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边缘人。
尽管边缘人的概念刚知道不久，但概念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却从小就开始了。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简单来说是指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
根据我的粗浅体会，将边缘人仅仅定义为两个群体之间好像不太完整。人生所面对的不一定是两个群体，可能是多个、也可能是一个群体，比如所谓的社会主流群体。
我的边缘人生很大程度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父亲1950年在青岛三中参加工作，几年后调到二十一中，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的革命热情被充分点燃，主动申请到艰苦的地方去。这一要求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他被调到刚成立的青岛三十五中。
青岛三十五中位于崂山县仙家寨村。父亲调去之后，母亲也随之由市区调到了仙家寨小学。我对家的最初印象就是一个被隔成两间的教室，家具及生活用品基本都是从学校借的。所谓家具就是两张批作业的课桌，还有两张用长条凳和铺板搭成的简易床。我，是他们那两年添置的唯一不属于公家的大件。
随着学生的增加，学校的临时宿舍不能住了，就在附近的农家租房住。已记不清搬了多少次家。我的朋友、同学几乎全是农家孩子。
因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的讲话口音、生活习惯基本农村化。节假日随父母到市区探亲购物，经常受到一些刻薄的城市孩子的嘲笑，一次在芝罘路一座筒子楼的厕所里，从小使用旱厕的我因不会使用拉绳式冲水器，受到一个城市孩子不留情面的挖苦，此事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深刻。
城里人说我是乡下人，可乡下人又说我是城里人。因为我家吃供应粮，父母有固定的收入，不用去生产队劳动，生活条件比那些农家孩子要好一些。虽然我们和周围邻居的关系一向很融洽，但这种制度性差异还是会引起不满，这种不满不会追究那些深层次原因，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出气筒。有一次家里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当我穿着上街后，引起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小孩的妒忌，他们簇拥在马路旁，等我路过时便一齐喊，“穿皮鞋、走石条，咯噔、咯噔、咯噔”。喊号子的节奏正好合上我的步伐，弄得我再也不愿穿那双鞋了。
为和那些孩子打成一片，我主动地向他们示好，和他们一起割草、捡煤渣，养兔子。有时用节省下来的零钱买糖大家一起吃，我还有意光脊梁、打赤脚，可无论我怎样表现，隔阂并没有完全消除。
从生命一开始，我就身不由己地成了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在身份认同方面受到两方面的诘难。
城乡身份的边缘化可以随着时间慢慢调整，但政治上的边缘化却是影响一生的事情。
我的家族属于诸城相州王氏，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一些名人，近代也出过王尽美、王乐平等政治人物，但因为家族大了，各分支之间来往并不多。我们这一支到我爷爷这一辈就破落了，虽然还有几十亩岭地，但由于乡间经常闹土匪，加上接受了一些现代教育，生活方式逐渐从土地脱离，开始外出谋生。我爷爷曾担任过山东水利局、山东大学的职员。父亲更是从小就在外上学，参加工作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使要求进步的他在入党、提干等方面屡屡受挫。他曾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弟兄三个身上，直到后来希望破灭。
就在我刚上小学前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虽然还小，却是这狂热一幕的见证者。我目睹了学生们捣毁农舍影壁墙上的“福”字和屋檐窗边雕饰的行动，也尾随去过砸碑刨坟的现场，我至今还记得因为在墓穴里没找到更多的陪葬品，那些扒坟的人因失望而骂骂咧咧的样子。虽然破四旧最火爆的时间只有几天，但那刺激的场面大大丰富了日常单调的生活。我曾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盼望着早日长大，好去解放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在追随游行的过程中，我抢到一些散发的传单，带回家小心翼翼地存放起来，有机会就对别人炫耀一番。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父亲被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揪了出来，罪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与十多个“五类分子”一起在学校劳动改造。学校里有一个大个子韩耕民老师，当时虽然没被揪出来，但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说其解放前曾牵着狼狗在中山路逛街，有特务嫌疑。这让老实的韩老师十分恐惧，一个深夜在学校投井自尽了。他被立即宣布为畏罪自杀，并召开了批斗会。红卫兵扎了一个很大的草人，糊上白纸，写上他的名字，放在台上进行批斗，批斗完了之后，便由几位陪斗的“牛鬼蛇神”抬着游街。我父亲被命令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胸前挂着牌子，手持一面铜锣为游街队伍“鸣锣开道”。那时的我，已对当时的处境有所了解。当我意识到远处的喧嚣声可能是三十五中的队伍时，便一溜烟地回家了。之后，类似的游街又有多次，别人听到热闹就往外跑，而我则是听到热闹就往家跑。从此对“追随革命”失去了兴趣。
祸不单行，就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我得了感冒，后来发展为急性肾炎，再转为慢性肾炎，休学在家三年。三年中除了在医院就是在家里的炕上，这加深了我和小朋友的疏离感。为消磨时光，我囫囵吞枣地阅读一切能见到的文字，好多生字稀里糊涂就过去了。我粗枝大叶的读书习惯就是那个时间养成的。三年后，我奇迹般地康复了。为补回失去的时间，直接插班读了三年级。那时的功课非常简单，经过一段适应之后，我居然成了班里的优等生，不仅各门功课名列前茅，还经常代表班级或是级部在全校大会上发言。
进入1970年代后，学校里的体育活动开始逐步恢复，没想到我这个曾经大病缠身的人还有一点体育天赋，我的短跑成绩在小学、初中都是全公社第一，在全县的中小学运动会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成了十里八村的小名人，加上我的人缘不错，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赞誉有加。有时，我也忘记了过去的那些不快，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自负。
但是，那点小小的自负很快就被现实无情地击碎。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年一度的五好学生评选。尽管那时没有什么民意可言，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学校的五好学生推荐却多采用投票方式。每次推荐中，我的得票都很靠前，然而到宣布结果时，我的名字就不见了。这时，好多同学都会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有时，老师在宣布名单后也会宣讲一下党的政策，即：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一些劳动人民出身的同学，学习成绩虽然不是很好，但政治上表现积极，对他们进行鼓励，是我党政策的体现。我当时不了解政治，更不明白老师讲话的逻辑，像做错了事似的把头低下。老师也曾找我谈话，肯定我的表现，鼓励我要经受住考验，继续努力争取。可这样的考验也太多了，五好学生评选一年一次，加入红卫兵考验了多少批我忘记了，入团更是多次搁浅，是毕业下乡很长时间后，才追加承认的。
虽然日常会感觉到一些不公平，但和上学的机会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那时高中入学不用考试，是组织推荐。而推荐的最重要条件，是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出身的孩子，是没有资格读高中的。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也很喜欢上学，但命中注定没有上高中的命。升入初二后，我看清了这个趋势，不再学习，时间都用在体育活动和看闲书上，这是我后来数理化成绩很差的原因。
家庭出身成了一个人一生的魔咒，所以对家庭出身就格外重视。记得那时填表特别多，不长时间就有一张表格要填，最难填的就是“家庭出身”一栏。为了这两三个字，我们全家挖空心思，煞费苦心。按照我们理解，从我爷爷开始就担任职员，而我父亲更是一直担任教职员，所以家庭出身应该填写“职员”。但这样填写很难通过审查，表格被多次退回。提示我必须填我爷爷的出身，也就是“地主”。刚开始没办法，按他们所说的填了几次。后来受别人启发，找来有关条文申辩，加上“文革”后期这方面有所松动，我填写“职员”出身的表格才没被驳回。
