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睁眼一看，中国地面上，无处不是人畜鬼怪相杂处。黑暗的势力一天天来得凶猛，我们可有什么好法？我深察现在一般青年们的头脑，远不如《新青年》出世的一二年清楚，尔奋斗精神之堕落则与时间的流动为反比，是诚国家之大忧！《语丝》诸公的文笔诚然犀利，可惜识者太少，得来的回响，只是极其稀微，真太辜负人了。

——呈开明先生

开明先生：
象我们从前每天总要会面三四次，现在这一别，若依“一日三秋”来说，此刻我那女儿必已找到姑爷；如果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那末照政治演进的程序来说，此刻该是大清帝国中兴后一千多年了。于是我可以根据了上述的理由向您说一声“久违”。
病人住在医院里是苦恼，没有病的人在医院里更是苦恼。近来时常看见大夫拿着明晃晃的刀在病人的胸前割剜，悲啼惨号，我听后恶业如有利刃冷冰冰地插入我的胸膛，穿透脊背，只是不知道受割剜者是否与我当时所感的相同而已。在利刃穿透我的脊背之后，我的周身是冷的，我的胸腔时常为利刃所戳，除时常周身是冷之外，还时常想起你那“鬼的叫卖”。
先生！你是想起洛色谛女士的《鬼市》，而作成了《鬼的叫卖》；我是想起《鬼的叫卖》之后，又联想起“人的叫卖”来了。
记得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我从北京到太原去，这正是北五省旱灾的时节。火车沿途每一大站，还有人拿了食物来卖给路中受饥的人吃，就是到了太原，我也不曾受到因旱灾而饥饿的影响。可是朋友们和我说，就有娘子关附近，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坐在一匹驴上，连驴带人，物主只要八块钱的代价也没有人要买。大概这消息传出之后，去了不少外路人，以后也就不听见说销路不灵了。反正现在也有做这生意的人，不过那时价格低落，现在也有卖身给人的人，不过大半都是论月论年，或者不止八块的驴身价——是二百块的冰炭敬，或者四百块的膳宿费。卖掉之后也不至于“豚”似的让大司务拿来给我们吃——其实我并不要吃。
大司务不会拿他们的肉来给我们吃，然不会没有人吃，不过吃法不同。我们家乡有一种吃法，叫作“嚼老骨头”，这是儿孙吃先人，据说这在日本叫作“啃老爹的腿”。我想这吃法无异于男女合座的聚餐会，一定很有趣，虽然你我都没有嚼过。
说起吃来，我还想起两件事，也是那次到太原去时朋友和我说的。北五省旱灾以前的那次旱灾时，就在平定，人如果饿死，家人都不敢哭。因为哭声出去之后就有人拿了明晃晃的刀和篮子来分割人肉。这在我听了只觉得惨与痛，后来仔细想想也并不奇怪了。前几天看见庄季裕的笔记，里面有这样一条——可见这不但古已有之，且尤有甚也，倘若“桥头的小鬼头儿”到敝邦来做生意，必定“生意兴隆通四海”，且其儿孙亦未必有老骨头可啃。看《鬼的叫卖》声中都是华名，大概确是国货，想来无人抵制。庄季裕的笔记录下：
唐初，贼朱粲，以人为粮，置捣魔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伤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棘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猪？，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少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鸡肋篇》卷中）

川岛[1]敬上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山本医院。

川岛兄：
吃人，这是我中华古已有之的事。要说是坏，固然也是的，但是在重精神文明的国民，只要保住精神，吃掉了物质或者也不很打紧，即使不主张毁物质以保精神。我所最感到趣味的是《鸡肋篇》里所说，登州忠义之人带了人腊到钱塘的行在来吃。吃了人肉做忠义之民，这是中国礼教的具体象征，真令我不胜佩服之至。记得消化里说，有人想割股疗父而舍不得自己的肉，便把睡在门外的乞儿的大腿割了一块，乞儿呼痛，那人低声说：“别嚷！这是行孝哩！”这又是别一个例。这都是我们的国粹道德，我们大家都是熟知的。近几礼拜你在医院陪病人，恐怕很劳碌了，所以有点Sentirnental[2]，觉得这种事有些古怪，却未免令孔家店老伙计们笑你不见世面。关于老伙计们，我还有好些话要说，今天来不及了，改日再细说罢。

开明[3]匆复
载《语丝》第17期，1925年

【注】
 [1]川岛（1901—1981），原名章廷谦、字矛尘。浙江上虞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1924年出版散文集《月夜》，被誉为散文文学妙手。建国后发表多篇研究、回忆鲁迅文章。15岁随父入太原一中就读，后进山西大学哲学系，1919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2年毕业，留校任校长蔡元培办公室西文秘书兼哲学系助教职。常为北京《晨报》副刊写稿。1922年8月17日发表第一篇杂感《撒但的行径》。1924年与孙伏园、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等共同创办《语丝》周刊，参与出版发行事务，共同承担实际编务，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1932年北上，在北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职。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执教，任中文系副教授。1949年10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后任民进中央委员兼北大支部主委。主要作品《月夜》《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川岛选集》等。
[2] 英语，感伤之意。
[3]即周作人，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1937年，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战后被定为汉奸。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



