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提到“焚书坑儒的血火之寒”，按说，那件事已过去两千多年了，与我们何干？还真的有关。大概是巧合，世说文丛12月29日发布的几篇诗文中，还有祁萌之的《<大秦赋>作者未曾想到…》一文。祁文批评了歌颂暴君的电视剧《大秦颂》，揭示了秦朝专制的历史贻害之深。文章引述丰富的中外史实，从文化和经济多种角度阐述了“秦制”之弊。所谓良知相通，良知在普遍性的理性基础上产生出来。宇公和祁萌之不约而同地说到了相同的话题，他们看到的是荒诞的世情——自由的人性竟羡艳禁锢的囚牢。两千年的贻害反被歌颂，一个世纪的折腾反成圣人。人性这饮杯怪味异常。
人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如此，秦嬴政干的那些坏事，坑赵军战俘40万、焚书坑儒；明朱棣干的那些绝事，杀宫女、诛十族，是在伤害一代代活人的心呢！伤害良知。
在这个世界上，一件事最终地、绝对地发生，心灵也不能将它扭转。（格丽克《卡斯提尔》）
格丽克所言，也包括那种挥之不去的心灵伤害，比不良体制的危害更甚。
“雾霾”成为对历史罪恶的一种呼应，大秦颂、大清颂、大N颂……这让人去猜测一种常见的“自我”心理建构，不仅仅是一个蒙昧无知的问题。就是“知”了也没用，某种人格意志的需要是罔顾事实和史实的。关键是“态度”，以致于无法争辩。上个世纪60年代巴黎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发生转向。如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不再研究怎样发动群众革命，转而专门研究工人阶级的不革命性。在今天看来，“不革命性”或许也是一种觉醒。比如弗洛姆研究二战，说“群众欲求法西斯”。我们从动乱时代走过来，也看到了“群众欲求wenge”的现象。
结合现代心理学的一些观察分析，我深信基督信仰要求于人“破碎自我”的教训。破碎自我不是消灭自我，这是不可能的。它说的是打碎一种顽梗，放弃“自我中心”。旧约《出埃及记》中第一次提到“硬着颈项民”这个说法，这个描述十分生动。僵化的观念、瘀滞的心结、极端的自私等，都是如此。
实际上，“大颂”玩的也不过是自我感觉，因“大者”被自我所占有而颂之，基本上还是为了力挺自我。说来，花那么大力气建造一个“自我”，求知、求技、积财工程浩大，不歌颂一下是有点可惜。但是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并存的运动，才是人格成长的自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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