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作为从专制时代走向民主科学时代的过渡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思潮纷涌、观念嬗变，是这一时期社会的重要特征。为了逃难，为了生计，无论是名人学者，还是士官吏员，抑或是商贾黎民，时常处于经常性的迁徙、流动之中。限于通讯条件，人们彼此之间的信息沟通、抒发情思、世事研讨，就只能依靠古代传下来的信札了。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技术水平所限，承载这些书信的纸张的质地大都比较粗劣，经不起频繁战乱、文化浩劫、辗转颠沛以及时间的磨砺，残损多多，散佚多多。这就给后人研读这些信札带来难度。编者在搜集这些书信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即便如此，编者还是在诸多书刊中发现并整理了几十通信札列入本书。在此过程中，编者有如下感受，愿与读者分享。
首先是信札主人对信念的执著和做事的严谨令人感动。民国时代，无疑是一幅壮观的社会变迁的巨幅画卷，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无疑是信念执著的一代人。无论是致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新思潮新文化论争和传播，还是凝聚在特色鲜明的政党社团的旗帜下为实现理想奔走呼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抑或是为了自己心仪、钟爱的情侣殚精竭虑，都无不体现着种种契而不舍。从女作家庐隐与爱人李唯建之间漫延多年的情书来往中，人们分明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爱侣之间那种当时被称作“青年病”的爱情观，那种爱得死去活来，那种感天地泣鬼神的行为。与执著相辅相成的是严谨，从林语堂与钱玄同就欧化问题的辩论，胡适与陈独秀就文学改良话题的探微，高鲁就太阴太阳历与陈垣进行的探讨，张尔田与王国维对“史微”所做的数十处改动，闻一多就诗歌创作提出的包括韵脚甚至标点的建议，竺可桢写给远在拉萨的学生要求规范操作仪器、严守观测流程的信件，等等，皆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读了下面徐志摩写给孙伏园的一段文字，可对“严谨”二字有更直观的认识：“我还要声明一句，我发表的文字到现在为止总是签名的，不是志摩就是徐志摩，此后也许用一个‘摩’字，此外的名字我都不负责任......”而1930年11月，就北平文物将分散迁往沈阳、南京一事，陈寅恪执笔，蒋廷黻、顾颉刚、吴其昌联署写给执政当局和故宫博物院的一封公开信中，对如何处置所迁运文物，不厌其烦地做了详细建议，最后强调指出：“各本良心而言，务恳理事会诸公，顾算全国百年文化之大计，悯念中华古物零落之可怜，北平古物集中之匪易，再慎重审酌，呈请行政院覆议，此效将远至数百年后，吾中华他日有复兴之一日者，必拜诸公今日之佳赐矣，并望全国学者之爱护文化者，爱护北平者，注意此事，群起而尽保护之责也。”很难想像，没有这种执著和严谨，会有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大师辈出、群星璀璨、硕果累累的民国文化大繁荣。
其次，透过这些信札，今人可以获知一些以往不知道的历史事件。包括民国近四十年在内的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其实有很多相当精彩的历史细节被湮没在传统教科书的陈词滥调里。由贺耀组于1934年6月8日至13日短短五天给蒋介石所发密集的函电中，读者可以获知，围绕日本外交官失踪，当局在大规模搜寻的同时，是如何展开外交斡旋，最终暂时避免日本以此为借口发难的史事。虽然1914年11月，日本乘德国人无暇顾及远东利益强取山东的经济政治权益，然而，在十年后的1923年9月，当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8.1级大地震时，执政的北洋政府还是发动全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筹募赈款，予以救济。由此可见我们民族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从社会各界向国府主席林森呼吁要求无罪释放施剑翘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一起震惊当时社会的大案——施剑翘刺杀军阀孙传芳案，围绕着为施剑翘减刑展开的社会营救活动，有声有色，令人感慨，“故杀一孙传芳，使天下之叛国殃民者胆因而裂；赦一施剑翘，使天下之仁人孝子义因而伸。虽系孝女一身之小，实关国家纲常之在，是以请颁布赦令，恢复施剑翘自由，则叛逆惧而人心正，孝德彰而风俗善矣。”读了这充满感情色彩的句子，相信再麻木的人也会振奋。获知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英国贸易工会主席、英国援华会成员本·提里特及时地将反映大屠杀的有关材料汇集成书，寄赠英国贸易工会俱乐部成员及相关媒体，揭发日军暴行。而民国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领事权世恩致驻苏大使馆，针对中苏1935年两国之间经济不对等状况提出的具体应对建议的函件中可知，1933年中国和苏联复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赴美学者周鲠生等在给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信件中，不厌其详地介绍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当时的国际关系等资讯。通过孔祥熙给蒋介石的汇报密电，可以了解为建立战后金融秩序而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各国的立场及中方所作的贡献。在吴稚晖的一封信中，可获知孙中山先生真实的出生年份，此前，对此话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信件保存了珍贵的历史史料。