玄同先生：
我刚刚读过你的《写在半农给启明信的后面》一篇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脚拍桌子”，忍不住也来插说几句，也借此可以聊补我对于《语丝》逃懒足足两个正月之过。若弟也者，诚可谓之“Sleeping partner”也（此语未知如何译法，估从直译先生的土计，译作“睡觉的伙计”）。近来睡觉觉得已够，作文之心复起，适来了先生潇洒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题目没有了。
未入正题，先说一句闲话：半农的信里头有一句恭维先生的话而为先生所璧还者（我是先读先生之“璧还”然后读半农之原璧）。半农想念启明之温文尔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之大棉鞋与厚眼镜......此考语甚好，先生何必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此似乎近于自夸，姑置之）；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现代评论》也（《现代评论》的朋友们不必固谦，因为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学者之象征也；以《现代评论》与《语丝》比，当然是个学者无疑，且不失其“ㄓㄣㄊㄌㄇㄣ”[2]身分者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猛进》，温文尔雅不必限于《语丝》。此亦犹厚眼镜（学者之象征）不必为尹默所独有而可于玄同身上求之耳。
在此还得插说一句，我虽未见半农之面，却胆敢拉半农名字。所以然者，一来为半农是先生的旧友，二来依先生言，半农并无ㄓㄣㄊㄌㄇㄣ之架子，凡无ㄓㄣㄊㄌㄇㄣ架子者，皆吾友也。弟意大学教授中应有这种的人格，不应尽是胡须这么长，冠冕堂皇可派赴赛会者。因为世界上的ㄓㄣㄊㄌㄇㄣ与ㄐㄩㄣㄗ[3]本来这样多，若并大学里头而充满他们，我们的鼻孔将向哪儿喘气呢？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先生的“欧化的中国”论及“各人自己努力去变象”的话，说的痛快淋漓，用不着弟来赞一词。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唯一的就过办法，明白浅显，光明正大，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题发挥来多说几句。弟近有“孙中山非中国人”之论，其见地主张，完全与先生所持一致。弟本来以为民国有一个伟人，近日细想，此一伟人乃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话，若有人以为兜玩笑的话，也只好由他去罢）。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农先生在巴黎想起青云阁琉璃厂来，因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的谬论（只可当他为谬论），谓“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一句话”。此乃半农在外留学五年所致。若是仅留学一年半载，或回国天天看国内日报张三打李四，王五请赵六喝白干的新闻，只会感觉到国内外国人太少，不会有外国人太多之叹。即以弟个人而言，今日之主张，亦系回国后天天看日报之结果，此弟一年来思想之变迁也。
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他们仿佛以为硬着头皮，闭着眼睛，搬运点马克思主义，或德谟克拉西，或某某代议制，便可以救国；而不知今日之病在人非在主义，在民族非在机关。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则邦不宁，非其根本腐败之铁证而何？近日孙先生之死，虽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来奉场，助祭，做挽联，提倡什么主义什么党纲，察其语调，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实为国悲感者绝少，一若高调一唱，将来中国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奴气十足，故尚喜欢唱高调，尚相信高调之效力（废督裁兵咯，国民议会咯，护宪咯，拒贿咯......等等花样甚多），故此高调终是高调而不能成为事实。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故尚有败类的高调盈盈吾耳（如先生所举“赶走直脚鬼”，“爱国”及“国民文学”三种及什么“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东西），故尚没人敢毅然赞成一个欧化的中国及欧化的中国人，尚没人觉得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此中国人为败类一条不承认，则精神复兴无从说起。
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是至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不妨再说几句。孙中山之非中国人，已于《猛进》（第五期）说过了，然则再造将来的伟人也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是不待辩而可明了。现且姑置勿论，而论段祺瑞与吴稚晖。段祺瑞者，十足之中国人也；吴稚晖者，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也。观此次孙中山出殡事，可知也。段先生不想祭孙中山，便罢；想祭孙中山，则非排出其执政之架子不可，卫队等等不必说，大礼服不穿上似有失执政之尊严，且因穿大礼服而毅然洗足，因洗足而皮鞋穿不上，因皮鞋穿不上而恼起来，索性不去祭，祭也是段祺瑞，不祭也是段祺瑞......好了，派个代表致祭，此非一副活现十足之中国人之写照而何？吴稚晖呢，却是钻在人群中，抱着一大捆百花的挽诗，逢人便送，非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曷可臻此？不必说十足之中国人段祺瑞办不到，即使欧化一二成之熊希龄，黄郛，亦未必有此气象也。我们因此，暗中那个得一个印象，即国内外国人太少，及欧化中国人之不可多得也。
诚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严格民族自大的风狂。”（启明的话）然弟意既要针砭，消除，切开，严格，何不爽爽快快行对症之针砭术，给以根治之消除剂，施以一刀两断猛痛之切开，治以永除后患剧烈的阉割。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谓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复兴解做“复兴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两个反对理由。第一，此种扭扭捏捏三心两意的办法，终觉得必无成效。且若我们愿意退让以求博一般社会之欢心，则退让将无已时，而中国之病本非退让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后可也。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为何物，在弟尚是茫茫渺渺，到底有无复兴之价值，尚在不可知之数。就使有之，也极难捉摸，不如讲西欧精神之明白易见也。或者唐宋中国人不如两汉中国人，两汉中国人不如周末中国人也不一定，如是则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复者，故周末尚可成一个孟轲讲“善食吾浩然之气”，及墨翟之讲兼爱，此乃其时精神未死之证。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无聊，观其替当时青年选必读诗三百篇，《陈风》《郑风》选得最多，便可为证。（说到这个，恐话太长，姑置之。惟我觉得孔子乃一活泼泼的人，由活泼泼的人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如《论语》所谓“席不正不坐”这话，到底是谁说的，我们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个人以为孔子未尝呆板乖癖至此。否则孔子当门人前席不正不坐而已，如此则孔子所行直与冯玉祥在客前不吃燕窝鱼翅同等，惟弟决不相信如此也。这是闲话，表过不提。）总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较奋勇活泼之气，不然既一厄于儒墨之争，再厄于汉时十四博士之经学，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学（《大学》《中用》是宋人始列入《四书》，是中国人之成败类自宋朝始），古人之精神已一无复存，此种之精神复兴恐怕不大容易讲吧，除非有一位费希特来重新替我们讲给我们听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识浅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马跑得太远了，赶快收束吧。总而言之，我近来每觉得精神复兴之必要，因为无论国事或教育，所感觉进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种颓丧之习气；在此颓丧习气之空气内，一切改良都可扮出一些笑剧来。三十年前中国人始承认有科学输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认政治政体有欧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认文学思想有欧化之必要。精神之欧化，乃最难办到的一步。且必为“爱国”者所诋诬反对：然非此一步办到，昏愦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尝思精神复兴条件适足以针砭吾民族昏愦，卑怯，颓丧，傲惰之痈疽者六，书于左方以待参考，不复多赘（这也可谓不识时务之我的一点鄙见，一笑）：
1.非中庸（即反对“永不生气”也）。
2.非乐天知命（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他咬我一口，我必敬他一口）。
3.不让主义（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不要不让，只要觉得能够忍不住了，禁不住，不必讨论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锄耙冲打而去而已，未尝屯兵秣马以为之也）。
4.不悲观。
5.不怕洋习气。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孔丘之国粹当然非吾所应有，然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屏弃之列。最好还是大家穿孙中山式之洋服。
6.必谈政治。所谓政治者，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干忽而揪辫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谓在设立什么都可以来（剃头，洗浴，喝皮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

