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足下：
现在，南北可算已是统一，“国民革命”也似乎是成功了！原来“革命”军已打到北京，——呵，否！是“北平”呀！在黄沙漫舞，士卒“中国化”的北京，——呵哟，这又是“北平”呀！已换掉“青天白日”旗，把那曾受“国家主义”的先生们热烈拥护过的，似乎又是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总算是除下来了！
我在此蓦然又想起，以前“革”满清的“命”时，在北京——（在这里是不应该写“北平”，因为那时十足是“北京”，还在“先总理”未想着“北平”这名词之前呢：合并声明，）——换上灿烂迷目的“五色旗”，把偌大的“龙旗”毁掉下来！现在“青天白日”旗已替了“五色”旗的位置，这也算是“天眼恢恢”和“报应”之道。
然而“青天白日”旗的美丑问题，“管它呢”！我们的民众，只是觉得它是新鲜一点便是了！但，你是否也记得这“青天白日”旗的发祥地，即所谓“革命的策源地”呢？
在广州的“青天白日”旗，都是懒洋洋的站在“军”“政”“党”各机关上头的，有些好象已出现破旧的样子，但是，它总是具着静穆而骄傲的神色。的确，广州的“青天白日”旗，是见过“大世面”，与众不同的！因为在数月前欢迎“港督”的时候，“政府”通令各机关各商店都要挂起“青天白日”旗和大英帝国的“米”字握手过的。——“青天白日旗万岁！米字旗万岁！”——这，自然是与众不同的了。
关于“革命策源地”的消息，想大家都欢喜知道多少，现在，顺笔说些，想未必是太噜苏的一回事罢。
欲说又恐烦杂些。只好分别言之，庶不致弄昏眉目。
（一）男女分校
在以前，算是在“国民革命”未成功的时候吧？广州的“风气”毕竟太过“嚣张”，学校没有一间不是“男女兼收”，“阴”“阳”混乱，同聚一堂，“世道”似乎是从此颓了下来！现在已到“国民革命”成功底时候了。“世道”是要挽的，“学风”尤需整顿，“男女有别”，或竟是“授受不亲”吧！所以厅长们委员们有见及此，为“世道”“人心”计，为“党”“国”前途计，便通令实行“男女分校”了。
听说下学期是实行的了！现在已另设一间女子中学，是专收容各校送来的女生的。就中以“执信学校”是本来招女生的，后来不知为什么，竟招起男生来，现在却只把男生送到别校去，只招女生了。
那么，想起来又特别有趣，许多学校是把姊妹们送到“闺校”去，有些却是送哥哥弟弟回男校，如果感着了“悲莫悲兮生别离”，或者是“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这些话，我想，大家都要悲兮，悲兮，黯然，销魂的吧！
然而，暂时别离的少年男女同学们啊！这是不足悱怨的。因为“国民革命”已成功，“世风”是要挽，“学风”尤甚要整顿，男女同学是不合于“革命”潮流的了！好得入大学时是还没有分开哩！
（二）道德教育
当X教育厅长登台后不久，便标出“道德教育”的主张，这位厅长是有了年纪的人，“努力凡几十余年”，见底自然有独到之处。
但是，这里所谓的“道德”，是旧“道德”抑或是新“道德”？我们后生小子，不得而知！关于这层，我想在这旧“道德”已暴露其狞恶的面目，新“道德”还在娘胎的时候，所谓“道德教育”内的“道德”，诚不知怎样的东西！然而，X厅长或者要特出心裁，抱着“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心事，以“整顿”或“逻辑”或“创造”——（这些名词我写下去引用得似乎不妥贴呢！）——一种适合于“党”“国”的，适合于“党员”或“党治”下的民众的“中庸道德”出来，施之于教育，谁曰不宜！
不过，毕竟是太渺茫了！只说出“道德教育”，没说及“道德”这一回事，似乎是太含糊了吧？一般人听了都觉得是“醉眼朦胧”，又要感着是茫然的了！
退一万步，或许是十二万步来说，这也不足怪X厅长的吧！以前B督军和A督军打架，一会又好象“亲爱精诚”地联络起来去打D督军，......以前那些猪公猪婆猪子议员闹着的政治，这固使人要感着头昏眼花，不知演的是哪么一回剧！然而呵然而，现在虽也“国民革命”已成功，摆在眼前的影子呢？仍令人摸不着头脑，“茫然”是不能免掉的。
（三）庄严的中山大学
记得好象是三两期以前吧！——（我写这篇东西时正出到二十九期）——金工的通讯已把“中山大学”说个明白了。我现在所说的，是说它前门（第二重）已修筑好，和它那“礼堂”。
委实，庄严哉中山大学也！在它的门口行过，看入第二重门去，则可以看到正修筑好的，簇新的墙壁，一边是写着“明耻”，一边是写着“立信”这四个大大的字。在“大钟楼上”外面的门口和壁间，也有很多是“革命化”的“联语”，似乎倒很“庄严”！
中山大学的礼堂已是簇簇新的了！台椅是抹过油的，墙壁是上过一层灰色的，在“先总理”像的两旁，写了很大很大的联语，还有，在壁上也是有很多的“革命”的标语。总之，中山大学是“庄严”的，大学的礼堂似更“庄严”！
千可惜，万可惜，礼堂内的“先总理”像前，缺少一张香桌和几张跪氈，以及一个“丹香炉”，一对“神灯”，这些“国粹”，都没“保存”的实现出来，这，似乎令人不大高兴。
——以上粗粗地算是说完了！不愿再多嘴下去，搅乱你们的精神，然而我很喜欢再有第二次和你们说话的机会。
一九二八，八，四，没名寄于“革命策源地”