最难堪的一次发生在1976年，我们十来个已经确定下乡的学生一起去派出所办理户口转移手续，管户籍的女警察在给我办理时突然大声发问，“家庭出身是什么？”为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我尽量小声地回答,“职员”，谁知那个女警没听清楚，再次大声问“什么？”我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职员！”“什么？自愿？”“这是你想自愿就自愿的？”女警察的喊声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恨只恨那些从未谋面的祖宗们，吃喝嫖赌干什么不好？买一些带来灾难的土地干什么？
在整个小学、初中阶段，我都处在主流群体的边缘。
初中毕业，我这个已在乡下生活了十六年多的少年再一次被下乡。只不过这一次要到离家几十里路的西四社去。经历了装模作样的动员、报名、欢送会后，我到崂山县马戈庄公社李仙庄大队落户，成了一名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
先是分散住在农户家、后来集体宿舍建好后，就搬进了集体户。我们十几个男生住在一大间房子里，我的床放在远离窗户的一个角落里，从这里开始了一个懵懂少年对世界的观察。集体户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很小的馒头，不够就只能吃窝窝头，中午晚上全部是粗粮。肉类几乎没有，菜里见不到油花，所以总觉得饥肠辘辘。由此种下的饥饿恐惧症一直延续到现在，每次吃饭不吃到发撑不会停下。早晨还没睡醒就要出工。锄地、施肥，掏粪、割麦子，各种农活都干过。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农田水利建设大会战的场面，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大喇叭播放着已经听了一万遍的样板戏。我们的任务是将一些沟岔交错的土地平整为有角有棱的“大寨田”。由于有劳动竞赛等噱头，好多深翻出的生土直接就铺在了地面，有老农民讲，要将这些地养熟，起码要五六年时间，有些地就基本撂荒了。可当时没人管这些，上级要的是平整辽阔的观瞻效果，大家要的是记工册上的工分，也算是各得其所吧！最盼望的时刻是工休号响起时，一伙人找一处避风的壕沟躺下，冬日的残阳照在疲惫的身上，一边听老农讲一些不着边际的八卦，一边听呼啸的寒风从头上刮过，我曾认为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为了更好地体验这种“幸福”，我学会了抽烟。没钱买烟卷，就像老农一样卷旱烟抽。
在这里，我再一次陷入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的悖论。那时已有从知青当中招工、上学的先例，也有找个农村媳妇，死心塌地在农村过一辈子的。我想跳出这个魔咒，当一个彻底的城市人或者彻底的农村人。然而我做不到，上学、招工我不够资格，当一辈子农民我又心有不甘。
好在命运并不总是走背字。
1976是一个多事之年。还没毕业就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下乡不久，又发生了唐山地震、领袖去世、粉碎四人帮等一系列大事。1977年秋天，就在我们忐忑不安，不知该为国担忧还是为自己担忧时，听到一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消息，恢复高考，而且门槛放低，所有人都可以报名。
在得知消息那一刻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世事难料，我为自己放弃文化课学习感到后悔。
后悔归后悔，既然机会来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要试一试。我去了高考报名处。因为我没读高中，只能以同等学力报考，资格审查的老师打量了我一番，“你行吗？”我说“试试呗！”他说“如果你读高中，现在还没毕业，何况你还没读高中。”本来就对自己没有信心，这一盆冷水再浇下来，我彻底凉了。只好改报了中专，毕竟，离开闭塞的农村是第一要务。
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就匆匆踏入了考场，考试还没结束，我就确定自己已经出局，因为我的数理化全部考砸了。
谁知那一年的考试成绩普遍很低，到公布分数时，我的考试成绩居然在录取线之上。
尽管够了录取线，到最后一刻也没接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一开始以为又是政审没过关，后来分析认为，因为我填报的志愿都是工业方面的学校，而自己的数学仅仅考了8分，理化只有二十来分，没被录取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考完不久我就返回了知青点，一面劳动，一面再次备考。一天，又接到了一个通知，青岛师范学校在已达线的考生中，加招一个体育班。从内心讲，我并不愿意干教师，因为父母的“臭老九”经历让我对这个职业很反感。但转念一想还要在农村再干一年，下一次考试也不敢说有把握，所以就报名参加了体育测试。
体育测试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1978年春节过后，我成为恢复考试制度后第一届中专生进入青岛师范学习。
尽管1978年春天入学，可届别却是77级。我们青师77级体育班并不像后来的体育专业录取分数比普通专业低一大截。班里的同学都是已达线的落选生，为逃离农村不得已而进入体育班。好多人之前并没搞过体育，相比较而言，我的体育基础算是好的。进入学校后，我的爱好有了更多选择空间，关注点不仅仅是体育。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很多，这一时期，我读了高尔基、巴尔扎克等好多名著。还经常参加一些文学交流活动，有时也写点顺口溜之类的“诗歌”。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的新旧思潮斗争很厉害，我记得个子矮矮的邵书记曾宣布要带着剪刀在校门口拦截那些穿鸡腿裤喇叭裤的学生。有一次他在大会上批判留长发的时候，正好我的头发有点长，一下子成了目光的焦点。好在没有后续发生。
紧张而愉快的师范学习很快就过去了。1979年12月我被分配到黄岛区柳沟小学（现在的黄岛区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刚开始，我是有点情绪的，因为我们全班25名同学，除我之外全部分配在中学，而黄岛区教育局到学校招录时所作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但很快我就释然了，原因是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
我最初担任的课程是一、二年级体育，这是一般人都不愿意干的活。刚上学的孩子，自制力特别差，对你的指令置若罔闻。乱哄哄的很烦人。但过了一段之后，我发现造成混乱的责任不在孩子，而是课程编排太成人化了。于是，我尝试对教案做一些修改，缩短那些刻板的队列队形练习，代之以趣味性强的体育游戏，并让他们根据兴趣自己选择，这样的安排得到了这些小家伙的喜欢，体育成为他们很喜欢的课，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项工作。
教了一年小学后，我被借调到辛安黄岛二中担任体育教师。一个学期之后又被调到黄岛一中教体育，再过一段时间，学校又让我担任校团委书记。
那时黄岛刚刚建区，教师配备，课程编排都不正规，很多课程缺教师。我曾在小学代过音乐课和常识课，在中学代过历史、政治课。现在看是误人子弟，但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
就在我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在看似平淡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准备在这个岗位上干出点名堂来的时候，一纸调令又到了。这次是调我到黄岛区团委工作。好多同事前来祝贺我脱离教师队伍，而我却高兴不起来。我这个人生性散淡，只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在接到调令之前，这些已接近实现，继续下去，说不定还能达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理想。所以很不愿意离开。我找到一位在区委工作的前老师，询问有没有不去的可能，他很干脆地告诉我，这事是区委常委会确定的，不用说你，就是各个局的局长也必须执行。
万般无奈，我被迫走上了一条并不适合的道路。
我的职务是区团委干事兼区直机关团委书记。报到之后，领导和我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就是如何接待、如何汇报、如何处理各种不同层级的关系。现在看起来，这几项工作，基本涵盖了我职业生涯的全部。说实在话，从那时一直干到退休，我也不是很入门。我感觉，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和性格问题。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了。
共青团虽然是一个群众团体，但政治历史的原因造就了它的特殊性，它的周围不乏胸怀各种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我接触社会的面更广了，各式各样的人和事丰富着我的阅历。