玄同先生！因为你的一篇大文，使我诌了一大堆的砖瓦，未知有当否，然这回我对于《语丝》的义务可尽了。顺颂“欧”安，并问“化”祺，不宣。
一九二五，四，七，弟语堂[4]

载《语丝》第23期，1925年

【注】
[1]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张废除汉字。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2] 注音字母，英语gentleman的拼音，即“绅士”。
[3] 注音字母，即韩语“君子”的拼音。
[4]林语堂（1895－1976年），福建龙溪人，出生于福建漳州市。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1976年在香港逝世。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
 

语堂先生：
您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的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这三位先生的著作言论中，充满了这个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国人”所不高兴。我觉得三十年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会给老主题，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将“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们以为“用”虽可以加多，而“体”则断不容易动摇。试略论之。中国人不懂科学，不会制枪炮，不会造洋房，不会修马路，他们是可以承认的；他们说，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而非“形而上之道”，不及人家，不算ㄏㄢㄔㄣ[1]，好在我们的精神文明是冠绝全球的。说中国的政治法律不及西洋，他们也可以承认的；他们说，政法是末，道德是本，政法窳败，不算丢脸，好在我们的道德是天下第一的。所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要造枪炮，要造军舰，稍微明白的人也认为当务之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开议院，要改官制，稍微明白的人还来附和响应。到了陈独秀胡适等人要戳穿“冠绝全球的精神文明”的丑相，要撕破“天下第一的道德”的鬼脸，明明白白地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则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无论顽固党与维新党，亡清遗奴与西洋博士，老头子与小孩子，都群起而攻之，誓不与之共戴天了。这是什么缘故？就因为动摇了他们底“体”ㄧㄚ（呀）。
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鲁，陈三位先生的话；现在您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更高兴得了不得。我要把心中的话信笔写出，想到那里，便写到哪里，乱七八糟，毫无条理；反正我是不会做文章的，写得没有条理，乃是当然之结果。
从前倡言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的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的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若因救亡而革命，则转亡为存以后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现在国势还是很强，武力足以御外，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国势虽弱，武力虽不足以御外，而别国也与我们同样的不济，或他们没有侵略我们的野心，我们便可以不革命吗？我以为现在的中国，无论国强国弱，国危国安，国存国亡，革命总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至于一时的国势危殆，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以此为革命的目的，真所谓目光如豆，宁有是处！
革命这个词，“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恶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据我看来，真是寻常而又寻常，当然而又当然的一件事，用不着这样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推而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彼此或是明约，或是默契，定了许多条目，如所谓道德彝伦礼乐刑政等等，拿来共同遵守，过了些时候，因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觉得这些条目有毛病了，不适用了。或更有独夫民贼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来欺侮大众，那便使用嘴，笔，枪，炮，把那些坑人的条目撕破，践踏，摧烧，这也是革命。这种革命不免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国近年来的革命实行家，惟孙中山先生深知此义。他自己的思想，是时时进步的。他的著作言论我所见过的，为（1）一八九四年给李鸿章的信，（2）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在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中的演说（见《民报》第十期），（3）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孙文学说》，（4）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三民主义》的演讲录。从这些文章里，很可考见孙先生在这三十年之中思想时时进步。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时时进步，所以他能够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这样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的人，不是“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们都认为孙先生是敌人，所以他们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国近年来虽有革命之名而丝毫没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败类的民族依旧还是根本败类。