载《语丝》第4卷第36期



兆麟先生：
狗之该打，世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
所谓“讨狗檄文”，“对狗宣战”，其实不算一回事。中国人酷爱和平，所以一听宣战就害怕，而中国之不长进亦系坐此酷爱和平之故，无论何事都是犹豫两可，都是“至于政治问题，静候国人公决，鄙人绝不过问”的取巧办法。不过等到自己上台时又是“当此国事飘摇之期，唯有仍本匹夫有责之义”是十分负责。在公私利害冲突时，谁也不肯得罪谁，于是乃演成今日永远爱和平而永远不能和平之现象，三进两退，年年姐姐十八岁，永无个了结。所以今日的希望，只要打击不怕战，有个《猛进》周刊，更应有个《猛退》周刊，双方对击，才能击出一个进步来。历史上的进步都是由异力相冲来的，是曲折的，不是直行的。果然有人开倒车，就应拼命开倒车，若法国的保皇党固亦旗帜鲜明一个保皇党，中国的开倒车者，开后三步，一见笑于人，心气已馁，即时开过来同你敷衍，所以将来死亡，灭族，也就死亡，灭族在这灰色的敷衍及怕战上面。
在西洋国度，政治思想混乱时期，双方在报上互相攻击，绝对不算一回事。法人所谓le bon combat(1激战)，英人亦有fight a good fight(2激战)之语，对于打架并不一定认为不吉祥之事。“战斗性”本为人类应有的，中国人之不好战则个人意见以为在于受文明太久时间的关系，春秋战国初，秦时国民性未必懦弱至此，观荆轲，聂政，张良，伍子胥之事可知。西人去封建制度时期未远，于此最多不过三四世纪，这已是我们的明末了，他们才脱出封建制度，所以战斗之后本能（pugnacious instinct）尚十分显观。美人电影多有混揪混打之段，即匝合美国普通社会心理。中国人若没法子，还是多看这种片子吧！前美国社会学名教授Soss来华十月，著《变化的中国》
一书，里头就提到在中国街上很少看见小孩打架，与美国不同。到过外国的人都能证明洛斯所言不谬。
总而言之，今日报上的一点辩论，不但不足悲，而且是可喜的现象。若使鲁迅，岂明，冯文炳，董秋芳等等素来讲话的人沉默下去，那才是值得“天鹅绒”的悲哀。大家爱和平，反没有和平，若惨案后教育界之沉默使我想起来，实要毛骨竦然。因为爱和平，才有这种惨案的发生。就使再屠杀四十八个学生，教育界的反响——也不过如此！为什么不再屠杀？
鲁迅先生已经说了，将来亡国也就亡在沉默中。“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语丝》七十四期）。
无论哪一国，政府中人大都是坏的，所以要政府好，唯有强有的民意监视。这回民意的监视如何呢？全中国养成百分之一的读书识字的知识阶级可以代表民意。但是读书识字便好了吗？我看我们的知识阶级亨不亨？我初到国务院看屠尸横列时第一感想就是军人太无知识，所以要紧还是提倡无论哪一种拼音文字。但是细想呢，读书识字问题吗？主使屠杀的人，不是曾留过学的吗？不识字？这不是教育问题，简直是中国人要不要好的问题，是要不要做人的问题。
总之，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到我们的咒诅。倘使大家不能肉搏击斗，至少亦能毁咒恶骂，不能毁咒恶骂，至少亦须能痛心疾首的憎恶仇恨，若并一点仇恨心都没有，也可以不做人了。这种东西，吾无以名之，唯称他为帝国主义者心目中的“顶呱呱的殖民地的好百姓”。
前清故旧大臣曾称我们为“猛兽”，我们配吗？
刚才因为我家里小姐听见邻家耍猴儿，叫我也叫他来院里耍一耍。不打算一跨进门，不见猴光见叭儿狗，委实觉得可笑。想打它又象无冤无仇的。后来看见它走圈儿，往东往西，都听主人号令，十分聪明，倒也觉得有几分可爱。狗之危险，就在这一点，而且委实有点象猫，难怪鲁迅要恶他甚于蛇蝎。这总算是我对叭儿狗见识的长进吧。并此奉闻。
林语堂
一千九百二十六、四、十七。

载《剪拂集》，1928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发行

【注】
[1]林语堂（1895－1976），现代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大学任教。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语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66年定居台湾，1976年在香港逝世。林语堂既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有很高的英语造诣，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作人先生：
今人但知前代有金一圣叹，而不知前代尚有一李笠翁。李氏，与金氏一样，是看不起不自然的传说思想的。李氏的精辟见解很多，先生在第五期《语丝》中所举的“常见可欲亦能使心不乱”一句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他所提倡的这种“淡而相忘”的态度并非“纵欲”的代称词，我们看他《偶集》词曲部“宾白”门中论，“戒淫亵”一款的时候所说的“男女同观，其闻亵语，未必不开窥窃之门”几句话可见。
我尝说过，“善”字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定义，一件事作到适宜的范围与程度而止，这件事便是“善”的了。禁欲与纵欲，虽然一为过，一为不过，而其未入适宜的范围与程度则彼此正同。
(件件事都可以照上述的定义来评判它的善恶，即拿读书一事来讲，我前两年中曾有时期只读古书，不看新近出版的各印刷品，并且在古书中只读诗，而别的不读，到了现在，我回头一想，那时期的我可当得“疯狂”两字而无愧，——如今我还是同样的尊重古书，尊重诗，不过并不屏绝近来的印刷品，也不将诗以外的文学束置高阁罢了。)
笠翁谭“词曲”的两卷文章中精义实在太多，不胜枚举，凡是研究文学的人都不可不将它们细看一遍，我现在只举几个最有趣味的例子。
 
东施之貌未必丑，......只为效颦于人，遂蒙千古之誚；
......
太迟，则先有他脚色上场，观者反认为主，及见后来人，势必反认为客矣；
......
入手艰涩，姑置勿填，以避烦苦之势，自寻乐境，养动生机；俟襟怀略展之后，仍复拈毫，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数四，未有不忽懂天机者；
 
这些话都是从事于文学的人所应牢记在心的。
他又说，
 
儿时读“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观朱注云：“褐贱者之服。宽博，宽大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间有服者，强半富贵之家，名虽褐而实则绒也，因谓训蒙师，“褐乃贵人之衣，胡云贱者之服？既云，贱矣，则当从约短一尺，省一尺购辨之资，少一寸，免一寸缝纫之力；胡不窄小其制，而反宽大其形？是何以故？”师默然不答。再询，则“顾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数十年未解。及近游秦塞，见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无论丝罗罕观，即见一二布衣者，亦类空谷足音，因地塞不毛，止以牧养自活，织牛羊之毛以为衣，又皆粗而不密，其形似毯；诚哉其为贱者之服，非若南方贵人之衣也。又见其宽则倍身，长复扫地，既而讯之，则曰：“此衣之外不复有他，衫裳襦裤，总以一物代之；曰则披之当服，夜则拥以为衾，非宽不能周遭其身，非长不能尽覆其足。”《鲁论》“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即是类也。予始幡然大悟曰，太史公著书。必游名山大川，其斯之谓欤？盖古来圣贤多生西北，所见皆然，故方言随口而出。朱文公南人也，彼乌知之？故但释字义，不求甚解，使千古疑团，至今未破；非予远游绝塞，亲观其人，乌知斯言之不谬哉？
 
我因他这一段论方言的文章，不觉联想起一件方言上的趣事，即上海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一本《地名人名大辞典》，我因它有用，很预报买一本。不幸看见此一书在报上登的广告引了一个例子“俾士麦Bismark”，这个例子竟惊得我没有将书买成功。而这位太宰相的德文名字是Bismarck，英国人将他的大名改作了Bismark，已经算是偷懒。中国人更将它改作Bismer，这简直是“好为人”父了，我并非不知这“麦”字应读上海音，但我想有几万学过官话而未学过上海话的同学们一定要堕入五里雾中。我在此要声明一句，我并非一个京兆人，以免去护省的嫌疑(我在上海已经住了一年，照民国的法律在上海只要再住一年，就可托福作一个上海人了。)无论我私人对上海的关系是怎样，以上海口音来译西方文字的倾向我总是不赞成的，——虽然一个在内地无相对音的V音我是赞成以上海口音来译的。(听说福州话中有英语th的发音，如果这一类的字与官话中的S音差不多远，我也赞成以福州人的这种发音来译英语的th。)
笠翁与圣叹曾有过一段文字因缘，笠翁说过，“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无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尽出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笔之所至，心亦至焉，则人不能尽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神主持其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这一段话，不但将金氏的功罪品评的一点不差，(密是善的，拘则作过了，我的“善”的定义可得了一个例子，)并且是一段文人的极有经验之谈。因为我们作文的时候，文中有许多得意的地方实在是临时无意的跳出，并非事前筹划好的，(自然也有许多地方是事前筹划过的了，)所以笠翁说的“不必尽出有心”一句话是不错的。从前契诃夫写他的可爱的人，未落笔时是预备诅咒而落笔后反变成了赞颂，由此看来，笠翁的“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一句话也是确实的。
朱湘，（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于上海

