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历史的链索不会突然之间那么彻底地拦腰断掉，即使被强行断，那被斩时的疼痛之血也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经久不息地流淌着，传承于后世。
一种纯粹而高贵的精神，在被埋葬的过程中，不存在“自然死亡”这一概念。当一种强大而疯狂而残酷的势力升起在地面，极力要被埋葬、被清除的另一种东西被迫潜入地下。因为这种东西是美好的、高尚的、人性的，所以它不忍死亡，它顽强坚韧地在黑暗中生存着、积蕴着，不惜以许多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指给我们看的就是这一被迫潜入地下的过程和当事人千难万险保留下来的记忆与物证。
那一切开始于六十年代初，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和人文精神在当时最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中少数人身上延续着。因为这种延续在上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已经以各种方式被迫而悲凉地终止着；因为这种延续是以一种扭曲的、冒险的、叛逆的方式开始的，所以，这种延续注定了与此有关的那些年轻生命在此后十多年间所遭受的一切悲哀和悲壮的命运。
任何时代都有特权阶层（这是一件可恨的事情），那个时代也不例外。文化与精神的延续与传接多半来自于阅读，这也是一个几无例外的事情。在当时，普通平民家的子弟除了刻板的教科书，几乎无缘接触更多的读物，然而，高干和高知家的子弟则不同，他们在是求知的年龄里，可以得天独厚地、轻易地阅读到大量的在当时仅供批判而出版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等内部读物，以及尚未被完全清理掉的大量的家庭藏书。他们不是以批判的眼光去读，而是以年轻好奇的、求知的心灵去读的，于是，他们终于“中毒”太深，在以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德热拉斯、爱伦堡、索尔仁尼琴、西蒙诺夫……等一大批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震惊不已地重新认识了斯大林时期的那场革命。他们无法批判，因为他们已经在灵魂深处认同着这些作家和作品产生着无力阻挡的共鸣。另一类读物是“资产阶级的”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厌恶及其他》《愤怒的回顾》《局外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他们同样无法批判那些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和“愤怒的一代”的西方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危机、心灵创伤和叛逆个性暗和了他们当时的心境。还有《牛氓》《九三年》《红与黑》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经典作品，正好培养了他们浪漫的英雄主义气质。于是，就在全国上下，尤其是尚不谙世事却狂热无比的同代人沉浸在一片大批判声中时，他们却睁着一双清醒而痛苦的眼睛，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不归路。
他们，最早是以北大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的六公子）为主的“诗社”和以北京101中学学生张郎郎为主的“太阳纵队”文学沙龙，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充满激情的文学青年，他们所探讨和交流的也只是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的事情。然而，不久后，“诗社”的全体成员都曾被捕入狱，1967年，25岁的郭世英背着捆绑在身的椅子跳楼身亡。紧随其后，“太阳纵队”也以“反动组织”被查抄，被审讯，张郎郎被判死刑缓期，坐了十年牢，其他成员无一例外受到牵连，张久兴自杀身亡，甘露林自杀身亡……张郎郎逃避追捕时，曾在沙龙成员王东白的笔记本上匆匆写下“相信未来”四个字。
他们无疑是有底蕴和有才华的，但在当时，他们没有留下作品，是他们还没来得及留下作品，还是有作品而被毁掉了、失传了？我们找不到详实的答案。但他们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们的精神不仅在幸存的诗社成员中得以延续，而且辐射了七十年代大面积的知识青年。郭路生作为当时最早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太阳纵队”成员，以其创作于六十年代末期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儿三部曲》等代表诗作，开启了中国朦胧诗的先河。七十年代，手抄文学在知识青年中像一股滚烫的潜流在秘密流行着，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股潜流终于像一股巨大的洪流浮出水面。正像北岛（“太阳纵队”里的赵振开）的诗《回答》是蘸着遇罗克的鲜血发下的一个誓言一样，开放之初那轰轰烈烈的文学繁荣只是七十年代地下文学的一个总爆发。最早创刊于1978年、带动了一大片的、民间形式的文学双月刊《今天》当时刊发的大部分作品，是赵一凡冒着牢狱之灾收藏的、连作者自己都没有了的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地下作品。
是的，那些作品，以及后来大批的作品已经广为流传那些最早浮出水面以及后来更多的作者，已经成了大作家，广为人知。但是，在此之前，在黑暗中默默托扶他们的土壤呢？还有那大量的、不曾浮出的人与作品呢？
我突然明白了《沉沦的圣殿》的主编廖亦武在“楔子”里讲的一句话，“朦胧诗”的出现意味着整个六七十年代地下文学的“集体自杀”。
原载《小说评论》,200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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