讲到现在的中国人，工艺与政治固然很坏，固然应该革命，而道德与思想则更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非革命不可。不说别的，单看近年来“十足之中国人”的反革命的论调，便可窥见其糟糕之一斑。随手举几条为例：
甲曰：你们说外国文明吗？外国也有臭虫，也有娼妓，也有流氓，也有盗贼，......
乙曰：你们说科学好吗？科学足以杀人！你看，外国人现在也明白了，他们知道东方文明的好处了。他们的物质文明破产了，他们要来研究我们的精神文明了。
丙曰：你们相信西医吗？孙中山的肝癌，西医终于医不好：而胡适之的肾脏炎却是中医医好的。你还说西医好吗？
丁曰：你说外国男女平等吗？中国人才是能尊敬女子的人格呢。你看，中国人结婚，新郎须到坤宅去亲迎新妇，这是多么平等啊！恐怕外国女人听见了，还恨不得来做中国人，受男子这样的尊敬呢。
戊曰：《原富》有什么希奇！《大学》第十章“生财有道”一节早已谈过经济学了。什么民治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又算得什么！不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一节早已把“大同学说”发挥了尽致了吗？
己曰：洋鬼子文明，我偏野蛮！洋鬼子要卫生，要清洁，我偏要随地吐痰，自由放屁！中国人生成就是这么脏的！
庚曰：你们太新了。就是外国人也还没有做到这样，不要说中国人了。（这条一时想不出例来，但我的确听见有人讲过这样的话。）
看这几类人的话，把“不肯向上，不肯服善，不自知其丑，妄自尊大，以丑自豪”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都表现出来了。
这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可用一言以蔽之曰：“不拿人当人（有引号，着重号）”。他们不拿别人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先生所反对的“中庸，乐天知命，让，悲观，怕洋习气，不谈政治”，这一类都是不拿自己当人的。说道中国人的“中庸”，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话最痛切了：“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猛进》第五期）中国人对于外国人，那种“不拿人当人”的古怪心思表现得最为深刻。自己兵力强的时候，称外国人曰“夷狄，逆，寇”，还要把人家的种名国名加上“犬”旁（客气一点则加“口”旁），如果把外国人打败了，处置俘虏，那是什么惨无人道的待遇都会想出来施行的。可是自己打了败仗，那便马上会把“夷狄，逆，寇”改为“爷爷，爹爹，叔叔”的。到了外国人长驱直入，做了中国的皇帝，则又立刻就会“天朝，圣上”叫得应天响的；一旦这位外国“圣上”和他开起玩笑来，把他绑到菜市口去“伏诛”，他还要向阙谢恩，而后引颈就戮，据说这叫做“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又叫做“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这一个怪现象，大概可以做为我们这个根本败类的民族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的代表了。
回到本题来，根本败类当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谓根本败类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的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是正办。万万不可三心两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至于所谓“复兴古人之精神”，我也持反对的态度；先生所说两个反对的理由，我都完全同意。我以为若一定要找中国人做模范，与其找孔丘墨翟等人，不如找孙文吴敬恒胡适蔡元培等人。
现在另说几句闲话。有一点我与先生所见微有不同。我不以“唐宋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周末”之说为然。大家对于宋明很讨厌者，因为那个时代出了几位理学先生而已。我则以为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化，要就全体观察，不能专看几位“正统派学者”而，下断语。依我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的确也是进化的，汉唐实胜于晚周，宋明实胜于汉唐。自然，从董道士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二千年中，思想被压，不易发展。但聪明的人们仍能在脚镣手铐之中拼命挣扎，留下许多活动的成绩。艺术家不待言。学者之中，如王充，刘知己，王安石，郑樵，朱熹，陈亮，黄宗羲，颜元，戴震，章学诚，崔述这些人的思想，比孔丘孟轲要精密得多（记得从前章太炎师谈过，荀况之学过于孔丘，这话也很对）。拿《孟子》和《孟子字义疏证》比较，觉得孟轲还够不上懂得戴震的话。——这里所说，乃是估这班陈死人在历史上的价值，与现在无关。若说现在，则又进化了，吴敬恒比颜元好，胡适比戴震好，梁启超比章学诚好，顾颉刚比崔述好。
咱们俩过屠门而大嚼，开口“欧化的中国人”，闭口“三中七洋的中国人”，这种理想要它实现，谈何容易？也只好套先生《谈理想教育》文中之笔调曰：“然实现与不实现都不相干，我们在此奄奄待毙的中国人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之办法而已。”（不过这句话与先生所主张“不悲观”之说似有抵触，一笑！）
先生借半农之语以评三种周刊，甚妙。惟先生也将“激昂慷慨”这块璧送来，我还只好“奉赵”。我那里配得上这四个字呢？
日前晤徐旭生先生，听说他也讨厌英国的ㄓㄣㄊㄌㄇㄣ，但却喜欢法国的ㄖㄤㄉㄧㄧㄧㄛㄣ，ㄓㄣㄊㄌㄇㄣ与ㄖㄤㄉㄧㄧㄧㄛㄣ之不同，我不知道。但我却很以吴稚晖鲁迅两先生之言为然。吴先生口口声声自承为流氓；鲁先生在《猛进》第五期中主张“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这流氓与泼皮，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初提笔时，想说的话觉得很多，但一面写，一面忘记，写到现在，已经头胀眼花了，隐隐听到远处“鸡既鸣矣”，实有睡觉之必要，只好不再写下去了；那有余不尽的废话，留待改天兴致好时再继续笔谈吧。
复颂“十”安，并候“洋”祉，不备。
弟 玄同
一九二五，四，十三，午前三点四分......，写完。
《语丝》第29期，1925年