载《语丝》第19期，1925年3月23日

【注】
[1]原标题为《批评家李笠翁》。



皑岚：
收到了五月十五日的信。你接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想必是在家里，你好像矿工进了矿，开采第二批材料，写，拼了命写。你这正是火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它冷了下去，皑岚，为了祖国过去的光荣，拼了命写。《客串》我看过之后，觉得你道德很好，不料在园子里引起了风波，妓女难道就不是人，号为开通的学生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说到金钱卖肉，就是最顽固的旧家庭，最新的外国人，不都一样，变相诚然变了相，然而依旧是金钱卖肉我。其实进一层说，卖肉同卖力卖智又有什么分别。一件东西本身是无善恶可言的，只有影响上才可分个善恶。卖肉自然也有它的恶，性病，换句话说，性病对于社会的影响。但是卖力卖智与黑暗势力之力的人不也是恶吗？至于有人讥评狎妓不正经，只是作戏，我又要问，我们凭了良心自己问一问，明媒正娶的妻子，我们同她也还不是都好游戏吗？游戏是人类的本能，我们以前的一点情诗，“词”，不都是写与妓女的吗？古人不能从妻子得到游戏本能之满足，便去找妓女。外国人的恋爱结婚是什么，不过异性中两个最对劲的狎友，经过了众人的正式认可，同居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久经慎择之良偶一双，在法律与宗教下结了婚。《结婚之爱》这本书不能不说是极正经。他何以教人在××时取何种姿势呢。一件事自然可以作过火，张竞生的《新文化》我终究以为是反常了。“常”也难下定义，我上面的一番议论，在社会上要是被人听到，才真是反常到万分呢。《新文化》这杂志是对以前禁欲的整个反动，慢慢的那戥子针自然会又坠进“中庸”的直线之上。近来一班读者争着买的书大半是书名中有“爱”“吻”等字眼，这说起来诚然是笑话，然而这也是一种反动。反动不是进化，然而是进化必经的头一脚路，放开来讲，这简直是人性之一相。孤凉固然可以思淫欲，饱暖也可以。美国任是什么广告，里面都有性的暗示，这大概是广告心理学的学者研究出来的。回到娼妓问题上，我并不是说娼妓制度比结婚制度好，我是说狎妓并不像平常想的那样坏，结婚也不像平常想的那样好。在性之满足与调剂这一个问题不曾解决之前，娼妓制度是很难取消的。中国人为了结婚前后都不曾得性的正当发展与调剂，去妓院，外国人为了受经济压迫，去寻“暗马”。性这问题，像别的各种问题一样，极其复杂。加以大家闭口不谈，偏见又最深，要解决实在难到万分。难解决就不去解决了吗，我们要是情愿作众人，那就没有话讲，要是不肯，早迟总得自己搜寻出一个答案来。“不相容”是进化的最大仇敌，不单我们从前念的一点西洋史告诉我们如此，只看近来国内的政局，我们也可恍然。西方的政治实在是比我们现在的好得多，他们腐败，受贿，诚然不见得差似我们，唇枪舌战也不让过我们，但是他们有一种长处，现在的中国当局却还没有，这就是俗话说的，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尧舜的禅让全国的人都知敬重，到作起事来，却看不见一个人追踪他们的后尘。“招姐”并不曾接到，一定是遗失了，以后来信务望由监督处转发。自己开书店我想出一个办法来，每人每月交存华币五圆，能多者听便，这样有十个人，每年便可存款六百元，存上三五年，书店就开成了。《新风雨》能够持久吗，六十元津贴作为两期津贴给《红黑》完了之后，怎么是好。据我看，这杂志只是靠了会社名义撑起场来，不是靠了清一色的友谊作中坚，大概不能持久。《创造》杂志初办时候，人是不多，不过他们都是同声同气，所以苦是苦了一场，终究不会倒下去。《小说月报》有资本家作后盾，文人为谋生之故不得不去就它，所以也不会倒下去。据念生说，我的《若木华集》沈从文讲有人想印，我因为又有许多新译，上次告诉他不要忙着付印，不过他们一片好意我也不可推却。请你转为告知，这本译诗集子早迟编好以后，无论我回国不回国，一定托他们印行就是。这集子包括《若木华》与新译各短篇，总名《番石榴集》。新译各篇有科隆比亚—苦巴—和兰二德国二斯堪底纳维亚—法国二西国—俄国—英国[1]，此外大概还要有些。这里面的数目并非以优逊为标准，不过那方面多看过些书，就多译点。我们既然打算开书店，那不比闭了门作大梦，必得“行情”熟悉才好。在现在这种世界，仅仅作好人是不够了，也要熟知奸恶鄙俗，设法应付，这好人才能作得成功。你到上海以后，务必随时随地探听书业的内情，不单你自己作小说多得材料，对于将来开书店也一定很有帮助。比仿说，景深兄告诉我，许多书店书寄去了分销处，钱都很多拿不回来。这只有两个方法预防，一、只教交情好的书店作分销处；二、只同有书印行的书店交换分销。最好是小规模的多开几个分店，由妥人管理。还有一层，我从前教了几年书，感到教科书贫乏，没有好书，只能靠教员。我们知道，好教员是不多的，有了好教科书，教员就是差点，也总不出轨道，学生天分高的，并且能就书领悟。所以我们的书店办得有个根基之后，教科书的事业我们便不得不引以为己任。杂志是最好的广告，一开书店就得办一份，我们应当查明各种杂志的销路印费发行等等手续。总之我们想举成一种事业，不得不用全副精神去对付。走半截路的人一定是要失败的。我们的计划要大，我们的脚步要小，我们虽不必去自己当经理人，大致方针以及书业行情我们却不能不熟悉。            
              
湘  (十八年)六月十日
记得一次看你的杂文，说乡下作戏是在露天，由此可以悟出画脸谱的道理，是在令观者在强烈的天光下可以一目看出剧中人的特质，头绪了然
希腊古剧用假面具，正是一个道理。锣鼓也本是宜于露天的，移进房屋之内，自然就不称了。

载《朱湘书信集》，1936年5月，天津人生与文学社

【注】 
[1]原文有遗漏。 

——为孙中山先生少年时遗著

飘萍先生：
中山先生的遗著，最近二十年来所存的，自然大家都看见，都知道。惟有他早年的言论，止有他的自传里讲了一点，也还是他到了晚年回忆的；并没有长篇大章，确然是当时写出的，供我们一读。现在幸亏有顾颉刚先生，得了陈援庵先生的指告，才在甲午年九月和十月的万国公报上，录了一篇上给李鸿章的信，介绍到十九期的《语丝》杂志。这真是一个古董。在当时或者也同《盛世危言》，《庸庵文编》等，一例看过。现在细细研究他的价值，顾先生已在《语丝》里下了许多的定评。今天戴季陶先生亦说，这篇文章里说话，自然有些时间性的幼稚话在内，然于孙先生平生的主义，还是一贯的。那篇里说的话，不过具体而微，是思想的胚胎罢了。前年孙先生还亲口告诉他，《盛世危言》里，也采用了他的两篇稿子。戴先生自恨粗疏，竟把题目忘了。现在各种闲话不表，《语丝》是先生见过的了。大报流布尤广，何不也把他转载一下，以供大家的快览呢？我顺便来把孙先生的年岁，来订正一下。孙先生实生于前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寅时，当西历一八六六年，俗说所谓属虎生也。他那篇文章，做在甲午年。说“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若用华法算，是二十九岁。若用西法算，恰是二十八岁。孙先生是西洋堂的学生，当然用西法算。故不必有顾先生那种解释，疑他不是那年做。就是近日中央公园发给的像片，上题中华民国纪元前四十七年生，四十七乃是四十六之误写。他们已知道孙先生中国年龄是六十岁，非如外间传说，说是六十一岁也。这固然是一件毛细的事，但仗贵报更正一下也是很好的机会。
吴稚晖

