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似乎验证了“庚子年必有国难”的说法。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庚子年的事实为证：
1840年鸦片战争是国难。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是国难。1960年饿死人的大饥馑是国难。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是国难。
如果说“庚子年必有国难”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这种国难应该是天意。既然是天意，所谓“庚子年必有国难”则属于天灾了。但上述庚子年的灾祸，除了2020年“庚子之难”即将落下帷幕，还不方便讨论外，其余的“庚子之难”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下面让我们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史学家把这一年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其实鸦片战争在英国被称为“通商战争”。
鸦片战争结束签订的《南京条约》，共计十三款，主要内容如下：
1.五口通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口岸，实行对外贸易。
2.割让香港岛与英国。
3.中国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2100万两白银。
4.废除清朝政府的自主贸易制度，允许中英商人自由贸易。
5.中英贸易，英国向中国缴纳关税。关税由中英双方商定。
条约并未谈到鸦片贸易的问题。
当代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对鸦片战争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书中认为鸦片战争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鸦片贸易产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从道光皇帝到林则徐，朝廷上下所有的官员，无人懂得这点外交常识。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都是中方官员处事不当引起的。
英国舰队远洋东来，用炮轰开清朝国门，也不是为了瓜分中国，更不是用武力掠夺中国资源。唯一的目的就是逼迫清朝政府开放口岸，实行通商。
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天朝的崩溃》，这里不赘。
大部分读者不清楚，十九世纪的中英贸易，英国政府一直对清政府的贸易政策不满：顽固坚守“重农抑商”国策的满清王朝，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对英国贸易。这种极其保守的贸易方式，既影响了贸易量的扩大，又影响了贸易的质量，使中英贸易无法提高到英国希望的规模与水平。
而中英贸易，中国一直是顺差，英国一直是逆差。差额年年都是天文数字！英国的工业产品无法打开中国市场，是英国商人最头疼的事。而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棉花、织布又是英国及其他欧美国家永远的畅销品。所以英国不得不倾尽本国的白银（主要来源于南美洲殖民地）购买中国的商品。这种不正常的贸易造成英国一定的经济损失。
英国是商业国家，很明白扭转这种不正常贸易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通商口岸，扩大贸易规模，开辟商品市场。但是满清政府上下没有人看到中英贸易存在的问题，早晚会酿成外交事端。
英国之所以向中国倾销鸦片，并非教科书上说的那些原因。
由于满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限制，英国工业产品无法打开中国市场，无法改变逆差的被动局面；而鸦片在中国竟然供不应求！这是英国商人大量从事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满清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反思国民对鸦片趋之若鹜的病态消费，只会骂英国向中国出售鸦片。用虎门销烟这种杯水车薪的做法打击鸦片贸易，并未杜绝鸦片在中国的消费与市场。
实际上远在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的乾隆年间，英国已经派出外交团队到中国，试图开展通商贸易。史书上说的代表团队向乾隆皇帝献礼，其实都是英国试图通商中打开中国市场的商品名单实物：蒸汽机、织布机、梳理机、炊具、餐具、钢琴、乐器、望远镜、计时钟等各种工业产品，还有装设大炮的军舰及各种枪炮等军事产品。
显而易见，英国团队带来的通商样品，都是足以强国富民的先进工业产品。
但是，高傲无知的乾隆皇帝把这些先进设备器具视为“奇技淫巧”，当作玩具，不以为然地束之高阁了。
等到1840年的英军炮火轰开国门，数万手持长矛大刀的清军在仅千人的英国军队的枪炮面前不堪一击时，惊慌失措的满清朝廷，仍然无人反省乾隆皇帝“奇技淫巧”的荒唐说法！
中国人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十年后，才有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部分开明官僚，逐渐认识到“奇技淫巧”原来都是很先进的产品、设备、武器。
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西方文化涌进中国，也就是史书上说的西风东渐。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器具，成为举国一致的选择。这便是“洋务运动”的由来。从而开始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便没有洋务运动，没有西风东渐，没有中国的近现代化！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促进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场推动了中国走向近现代化的战争，在教科书里怎么成了国难呢？
即便将鸦片战争中死于英军枪炮下的清兵及《南京条约》中的2100万两白银赔款视为国难；那么，这场“国难”都是无识、无知、无能的满清政府造成的！
如果说1840年的“庚子之难”是统治者造成的；那么1900年的“庚子之难”，则是民间百姓的民族主义情绪酿成的灾祸。
风靡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以排斥西方文化为目的。他们拆铁路、烧教堂、砸邮电、破坏外国人建立的所有公共设施。更有甚者屠杀外国传教士。诚然，义和团运动是得到官方默认或支持的。
本来对外国人就没有好感的慈禧太后，竟利用义和团与外国人开战，制造了严重的国际事端。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损失巨大的《辛丑条约》。
其实教科书上说的1900年的“庚子之难”有个重大遗漏：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招来了俄罗斯出兵东北，占领了东三省。东三省后来的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这些造成东北地区生灵涂炭，都是当年的义和团运动制造的“庚子之难”留下的重大遗患。这段历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不见于教科书！李洁的《晚清三国》，再现了这段触目惊心的史实。有兴趣的读者应该看看这部书。
1900年的“庚子之难”损失巨大、影响深远。仅向西方几个国家的赔款高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实际上支付赔款算上利息竟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是真正的天文数字赔款！“庚子赔款”在西方不叫“庚子赔款”，他们叫“拳乱赔款”。即对义和团运动的打砸抢造成的在华外国人的损失，作出的赔偿。
但这场义和团运动制造的国难最发人深省处不是赔款问题；而是义和团运动反映出的中国人渗入到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一旦形成群众运动，都是巨大的灾难！民族主义不仅是这类灾难的祸根，更是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先进技术走向现代化中最大的精神敌人。
一百年过去了，民族主义并没有受到批判与清除。民族主义每时每刻都在伺机兴风作浪，试图制造新的国难。像“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了”“厉害了我的国”等流行于世的说法，都是国民中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口头释放。民族主义情绪左右着国民的身心，是新世纪中国前行路上最严重的精神包袱与思想障碍。
1960年的“庚子国难”是全国性的大饥馑。这场大饥馑是1958年全民大跃进折腾的严重后果。这场“庚子国难”是个饿死很多人的敏感话题，这里略去不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杨继绳的《墓碑》。毫无疑问，这场“庚子国难”都是人为造成的。
不难看出，上述三次“庚子之难”都是人祸！既然是人祸，“庚子国难”就不是天意。庚子年与国难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鸦片战争后一百八十年来，并非仅庚子年才有国难，不是庚子年的那些惨重的国难还少吗？
了解近代史的都知道：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灾祸史！
既然历次“庚子国难”都属于人祸，把人祸比附成天意，这是官本位意识与帝王情结渗入骨子里的民族才有的愚昧！然而这个毫无科学道理的比附说法在新世纪的庚子年竟大行其道，这个现象不是很发人深省的吗？
新世纪第一个庚子年即将过去，国人还在煞有介事地议论“庚子年必有大灾大难”，好像发现了真理似的。于是想到：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的科学大旗已经一百多年了。时下国人背离科学的说法、违背科学的做法屡见不鲜。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湮没在国学热中；培养学生掌握“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的思想方法，消失在“之乎者也”中。一部算卦的书竟成了大学里博士生专业的必读——五四那代先贤若地下有知，是否会骂这些校长教授是不肖的后代子孙呢？
（写于庚子年除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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