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可谓盛况空前——梁启超、张荫麟、陈寅恪、吕思勉、陈垣、钱穆、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周谷城等，都是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们谱写了中国史学上颇多光彩的一章。本文不数列民国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而是指出这些历史学家被耀眼的光环掩盖的那些学术思想上的不足与缺陷——不这样，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历史情结永远是一种沉重的思想包袱！
教科书上所说的中国是史学大国，不过是官民修史留下的一部帝王将相流水账。史学本来是门科学。但中国文化里从未有过科学。所谓历史著作除了“流水账”性质的记载外，并未形成学术思想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民国史学家并未走出中国传统史学的局限。
（1）民国史学家的著作，没有真理意义上科学的史学思想。他们看不清：一部“二十五史”虽洋洋大观，反映的历史不过是不同面目的帝王将相上演的同样戏剧。没有人能有黑格尔等西方学者看中国历史的洞识：中国没有历史！既无社会的变迁，也无文化的进步。几千年的中国一个模样。
（2）民国史学家没有提出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从未解决国民的贫穷问题？
为什么历代都有“人相食”的惨剧出现？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是因为吃饭问题？
为什么所有的“盛世”都有饿死人现象？
所以，有人批评民国史学家不食人间烟火！因为他们不关注历史上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关注历史上的社会经济问题。虽然民国史学家“灿若群星”，却没有人指出：历代王朝奉行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是中国商品经济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没有商品经济，是中国历史上国民贫穷的主要原因。
所以，民国史学家没有发现：晚明半个多世纪的国际贸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商品经济的曙光！
例如，钱穆人称史学大家、国学大师。钱穆认为欧洲的商品经济之所以发达，与沿地中海周边的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经商有关，即地理环境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让人奇怪的是，历史学家的钱穆难道看不到：中国东南沿海是最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多么广阔的“地理环境”？看不到朱元璋明朝采取“海禁”国策，严酷打击海上贸易（假倭寇）是最失败的倒行逆施？看不到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才是中国商品经济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钱穆的这个学术陋识，原因在于他太爱儒家文化了！所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重农抑商是儒家文化的致命要害之一。
（3）民国史学家虽然多有留学的背景，却没有形成他们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民国大师未能从世界历史看中国历史，用人类历史文化的大视野扫描中国的历史文化。所以也就提不出这样的只有世界眼光才能看出来的中国历史问题：
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一直在农业文明中长期停滞不前？
为什么中国历史仅是一种王朝更替史？
为什么人类文化中只有中国才有“成熟”的中央集权制？
为什么只有中国历史上有太监、女人缠足这种残忍的文化现象？
民国史学家更不可能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比较中，看到“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才是历史进步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然，他们也不可能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比较中提出中国文化的缺陷问题：
为什么没有数学？
为什么没有物理化学？
为什么没有逻辑学？
为什么没有教育的分科学？
为什么没有古罗马那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理念？
为什么没有发展出以保护人为宗旨的法理思想？
（4）民国史学家都有着共同的、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情结。这是民国史学家的致命弱点，是他们未能对中国史学作出思想贡献的根本原因！不难理解：一个有着牢固的儒家文化情结的史学家，怎么可能走出“二十五史”的思想局限？重蹈儒家文化史学的旧辙，也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了。
（四）民国大师虽然大都有留学背景，却没有人看到：西风东渐的“西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的“西风”；引进先进文化的文化，实质上是基督教文化滋生的“先进文化”；引进发达国家的“器与技”，都是基督教文化世界的“器与技”。
所以没有人重视基督教文化，没有人研究过基督教文化。于是民国大师不能看到西方文化的灵魂是什么，不能看到西方文化的精粹是什么，不能看到西方文化的根本理念是什么——也是“情理之中”的了。民国大师中没有人提出“不了解基督教文化，不可能读懂西方文学名著”。
（五）民国大师发现了中国文化里没有科学，却没有搞明白“为什么中国文化里没有科学”的问题。
“中国文化里没有科学”实质上就是1940年代形成的“李约瑟难题”——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人类近现代科学？
民国大师虽然不乏批判传统文化的英勇斗士。但，就是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这样的思想型大师，终生未能发现：“科学出现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中国文化即便存续一万年，也不可能产生科学！”
也就是说，民国大师对科学的来龙去脉缺乏深入的认识与研究。没有、也不可能从科学的视角，发现中国人的思维存在严重问题——凡事不能问“为什么”，是中国人思维的主要毛病。当然这个毛病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难道就彻底解决了？
（六）民国大师大都对西方文化的主要理念、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比较隔膜。这个“隔膜”是民国大师在面对“去留”问题时没有了头脑的致命缺陷。
胡适被誉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有自由主义思想，但对自由主义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所以，民国大师没有自己介绍自由主义理论的著作。他们既没有看出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更没有提出“自由主义为什么是发达国家的官民共识”这个重要的问题。
正是从他们对自由主义缺乏深入了解这个意义上说，民国大师对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西方社会、西方人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面上。没有全面了解自由主义思想，谈不上对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西方社会的研究。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教育、与政治、与经济、与社会、与市场、与其它上层建筑的关系，我在《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思想共识》一文中作了较全面的阐释与解析，这里不重复了。但中国人进入人类现代文明社会，自由主义这一课是必须补上的。
本文概括的上述六点民国大师的思想局限，其实是“挂一漏万”。但是仅这六点思想局限，便足以让民国风中的当代学界、当代中国人认真反省了：民国大师的思想局限与天玄地黄后中国经历的曲折与坎坷，与中国人至今没有完成启蒙，与中国至今没有实现现代化，难道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上述民国大师的思想局限，难道不是今日中国学界的思想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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