载《吴稚晖尺牍》，三民公司，民国十六年6月出版 

【注】
[1]吴稚晖（1865-1953），原名脁，后改名敬恒，学名吴纪灵（又称寄蛉），字稚晖。江苏武进人。1890年入江阴南菁书院，1894年入苏州紫阳书院，曾为清朝举人。1898年6月，到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任教，1901年留学日本。1903年，因参与《苏报》编务并发表反清文章，被清廷通缉，转道香港留学英国。1905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出版《新世纪》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活动，1953年卒于台湾。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却一生不入官门。他是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央研究院院士。他致力国音统一和倡导勤工俭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前者有利于提高全国平民的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后者培养了科学技术和政法人才，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他的教育和影响。著有《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
[2]邵飘萍(1886-1926)，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为振青。浙江东阳人。13岁考中秀才，16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以后又在两年里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后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1920年后，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1949年4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曾任北京平民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教授及原务本女子大学校长。



鲁迅先生：
前天去看你，一半是因为我向来喜欢找生人闲谈，一半是我对于你有不少的怀疑，所以要谈谈。并非甚么“慕名”，更说不上别的啊！可是你明明在家，却先要投个名片，结果是以不认识我的原因，推说上街了。真使我联想到吴稚晖自己对人家喊说“吴稚晖不在家”一样的高尚！敬佩之余，得了一首旧体诗，写给你笑笑！末了我又感着四个疑问。一，鲁迅居然也会“挡驾”吗？二，鲁迅毕竟是段政府底下的教育部佥事不是？三，鲁迅或者是新式名士？因为名士不愿意随便见人，好像成了原则似的。四，像吴稚晖一流的鲁迅是否革命前途的障碍物；要得要不得？这几个疑问，请你来答复吧！

讽鲁迅。有引
余初不识鲁迅，顾以夙喜无介诣人，又每疑鲁迅近于吴稚晖一流，造访果尔，诗以风之，鲁迅其知返乎？

鲁迅文章久自雄，痴聋如许殆成翁？
婢知通谒先求刺，客待应声俨候虫。
毕竟犹存官长气，寻常只道幕僚风。
景云里畔飘簷滴，一笑先生技未穷！

鲁迅先生以为如何？婢字也许太唐突，说不定是妻，女，妾，随便用那一字吧！
庚白，十二，二十六，上海。

载《鲁迅藏同时代人来信》，大象出版社，2011.1

【注】
[1]林庚白(1891—1941)，福建闽侯人，诗人，南社社员。曾任中国大学、俄文专修馆法学教授，众议院及非常国会秘书长，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1929年12月因访鲁迅未获接待而致此信。



周先生：
好久不见了，甚以为念！
在这里，我的要先向您申明的：就是我已把先生底作品选辑成书出版了，这，我想你不会责难我是杜撰家吧；但事实上这次底出发点，并不是为拿稿费，完全是朋友关系帮忙的，为的是因为我眼看到出版界底太很，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是尽量地在剥削着，以致大多数的读者因购买力的有限，不能如愿以偿，就是说我吧，也是其中之一分子，虽然巴不得一读中外名著，但因定价太昂而中止，则是，也许一般人所感到的痛苦吧。因此，我便怂恿龙虎书店老板以普及教育提倡文化为目标，勿再踏市侩之旧习，终以不惜牺牲之精神，为减轻读者之负担，便毅然将定价降低，从中只收取成本及开支为原则；不过先生切勿误会，这是我早已想到的，一般人总以为因其定价低廉而抹杀其身价，便无形中和市面上所常见到的标点书一折六扣视为一体，好像是要不得的东西似的，其实则不然，但究其根本原因，乃因其校对疏忽错字丛生故也，因此，我们就克服了这一点，特别加以详密之校对，决无此流弊，假使万一其中有所疏忽的地方，请尽量地予以指正！
现在奉上书信选及论文选各八册，以作纪念！望查收！
再：我友张君（即龙虎书店老板）很愿意出版文艺书籍，若先生有何近著见赐，当以薄酬奉上，且先生又不是专为稿费着眼，而是文化革新者，当然总不会计较的吧！
完了，再谈。并祝——
撰安！
梁耀南顿首
六月四日（1935年）

载《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大象出版社，2011.1

【注】
[1]梁耀南（1909-1941），浙江台州人，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美术系学生。1930年参加“美联”。1935年未经鲁迅同意，选编《鲁迅论文选集》《鲁迅书信选集》，由上海龙虎书店出版。

——致曹禺书

家宝：
    这讨厌人的秋雨又下了一整体天了。
    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点拖成了线，流，流下去积成小小的一个水滩，无聊赖地伏在窗沿上向外面望出去，一颗心都给纷乱的雨丝给缠住了，偶然地在水滩里照见了自己十分憔悴的脸，记起那些日子在旧书堆里翻出一张你的小照，照片上的颜色，像记忆一般的，也已慢慢的都要褪掉了。这还是你在天津演《财狂》时寄给我的一张剧照，说起来倒十年以外的事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年青，有的是梦想，也有的是热情，为了朋友的一句话，可以跑出几千几百里地去办一件现在想起来几乎是可笑的小事，为了一个戏的演出可以连着三四星期整天整夜地不睡觉！
    你该还记得我们在清华第一次演出的《挪拉》罢？事先虽然足足地排了一个月，可是演员里面除了吴京和你以外全是从未上过台的新手，在开幕的前几分钟里，我的心跳动的几乎要从口里掉出来了，手在颤，脚底下也发软，自己向自己重复地念你告诉我的那句话：“不要怕！只要记住了台词的第一句和最末一句就不会错的了。”可是，有什么用呢；出台的时候还不是怀着比赴死还难过的心情走上去的！到了台上，你像小鸟般扑到我怀里来的时候才看清你涂满了油彩的脸上粘满着从头套上落下来的假发，不禁地又笑了出来。我记得这样清楚，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做演员的经验，更因为你演了那次戏之后永远再也没有扮过“女角”了。
    外面的雨愈下愈大了，沉沉的天色像铅一般地压在心上，连气都透不过来你大约还记得？
    那该是个夏天罢，我有事情从北平赶到天津来，你和我谈起为下一个戏——《日出》——搜集材料，所以当地各等的妓女班子都想去看看，不知是不是因了我的怂恿，才去找了黑三型的李X爷一同到一家著名的二等窑子里去“开开眼”。进门之后，先等李X爸躺在烟铺上抽足了福寿膏，房间里才开始有了生气，躲在一边的我，看他们不住的“打情骂俏”，只不过觉得姑娘们的言语和举动有些粗野直爽过分；不知怎样一来，有人提议说天气太热了，一定要我们将上下衣服统统脱掉。在她们的手臂都粗过我们大腿的情势下，抗议自然是无效的！在几分钟之内就被她们解决了，总算是给我们留下了贴身的背心和短裤，那种窘极的情形，每次想起来都还是要失笑的！
    短短几年的离别，我们四周一切的一切都起了大的变动，怎能不让人有国破山河在，人事全非的感觉？就是当时常往来的朋友里面，有的离散了，有的悄然的舍弃了这尘世。就是连靳以，整天咒骂着女人，也曾指天誓地说决不再娶妻，听说也终于美满的结了婚，假使我得的消息正确的话，你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时间飞快的奔过，我们却都一步步走入中年的暗影里去，当这暗影袭来时，年青人的幻梦一个个地被冲破了，以前的一切希望，理想，似乎也随着年纪逐渐的会消灭下去。
    你是说要知道话剧界的动态的，可是我能向你说点什么呢？我只能告诉你，一切太混乱了，这种一日数变的情形，即使所谓“圈内人”者，也都觉着眼花撩乱，从这漆黑一团里面抽出一个头绪来，似乎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尽的。
    真正关心话剧的人都会感觉到目前靠戏吃饭的人都比干戏多了许多，也感觉到真正的话剧人才的贫乏，好的剧本的缺少，出钱办剧团的老板们拿演员当他们自己的囤货，囤货自然是为了赚几个钱，于是戏没有演出一个，只见演员们在市场上像货物一样被抛来抛去，于是几个比较有天才有前途的演员为供求的关系就出了黑市！只要有钱，剧本荒更不成问题，几位大编剧家书架上有的是陈年宿货，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应市，再不然花上三天两夜的功夫也可以赶出一个新剧本来，好在有的是英语原本，管他妈的，将剧本中人的原名换成张三李四，再一整理就成至尊伟构了。没有导演有什么关系，随便找一个人来排上三四天就可以隆重上演的，又好在导演名字可以用集体，挨起骂来大家挨骂。——也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挨骂——最可怜的还不是那些花钱来看戏的”忠实观众”，非等幕正式拉开以后才发现剧本是东抄西借，导演是莫知所为，装置是七拼八凑，演员在台上吃螺丝开玩笑，灯光效果又是忽明忽暗，若有若无，想想用掉的几十元票钱，又不能不硬着头皮看下去，真的很可以说是啼笑皆非。这样下去，戏院生意自然不会好的，于是出钱的老板发急，于是靠着老板吃戏剧饭的人自然不得不捐出看家之宝的艺术至上的大纛来摇一摇，表示他们之“曲高和寡”，表示他们之不在生意眼！老板者只好自认晦气！至于剩下几个是真干戏的人，除了成功之后接受人家放过来的冷箭，和嫉视外，也只有默默地叹口气罢了！原是不想说的，说了出来倒又像是在替人家发劳骚，”天下乌鸦一般黑”，黑乌鸦也许你已经看得多了，我在这里唠叨是多余的了。
    外面这讨厌人的秋雨还是下个不停，这封信不知道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寄出去了。
    替我向颖如问好。
成己
载《民国期刊汇编》，第一辑《万象》戏剧专号(第二十九册)，第三年第四期，广陵书社，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1935年3月1日)

