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明清易代的种种原委都有事实为证，并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但所有的道理都指向一个“道理”：明朝灭亡与大清兴起是一种“周期现象”，1644年那个多事之秋是大明王朝登上历史舞台的必然，似乎大清入主中原也符合历史的必然规律。
然而细细想来，觉得学界就明清易代提出的种种原委，都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作出的结论，都是“事后诸葛”，并非历史过程的逻辑分析与科学判断。
在这种“事后诸葛”的说法中，历史成了唯一因果现象的描述。其实逻辑意义上的历史过程，并非只有一种因果现象，即所有的原因与结果都不是唯一的，还有另一种可能。对于那些影响了明清易代的种种原委，我们可以作出意义完全相反的假设，从中发现更为深邃的思想。
当然这种假设在历史事实面前没有意义，但在逻辑上却是成立的，也就是说这种假设的道理是存在的，这是研究历史的意义所在。也是史学家不可或缺的史识价值所在。
一
在明清易代中，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一个关键细节，这个细节并不为史学界注意，却很耐人寻味：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深知吴三桂镇守山海关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对吴三桂采取了收买政策，吴三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了李自成的高官厚禄，并立刻接旨进京述职。
走到半路时，遇到从京城逃出来的家丁，据家丁说家已被农民军抄了，特别是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将领刘宗敏霸占了。这让吴三桂“怒发冲冠”，怒不可遏的吴三桂返回山海关将接防的农民军斩尽杀绝，遂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后来的历史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通过这个历史细节可以看出，吴三桂本来已经归顺李自成的大顺新政权了，如果农民军不抄吴三桂的家，不霸占他的爱妾陈圆圆，则不会有引清兵入关这个“节外生枝”，历史会是另一番模样了。可以看出，这个“节外生枝”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个偶然现象，却改写了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出，明清易代其实是这个偶然因素促成的。
《明史》论明朝的灭亡，有一段话很有见地：“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说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清）绕开山海关攻入明朝京畿之地，闻警千里回援的袁崇焕与后金军激战于北京城外，终于使北京的形势大为缓和。但利令智昏的崇祯皇帝却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以“纵敌谋款罪名”将袁崇焕下狱，后处死。这便是学界喟叹的“明朝自毁长城”。
在当时的情形下，袁崇焕是不可替代的镇边大将，袁崇焕死，无疑是明朝守边力量的自我削弱。然而袁崇焕的死却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个误中反间计的偶然现象。如果崇祯皇帝识破了皇太极的阴谋，所谓自毁长城也就不存在，后来的边患危机也就不会酿成亡明的国难了……
当然，历史不可以这样假设下去，但其中“假设的道理”确实很耐人寻味，如果说史学家说的“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成立的话，那么“崇焕死”这个偶然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说，却决定了历史的走势。那么学界所谓的“明清易代是历史的必然”这个说法，在这里便大打了折扣。
史学界流行“明朝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说的是万历的荒政怠政及愈演愈烈的腐败，造成了国家的最终衰亡。
这个老生常谈的说法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在明清易代中并非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学界流行的这个“老生常谈”，却经不住事实的推敲：
明朝与所有的王朝一样，从一开始就腐败，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反腐败可谓空前绝后：活剥贪官皮，以儆效尤。然而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惩治腐败并未奏效。腐败继续存在。朱元璋到死不明白腐败为什么屡禁不绝，所以他无奈地叹道：“杀贪官怎么像割韭菜一样——旧的去了，新的很快又长出来了？”明朝存在了276年，腐败了276年。在腐败了276年这样的事实上谈腐败导致政权垮台还有什么意义？
说万历的荒政怠政导致明朝垮台，也是说不过去的：万历二十年不上朝，却做了四十七年的皇帝，而且正值“辉煌的晚明现象”①时期，社会经济“花团锦簇”，文化科技迅猛发展。今日的国际学界众所周知——万历年间的明朝是世界贸易大国，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白银都在百年不变的顺差贸易中流到中国来了②，这样的经济盛况、这样的历史事实，谈荒政怠政导致明朝政权垮台，不仅让人匪夷所思，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像有学者因此提问：是否正因为万历的荒政怠政，才有了“辉煌的晚明现象”？这个大胆的提问引人往深处想去：“辉煌的晚明现象”是否是商品经济自由发展——因无政府管制而繁荣昌盛的典型案例呢？