那时的黄岛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除方圆5平方公里的岛上有点新建筑，其余三个公社完全是农村。商业不发达，没有公共交通。区机关只有两辆吉普车，只有区委书记或区长外出时才能调动。我们去薛家岛要骑自行车从辛安转几十里的沙土路。一路上，汽车扬起的尘土就像拍电影的硝烟，一趟下来，就像经历过一场沙尘暴，全身上下都是白色的颗粒。那时，长长的金沙滩边只有几间低矮的小屋。在寥廓的海天之间，人显得很渺小。
八十年代初期，尽管经济还很落后，但人们心中都揣着一个梦想，而实现这个梦想的最好途径就是学习。
在新岗位上干了一年多之后，又一次上学机会突然来临，这次是团省委和山东师范学院合办的青年干部大专班，面向全省团干部招生。允诺发山师大专文凭，而且脱产带薪，所以报名的人很多。为了应对人数众多的难题，青岛团市委搞了一次预选，从几百名团干部中推选三十多人参加省里的笔试。因为考试内容有从未接触过的政治经济学，我在不到两天的准备时间里突击了一天一夜，一下子用脑过度，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一动脑就头晕恶心。
尽管出了很多症状，但令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是，我居然通过了层层选拔，侥幸考取了。
在济南的学习师资和文凭由山师负责，而食宿和日常管理则由省团校承担。这两年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为什么这样说？是基于这样几点感受。
一是平等的同学关系，我们83级大专班100名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年龄从十八岁到四十几岁，职务从刚参加工作的小白到团地委书记，因为都是学生，没有利害冲突，关系融洽，其乐融融。
二是浓厚的学习氛围，由于经历过工作磨练，大家深知知识的重要，学习热情高涨。山师派出的教师水平也都挺高，学习氛围宽松。课堂上有问有答，畅所欲言，课后大家继续讨论甚至争论。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方法。
三是丰富的课外活动，搞活动是青年团的本行，文体人才济济，课余生活丰富，各种活动应接不暇。我们几个青岛同学和学校里的教职工组成了省团校足球队，参加济南市的足球联赛，我还是队中的主力后卫。有一次在和电视机总厂的比赛中，我的眉骨被撞裂了，到千佛山医院缝了针，下一场比赛缠着绷带继续上场。
省团校位于济南的经十路，路南面就是千佛山山脉，风景优美，开元寺遗址一带更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那些残存的佛窟和佛龛，记载着人类的文明和野蛮。一次青岛同学在此野炊时，还一人一句创作了一首感叹历史的宝塔诗。
在那段时间里，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充实、提高，生活充满了激情。这样的生活太值得留恋了。如果济南的夏天能凉快一点的话，我这辈子很可能就在济南度过了。
过去光听说济南的夏天很热，来到济南后，我才真正领教了它的厉害。1984年6月有那么几天，白天的气温40℃左右，晚上也有三十七八℃，而且屋里屋外一个温度，一点风也没有，让人无处躲、无处藏。那时别说空调，连个电扇也没有，只能手摇扇子不停地扇。十来分钟就到盥洗室用凉水从头到脚浇一遍，可回到宿舍不用十分钟又是一身大汗。我的背上热起了一个疖子，躺都没法躺，整夜睡不好觉，精神也垮了。我甚至产生了不参加期末考试，跑回青岛去的想法，在同学的帮助下才勉强坚持下来。
正因为有如此经历，所以临近毕业校方征询我是否愿意留校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那时好多单位都处在人才断档期。青岛的组织部门也到学校为青岛的机关选人。1985年底毕业后，我的工作关系由黄岛转到了青岛，我成为青岛团市委的一员。
我在团市委一共工作了4年时间。是团市委正式人员在岗时间最短的人员之一。
虽然时间短，却是我人生经历最丰富、经受的锻炼最多，能力提高最大的一个时期。
共青团是从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组织结构，说官不官，说民不民，工作比较空泛，很容易形成一种空对空的状态。不知别人怎么看，我认为我们那个时期相对要好一点。
我一进团市委被安排在青农部工作，我们那时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乡镇企业青工技术比武，针对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农村青年缺乏专业技能的特点，通过技术比武，推动乡镇企业青工的技术培训。这项工作的开展得到了正在崛起的乡镇企业的欢迎，社会效益不错。
八十年代中后期，流行歌曲的社会关注度很高，各类歌手大赛盛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村青年展示自己的机会很少。在团组织的统一安排下，我牵头组织了青岛市首届农村青年歌手大奖赛，青岛推出的几个农民青年歌手，在全省、全国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几个选手还因此彻底改变了命运。
1986年，我被抽调参加了青岛烈士群雕的建设，雕塑办公室分施工和秘书两个小组，我负责秘书组的工作。此次雕塑建设采用社会捐助和团员青年义务劳动的方式，秘书组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拉赞助。我和烈士纪念馆的老曹承担了此项任务，一开始我们每天挤公交车跑企业，效率很低。后来北海舰队支援了一辆三轮摩托，效率才提高了。我们跑遍了市内效益较好的二百多个企业，少的三百五百，多的三千、五千，共为雕塑建设募捐二十多万元，这笔钱现在看起来不多，但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
在群雕办时，我结识了一批青岛市的雕塑家，徐立忠、张白涛等，他们鲜明的个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直到现在还有联系。那段时间，青联属下的青年美协非常活跃，他们组织的活动，我也参加、观摩过不少。
1987年夏天，在莱西乡镇企业青工技术比武现场会返回的途中，我们的面包车出了车祸，我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通过此事，我对生命更加珍惜了。
我的人生大事，结婚、生子也是在这阶段完成的。1988年1月，团市委为我们四对年轻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婚礼在汇泉酒家举行，市委副书记杨在茂给每对新人题写了贺词，机关全体同志到场为我们祝福。
在团市委的几年里，工作紧张、忙碌，但过得很充实，人也充满了活力。
团市委聚集着一批从各行各业中选拔出的青年才俊，能力都很强，因为我进入机关比较晚，从工作到生活都得到了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的内心还是充满感激。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逐渐觉察到一些自身的差距。比如政治敏锐度不够，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认识和主流意识有差距；还有自尊心较重，有书呆子气；口头表达水平不高等。虽然团市委的干部比较平易近人，但官场中的潜规则还是让自己有所畏惧。1989年之后，我参与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减退。
1989年年初，我在街上遇到一位黄岛的老领导，他刚刚调到青岛卫生检疫所任职，他邀请我到位于德县路9号的卫检所参观。过后不久，他打电话让我再去一趟，提出想调我去卫检所工作的想法。我说，团市委待我很好，我无法提出这样的要求。再说我到团市委时间较短，正是出力的时候，团市委也不会放我。老领导告诉我，只要我同意，不需要我来提出，一切都不用我管。
团市委的栽培不能辜负，老领导的热情又不好回绝，这事一时让我难以取舍。后来一想，反正团市委也不会放我，去不了也不会影响我什么。所以我便同意试一试。我以为，等团市委拒绝一次这事就算过去了。
谁知此事并不那么简单，几次交涉后，形成了僵持局面。团市委领导一开始以为我在当中搞事，有点不高兴，在一次机会听我解释后，不满解除了，但依然不肯放人。对于这个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
可那边仍不放松，继续通过组织部门做工作。1989年下半年，就在我对工作有所懈怠时，团市委对此事也有所松动，开始征询我的意见。我说，自己原本不想离开，但考虑到几年后还要走这条路，放弃这个机会有点可惜。团市委领导还是通情达理的，最终同意了我的调离。
1989年12月底，就在20世纪80年代将要结束的时刻，我到青岛卫生检疫所正式报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这10年，是我边缘意识最弱，参与意识最强的时期。
青岛卫生检疫所是卫生部的派出机构。负责口岸的卫生检疫工作，尽管是国家执法机构，但在财务管理上，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青岛卫生检疫所的人员不多，所涉及的业务不少，除执法工作外，不少工作是有偿服务，有相对固定的业务收入，职工的福利待遇也不错。
因为多年没有瘟疫，卫生检疫工作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受重视。它的对口专业是公共卫生，我到卫检后，因为没有专业背景，主要从事行政工作。此后的职业生涯就在办公室和人事处交替进行了。虽然进入业务单位，实际处于边缘状态。
