和平地生活在爸爸身上。
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想：一个如此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为什么又能够如此自然地向西方文化敞开自己？也许，这两个世界在他那里，从来就不是矛盾的。也许，一个人的根扎得越深，反而越有能力去面对另一个世界。但这些，都只是我今天的猜想。爸爸没有留下答案，他只是这样生活了一辈子。
而我，是在他离开二十年以后，才开始一点一点地重新认识这个人。那个我熟悉的父亲，原来还有一个我从未真正见过的年轻人藏在他的身后。他曾经拉过小提琴，热爱过外国文学，和朋友争论过奥勃摩洛夫，也曾在大学时代带着同学翻墙出去吃饭，甚至跳过舞。后来，他变成了那个沉默的、严肃的、近乎“迂腐”的老夫子。可是那个开明的、浪漫的、向着另一个文化世界敞开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真正消失。他一直都在，只是我直到今天，才慢慢看见他。
2026年9月
作者：姚婉如
作者原创，世说文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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