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记者，是这一辈子的梦，但最终未能圆梦。
除了上述去《青年园地》未能实现，还有三次做记者的机会，其中一次是我“放弃”，另外两次是机缘不够。
大约1990年前后，那时已开始想着“转业”（团的专职干部转岗被戏称为“转业”），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定，除了组织安排，当事人本人也可以自行联系接收单位。在诸多选项中，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去报社做一名记者，这个似乎与祖父曾在上海滩做过自由记者无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编了十年的机关刊物《青岛团讯》，因工作的缘故，与新闻媒体的记者们频繁接触，羡慕那种工作方式，自信能胜任这一职业。
于是想“走后门”，到当时市委宣传部的临时办公地点纺织疗养院（当时市级机关正在准备东迁，各部门都在临时地点办公）院内，找当时早已“转业”进入市委宣传部任领导的原团市委副书记王永章，自忖与他很熟，想请他给下属的青岛日报打个招呼，当时我是副处级，放弃身份，去做记者，不存在不好安排的情况，应不是难事。
但王部长拒绝了，他一再说，已经是副处级了，放弃了可惜，尽管我再三表示不在乎，他还是以此为借口不同意。只能感到遗憾了。后来一再想，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不给我办呢？无法理解。
大约1996-1999年前后，我接触到民革青岛市委宣传处的葛陆处长（已故），当时他们那里有一个中山书画院，围绕香港回归，我给他们组织了一些书画活动，还从北京请来一些书画名家，在大学路美术馆（当时不叫美术馆）举办了'97书画展。借此机会，与民革市委会的领导们有接触。这时，我获悉，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有在青岛设立记者站的想法。通过葛处长引荐，在市府后楼府新大厦，民革中央的工作人员借在青开会期间，召见了我，与我谈话，对我加以肯定，于是我抱着希望一直在等待。但没了下文。据说民革青岛市委会派人到我原单位外调，原单位组织部门对我加以否定，并不认可。究竟是哪个“原单位”（因我这时有好几个“原单位”），语焉不详，最后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原《青岛日报》记者，姓名一时想不起来，他调到京城某媒体，奉命在青岛做记者站，想招募记者，在报上发了招聘启事。那时我在家赋闲，看到消息，便去应聘，他认识我，见我笑笑，开玩笑说，你还用来应聘，关系调过来就是。后续如何，已记不清，算是一段插曲吧。
在此之前，其实我还“主动放弃”了一次机会，即将离开团岗位时，有说法让我到报社政工处做副处长，算是平调。但我“不想”做政工。诡异的是，这次的机会，究竟是否像我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真实存在，不得而知。也许是误听臆想？也算一次吧。
机会就是这样，放弃了，错过了，再也没有可能重续。这就是人生吧。
这辈子，一直都在专业新闻出版体制的边缘游离——没有进入报社，成为在编记者、编辑；进入了出版社，又没成为专业编辑，只做一些行政辅助工作。
后来，有机会频繁接触到编辑业务，编校了上百种出版物，又两次进入报社做夜班审校，看着版权页和报眉上自己的名字，多少满足一点虚荣心。
神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赛48:10）我希望自己能对得起这一拣选，不辜负这份信任，以余生侍奉万能的神。而40年的从业经历，以编校上亿字读物的工作实绩，聊以自慰，也消淡了未能成为专业记者的遗憾。
找到一张老照片，与本文无关，贴在这里做题图吧。这是1980年代初期，刚进机关不久，被安排去浙江建德千岛湖边参加上海《青年报》的一个全国发行联络会议，何以让我去，而不让宣传部的人去，应该是当时我负责编辑机关刊物，与媒体多少有联系吧。其实这个会，去了才发现，与我的本职工作并无关系。就那么公款旅游了一圈，后来想想也真是不值。这次会议，我是去晚了的，我去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我初出茅庐，毕业不久，那时几乎没独自出过远门，火车在杭州下车，不知道建德在什么地方，一路打听着，乘坐很简陋的长途汽车到了山区，那时的建德县还很落后。会议期间，与会者游览了瑶池（地下溶洞）和千岛湖，当时千岛湖（即新安江水库）刚刚蓄水完毕，还没对外开放，据说我们前面，西哈努克先生刚刚游览过。会后，与会者沿富春江一路向下游赶去。中间在桐庐县逗留。最后在杭州开总结会，散会。
大家在富春江的游船上，听上海《青年报》总编辑施惠群老师讲富春江的故事，讲《春江花月夜》轶事，拍下了这张照片。
图中，我在后左二，左一是安徽团省委研究室梁晓莹，后转业进安徽省旅游局，保持联系多年。后排左四是济南团市委秘书长，有语言天赋，模仿各地方言，惟妙惟肖，据说后来东渡扶桑。前排右二是施惠群老师。其中有一位是上海团市委的毛国云，但我不确定是哪一位。后来也多年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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