在卫检的最大好处，是不用说那么多无用的话，很少写空话套话的文章，以至于将八股文的套路都忘了，后面都有点拾不起来了。官样文章少了，但基本理念不变。在日常工作中，我的基本理念是拿自己当人，也拿别人当人。拿自己当人是说在领导面前不自轻自贱，拿别人当人是在下级面前不恃强凌弱。理念虽然这样，但现实中很难完全做到。受大环境的影响，违心吹捧、请客送礼的事也是有的。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次重启之后，突然变频走向市场化，有本事的人纷纷下海经商，即使不敢下海的，也时不时满世界打电话“对缝”，希望倒腾点钢材、煤炭等拿个回扣。在这一轮潮流中，我基本上是局外人。不是我不想赚钱，而是感觉自己缺乏那种“忽悠”能力。
90年代又兴起了新一轮上学热，虽然都是为了拿文凭，但这次上学和80年代有较大不同。80年代想要的文凭层次相对偏低，指向还没有那么鲜明。这一次则不同了，一是读书的目标已有明确的指向，因为干部选拔对学历提出了硬性要求。二是文凭的层级要求高了，刚开始本科还很抢手，但不长时间就落伍了，研究生、博士生班纷纷涌现。只要拿钱，各类专业、各个层级的文凭都可以拿到。而且多数学费都可以报销。三是上学已不单纯是拿文凭，上学的一项新功能是建立人脉。越是名校、花钱越多、人脉的层级就越高。好多聪明的官员为跻身上流，不惜自己掏钱进入高层次学历班。以这种方式接近领导，进入新的圈子。
那几年，我也接到不少这样的信息。有一次，在同事的鼓动下，来到党校学历班的报名处，等待时听到大家议论，“每周聚一次，全班每人一次东道主，一年就过去了。”吓得我赶紧退出不报了。
这样的学习环境我不适应，也不愿报名。所以，到现在我还是80年代取得的大专学历。在正规机关里，这样低的学历几乎没有了。
到卫检后，还经历了两次机构改革。一次是在1998年，商检、动植检、卫检“三检合一”。2018年，又迎来了海关和检验检疫的“关检融合”，两次改革都是由别的系统收编我所在的系统，被收编的人被边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实际上，不需要采取组织措施，我就会主动边缘化自己。忘了在哪里中的“毒”，我的观念中有一个“没有平等就没有友谊”的思维定势。只要领导一摆架子，我内心马上就筑起了防火墙，从心理上拉开了距离。
其实，我接触的领导多数还是不错的，对我也很好。有时有一点官腔官架，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古往今来，没有一点媚上的姿态，官是做不好也做不久的。一个人不去巴结领导，还期望领导和你不摆架子，这种想法也太魏晋了，对领导讲条件的结果等于自绝于领导，被边缘化再正常不过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各个时期的边缘化除，“文革”时期是被动的，其他都是自己主动争取的，是我希望得到的结果。
职场存在边缘化的问题，人际交往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些年因为工作变迁、兴趣爱好等原因，和一些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的联系少了，有的甚至失去了音信，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疏离还有增大的趋势。空闲时想起此事，往往有一种自责心理。可真要落实起来，又感到力不从心。这曾经一度让我很苦恼。
美国心理学家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一书中的观点是，在一个生命周期中，得到和失去伴随始终，得到固然可喜，失去也是必然且必要的，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不应为必要的丧失而伤心。虽然这个理论让我稍感心安，但对那么多的关爱和友谊无法回报还是很歉疚，希望能得到老朋友的谅解。
受家族的影响，我从十几岁开始喜欢书画，80年代初期还机缘巧合地收藏过一些名家书画。进入卫检后，工作相对平稳，手里有了一点闲钱，又萌生了搞点收藏的想法。
书画是我最早涉猎的门类。安徽路公园旧货摊位和安徽路上的世文轩是我常去的地方，也经常去收藏大家王文祥家。我当时的定位是清、民时期的名家对联，通过多种途径，收获了一些还算不错的藏品。当时一副清、民二流名家对联一千到几千元，而那时一些优秀的地方名家还不被大家认识，张朋、梁天柱等先生的精品几百元就可以，现在，后者增值远远超过了前者。从经济的角度看，当时的定位有点问题，但书画收藏不单纯是为了利润，还有一些文化情结在里面。90年代末期，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家进入收藏界，书画的价格越来越高，我有点力不从心，对书画的收藏逐渐放缓，到新世纪后就基本停下了。
我的砚台收藏富有一点传奇色彩。90年代中期，因为筹建临沂卫检局，我经常去临沂，一次在一个工艺品店购买了一块砚台，一位临沂同事看我对此感兴趣，便介绍我认识了临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刘克唐先生，当时刘先生还只是一名工艺师，他的砚台在国内还没有市场，都卖给了日本人。在那段神奇的交往中，我一共收藏了他创作的鲁砚二十多块，他被评为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后，身价倍增，有人夸赞我有眼光，而我认为是一种缘分。
印钮的收藏和砚台差不多，也是先认识了作者后才开始收藏的，现在这项收藏也停了，个中原委我写了一篇名叫《失雕》的小文。这些年，我涉猎的门类还有竹木器、信札、老明信片、地图等，这些收藏的开始均不是我有意为之。相比较而言，我藏书的时间最长，也有一定规模。各类书籍、古籍加上史料等有几万种。2004年我入选了青岛市十大藏书家。
十几年前，网上兴起一股写博客潮流，受周围朋友的影响，我也尝试将自己的一些收藏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放到博客上，尽管浏览量不多，也能够满足自己的一部分虚荣心。写博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将自己从一个收藏者转型为研究者。十几年来，多数藏品已不再购入，书也很少买了，只有地方史料的还没放下。可我通过写博转型的想法没能实现，原因是忍受不了网站刻薄的审查，放弃写博已有五六年了。
我现在的困惑依然是收集还是研究？搞研究，难有发表机会，还怕错过现在的收藏时机；继续收藏，又怕自己辛苦收藏的书籍资料得不到很好利用。一直在两种选择之间为难。
有朋友曾对我说，你收藏了一辈子，搞了那么多“边缘学科”，如果你把这些精力财力都用在一个地方，说不定能成个大家。朋友的意见我基本同意，但也有自己的理解和无奈。
原因之一是青岛地处一隅，藏品和信息交流都受到一定影响，搞收藏只能靠“撞”，系统地收藏一个门类的藏品很难。由于缺乏大家引领，想在某一领域作出深入研究也受到限制。将收藏局限在一个方面，丧失了很多可能性。有缘碰到一些心仪的藏品，是上天赐予的机会，虽说超出了已有的范围，还是不愿放过。
原因之二是我本人万事随缘、随遇而安的性格。我给自己起的斋号是“其然斋”。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顺其自然”之意。我的理解是，人生在世，能世事洞明、明察秋毫固然好，但生命短暂，精力有限，要做到事事明察，处处明白不可能。以一种平常心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得到更多乐趣。
第三个原因是收藏的结果和过程比起来，我更看重过程。如果一个人一出生就拥有一堆宝贝，体验不到追求的快乐。没有寻寻觅觅、偶遇巧合的经历，即便拥有也不会那么精彩。寻觅过程中的故事和人生感悟是难得的人生财富。我最快乐的时刻就是有满意的藏品入账的时候。
所以说，我收藏方面的边缘倾向有其必然性，虽有遗憾，但拥有了更多快乐。
实际上，自己这些年还在很多方面扮演着边缘人的角色。
在搞体育的同学中间我是个“文人”；
在收藏爱好者中我是个“干部”；
在干部堆里，我是个另类。
我曾是收藏当代砚台很早的人，但现在在藏砚群里我成了一个旁观者。
我对地图的收藏虽已停止，但遇到一些特色地图依然兴趣不减。在旅行中，一些意想不到的小玩意随时可能战胜我的理智，抢占我已经非常拥挤的空间。
我是一个收藏者，又不像一个收藏者，“心有旁骛”成为一种常态。
记得二十多年前送儿子上嘉峪关小学，学校走廊挂着许多标语，其中一条是“你是与众不同的”，我经常用这条标语来教育儿子，也激励自己。
不知这条标语现在还有没有，不知有多少人赞同并实践这个理念。与众不同意味着孤独、意味着压力，也意味着独立与成熟。这种压力与独立，可能是你的财富，也可能是你的负资产。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不管你是意气风发，还是平淡落寞，一切都将过去。转眼间，我退休已三年多了。退休不到三个月，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瘟疫，蓄谋已久的退休旅行被迫搁浅，三年是在口罩、核酸和不信谣、不传谣的氛围中度过的。得到的，是不断增长的年龄。失去的，是越来越少的自由。曾经的懵懂少年，现在满头飞雪，曾经豪情万丈，现已心如止水。
前段有朋友提醒我，一些藏品要提前处理一下，免得万一“阳了”，入室消杀时损坏丢失了。又说，即便没有入室消杀问题，也要注意将来被嫌弃、被遗弃的下场。说得让我心有戚戚焉。虽有老大不愿，但也不得不考虑一些事情。
再多再好的藏品改换门庭后也会身不由己改姓他人，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来过一趟的最好办法，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记忆。目前的情况下，一本看得见摸得着的书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
于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利用封闭在家的日子，将网上网下的残篇断文搜罗一遍，略加增删，统一格式，准备装订成册，奉献于亲朋友好。