无独有偶：联想到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北美大陆，那时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北美大陆的商品经济却在无政府管制中急速发展，种植业兴旺，工商业发达，从而出现了被欧洲人赞羡“富得流油”的局面。也就是说，当年北美大陆让欧洲殖民者垂涎三尺的富庶，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出现的，这是否是商品经济自由发展——因无政府管制而繁荣昌盛的又一典型案例？不过这是题外话，留给读者思考探讨吧，这里不必深谈下去，读者能因此怀疑“腐败导致政权垮台”这个流行了数千年的说法，就是真正地“读史使人明智”了。
二
所以，认为明朝亡于万历的荒政怠政，其实属于没有多少意义的皮毛之见，这个说法在“辉煌的晚明现象”面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明朝在“辉煌的晚明现象”中迅即垮台，倒是个很值得学界深入探讨的问题。
上述导致明清易代的那些偶然因素——既然是偶然的，明清易代就没有了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明清易代就可以避免，历史的结局就有了假设的另一种可能。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中国文化推崇备至的“以史为鉴”，只有在这里——在人类可以左右的那些“偶然因素”上，才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例如李自成的农民军可以不霸占陈圆圆；崇祯皇帝可以不杀袁崇焕；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的密谋如果不被小太监偷听，便没有了辛酉政变；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如果不向北美大陆征税，便没有独立战争——这个假设的逻辑是，历史便是另一番模样了。这个逻辑含有的明显道理，才是史学家缺少的思想！在这样的逻辑面前，那些老生常谈的历史学家难道不汗颜吗？
人类的舞台虽然搭建在不可抗拒、不可预知的历史上，而历史的威武雄壮与丰富多彩，却都是借助偶然性上演的，政治家的才干往往表现在对历史偶然性的把握上，这种偶然性是政治家有所作为的希望所在。实际上，新王朝的出现、或一个新历史时期的开始，都是由偶然性所决定性的，这个原理贯穿在古今中外的所有历史，世界各国概莫能外——这里试举几例：
1.在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中走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其实是个矢志改革的国王，路易十六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法国的经济大为好转。但国库空虚，国王无法作为，宽厚的国王便想召开会议，研究征税问题。于是全国各地第三等级的代表陆续来到巴黎参加“三级会议”。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人们提出的一些与会议议题无关的政治问题引起国王的不满，一气之下，路易十六关闭了会议，于是入会人员与巴黎市民纷纷聚集到网球场，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宣誓，群众的怒火像干柴一样迅速在全巴黎燃烧起来了，大革命爆发。其实在当年的法国，国王征税完全可以不通过召开全国性的会议的方式征求第三等级人们的意见，可以由政府直接课税。然而出乎路易十六意料的是，好心召开“三级会议”，竟把全国的不满情绪聚集到一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这个火药桶就是革命。其实这个火药桶，既是国王自己用“三级会议”制造的，也是他关闭会议这个行动点燃的，召开“三级会议”可能是路易十六生前最后悔莫及的一件蠢事。不难看出，召开“三级会议”不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个偶然现象却决定了路易十六的悲惨下场，也改写了法兰西的历史。
2.中国近代史以慈禧的统治为主要内容，她主政中国近半个世纪，慈禧是在辛酉政变中上台的，慈禧之所以能在这次政变中取胜，关键是一个小太监的告密，使慈禧先下手为强，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否则慈禧与八大臣的命运将会完全相反，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就不是后来的模样了。可以看出，小太监告密完全是个偶然现象，这个偶然现象决定了当年几个关键人物的命运，也决定了历史的走势。
3.俄国沙皇是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下台的。“二月革命”是一场无人发动、无人领导的突发群体事件。圣彼得堡的市民因为没有面包走上了街头，向当局高呼“面包，面包”，由此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沙皇派去镇压的军队出乎意外地发生哗变，由此形势急转直下，形成全国性的反对沙皇统治的运动。沙皇只好接受杜马的意见退位，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从此寿终正寝，俄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圣彼得堡市民因面包上街游行是个偶然发生的事件，这个偶然事件却改变了沙皇的命运，也改写了俄国的历史。这种偶然事件改写历史的现象，在古今中外十分常见，可谓历史的“常态”，然而这种“常态”却是一种人类无法预知、无法左右、无法拒绝的“法则”，历史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法则”中出乎人的意料。
三
中国历代政治家只会感叹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无奈于王朝更替中的“周期律”现象——其实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识，在中国三千七百年的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周期律”！
