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也算作书香门第，父亲虽然藏书在中医界出名，有许多孤本善本，但都是古医书典籍，而我从小却酷爱文学。1950年代图书相当匮乏，书店里书目也不多，而且绝不允许在那里看书，哪像现在冬有暖气夏有冷气，免费看书一天也无人干涉。上大学前家长从未给过我零用钱，所以我也很少购买过图书，亲戚借给一个市南图书馆的借书证，我感激涕零如获至宝，每次可借阅几本文学书籍，大约一周必须归还。那时的馆藏图书大都是苏联小说，欧美书籍很少，偶尔看到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结果书瘾一发不可收拾，凡能借到他的书《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心游记》《神秘岛》等等都想方设法借阅，可在那个年代，想看全凡尔纳的十多本小说谈何容易？哪像如今，有钱可以全部买到，没钱也可上网全部看到，现在的学生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个个低头族，要么打游戏，要么匆匆浏览八卦消息，很少是在认认真真读书。
读书时，我每年寒暑假都要回老家掖县，去陪伴孤苦伶仃的祖父，有一年寒假，我去县城时路过新华书店，门外告示“明天修理内部，营业最后一天”，我闲来无事便进门逛逛，书店不大，书籍不多，顾客很少，仅一个店员。书架上一本书的名字忽然映入眼帘，《蓓根的五亿法郎》，作者就是儒勒·凡尔纳，这本书我没看过，没想到在这里碰到，心中暗喜，翻看定价5角5分。买下它？可我清楚地知道兜里只有2角钱；赊账？根本不可能；回村向爷爷要？来回十里路肯定关门了；明天再来？书店预告不营业。怎么办？怎么办？我将书塞回书架，抬头凝望却依依不舍。这时突然一颗賊胆莫名其妙产生了，偷书！瞅一眼低头打算盘的店员，心中盘算如何应对，长这么大我从没偷过东西，连骂人都不会，万一被发现怎么办？想到刚刚学过的课文《孔乙己》，“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心中又有了底气，这可是鲁迅先生说的，我又不是偷钱偷东西。犹犹豫豫半天，用颤抖着的手把书挪到下一格书架上，这样身体就挡住了这本书，最后用出了汗的手，将这本薄薄的小说塞进厚厚的棉袄里逃之夭夭。回到老家，在油灯下迫不及待地彻夜看完，可心中并没有达到目的的欣快感，而是压上偷窃行为的沉重石头。后来几次回故乡，都想去书店还上这五毛五分欠债，可始终没有勇气承认，唯恐戴上“三只手”的帽子。
第二次窃书是在“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反文化反文明的运动，全国只有一本书和八个样板戏，其他统统打入冷宫，我们是大学生，却都与文化无缘，虽然马克思让我们“怀疑一切”，可敢怀疑的人都上了断头台。“文革”后期的所谓“复课闹革命”，也是换汤不换药，医学院学生只让你掌握“一根针一把草”，只提及“鸡血疗法”，靠这个去救死扶伤岂不天大笑话？我们班被安排去济宁专区医院见习，这所医院过去很出名，据说山东第一例阑尾炎手术就是这里做的，可“文革”破坏极端严重，“好派”“屁派”武斗不休，院内专家被批来斗去，医疗事故频频发生，我们学生整天无所事事，都成了手捧“毛选”的逍遥派。有一天，我在大楼里闲逛，突然见图书馆的窗子半开，于是大着胆子翻窗钻进，布帘蒙着的书架落满厚厚灰尘，我想看的书几乎一本也没有，可能都属于“封资修”，要么已被烧掉，要么单独封存起来了，我顺手拿了一本竖版《唐诗三百首》和一本《白求恩的故事——外科解剖刀就是剑》。这次偷书没有心理负担，“文革”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中国年轻人的胆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文攻武卫和尚打伞，武斗杀人都敢，偷书算什么？再说我这是跟着领袖学诗词，医院高音喇叭日日夜夜不都在广播老人家的诗词语录嘛。另一本书，虽然是两个加拿大人写的，宋庆龄写的序言，可别忘了这是“老三篇”中的白求恩，是要我们天天读学习的人物，所以我可以堂而皇之，无所顾忌，难怪有人总结了“文革”将国人改造成为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之人，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确如此。
这三本偷来的书，现今仍摆在我的书橱里，每次看到它，都能唤起我当年的不堪回忆，对读书的渴望，对知识的需求，是现在许多青年人无法理解的，只有同龄爱书的朋友，才会有一样的共鸣。我工作后有了工资，然而想买书还是不成，那时知识越多越反动，中国的价值观就是和普世不一样。我书橱中还有当年在公社医院病房捡到的《简爱》，它没头没尾，是我用钢笔后来一字字补全的。当年还用紧缺的大金鹿自行车车链换取了一部四本的《战争与和平》，第三本还被老鼠啃过。在地摊上我还高价买回几本没有书皮的书。还存有用练习簿写的手抄本《塔里的女人》，它与《第二次握手》同时在社会上流传……这些书不言不语待在书架上，可都在述说着刚刚过去的岁月，像烙印一样不可磨灭。
幼年时贫穷买不起书，“文革”十年无书可买，现在有些图书却不值钱了，许多地方论斤卖，免费的书看也看不完，书店整天嚷嚷着赔钱。可仍然有些书想买买不到，有些书想看看不着，甚至想偷也偷不来，你说怪不怪？大陆作家写的《墓碑》，我就是在海外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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