在小册子即将付梓之际，首先感谢和我有着同样爱好、同样理念的朋友，是你们给了我在边缘地带生活的勇气，也给了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灵感。
感谢周晓方先生，没有您的鼓励和精心策划，可能我一辈子也不会有一本自己名下的书。
这几天一直在担心，我很业余的文字是否配得上该书的设计，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有没有？谢谢您，石芃先生。
承蒙宋文京、韩维湘先生不弃，为小册子慷慨赐序，序中溢美之词多多，令我十分汗颜，虽然二位的褒奖有点承受不起，但要感谢为我指明了努力方向。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田平，感谢她多年以来的支持，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也不会有我目前的一切。
在我写这篇自述的时候，正是疫情封控最紧的时候，这场人类历史少有的灾难让我触目惊心，多次掷笔兴叹。到此文修改的时候，疫情已经过去，可我的心情依然沉重。因为那场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还没有收场的迹象。世界上各种矛盾也都接近峰值。人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作为一个有点情怀的文化人，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椎牛酾（shai）酒千人帐，破浪凌风万斛船。常恨书生无此快，一生低首短檠前。”（陆游·述志）
感觉有很多的话要说，又不知如何表达。谨此祝愿所有热爱和平的人平安！
不要放弃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2022年12月20日染疫前完成初稿
2023年3月12日改毕
原载 作者原创《边缘记事》
北冥有鱼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尽管边缘人的概念刚知道不久，但概念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却从小就开始了。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简单来说是指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
根据我的粗浅体会，将边缘人仅仅定义为两个群体之间好像不太完整。人生所面对的不一定是两个群体，可能是多个、也可能是一个群体，比如所谓的社会主流群体。
我的边缘人生很大程度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父亲1950年在青岛三中参加工作，几年后调到二十一中，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的革命热情被充分点燃，主动申请到艰苦的地方去。这一要求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他被调到刚成立的青岛三十五中。
青岛三十五中位于崂山县仙家寨村。父亲调去之后，母亲也随之由市区调到了仙家寨小学。我对家的最初印象就是一个被隔成两间的教室，家具及生活用品基本都是从学校借的。所谓家具就是两张批作业的课桌，还有两张用长条凳和铺板搭成的简易床。我，是他们那两年添置的唯一不属于公家的大件。
随着学生的增加，学校的临时宿舍不能住了，就在附近的农家租房住。已记不清搬了多少次家。我的朋友、同学几乎全是农家孩子。
因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的讲话口音、生活习惯基本农村化。节假日随父母到市区探亲购物，经常受到一些刻薄的城市孩子的嘲笑，一次在芝罘路一座筒子楼的厕所里，从小使用旱厕的我因不会使用拉绳式冲水器，受到一个城市孩子不留情面的挖苦，此事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深刻。
城里人说我是乡下人，可乡下人又说我是城里人。因为我家吃供应粮，父母有固定的收入，不用去生产队劳动，生活条件比那些农家孩子要好一些。虽然我们和周围邻居的关系一向很融洽，但这种制度性差异还是会引起不满，这种不满不会追究那些深层次原因，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出气筒。有一次家里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当我穿着上街后，引起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小孩的妒忌，他们簇拥在马路旁，等我路过时便一齐喊，“穿皮鞋、走石条，咯噔、咯噔、咯噔”。喊号子的节奏正好合上我的步伐，弄得我再也不愿穿那双鞋了。
为和那些孩子打成一片，我主动地向他们示好，和他们一起割草、捡煤渣，养兔子。有时用节省下来的零钱买糖大家一起吃，我还有意光脊梁、打赤脚，可无论我怎样表现，隔阂并没有完全消除。
从生命一开始，我就身不由己地成了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在身份认同方面受到两方面的诘难。
城乡身份的边缘化可以随着时间慢慢调整，但政治上的边缘化却是影响一生的事情。
我的家族属于诸城相州王氏，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一些名人，近代也出过王尽美、王乐平等政治人物，但因为家族大了，各分支之间来往并不多。我们这一支到我爷爷这一辈就破落了，虽然还有几十亩岭地，但由于乡间经常闹土匪，加上接受了一些现代教育，生活方式逐渐从土地脱离，开始外出谋生。我爷爷曾担任过山东水利局、山东大学的职员。父亲更是从小就在外上学，参加工作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使要求进步的他在入党、提干等方面屡屡受挫。他曾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弟兄三个身上，直到后来希望破灭。
就在我刚上小学前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虽然还小，却是这狂热一幕的见证者。我目睹了学生们捣毁农舍影壁墙上的“福”字和屋檐窗边雕饰的行动，也尾随去过砸碑刨坟的现场，我至今还记得因为在墓穴里没找到更多的陪葬品，那些扒坟的人因失望而骂骂咧咧的样子。虽然破四旧最火爆的时间只有几天，但那刺激的场面大大丰富了日常单调的生活。我曾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盼望着早日长大，好去解放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在追随游行的过程中，我抢到一些散发的传单，带回家小心翼翼地存放起来，有机会就对别人炫耀一番。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父亲被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揪了出来，罪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与十多个“五类分子”一起在学校劳动改造。学校里有一个大个子韩耕民老师，当时虽然没被揪出来，但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说其解放前曾牵着狼狗在中山路逛街，有特务嫌疑。这让老实的韩老师十分恐惧，一个深夜在学校投井自尽了。他被立即宣布为畏罪自杀，并召开了批斗会。红卫兵扎了一个很大的草人，糊上白纸，写上他的名字，放在台上进行批斗，批斗完了之后，便由几位陪斗的“牛鬼蛇神”抬着游街。我父亲被命令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胸前挂着牌子，手持一面铜锣为游街队伍“鸣锣开道”。那时的我，已对当时的处境有所了解。当我意识到远处的喧嚣声可能是三十五中的队伍时，便一溜烟地回家了。之后，类似的游街又有多次，别人听到热闹就往外跑，而我则是听到热闹就往家跑。从此对“追随革命”失去了兴趣。
祸不单行，就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我得了感冒，后来发展为急性肾炎，再转为慢性肾炎，休学在家三年。三年中除了在医院就是在家里的炕上，这加深了我和小朋友的疏离感。为消磨时光，我囫囵吞枣地阅读一切能见到的文字，好多生字稀里糊涂就过去了。我粗枝大叶的读书习惯就是那个时间养成的。三年后，我奇迹般地康复了。为补回失去的时间，直接插班读了三年级。那时的功课非常简单，经过一段适应之后，我居然成了班里的优等生，不仅各门功课名列前茅，还经常代表班级或是级部在全校大会上发言。
进入1970年代后，学校里的体育活动开始逐步恢复，没想到我这个曾经大病缠身的人还有一点体育天赋，我的短跑成绩在小学、初中都是全公社第一，在全县的中小学运动会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成了十里八村的小名人，加上我的人缘不错，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赞誉有加。有时，我也忘记了过去的那些不快，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自负。