【注】
[1] 注音字母，汉语“寒伧”的拼音。



川岛先生：
在《语丝》社的多少前辈中，我只认识先生；然而我又何尝认识呢，只通过几次信罢了。依然天南地北，无缘识荆。也为此，请你看完这信以后还肯答复我。除你，我真没有别的地方去探听我所要知道的事了。
从《雨天的书》里知道先生和岂明先生同居，想来你的知道此公要比我的只凭读文章而知道的还要深切。我不是当面拍马，《语丝》社的诸位我都五体投地的钦佩，格外是鲁迅和岂明，次之便是你，不但思想方面，就是文章，我高兴时也愿意模仿。但是——这该如何说呢？我将背叛我自己了。这在我是一种恐怖。
我读《语丝》，也读《现代评论》，昔者我臆断这两种刊物是水和火，或者说是神和魔；从章士钊做教育总长之后，我们局外人处处看出来你们的不相容，这一点你们不至于讳言罢。新近在六十五期《语丝》上看见鲁迅先生的《不是信》，我便到图书室找《晨报副刊》来看，看了许多张，才知道是如此一回事。说不定因为我有成见，有嫌恶走狗式的《现代评论》和钦佩你们的成见。觉得叫局问题，既有张凤举向西滢承认误传并且遭罪，西滢不该罗织岂明，株连别人，在那里骂街。就是要洗刷自己，有张凤举的一封信尽够，何须“一束”？可是奇怪，奇怪！经西滢一顿臭骂之后，只是鲁迅出来招架，算是有一点微小的回响，表示其不含糊。最重要的一点——叫局问题，周岂明仍是吞吐其辞，没有说出来源，而且越来越含糊越暧昧了。莫非真如西滢所说张凤举要成全周岂明，所以出来揽挡使这事于无形么？这叫我们失望，如何看得过去！可怜呀人！人类！竟这样的使我不可信呀！我真想不到我曾看作神似的《语丝》社的人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作攻击对方的武器！大家揭穿了假面具罢！左右我们已够失望，悲哀你们的所谓“天鹅绒”了。
从北京大学来的朋友和我说，从前章士钊每月津贴《现代评论》社二千元，还有张嘉璈听说也津贴不少。如此言不假，则西滢与《现代评论》社诸公之为章士钊呐喊，捧场，当是天职。但要捧章士钊，何必说女学生可以叫局呢？这明白的是风马牛。就是我，佩服你们——格外是鲁迅和岂明先生的我，也不无疑窦。可是岂明真的会捏造事实吗？！这又使我犹豫了。
登在《京报附刊》中的《语丝》广告，说到不用人家的钱，这话是否指《现代评论》而发？我看这广告的文笔极象你，那么《现代评论》之受津贴，你总该知道，这是真事么？
请你费点时间来回答我这两个问题？你不至于隐恶扬善罢？你须要体会我们局外人的心；怎样地想知道名人名刊物的真相。索性戳穿了西洋镜，大家别再作梦，受骗了。我希望你：我看你是一个有望的青年，也别自暴自弃，同归于尽。你将嫌我说话的冒昧么？君子爱人以德，你能原谅么？
弟 子欣  上。
二月十六日，太原。