北平吴履仁君来函
径启者：鄙人系爱读贵报一分子，兹对于二卷十二期之“阳历与阴历”一文，尚有不明了之点，请抽暇指示是荷。该文谓阴历以月之盈亏计算，而每年十二月中短十一日强，故须于八年中有三闰月以救补之。虽然，月之一度盈亏，并非廿九日半而为29.5276日，故八十年之后月圆将朔日，月晦在望日矣。然自用阴历以来，奚只八十年，而未曾一见月圆于朔日而亏于晦日。又谓于一百六十年后则相差一月，除照例八年三闰以外，每百六十年中先须再多置一闰月。然从来未闻每百年中多闰一月，而现在月仍圆于望日而亏于晦日，究系怎的回事？
再阳历计算较精，所差甚少，则约四百年多三日。为矫此弊，至每世纪之末年，惟其数能以四百相除者为闰年。既每四百年多三日，又何必再闰，其不更多乎？越思越不解！务希在贵报指示。

答吴君
按我国向来阴历月之大小视乎朔望，故望常在十五六诸日，不致相离甚远。而阴历年中四季之所以维持其地位者，则全赖闰月以为调节。置闰之法，在我国实不用八年三闰，亦不用十九年七闰，而视乎冬至之地位。冬至常在阴历十一月中，如冬至离十一月晦日之期小于十二，则第二年即须置闰月。如去年民国廿三年冬至在阴历十一月十六，故本年无闰月。但今年民国廿四年冬至在阴历十一月廿八，则明年必须有闰月，且须闰二月或闰三月，因不然，则明年二月或三月将中气也。
四百年多三日，所以四百年中要少闰三年。譬如西历近四百年中，一七〇〇年，一八〇〇年和一九〇〇年均应闰而不闰，此非三闰三日乎。(藕舫)

载1935年3月1日《科学画报》二卷十五期《读者信箱》栏



鲁迅先生：
拿到十元薪水的那天，除了还账和兑了几元回家去以外，剩下的两元，就去掉不折不扣的一元二，买了一本你的《鲁迅自选辑》，一直到铺子关了门，（十二点钟了），才有时间来看。虽然疲惫已极，可是精神是十二万分兴奋的！
可是翻开第一句，我就读不懂！（我是习惯先看正文后看序），题目不是叫做《影的告别》吗？第一句说：

人睡到不知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句子是又古怪又不好度，我一脸仔细读了好几遍，才把字眼看明白，可是就讲不出来。我又耐心读了十几遍，还是无效。我就只好自圆其说的解释了。人睡到不知时候的时候，当然就是已经睡熟了，一切都不知道了。但是还有影来和他告别，并且还能清清楚楚听见说话，真是令我莫名其妙了！这样的怪说些有什么意思呢？
丢了不管，再看下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愿跟随你了，我不愿往。
我不愿意！

啊啊！越读越读不懂了！一口的天堂，地狱，黄金世界，我不愿，我不愿......什么天堂，地狱，黄金世界，不是根本没有的吗？这样不是很迷信吗？
一直到读完，都只是写呜乎呜乎，然而然而然而，天地，黑暗，就完了。自然更使我跟读无字天书没有两样！
在现在被资本家压迫得透不过气来，被压迫者都走到万恶社会的绝路，胸中烈火燃烧的时代，这种的文章，到底给谁看呢？流弊是否很多呢。而听说先生一向站在时代最前领袖青年的！
请你解释答覆我好吗？并且，千急不要再写什么然而，天地，然而的八股文章了。否则又要花洋钿来找翻译先生了，委实我扎不出心血钱来了。
然而毕竟是鲁迅的文章呀！而且花了心血钱买来的呀！我只好咬紧牙巴，又一篇篇的试看下去了。
第二篇《好的故事》看完了，仿佛有点懂了。整篇可以不必有
所怀疑的地方。但是，中心思想在哪里？为什么写了这样的文章给读者呢？
再看下去。第三篇是《过客》。啊！写些什么东西呢。
第四篇《失掉的地狱》。又是“地狱”。还有魔鬼，天神，天国，象鬼、牛首......
第五篇是《这样的战士》了。这倒看了若有所得的样子了。这象征的写法，这借喻的写法，（也许说得不对的），大概是说批评家、文学家，他正在暴露人们的虚伪，罪恶......
第六篇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是讽刺的算是懂了。
第七篇是《淡淡的血痕中》了。又是什么造物主......又使我想到想到先生是信奉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是佛教徒的。是不科学的。而且要了解全篇，也还需要一番解释啊！
写得希奇古怪的！玄妙得很！一本书，开头短短的七篇，就是这样子。我在别处看到过“文责自责”的话，你总不会不负责一个读者请问吧；你打算这样诚诚恳恳的指示读者吧！