众所周知，构成周期律有两个特征必不可少：一是相同的时间，二是相同的形态，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时间里重复再现相同的形态，这种现象有规律地反复出现，便可谓之曰周期律。像一年四季、“月有阴晴圆缺”、潮涨潮落的潮汐，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等，都是往复循环、周而复始的现象，可以说是一种周期律。然而中国历史几千年，虽有王朝兴衰治乱，有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开始，看上去也是一种“周而复始”，然而这种“周而复始”却没有时间规律，各个王朝之间的兴替时间很不相同，即各个王朝的存续时间大不一样：
夏500年；
商600年；
周844年，其中西周329年，东周515年；
秦15年；
汉426年，其中西汉231年，东汉195年；
三国60年；
晋155年，其中西晋52年，东晋103年；
南北朝169年；
隋37年；
唐289年；
五代53年；
宋319年，其中北宋167年，南宋152年；
元162年；
明276年；
清295年。
从以上可以看出，有的王朝仅仅存在了十几年、几十年，有的则数百年，差异太大，哪来的什么周期可谈？在这种无章可寻的王朝更替现象中，看不出有什么历史的规律性，而每一次更替中那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偶然现象没有规律，也不可能有规律。
再说王朝更替中，绝非一种简单的再现现象，例如周朝844年，西周和东周相差将近三百年，而东、西周在国家体制上并不一致，西周基本上还是个统一的王朝，而东周五百多年已经是“无义战”的列国争雄了。秦朝虽统一六国，其体制与周朝完全不一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汉体制，其实并非秦制度的简单翻版。南北朝169年，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存在“往复循环”了什么王朝。五代十国各自为政，也谈不上什么王朝的“周而复始”。
不难看出，中国有史以来的王朝兴衰，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更替现象，既没有时间规律可寻，也没有相同形态的再现，哪来得什么“周期律”？
所以学界长期流行的“周期率”说法，实际上是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在一个伪命题上煞费苦心是徒劳的，难怪一些人在研究王朝兴替上虽“皓首穷经”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事无成，既没有发现什么规律，也没有看到真正的周期律。
四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然而读史不仅仅是从过去的事实中发现因果现象——这是一般读者都可以实现的；读史更重要的意义是看到历史的偶然性，看到那些不被人们注意的偶然的东西才是决定历史走势的根本力量。如果能从那些偶然性的逻辑假设中看到历史另一种可能的结局，便会进一步发现“假设的道理”，这些“假设的道理”才是史识难能可贵的思想。从理论上讲，偶然性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改写了历史的偶然性事件原本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正是从这个原理出发，后人可以从前车之鉴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所谓“以史为鉴”的道理就在这里，这是读史的根本目的所在，也是“读史使人明智”的全部真谛。
常见学界重复“历史的必然规律”这样的陈词滥调，其实都是用已知事实的因果现象，佐证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当这种僵化的历史观束缚了人的思想，“历史的必然规律”成为一种教条时，“以史为鉴”与“读史使人明智”便成了一句空话。实际上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必然性”，都是对既成事实的描述，都是事后诸葛的说法。毋宁说，这种说法并无多少学术价值。
遍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人世间并不存在“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必然规律”，例如古代东方国家出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绵延了两千余年之久，但在欧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以土地所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形态；中世纪欧洲的“双驾马车”——教会与国王共同执政的封建社会存续了一千多年，这种分权体制在东方国家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不仅探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困难的，寻求各民族、各国之间共同的历史发展规律更是不可能的。
从大量的史实可以看出，造成王朝更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对这些原因探讨其孰重孰轻，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偶然因素，这一点是历史不可预测的根本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朝更替赖以发生的背景、环境及其他相关条件都是不可移植、不可再现的“唯一存在”——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就其形态、性质、内容而言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王朝更替中找不到规律、看不到周期率的根本原因。
注：
①白谦慎著《傅山的世界》北京三联2006年4月版
②樊树志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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