子欣兄：
手示敬悉。提笔要给你写复信时，我便觉得困难；你知道：我们的笔是动辄得咎的。真的，我不忍告你这些事，这正是彼此的“天鹅绒”呵。而今我将极简单的来复你，请你原谅。
（一）叫局问题——我也听说是陈源教授所说。在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午后六点的时节，北京什刹海会贤堂楼窗口张凤举先生和我说的，同时听见这话的有一位是你的同宗。这一天正是《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出版的一日，因为说到“流言”问题，张先生顺便和我谈起西滢对于女师大学生的态度。这一点岂明先生已经在《晨报副镌》说明“不是《现代评论》社的别一位”说的，大概还是指西滢，或者因为“此公”在装绅士，局外人看来神似暧昧。本来这种文句只有岂明先生自己有些“刀笔”脾气的人才能看懂。
（二）津贴问题——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至于张嘉璈是否也津贴则我不得而知，大概金城银行每月送点广告费是有的，张嘉璈是中国银行的，你弄错了。不过我也是耳食之言，二千元倒是不止的。据说，除章士钊经手一千元之外，国民党亦曾津贴一千元，还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学校长送的。那末，1000+1000+200=2200，然而这也许是流言，正如西滢之捧章士钊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语丝》的广告是周岂明先生主稿的，与我无干。《现代评论》社受人津贴的话，似乎已经有人说过。不过在我看来这不足为病，即《语丝》开办时，鲁迅曾付十元，岂明五元，鄙人七元，共二十二元。无论什么事，没有钱如何办的成呢？你想。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至于自暴自弃，也没有什么望。你的通信处是否还是S.U.?书此代邮，谅之。

川岛敬复
二月二十二日。

载《语丝》第68期，1925年



启明先生：
在《语丝》三十四期上看见先生复孟和先生的信中说：“至于道德思想的宽容尤其不会有了，舒新城先生在成都高师因与女生通信，被教员校长呈督军派兵协同学生到处搜捕......”，当时觉得很荣幸：因为我这不足轻重的小百姓，居然因成高的先生们请督办——现在名目改了，周先生还称督军，可见不知世故（？）——派兵搜捕通缉，竟得在《语丝》中与平时被称为思想界明星，现在被视为国贼的梁任公，胡适之先生们并举为例，真当特别感谢成高的先生们；虽然我的朋友李劼人先生代我拘押八日，我的书籍行李文稿完全为他们扣留，我易服变姓名在战区独行千里。
但是我又想：成高的先生们请兵搜捕我并捕拘我的友人，固然是不“宽容”，我对他们又宽容吗？“天地之所难容，神人之所共愤”的论调，通中国比比皆是，拜军阀进衙门，吃饭不做事的人更布满中国，女子不是“人”几千年来就是为此；至于讴“之乎者也”，不写“的吗呢呀”，更是小乎其小的事，我又何必斤斤较量，到处表现其“难容”的态度，常常予人以难堪，而使其饭碗发生问题。为李劼人者，既不受人抬举，而孤芳自赏，不与任何机关发生关系，又要月旦人物，不顾利害。平心静气讲来，照中国古话所规定的：“一冤还一报”，我之被搜捕，被通缉，李劼人在半年之内被拘押两次（第一次为《川报》事），都是“罪有应得”。
我到南京以后，接得朋友的慰问的函件不少。宁沪一带常见的朋友，更有些忿忿不平，而责成高的先生们太横蛮；其实都是些“少年盛气”之谈。他们要置我于死地，原是把我看得太厉害，我不责备他们，是把他们看得太寻常；倘若我看他们也如他们之看我，难保不以同样的手段处理。再举一个例，许多自命卫道的先生们在四川的报纸上大作其四六文章骂我，我置若罔闻，而区区《语丝》中的一句话，却引出我这大篇“胡说”，也就是这个理由。
先生以为宽容或者永久只是一个理想，我以为宽容永久只是一个理想。倘若向我要证据，我便问：天地之大，梁任公，胡适之，舒新城，谈自由恋爱的记者等等不见容于人，不算什么，周先生何以要拿来作例？不是不宽容吗？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人类的隔膜，一旦未去尽，谁都不能宽容谁。宽容，宽容只是一个偌大的画饼，果真要拿来充饥，还得努力把它变成真的饼。
朋友们！努力罢！
7月12日，舒新城。

作人案，舒先生的话或者是对的，我们的确也不能宽容他们，但让我说一句似幽默而实正经的话：我们的不宽容是反抗而他们的不宽容是迫压。前在《文艺上的宽容》内曾这样说过，“然而宽容决不是忍受。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这并不是说别国想弄蒙藏是帝国主义而我国主张“收回”缅越是“民国主义”，实在我们之不宽容他们（例如成高诸公以及别的想统一思想的老伙计们）乃是绝对的不错，因为否则我们的宽容便是忍受，不啻助长迫压与专制，实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我所觉得成为问题而且觉得殊无把握的乃是我们对于反叛的青年有没有宽容的度量。我们如只会反对老伙计们，等到子侄们有一点自由言动的时候就要板起脸孔来申斥，即使不至于呈请督办（其时或已改称总督或总办）捉拿，总不免是迫压行为，令卫道家有白首同归之叹。我虽不敢不勉，但深恐仍只能知道要求宽容而不能施予宽容，这是我所时时深自戒惧的。我以前总以为科学最能养成宽容之德，岂知事实上——至少在中国并不尽然：希望皇帝，迷信鬼神，耽溺色欲，当然是很不好的，但我们的学者便因此要禁止讲起王子仙女的童话，惩办咏叹花月提倡恋爱的诗人或记者，其用意固亦可嘉，但其态度与手段与成高诸公又奚择焉？老实说，我是很怕民族的根性是绝不易变的，不过父亲禁马克思，儿子禁泰戈尔，换个花样看看，有些不识数的晦气的人则在两袋都碰钉子也不希奇。这个“宽容饼”——有如广东之伦教糕——的确看去是颇好吃的，不过要怎样才真能吃，现今实在还不知道。那么，我们的这些话总而言之也还是在唱一种高不可攀的高调罢了。
1925年7月18日。