读者韩恒章  四月廿日
盼望先生给我一个回覆。
通信处：爱而近路三百四十号  340号 庄超转交。

【注】
[1]韩恒章，上海永源南货店店员，为解决阅读《野草》产生的疑惑而函询鲁迅。



迅师：
我以一种宗教的虔诚，写了这篇东西，是准备呈献给先生看的。然而是多么不幸啊，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接受它的人却辗转在病的搏斗里了。假设我还有一点心肝，将不容我毫不思索的将这些沉重的方块字推到一个病人的跟前去和他囉唣吧，终于我忍住了热望，把这件事件停止了。而我便侷促在一种更沉挚的痛楚里。
有的人把冰岛的景色渲染在纸上，有的人写出了西伯利亚草原的香味。而我生长在关东草原上，将也容许有权力写出我的低能的体验来吧。
怎样的向东北草原的农民的生活的深处去挖掘呢，这个问题深深的苦恼着我。以怎样的原始的岸傲的雄健，他们的反抗与革命的斗力合流呢？秉承着他们农夫的血液中所流传的对于自然的恐惧与祈求，对于人类的爱憎，他们对于自己命运的盲目的反抗与诅咒，他们富于动荡性的感情，他们和白桦林一样悲苦的荒凉，这些怎样铸成了他们的性格与壮健呢？他们怎样在苦恼中看见了道路呢？君不闻关东马贼起狼烟，所谓马贼也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特殊的动物呢，倘要有人用鸭绿江畔的黏土，把他脸上的皱纹，犹疑的目光，宽阔的肩膀，尽量的雕塑出来，该是什么样的型像呢？
他们经过了人类最深的失望，他们经过了人类最残暴的魔君，而他们将怎样的求生呢？
高粮花开了，荞麦花落了，他们在怨恨中把自己怎样的投掷在一个坚实的想望里去呢？
为了解答了这个我写了这本书。
我的命运的一开始说是和农民的不幸联接在一起的，我的母亲是一个被高贵的族从佃农的家里掠夺的女儿，从我有记忆那天起，她就告诉过了伊身世的哀怨。外祖父是一个慈祥岸傲的老农，他怎样肩负起一个东北的农民的必然的恶运，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大舅二舅怎样诅咒过命运，和命运抗争，而陷落在死的泥淖里，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三舅甚至以专门偷盗我父亲的家来维持生计。有一次为了偷去一根两三丈长的悬挂着一只带着花饰的俄国卦灯，父亲为了爱惜这贵族的炫耀的不可复得，曾将母亲大大的虐待了一次。四舅是寄食在我们家里，作奉差的打杂，后来终久忍不住了一阵巨烈的责骂，跑到江北去了，从此不见回来。
父亲家的和奶奶家的佃农多少奇异的命运，摆在我的面前，难道我不该把这些写在纸上吗？
东北农民不是九一八之后才变得顽强的，是九一八之后才得到了指示。
他们在传统的信念里，就有一种对于自然的抗争，对于富豪的抗争，(真是天晓得，否则他怎能活得下去呢？)对于人类温暖的迫切的要求，而，这一道奔放的流，将怎样被造成——邓尼拍禄水闸，来挥发那有节奏的电力呢？难道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命题吗？把握住这样的命题我是很大胆的，但我的信念是虔诚的，但愿我能呵！
这个故事当然并没有完结，而我也只在一个引言的阶段便停止了，因为它也并没有完结的原故。
当那个不详的日子里(六月十八日)我写完了它，那时先生却病了。那时我曾给一个人写信，说也许永不能表示这本书提供到先生之前了，而表示了我的悲哀，那人曾责备我以应得的狂妄，于是我便把它寄给XX的编者了。
这个故事并不怎样长，这就是说这原稿终于给退回来了。
假如一个人，即使是愚鲁的迷信也好吧，他投掷过血汗，他投掷过愿望，他要求的将不是一些不清不楚的耸起肩头的冷淡吧！这样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和我最初的呈献者相见了。即使冷淡也好吧，我总期望这冷淡也相当的热烈一点吧，但都不是呢，是的，是他们写了一千遍的外交辞令......
倘经过先生的批判，证明它是无价值或者完全是浪费的东西，那么让我去烧掉它吧。
我不能确定先生现在的精力是否已恢复了很多，让我先寄给先生两章(虽然它大概有三十章的样子)，如先生以为有可以全部颂读的价值，我再全部寄出，否则不要再作愚蠢的浪费吧，一个人的劫后的心情是谦卑的呢。就此带住。祝你
早日康复。
                                  倘要回信，请寄 赫德路海关图书馆
                                               李观澜先生转曹坪收
                                                  1936年7月10日

载《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大象出版社，2011.1

【注】
[1] 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京平，笔名叶之林、曹坪等，辽宁昌图人，作家。1933年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同年参加北方”左联”，并编辑其机关刊物【科学新闻】。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回到上海，多次将自己的稿件寄给鲁迅请求指导。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谢谢你的好意，费了你好些时间来给我写信。你的信给我带来一点慰安，一些鼓舞，我决不会怪你。你十二岁就读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我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你在十六岁时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着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你说你认识琴，我想大概你在琴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面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说你没有机会看见琴，你自己也许就是一个琴。琴有她的弱点，但是合于人性。我现在正着手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群》了。我去年写过几页，以后又搁了笔。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搁笔，你一定会高兴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譬如谈生活，谈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话语。但是请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乱，所以不能多写了。我一天总得回    几封信，而且我又是个出名不会写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我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
祝
你好
                              巴金
          (1936年)四月二十日夜十二时
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在文化社

【注】
[1]赵黛莉，山西人，本名梅生，巴金的读者，时为学生。此信由作家赵瑜发现，刊于报告文学《寻找巴金的黛莉》，载《中国作家·纪实》，2009，12



近来报载北平古物陈立所古物，将运往南京。本校教授陈寅恪蒋廷黻顾颉刚吴其昌四先生，对此问题，著论反对。所持理论，于中国文化关系至巨。兹特刊登本刊，藉促关心民族学术者之注意焉。