但是，那点小小的自负很快就被现实无情地击碎。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年一度的五好学生评选。尽管那时没有什么民意可言，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学校的五好学生推荐却多采用投票方式。每次推荐中，我的得票都很靠前，然而到宣布结果时，我的名字就不见了。这时，好多同学都会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有时，老师在宣布名单后也会宣讲一下党的政策，即：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一些劳动人民出身的同学，学习成绩虽然不是很好，但政治上表现积极，对他们进行鼓励，是我党政策的体现。我当时不了解政治，更不明白老师讲话的逻辑，像做错了事似的把头低下。老师也曾找我谈话，肯定我的表现，鼓励我要经受住考验，继续努力争取。可这样的考验也太多了，五好学生评选一年一次，加入红卫兵考验了多少批我忘记了，入团更是多次搁浅，是毕业下乡很长时间后，才追加承认的。
虽然日常会感觉到一些不公平，但和上学的机会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那时高中入学不用考试，是组织推荐。而推荐的最重要条件，是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出身的孩子，是没有资格读高中的。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也很喜欢上学，但命中注定没有上高中的命。升入初二后，我看清了这个趋势，不再学习，时间都用在体育活动和看闲书上，这是我后来数理化成绩很差的原因。
家庭出身成了一个人一生的魔咒，所以对家庭出身就格外重视。记得那时填表特别多，不长时间就有一张表格要填，最难填的就是“家庭出身”一栏。为了这两三个字，我们全家挖空心思，煞费苦心。按照我们理解，从我爷爷开始就担任职员，而我父亲更是一直担任教职员，所以家庭出身应该填写“职员”。但这样填写很难通过审查，表格被多次退回。提示我必须填我爷爷的出身，也就是“地主”。刚开始没办法，按他们所说的填了几次。后来受别人启发，找来有关条文申辩，加上“文革”后期这方面有所松动，我填写“职员”出身的表格才没被驳回。
最难堪的一次发生在1976年，我们十来个已经确定下乡的学生一起去派出所办理户口转移手续，管户籍的女警察在给我办理时突然大声发问，“家庭出身是什么？”为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我尽量小声地回答,“职员”，谁知那个女警没听清楚，再次大声问“什么？”我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职员！”“什么？自愿？”“这是你想自愿就自愿的？”女警察的喊声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恨只恨那些从未谋面的祖宗们，吃喝嫖赌干什么不好？买一些带来灾难的土地干什么？
在整个小学、初中阶段，我都处在主流群体的边缘。
初中毕业，我这个已在乡下生活了十六年多的少年再一次被下乡。只不过这一次要到离家几十里路的西四社去。经历了装模作样的动员、报名、欢送会后，我到崂山县马戈庄公社李仙庄大队落户，成了一名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
先是分散住在农户家、后来集体宿舍建好后，就搬进了集体户。我们十几个男生住在一大间房子里，我的床放在远离窗户的一个角落里，从这里开始了一个懵懂少年对世界的观察。集体户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很小的馒头，不够就只能吃窝窝头，中午晚上全部是粗粮。肉类几乎没有，菜里见不到油花，所以总觉得饥肠辘辘。由此种下的饥饿恐惧症一直延续到现在，每次吃饭不吃到发撑不会停下。早晨还没睡醒就要出工。锄地、施肥，掏粪、割麦子，各种农活都干过。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农田水利建设大会战的场面，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大喇叭播放着已经听了一万遍的样板戏。我们的任务是将一些沟岔交错的土地平整为有角有棱的“大寨田”。由于有劳动竞赛等噱头，好多深翻出的生土直接就铺在了地面，有老农民讲，要将这些地养熟，起码要五六年时间，有些地就基本撂荒了。可当时没人管这些，上级要的是平整辽阔的观瞻效果，大家要的是记工册上的工分，也算是各得其所吧！最盼望的时刻是工休号响起时，一伙人找一处避风的壕沟躺下，冬日的残阳照在疲惫的身上，一边听老农讲一些不着边际的八卦，一边听呼啸的寒风从头上刮过，我曾认为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为了更好地体验这种“幸福”，我学会了抽烟。没钱买烟卷，就像老农一样卷旱烟抽。
在这里，我再一次陷入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的悖论。那时已有从知青当中招工、上学的先例，也有找个农村媳妇，死心塌地在农村过一辈子的。我想跳出这个魔咒，当一个彻底的城市人或者彻底的农村人。然而我做不到，上学、招工我不够资格，当一辈子农民我又心有不甘。
好在命运并不总是走背字。
1976是一个多事之年。还没毕业就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下乡不久，又发生了唐山地震、领袖去世、粉碎四人帮等一系列大事。1977年秋天，就在我们忐忑不安，不知该为国担忧还是为自己担忧时，听到一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消息，恢复高考，而且门槛放低，所有人都可以报名。
在得知消息那一刻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世事难料，我为自己放弃文化课学习感到后悔。
后悔归后悔，既然机会来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要试一试。我去了高考报名处。因为我没读高中，只能以同等学力报考，资格审查的老师打量了我一番，“你行吗？”我说“试试呗！”他说“如果你读高中，现在还没毕业，何况你还没读高中。”本来就对自己没有信心，这一盆冷水再浇下来，我彻底凉了。只好改报了中专，毕竟，离开闭塞的农村是第一要务。
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就匆匆踏入了考场，考试还没结束，我就确定自己已经出局，因为我的数理化全部考砸了。
谁知那一年的考试成绩普遍很低，到公布分数时，我的考试成绩居然在录取线之上。
尽管够了录取线，到最后一刻也没接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一开始以为又是政审没过关，后来分析认为，因为我填报的志愿都是工业方面的学校，而自己的数学仅仅考了8分，理化只有二十来分，没被录取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考完不久我就返回了知青点，一面劳动，一面再次备考。一天，又接到了一个通知，青岛师范学校在已达线的考生中，加招一个体育班。从内心讲，我并不愿意干教师，因为父母的“臭老九”经历让我对这个职业很反感。但转念一想还要在农村再干一年，下一次考试也不敢说有把握，所以就报名参加了体育测试。
体育测试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1978年春节过后，我成为恢复考试制度后第一届中专生进入青岛师范学习。
尽管1978年春天入学，可届别却是77级。我们青师77级体育班并不像后来的体育专业录取分数比普通专业低一大截。班里的同学都是已达线的落选生，为逃离农村不得已而进入体育班。好多人之前并没搞过体育，相比较而言，我的体育基础算是好的。进入学校后，我的爱好有了更多选择空间，关注点不仅仅是体育。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很多，这一时期，我读了高尔基、巴尔扎克等好多名著。还经常参加一些文学交流活动，有时也写点顺口溜之类的“诗歌”。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的新旧思潮斗争很厉害，我记得个子矮矮的邵书记曾宣布要带着剪刀在校门口拦截那些穿鸡腿裤喇叭裤的学生。有一次他在大会上批判留长发的时候，正好我的头发有点长，一下子成了目光的焦点。好在没有后续发生。
紧张而愉快的师范学习很快就过去了。1979年12月我被分配到黄岛区柳沟小学（现在的黄岛区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师。刚开始，我是有点情绪的，因为我们全班25名同学，除我之外全部分配在中学，而黄岛区教育局到学校招录时所作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但很快我就释然了，原因是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
我最初担任的课程是一、二年级体育，这是一般人都不愿意干的活。刚上学的孩子，自制力特别差，对你的指令置若罔闻。乱哄哄的很烦人。但过了一段之后，我发现造成混乱的责任不在孩子，而是课程编排太成人化了。于是，我尝试对教案做一些修改，缩短那些刻板的队列队形练习，代之以趣味性强的体育游戏，并让他们根据兴趣自己选择，这样的安排得到了这些小家伙的喜欢，体育成为他们很喜欢的课，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项工作。
教了一年小学后，我被借调到辛安黄岛二中担任体育教师。一个学期之后又被调到黄岛一中教体育，再过一段时间，学校又让我担任校团委书记。
那时黄岛刚刚建区，教师配备，课程编排都不正规，很多课程缺教师。我曾在小学代过音乐课和常识课，在中学代过历史、政治课。现在看是误人子弟，但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