附注：上边我说“反叛的青年”，是指真能反抗我们老辈的儿童，不是那些抄了家谱上的老办法当作时髦的童颜的老头子。
载《语丝》第37期，1925年



启明先生：
《语丝》并不是在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登载。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体。昨日谈话会上，林玉堂先生主张扩大范围，连政治社会种种大小问题一概要评论，这话初看起来似乎主张略改《语丝》的体例，我看实际不然。《语丝》同人对于政治问题的淡漠，只限于那种肤浅的红脸打进黑脸打出的政治问题，至于那种替政治问题做背景的思想学术言论等等问题还是比别人格外留意的。说得加重一点，倒是《语丝》同人最热心于谈政治，那种红脸打进做一条评论，黑脸打出再做一条评论的人们才真淡漠于谈政治呢。
所以林先生所云，只是《语丝》内容的扩大，与《语丝》文体无涉；进一步说，即使连文体也一气扩大了，我还是赞成林先生的提议。因为仍是开首那句话，我们最尊重的是文体的自由，并没有如何规定的。四五十期以来的渐渐形成的文体，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既是自然的趋势，那么渐渐转移也是无碍。
我想先生的主张一定与我也是一样的。先生一定说：那一位爱谈政治，便谈政治好了，那一位爱谈社会，便谈社会好了；至于有些人以为某种文体才合于《语丝》，《语丝》不应登载某种文体，都是无理的误会。我是主张扩大范围的一个人，至少是内容的扩大；可惜的是我近来文思太拙，自从那篇“脍炙人口”的《亲送语丝记》以后还没有动过。不过以今天为始，或者要多嚼些舌头了，题目还是那篇久悬未作的《代万羽答快邮》。
十月二十七日，伏园。
载《语丝》第52期，1925年

——屈武致周作人

作人先生：
读《语丝》三七号中的《谁能宽容》， 我很替舒新城先生不平。正向将心中的感想写出，不期又在四川寄来的报纸上发现一段新闻。这件事虽与舒先生所遭遇的不同，而四川社会的黑暗，却可见一斑，兹将原件节录如后......
“堕落黄金沉孽海
离恨天娲皇难补
误多少怨女旷夫
善哉善哉
第三师顾问黄金镕先生有妾黛贞，使女素贞，同在女子实业讲习所读书。本年三月黛贞素贞约同钟德寿女士到万春园观戏，归时已午夜，有古宋学生金璨见三女同行，遂尾随于后，与黛贞暗通款曲，并书明本人地址交与黛贞。翌日黛贞等到校，行至森林公园，与金璨晤面，约到第一公园。次日双方按时前往，黛贞即与金璨戏谑，并取金之像片一张以作纪念。黛贞与金恐被使女素贞所告发，故欲将素贞强奸，免致事机败露。阴历三月二十五日金璨在马棚街租定房屋，临时黛贞即引素贞前往，入门金璨即先将房门紧闭，复由黛贞用手帕将使女素贞眼口蒙蔽。素贞被污归家，于夜间持剪将发剪断，被主人拷讯，此事旋即发觉，黄氏将金璨逮捕，送交督署。督署为维持风化起见，已于本月十六日讯明枪决，以昭炯戒，并通令各县整饬学风云。”
我们对于上面的事件要注意有几点：（一）这次罪犯迳由督署处以枪决，（二）系由七师师长，八师师长的电请，（三）督署是为维持风化起见，可见督署中不少圣人之徒，（四）实在的所犯罪，不过和奸，最倒霉是妄动了一个三师顾问的如夫人而已。由这几点我们可以看见四川军人们关心世道人心的程度，我们更看新闻记者所标题的：“善哉善哉”四个字，便可推知一般人对于这件事的满足了。忆舒新城先生与女生通信，由成都高师全校呈请督署通缉，并由学生协同到处搜捕，当时各报的论调，都称为快举。我们可以想象假若舒新城先生走慢一步，当然是命丧黄泉。其实闹乱子的动机，无非为了吃醋。我们可以看见四川社会醋劲儿之大。
我们睁眼一看，中国地面上，无处不是人畜鬼怪相杂处。黑暗的势力一天天来得凶猛，我们可有什么好法？我深察现在一般青年们的头脑，远不如《新青年》出世的一二年清楚，尔奋斗精神之堕落则与时间的流动为反比，是诚国家之大忧！《语丝》诸公的文笔诚然犀利，可惜识者太少，得来的回响，只是极其稀微，真太辜负人了。作人先生主张不宽容他们，而应反抗，我便要请问是怎样反抗法？作人先生曾自认不是一个英雄，我总希望能多有英雄出来向恶势力，旧礼教打几百个冲锋，自然作人先生在另一方面还是新势力的有力的战士。
而“为李劼人者，既不受抬举，而孤芳自赏，不与任何机关发生关系，又要月旦人物，不顾利害”。其被拘押两次，真是罪有应得。李先生近来颇不少刻画四川社会现象的一类作品。在我看来固可表出李先生不合乎俗流的孤芳，但是孤芳归孤芳，恶势力自恶势力，而且终有恶势力不要李先生孤芳之一日。我觉得我们认为恶的，我们便应积极去铲除他。消极地不管不理，而以清高自慰，只是变相对妥协，只是默认恶势力，只是向恶势力俯首，只差不拜倒脚下以求饱腹而已。所谓孤芳与合流同污相比，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千万不要去自赏，应立刻放下孤芳，另造群芳群赏才对！区区之意，不知明者以为若何？
又我前次由法回国，路过安南，亲眼看见一个法兵强奸越南妇人，我听见这妇人呼救之声，我当时掩面而过，至今想来，心不自安，引为奇耻。吾人处中国现下情形，一切均与此同，但愿大家共同起来雪耻！