编者识
最近报载北平古物陈列所，将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合办，吾人闻之，深觉快慰，诚以同为文化遗产，国家重宝，统一管理主权，自易整顿发展，正不必机关骈出，多所隔阂也，乃前日各报又载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呈请行政院呈文，请将古物陈列所之一半重器，运回沈阳，则吾人再三考量以后，毅然以为不可，谨将反对之理由，逐一条陈，谨请执政诸公与理事会诸公，凭公正不杂情感之理性，本发展民族文化之热忱，再斟酌审慎之，并以普告邦人君子，爱护民族文化者。      
第一 文化之进步，由于文物与工具由散而聚，其退步，由于文物与工具之由聚而散，此其理由，甚为浅显明了，盖世界无论何种民族，其文化演变之方式，不外两种，一为直线的，一为循环的也，其文化而为直线的，则分增寸积，日长月高，迈进无已，若不幸而为循环的，则进寸退尺，聚散相互，成毁无端，乃永无进步也，以中国之伟大土地与历史，而其文化遗产，则蹈于悲惨已极之循环率，故以数千年之文化，而落人数百年之后，计自宗周先秦以来所留余之文物，集中于长安，洛阳，邺中，大梁，金陵，临安者，皆已为暴民毁荡盗劫一尽，至今遂烟消雾灭，上无以对我祖宗，下无以对我子孙，旁无以对我友邦，直至民国三年，内务部移热河避暑山庄，及奉天行宫全部古物至京，设立古物陈列所，实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有意义之大进步，其后民国十三年驱逐溥仪出宫，设立故宫博物院，此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二次有意义之大进步，至于今日故宫博物院之接受古物陈列所，当为第三次进步，吾人方且更希望其第四次之广再搜集或发掘，第五次之精印流布，…乃至第七第八…无次数之进步，岂期又自蹈于悲惨之循环率，已聚者，又复散之，已有之进步之曙光，又复回返于原始之退步，则中国文物，永无集中之希望，中国文化之前途，永不离悲惨的恐怖，则此阻碍中国文化进步之责任，百世之下，有余责焉。      
第二 博物馆之意义，惟在公开与集中，所以设立博物馆者，其根本用意，原不过求材料之公开与集中耳，故离此二谛，即根本无博物馆，譬如甲有一唐画，乙有一周鼎，丙有一宋瓷，丁有一汉碑，秘密而不公开，有等于无也，散处而不集观，有等于无也，如集合而公开之，以是研讨有人而学问生矣，今北平古物，自耶律圣宗以来，即开始搜集，斡离不，粘罕，又得宋徽宗全部之遗产，有经五至元，明永乐成化，清康熙乾隆诸帝之努力，以全国民众膏血为代价，乃得有此蔚为巨观，中间经满廷之霸占，擅移全国命脉之宝物至奉天，热河，不知此宝物，为我全民族所公有，而非满族所得私，幸民国以后，已运回北京，还我全民族所公有矣，今日之北平，为吾全民族所公有之文化中枢也，犹今日之南京，为我全民族之政治中枢也，故一切文物，凡为民族之公宝，即当公之于全民族所以有之文化区，苟非此文化区转移，则无论何地，自不当有类似瓜分之行为，而保护此文化区之完整，为我全民族人人有其责也，为地方所私有，与为个人所私有，何以异乎，散处于各地方，与散处于各个人， 何以异乎？使此故宫宝物，平均散之于全中国，则尚有一物之可见乎？故分散古物陈列所古物，与博物馆之根本意义与效用相背，何必有故宫博物院哉。      
第三 博物馆之意义，为求学问上之方便，非若珍宝之可争夺授受也，家天下时代，视故宫古物陈列所之宝物，为“珍宝”，为“宝贝”，为“值钱的东西”，故有争夺，有盗劫，有偷窃，有恩赏，有惠赠，若以今日我侪站在学术的地位而观之，则虽可宝，而其价值，乃与“破铜”“烂铁”“碎瓦片”“断骨头”等，故博物馆之设立，原不过求学问上之方便耳，故惟恐其不集中，决不容其离散，惟恐其不近集，决不容其远离惟恐其少，决不厌其多，故宫之接收古物陈列所，吾人极端赞成之者，无他，学问上之方便故也，今国民政府，既定北平为全国文化都会，若日本之西京，土耳其之康士坦，则一切文物，当由各省各地集中于北平，斯以后举凡全国之讲文化者，考历史者，群集于北平，以器物吸收人材，以人材研究器物，互为因果，学术遂徒然亢进，若散处各地，研究者无一致之目的地，人材无一定的聚荟地，今日跑沈阳，明日跑北平，后日有一极小而重要的参考，又非须亲跑沈阳不可，如是尚有学问之可言乎，我侪作一“实事作是”的论文，不将整个材料，集于一室，犹左支右绌，无从下笔，此凡学人类能言之，理事诸公，多名学者，尤当深尝此味，奈何任其离散，不为中国建设文化，而反为此破坏之举，不以学者“破铜”“碎骨”眼光以视古物，而出于集中公开态度，而仍以旧时“珍宝”“宝贝”眼光以视古物，而出此授受，惠赠之态度也。    
第四 各地博物馆之设立，当为积极的“创业式”，不当为消极的“分家式”也，或者曰，北平，既当为文化中心区矣，然沈阳既亦有故宫博物馆，则亦不能不有物以充实之，而南京既为首都，则亦不能不有博物馆之设立，吾侪对于此说，极表同情，凡一切建立文化事业之消息，在此久苦兵戈之中国，当为人人之所乐闻，吾侪极愿沈阳博物馆之充实，及南京博物馆之设立，然充实与设立之方法，当为“创业式”，而不当为“分家式”也，俗言之，即当取“有希望”之行为，不当取“没出息”之行为也，譬之子女自立门户，故属可喜之事，当然努力自创产业，不当仰仗于父母有限之财力也，父创业十万，子创业二十万，此为“有进步”“有出息”，子不能自创业，徒欲分父财三千五千，此为“没出息”，当此开国气象，建立文化事业将自居“有出息”乎？中国文化，蕴埋于地下者何限，流洛于外邦者何限，不此之求，而乃斤斤以瓜分此有限之陈列所，哀哉，近闻党玉崐守凤翔时，发掘一先秦先王之古墓，得铜器四五百件，外人觊觎已久，此等应该无条件没收之物，中央何不严密查得以立首都博物馆乎？其他故家中落，文物散佚者，闻汉阳叶氏之瓷器，吴县潘氏之铜器，聊城杨氏，古刻，……皆卓卓有名，或将散，或尚未散尽，中央负文物之责者，何熟视不一为之所乎？ 欲立博物馆，或充实博物馆，此非最好之资料乎？此正如各地设立图书馆，当各自收买书籍，不当瓜分大图书馆也，各地博物馆，皆努力创业，与北平相竞争，相追逐，乃为中华文化有朝暾渐出之现象，亦为开国创业之规模，乃汲汲焉踏叔世之哀辙，惟欲瓜分已聚之文物，则各地博物馆尚未充实，而北平之文物尽，中华之命脉绝矣。      
第五 不当轻开离散博物馆之先例，及应负破坏博物馆之责任也，博物馆图书馆所以能长聚不散，不为有力者夺去者，其惟一之保障，惟有“完整”一义之不破坏耳，使此义而可破坏，则举天下之博物馆，图书馆，皆危险已极，朝不保夕，任何时间，可以立刻瓦解矣，内务部设立古物陈列所，已十有六年，虽有大力如曹锟，张宗昌，冯玉祥辈，皆不敢破坏之者，无他，非不垂涎其利也，徒以其端未开，畏天下之公议，故不敢首犯不讳，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自破此例，将几近全部古物三分之二之热河沈阳两行宫古物，离散于沈阳南京两地，然则其例既开，古物陈列所而可以瓜分，故宫博物院，何以而不可瓜分乎？历史博物馆，何以而不可瓜分乎？在北平也可以瓜分，在沈阳何以而不可再瓜分乎？在南京何以而不可再瓜分乎？他日而有大力而野心者出，援理事会此例，则中国古物图书，无论何地，有立刻散为灰烬之虞，此其端非今日之理事会授之乎？千载下无量劫之责任，悉由今日理事会诸公负之矣。      
第六 理事会只有保护管理古物之权，并无离散授受古物之权也，古物陈列所古物，乃为我全民族所公有，故当公之于全民族所公立之文化中心区，理事会诸公，不过因为专门人材故，受国民委托，而保护管理之，但国民并未尝赋予以自由离散，自由授受之权也，今公然自由行动，如处理一己之私物，何者置某处，何者置某处，于其职权范围之外，丝毫不询国人之意见，而一如昔日清帝之移明宫古物至盛京之自由方便，则理事会诸公，亦何以自异于清帝乎？简直“非法行动也”。      
以上六端，完全站在“学术”立场上碌碌大者之批评，其余如（第七）古物多一次转运，即多一次损伤。（第八）世界博物馆从无移动离散之笑话（第九）移空古物，北平之繁荣，宣告死刑（第十）……等等，尚不胜一一枚举，或者谓（一），故宫古物太多，无屋陈列， 则答曰故宫未修理之空屋亦太多，当一一修理，犹不够，则另建专门博物馆以储藏之，如铜镜馆，石刻馆，玉器馆，书画馆，瓷器馆……不然，如国内无馆陈列，亦将移之国外乎？（二）或者又谓沈阳一部分古物，原由沈阳移来，移回之所以完成历史上之故迹，则答之曰，沈阳在清前，并故宫亦无之，此非前帝自北京明故宫移往乎，若必欲物还原处，而不顾文化之集中与否，依此逻辑，则三代铜器，将复埋之于地下乎？或者又谓（三），移至沈阳南京，则南方东北之人，予以研究方便，则答之曰，中国现已统一，已非封建割据，故方便问题，当顾全国之方便，不当偏顾某一方面之方便，例如甲家藏书，乙不感受方便，乙家藏书，丙不感受方便，不如合立图书馆，则甲乙丙丁……无量数人，皆感受不方便，北平者，全国公有之方便也，苟东北及南方之人，不承认北平为中国领土则已，不承认东北南方尚在中国境内则已，如不然，则当某“大全国”之方便，不当谋“小一隅”之方便也，且如东北之人，欲研究南京古器，南方之人，欲研究沈阳古物，岂非更大不方便乎？此三条理由之不能成立，至浅显也。      
兹将繁复之词，一切刊落，各本良心而言，务恳理事会诸公，顾算全国百年文化之大计，悯念中华古物零落之可怜，北平古物集中之匪易，再慎重审酌，呈请行政院覆议，此效将远至数百年后，吾中华他日有复兴之一日者，必拜诸公今日之佳赐矣，并望全国学者之爱护文化者，爱护北平者，注意此事，群起而尽保护之责也。            