就在我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在看似平淡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准备在这个岗位上干出点名堂来的时候，一纸调令又到了。这次是调我到黄岛区团委工作。好多同事前来祝贺我脱离教师队伍，而我却高兴不起来。我这个人生性散淡，只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在接到调令之前，这些已接近实现，继续下去，说不定还能达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理想。所以很不愿意离开。我找到一位在区委工作的前老师，询问有没有不去的可能，他很干脆地告诉我，这事是区委常委会确定的，不用说你，就是各个局的局长也必须执行。
万般无奈，我被迫走上了一条并不适合的道路。
我的职务是区团委干事兼区直机关团委书记。报到之后，领导和我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就是如何接待、如何汇报、如何处理各种不同层级的关系。现在看起来，这几项工作，基本涵盖了我职业生涯的全部。说实在话，从那时一直干到退休，我也不是很入门。我感觉，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和性格问题。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了。
共青团虽然是一个群众团体，但政治历史的原因造就了它的特殊性，它的周围不乏胸怀各种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我接触社会的面更广了，各式各样的人和事丰富着我的阅历。
那时的黄岛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除方圆5平方公里的岛上有点新建筑，其余三个公社完全是农村。商业不发达，没有公共交通。区机关只有两辆吉普车，只有区委书记或区长外出时才能调动。我们去薛家岛要骑自行车从辛安转几十里的沙土路。一路上，汽车扬起的尘土就像拍电影的硝烟，一趟下来，就像经历过一场沙尘暴，全身上下都是白色的颗粒。那时，长长的金沙滩边只有几间低矮的小屋。在寥廓的海天之间，人显得很渺小。
八十年代初期，尽管经济还很落后，但人们心中都揣着一个梦想，而实现这个梦想的最好途径就是学习。
在新岗位上干了一年多之后，又一次上学机会突然来临，这次是团省委和山东师范学院合办的青年干部大专班，面向全省团干部招生。允诺发山师大专文凭，而且脱产带薪，所以报名的人很多。为了应对人数众多的难题，青岛团市委搞了一次预选，从几百名团干部中推选三十多人参加省里的笔试。因为考试内容有从未接触过的政治经济学，我在不到两天的准备时间里突击了一天一夜，一下子用脑过度，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一动脑就头晕恶心。
尽管出了很多症状，但令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是，我居然通过了层层选拔，侥幸考取了。
在济南的学习师资和文凭由山师负责，而食宿和日常管理则由省团校承担。这两年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为什么这样说？是基于这样几点感受。
一是平等的同学关系，我们83级大专班100名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年龄从十八岁到四十几岁，职务从刚参加工作的小白到团地委书记，因为都是学生，没有利害冲突，关系融洽，其乐融融。
二是浓厚的学习氛围，由于经历过工作磨练，大家深知知识的重要，学习热情高涨。山师派出的教师水平也都挺高，学习氛围宽松。课堂上有问有答，畅所欲言，课后大家继续讨论甚至争论。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方法。
三是丰富的课外活动，搞活动是青年团的本行，文体人才济济，课余生活丰富，各种活动应接不暇。我们几个青岛同学和学校里的教职工组成了省团校足球队，参加济南市的足球联赛，我还是队中的主力后卫。有一次在和电视机总厂的比赛中，我的眉骨被撞裂了，到千佛山医院缝了针，下一场比赛缠着绷带继续上场。
省团校位于济南的经十路，路南面就是千佛山山脉，风景优美，开元寺遗址一带更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那些残存的佛窟和佛龛，记载着人类的文明和野蛮。一次青岛同学在此野炊时，还一人一句创作了一首感叹历史的宝塔诗。
在那段时间里，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充实、提高，生活充满了激情。这样的生活太值得留恋了。如果济南的夏天能凉快一点的话，我这辈子很可能就在济南度过了。
过去光听说济南的夏天很热，来到济南后，我才真正领教了它的厉害。1984年6月有那么几天，白天的气温40℃左右，晚上也有三十七八℃，而且屋里屋外一个温度，一点风也没有，让人无处躲、无处藏。那时别说空调，连个电扇也没有，只能手摇扇子不停地扇。十来分钟就到盥洗室用凉水从头到脚浇一遍，可回到宿舍不用十分钟又是一身大汗。我的背上热起了一个疖子，躺都没法躺，整夜睡不好觉，精神也垮了。我甚至产生了不参加期末考试，跑回青岛去的想法，在同学的帮助下才勉强坚持下来。
正因为有如此经历，所以临近毕业校方征询我是否愿意留校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那时好多单位都处在人才断档期。青岛的组织部门也到学校为青岛的机关选人。1985年底毕业后，我的工作关系由黄岛转到了青岛，我成为青岛团市委的一员。
我在团市委一共工作了4年时间。是团市委正式人员在岗时间最短的人员之一。
虽然时间短，却是我人生经历最丰富、经受的锻炼最多，能力提高最大的一个时期。
共青团是从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组织结构，说官不官，说民不民，工作比较空泛，很容易形成一种空对空的状态。不知别人怎么看，我认为我们那个时期相对要好一点。
我一进团市委被安排在青农部工作，我们那时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乡镇企业青工技术比武，针对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农村青年缺乏专业技能的特点，通过技术比武，推动乡镇企业青工的技术培训。这项工作的开展得到了正在崛起的乡镇企业的欢迎，社会效益不错。
八十年代中后期，流行歌曲的社会关注度很高，各类歌手大赛盛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村青年展示自己的机会很少。在团组织的统一安排下，我牵头组织了青岛市首届农村青年歌手大奖赛，青岛推出的几个农民青年歌手，在全省、全国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几个选手还因此彻底改变了命运。
1986年，我被抽调参加了青岛烈士群雕的建设，雕塑办公室分施工和秘书两个小组，我负责秘书组的工作。此次雕塑建设采用社会捐助和团员青年义务劳动的方式，秘书组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拉赞助。我和烈士纪念馆的老曹承担了此项任务，一开始我们每天挤公交车跑企业，效率很低。后来北海舰队支援了一辆三轮摩托，效率才提高了。我们跑遍了市内效益较好的二百多个企业，少的三百五百，多的三千、五千，共为雕塑建设募捐二十多万元，这笔钱现在看起来不多，但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
在群雕办时，我结识了一批青岛市的雕塑家，徐立忠、张白涛等，他们鲜明的个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直到现在还有联系。那段时间，青联属下的青年美协非常活跃，他们组织的活动，我也参加、观摩过不少。
1987年夏天，在莱西乡镇企业青工技术比武现场会返回的途中，我们的面包车出了车祸，我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通过此事，我对生命更加珍惜了。
我的人生大事，结婚、生子也是在这阶段完成的。1988年1月，团市委为我们四对年轻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婚礼在汇泉酒家举行，市委副书记杨在茂给每对新人题写了贺词，机关全体同志到场为我们祝福。
在团市委的几年里，工作紧张、忙碌，但过得很充实，人也充满了活力。
团市委聚集着一批从各行各业中选拔出的青年才俊，能力都很强，因为我进入机关比较晚，从工作到生活都得到了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的内心还是充满感激。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逐渐觉察到一些自身的差距。比如政治敏锐度不够，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认识和主流意识有差距；还有自尊心较重，有书呆子气；口头表达水平不高等。虽然团市委的干部比较平易近人，但官场中的潜规则还是让自己有所畏惧。1989年之后，我参与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减退。
1989年年初，我在街上遇到一位黄岛的老领导，他刚刚调到青岛卫生检疫所任职，他邀请我到位于德县路9号的卫检所参观。过后不久，他打电话让我再去一趟，提出想调我去卫检所工作的想法。我说，团市委待我很好，我无法提出这样的要求。再说我到团市委时间较短，正是出力的时候，团市委也不会放我。老领导告诉我，只要我同意，不需要我来提出，一切都不用我管。