屈武先生：
你这信里的问题与舒新城先生的《不宽容又怎样？》那里所说，是同一的，我当初觉得难以回答，只直接复了舒先生一封信，在通信上没有加案语，现在又承问起，我恐怕也没有满意的答复可以给你。我们此刻的反抗只能限于言语文字，如没有效验，实在没有别的方法。倘若有实力，我想也可以用，——不过这岂不是痴人说梦么？在现在的社会里，一个人如不是把“人气”减少以至于无，就不会得到什么实力或高位，即使是关于教育文化的事情。我只是就理论上说，不妨用强力反抗，只要这力是你自己的。唉，我终于变为托尔斯泰的叛徒了。
反抗专制的性道德是我所想做的事情。但是，我此刻也不想唱高调，因为现在还早得很呢。现在中国人还是野蛮，起手第一步是要叫他先学一点文明：军人单管打仗，不要来干涉道德；两性事件悉照通行法律处办；废止人口卖买；......弄得很有些人样子了，再来讲别的。然而做到这样也就不容易，到底，中国有没有这一天还是疑问哩!在我们看来做到这样才可以有点希望，可以再讲别的改革。你看这是多么渺茫的的事？
你知道近来中国复古的空气十分浓厚么？知道章士钊的“大虫”运动居然吸引了许多新新旧旧老老少少的伙计，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开会已通过了“中华学校宜及时提倡孔道培养国民品性以遏乱源而巩固基案”么？这些人都是七师师长八师师长的朋友呵。

八月二十三日，周作人。

载《语丝》第42期，1925年



独秀先生左右：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见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
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今试举一例证之。林先生曰：
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培。
此中“而方姚卒不之培”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所以者何？古文凡否定动词之止词，若系代名词，皆位于“不”字与动词之间。如“不我与”，“不吾知也”，“未之有也”，“未之前闻也”，皆是其例！然“培”字乃是内动词，其下不当有止词，故可言“而方姚卒不培”，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培”，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培”也。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培”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
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钱玄同先生论足下所分中国文学之时期，以为有宋之文学不独承前，尤在启后，此意适以为甚是。足下分北宋以承前，分南宋以启后，似尚有可议者；盖二程子之语录，苏黄之诗与词，皆启后之文学，故不如直以全宋与元为一时期也。足下以为何如？总之，文学史与他种史同具一古今不断之迹，其承前启后之关系，最难截断。今之妄人论诗，往往极推盛唐，一若盛唐之诗，真从天而下者。不知六朝人如阴铿，其律诗多与摩诘工部相敌(工部屡得力于阴铿。其赠李白诗，亦言“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则太白亦得力于此也)，则六朝之诗与盛唐固不可截断也。此意甚微，非一书所能尽，且俟他日更为足下作文详言之耳。
白话诗乃蒙选录，谢谢。适去秋因与友人讨论文学，颇受攻击，一时感奋，自誓死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私意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实地证明，不容更辩；今惟有韵文一类，尚待吾人之实地试验耳(古人非无以白话作诗词者。自杜工部以来，代代有之；但尚无人以全副精神专作白话诗词耳)。自立此誓以来，才六七月，课余所作，居然成集。因取放翁诗“尝试成功自古无”之语，名之曰“尝试集”。尝试者，即吾所谓实地试验也。试验之效果，今尚不可知，本不当遽以之问世。所以不惮为足下言之者，以自信此尝试主义，颇有一试之价值，亦望足下以此意告国中之有志于文学革命者，请大家齐来尝试尝试耳。归国之期不远，相见有日，不尽所欲言。

胡适白 四月九日作于美国纽约

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1日
   
选自周晓方编著《民国名人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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