载《清华周刊》第34卷第5期（1930年11月29日出版）



伏庐兄：
徐志摩主张弃新圈点！我自己听了都吓了一大跳。承副刊投稿诸君批评与责问，我又不得不来说几句话了。
我年初路过上海时，柯一岑君向我要稿子，我说新作没有，在国外时的烂笔头倒不少，我就打开一包稿子，请他选择，看到《康桥西野暮景》(见《学灯》七月七日)，我就说这诗很糟糕，只是随口曲，前面一段序，也是无所谓的(那时我正在看James Joyce)[1]哄动一时的Ulysses[2]所以乘兴写了下来，)不要登了吧。后来他还是一起拿了去，陆续在《学灯》上发表。除了《康桥再会罢》那首长诗，颠前倒后的错的实在太凶，曾经有信去更正过，此外我就很少看见，因为我没有定报。就是这次的诗，我见了《晨报》才知道登在《学灯》。我找来看时，只见无数的错字，(《晨报》副刊的校对实在应受恭维：上次《学灯》我那首康桥，错讹至于不可读，最可笑把母亲的代名词，印做“牠”！)所有的外国字，不用说，全印得不认识了，偏偏碰了巧那几个外国名字却是很紧要，因为我“一部分的诗文可费[废]，(不是可费[废]，而是不必要)圈点”的意见，是完全根据于那几位作者的作品的，我现在再来说一遍，一部是Gcorgc Moore[3]的Brook Kerith[4]，圈点符号还是有的；一部是James Joycc的Ulysscs?(前六百数十页也还分章节，有符号的，最后的百余页，才是绝对的不分章节，无句头大写，无一切的符合。)
这是文字里见所未见的新意境，我当时随意用什么牛酪呀，大理石呀，瀑布呀，白罗呀，等等的意象去形容他散文的美，只是瞎扯，绝对不曾说出他原文真妙处之所在，犹之用“此曲只应天上有......”等等去形容喀拉士拉的梵和琳，只是等于不曾形容！
我是根据于这两位大文学家的试验，觉得任何文字内蕴的宽紧性(elasticity)实在是纯文学进化的秘密所在(比如The English Bible[5]与Walt Whitmam[6]的诗)。中国文字因为形似单音的缘故，宽紧性最不发达，所以离纯粹散文的理想也是最远；新近赵元任改良汉字的主张，很可注意，因为我个人觉得“罗马字化”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恢复我所谓文字内蕴的宽紧性，一是启露各个字音乐的价值——这两层我以为是我们未来的文学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重要的问题，但我的能力只能提出，不能解决。这是应得讨论的，因为是文学改良的建设方向，不是奖励说废话的空题目。
现在回到圈点的问题，但我相信我并不曾主张无条件的废弃圈点，至少我自己是实行圈点的一个人。一半是我自己的笔滑，一半也许是读者看文字太认真了，想不到我一年前随兴写下的，竟变成了什么“主张”。不，我并不主张废弃圈点。圈点问题虽小，我如其果然有主张时，也得正式写一篇文字，题目什么都可以，但决不会是《康桥西野暮景》，这是明显的。
就是我所谓一部分的诗文可以不用圈点，也决不是主张回到从前浑沌的旧办法去，决不是anachronism[7]；我只说“可以不凭藉符号的帮助的纯粹散文，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现在有好几位文学家要想法来实现，比如Joyce已经试验出可惊的成绩。这种创造的精神，我们不应得不注意的，虽则我们文学的现况还很幼稚，够不上跑得这么快。”
这是我的主张，如其你们硬要派我主张这样或那样。至于一般的新圈点之应用，我又不发疯，我来反对干什么；我连女子参政，自由恋爱，社会主义......都不反对哪！
伏庐，乘便我要声明一个可笑的误会。“西滢”写了一篇剧评，我后面附了几句，听说一般人都疑心全篇是我做的，因此认定我徐志摩是反对现有的艺术的新剧的，因此认定徐志摩是崇拜梅兰芳的，还有这样那样种种的见解都一张张像捕苍蝇纸似的黏到我身上来。伏庐你至少应该明白，徐志摩不配那么的上流，也不会那么的下流。想象是公有的一种能力；诗人就运用来做诗，画家就用来作画，马克斯就运用来写Das Kapital[8]，列宁就运用来制造苏维埃，黎元洪就运用来发五路讨贼总司令的命令，嫉妒的妻子就运用来揣摩丈夫在外面荒唐的情形，——一般人就运用来无中生有的揣详附会，要没有这群人的帮助，我们就看不成新闻纸。我们当然不怪嫌他们，也许我们还应得感谢他们。但《晨报》的副刊，比较的有文艺的色彩；所以我劝你，伏庐，选稿时应得有一个标准：揣详附会乃至凭空造谎都不碍事，只要有趣味——只要是“美的”——这是编辑先生，我想对于读者应负的责任。
我还要声明一句，我发表的文字到现在为止总是签名的，不是志摩就是徐志摩，此后也许用一个“摩”字，此外的名字我都不负责任，我听说近来有假名骂人的“新文化”，但我自己相信我情愿永远留在“化”外，我爱惜我自己，也爱惜代表我的名字，更爱惜我的文字。

徐志摩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
此信以《一封公开信》为题刊于1923年7月22日《晨报副刊》

【注】
[1]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1882—1941)。
[2]尤利西斯。
[3]摩尔。
[4]吉利溪。
[5]英语《圣经》。
[6]惠特曼。
[7]把年代搞错。
[8]马克思的《资本论》。

季 先生道鉴：

久疏奉候，遥想起居胜常为颂，静农上月过沪，拜见周师母，谈及迅师遗著事，编辑既未进行，承印者亦未能定，蔡先生曾代向商务书馆接洽，不意卧病中辍，目前沪上市侩编印者不下二十余种，长此下去，版权所受影响将不堪设想矣。仍望先生及兼士幼渔两先生，
以老友资格在平托人向商务接洽，倘能得圆满结果再由商务宣布承印权， 沪上市侩当不致再行自由编印矣。兹将遗著单一纸奉呈，以便进行。专此即询  
道祺  后学台静农顿首 三月十二日
 
拟影印之手稿（手抄极精美，周师母意能影印为佳）
小说钩沉十册，共三十七种，计四百五十页。
嵇中散集校本十卷（一册），计一百二十页。
六朝造像目录一册，计一百页。
谢承后汉书辑本
岭表录异校本三卷，以上两种页数待查。
鲁迅先生手札（现正搜集整理）
    拟排印者（分精装平装两种）
创作小说等五种
杂著十九种
翻译二十七种
中国小说史略及小说史料三种上列之书外，或尚有散佚， 俟后发现，再行补入。至于如何分类，可由北平师友商定之。
关于向商务印书馆接洽之几点：（一） 版税希望从优; （二） 版权继承人正向内政部要求注册，其中若有通不过者，由版权继承人设法另印; （ 三）所有稿本，字均工细，不宜缩小，照原稿本式样。

 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3期  

【注】
[1]台静农(1903-1990)，字伯简，笔名青曲、孔嘉等，安徽六安人。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中学后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1925年春初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1927年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抗战后，任职国立编译馆。1946年赴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文学评论家。主要著作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

选自周晓方编著《民国名人书信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