三是这些信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展现了一幅生动多彩的世俗社会画卷。从法国驻华使馆武官给法国国防部的情报汇报中，读者可以客观地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华列强的情报工作情况以及法国的相关对策。从民族企业家卢作孚给下属的函件中，可以看到当时企业家对企业员工的管理思路：“织布工人住宿在新营房，白天作工，夜晚读书（必需读书），星期日受军事训练，仍用军事管理方法，但不是随时随地都需用齐一动作，只在必要时需用。”在一个年仅三十岁，在今天看来绝对属于青年的教师周乐山那里，居然自认为自己已迈入中年门槛（之所以这样说，大概他认为四个孩子的父亲自然属于中年人了吧），甚至以一副长者的口气向青年人谆谆教导，在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所经历的苦闷和纠结，从而窥见那个时代真实的社会场景。在一本名为《万象》的期刊刊载的署名季黄的信中，作者介绍了当时北平的一个大图书馆的情形：“借书的手续非常简易，任何人都有入内阅览的权利，没有入会或缴纳保证金之类的限制。这图书馆是自建的西式的房屋，四面环绕着空地，从阅览室的每一窗格望出去，都是碧绿的树叶。阅览室内，几十个青年埋首于参考和摘记的工作，静悄悄地，只有铅笔和白纸摩擦而起的沙沙的声音。但窗外的知了却叫得非常热闹，似乎故意想打破阅览室里的岑寂的空气似的。有几个青年带着粗粝而简易的食品，像窝窝头之类，准备在这里消磨一整天的光阴。”作者在信中还细致地介绍了当时的“北漂”闲适的生活细节，如在北海公园邂逅度假的女学生，在中央公园喝茶，享受报贩及时送来的家乡报纸的快意，以及报贩的“态度非常恭顺，对于客人付给他们的租费，从不计较多少，永远是那种含着感激的眼光”。李劼人在写给书商的信中，更直言不讳地写下对依靠版税维持生计的憧憬：“如每千字能售四元以上，则此四百余元，够我五月生活。”即便是后世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当时也常常为生活的拮据纠结，并为救助一失业的朋友而不得不向另一个朋友借款。可见当时文人学者谋生的艰难，也得见社会对作家作品价值的认可。而张宗麟和陶行知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实践，即使是在当时也是毁誉参半的。但他们不为所动，坚持做自己认为是正确是事。“把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託一位师范生带到一处地方不安靖的海边去旅行一个月，又加以是这么冷的天气，在寻常父母必以为是大不应该的事。”不仅如此，张宗麟还对自己孩子提出一些具体要求：“每天按时起床，睡觉，上学；每天洗脸，刷牙，洗脚，每星期至少洗澡两次，倘若天气热，就要天天洗。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每天除吃正餐外，少吃另食。正餐也有一定的分量，不多不少；有了病立刻告诉老师，绝对听从医生或老师的劝告；多同小朋友玩耍，玩的时候有和爱的态度，快活的精神，地点要多在户外或田野里，少在房子里；注意看报，看地图；多多发问，每件事都问一声‘这是什么？’‘牠怎样呢？’‘为什么是这样的？’‘把牠改换一下可以吗？’；多动手做事；每天写日记，每星期写一封信给我，每月写一封家信和给叔祖的信……”这些信展现了近一个世纪前我国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个体与群众之生命，皆须建筑于对过去之感激，对将来之希望之上，舍此二者，今日之努力且无依。人孰不有历史，人亦孰不有爱历史之感情，永久之时间乃一瞬之连续，若举过去之历史而尽施黑点，他日之新生命尚复何所自生，而吾人今日之生存更复有何意趣？”这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廖仲恺遇刺后写给同僚一通信中的一段话，由此，编者由衷地希望读者能喜欢上这本《民国名人书信选》，并走近那段不算遥远的过去，走近那些走开并不十分久远的人们，走进他们精神世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分享他们的生活感悟和追求，有所借鉴，有所思索，汲取继续前行的动力。
2013年8月
编者说明：本文是本人编著的《民国名人书信选》之序言，原拟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因故未出版。将通过文丛陆续选发这些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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