团市委的栽培不能辜负，老领导的热情又不好回绝，这事一时让我难以取舍。后来一想，反正团市委也不会放我，去不了也不会影响我什么。所以我便同意试一试。我以为，等团市委拒绝一次这事就算过去了。
谁知此事并不那么简单，几次交涉后，形成了僵持局面。团市委领导一开始以为我在当中搞事，有点不高兴，在一次机会听我解释后，不满解除了，但依然不肯放人。对于这个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
可那边仍不放松，继续通过组织部门做工作。1989年下半年，就在我对工作有所懈怠时，团市委对此事也有所松动，开始征询我的意见。我说，自己原本不想离开，但考虑到几年后还要走这条路，放弃这个机会有点可惜。团市委领导还是通情达理的，最终同意了我的调离。
1989年12月底，就在20世纪80年代将要结束的时刻，我到青岛卫生检疫所正式报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这10年，是我边缘意识最弱，参与意识最强的时期。
青岛卫生检疫所是卫生部的派出机构。负责口岸的卫生检疫工作，尽管是国家执法机构，但在财务管理上，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青岛卫生检疫所的人员不多，所涉及的业务不少，除执法工作外，不少工作是有偿服务，有相对固定的业务收入，职工的福利待遇也不错。
因为多年没有瘟疫，卫生检疫工作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受重视。它的对口专业是公共卫生，我到卫检后，因为没有专业背景，主要从事行政工作。此后的职业生涯就在办公室和人事处交替进行了。虽然进入业务单位，实际处于边缘状态。
在卫检的最大好处，是不用说那么多无用的话，很少写空话套话的文章，以至于将八股文的套路都忘了，后面都有点拾不起来了。官样文章少了，但基本理念不变。在日常工作中，我的基本理念是拿自己当人，也拿别人当人。拿自己当人是说在领导面前不自轻自贱，拿别人当人是在下级面前不恃强凌弱。理念虽然这样，但现实中很难完全做到。受大环境的影响，违心吹捧、请客送礼的事也是有的。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次重启之后，突然变频走向市场化，有本事的人纷纷下海经商，即使不敢下海的，也时不时满世界打电话“对缝”，希望倒腾点钢材、煤炭等拿个回扣。在这一轮潮流中，我基本上是局外人。不是我不想赚钱，而是感觉自己缺乏那种“忽悠”能力。
90年代又兴起了新一轮上学热，虽然都是为了拿文凭，但这次上学和80年代有较大不同。80年代想要的文凭层次相对偏低，指向还没有那么鲜明。这一次则不同了，一是读书的目标已有明确的指向，因为干部选拔对学历提出了硬性要求。二是文凭的层级要求高了，刚开始本科还很抢手，但不长时间就落伍了，研究生、博士生班纷纷涌现。只要拿钱，各类专业、各个层级的文凭都可以拿到。而且多数学费都可以报销。三是上学已不单纯是拿文凭，上学的一项新功能是建立人脉。越是名校、花钱越多、人脉的层级就越高。好多聪明的官员为跻身上流，不惜自己掏钱进入高层次学历班。以这种方式接近领导，进入新的圈子。
那几年，我也接到不少这样的信息。有一次，在同事的鼓动下，来到党校学历班的报名处，等待时听到大家议论，“每周聚一次，全班每人一次东道主，一年就过去了。”吓得我赶紧退出不报了。
这样的学习环境我不适应，也不愿报名。所以，到现在我还是80年代取得的大专学历。在正规机关里，这样低的学历几乎没有了。
到卫检后，还经历了两次机构改革。一次是在1998年，商检、动植检、卫检“三检合一”。2018年，又迎来了海关和检验检疫的“关检融合”，两次改革都是由别的系统收编我所在的系统，被收编的人被边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实际上，不需要采取组织措施，我就会主动边缘化自己。忘了在哪里中的“毒”，我的观念中有一个“没有平等就没有友谊”的思维定势。只要领导一摆架子，我内心马上就筑起了防火墙，从心理上拉开了距离。
其实，我接触的领导多数还是不错的，对我也很好。有时有一点官腔官架，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古往今来，没有一点媚上的姿态，官是做不好也做不久的。一个人不去巴结领导，还期望领导和你不摆架子，这种想法也太魏晋了，对领导讲条件的结果等于自绝于领导，被边缘化再正常不过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各个时期的边缘化除，“文革”时期是被动的，其他都是自己主动争取的，是我希望得到的结果。
职场存在边缘化的问题，人际交往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些年因为工作变迁、兴趣爱好等原因，和一些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的联系少了，有的甚至失去了音信，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疏离还有增大的趋势。空闲时想起此事，往往有一种自责心理。可真要落实起来，又感到力不从心。这曾经一度让我很苦恼。
美国心理学家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一书中的观点是，在一个生命周期中，得到和失去伴随始终，得到固然可喜，失去也是必然且必要的，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不应为必要的丧失而伤心。虽然这个理论让我稍感心安，但对那么多的关爱和友谊无法回报还是很歉疚，希望能得到老朋友的谅解。
受家族的影响，我从十几岁开始喜欢书画，80年代初期还机缘巧合地收藏过一些名家书画。进入卫检后，工作相对平稳，手里有了一点闲钱，又萌生了搞点收藏的想法。
书画是我最早涉猎的门类。安徽路公园旧货摊位和安徽路上的世文轩是我常去的地方，也经常去收藏大家王文祥家。我当时的定位是清、民时期的名家对联，通过多种途径，收获了一些还算不错的藏品。当时一副清、民二流名家对联一千到几千元，而那时一些优秀的地方名家还不被大家认识，张朋、梁天柱等先生的精品几百元就可以，现在，后者增值远远超过了前者。从经济的角度看，当时的定位有点问题，但书画收藏不单纯是为了利润，还有一些文化情结在里面。90年代末期，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家进入收藏界，书画的价格越来越高，我有点力不从心，对书画的收藏逐渐放缓，到新世纪后就基本停下了。
我的砚台收藏富有一点传奇色彩。90年代中期，因为筹建临沂卫检局，我经常去临沂，一次在一个工艺品店购买了一块砚台，一位临沂同事看我对此感兴趣，便介绍我认识了临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刘克唐先生，当时刘先生还只是一名工艺师，他的砚台在国内还没有市场，都卖给了日本人。在那段神奇的交往中，我一共收藏了他创作的鲁砚二十多块，他被评为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后，身价倍增，有人夸赞我有眼光，而我认为是一种缘分。
印钮的收藏和砚台差不多，也是先认识了作者后才开始收藏的，现在这项收藏也停了，个中原委我写了一篇名叫《失雕》的小文。这些年，我涉猎的门类还有竹木器、信札、老明信片、地图等，这些收藏的开始均不是我有意为之。相比较而言，我藏书的时间最长，也有一定规模。各类书籍、古籍加上史料等有几万种。2004年我入选了青岛市十大藏书家。
十几年前，网上兴起一股写博客潮流，受周围朋友的影响，我也尝试将自己的一些收藏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放到博客上，尽管浏览量不多，也能够满足自己的一部分虚荣心。写博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将自己从一个收藏者转型为研究者。十几年来，多数藏品已不再购入，书也很少买了，只有地方史料的还没放下。可我通过写博转型的想法没能实现，原因是忍受不了网站刻薄的审查，放弃写博已有五六年了。
我现在的困惑依然是收集还是研究？搞研究，难有发表机会，还怕错过现在的收藏时机；继续收藏，又怕自己辛苦收藏的书籍资料得不到很好利用。一直在两种选择之间为难。
有朋友曾对我说，你收藏了一辈子，搞了那么多“边缘学科”，如果你把这些精力财力都用在一个地方，说不定能成个大家。朋友的意见我基本同意，但也有自己的理解和无奈。
原因之一是青岛地处一隅，藏品和信息交流都受到一定影响，搞收藏只能靠“撞”，系统地收藏一个门类的藏品很难。由于缺乏大家引领，想在某一领域作出深入研究也受到限制。将收藏局限在一个方面，丧失了很多可能性。有缘碰到一些心仪的藏品，是上天赐予的机会，虽说超出了已有的范围，还是不愿放过。
原因之二是我本人万事随缘、随遇而安的性格。我给自己起的斋号是“其然斋”。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顺其自然”之意。我的理解是，人生在世，能世事洞明、明察秋毫固然好，但生命短暂，精力有限，要做到事事明察，处处明白不可能。以一种平常心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得到更多乐趣。
第三个原因是收藏的结果和过程比起来，我更看重过程。如果一个人一出生就拥有一堆宝贝，体验不到追求的快乐。没有寻寻觅觅、偶遇巧合的经历，即便拥有也不会那么精彩。寻觅过程中的故事和人生感悟是难得的人生财富。我最快乐的时刻就是有满意的藏品入账的时候。
所以说，我收藏方面的边缘倾向有其必然性，虽有遗憾，但拥有了更多快乐。
实际上，自己这些年还在很多方面扮演着边缘人的角色。
在搞体育的同学中间我是个“文人”；
在收藏爱好者中我是个“干部”；
在干部堆里，我是个另类。
我曾是收藏当代砚台很早的人，但现在在藏砚群里我成了一个旁观者。
我对地图的收藏虽已停止，但遇到一些特色地图依然兴趣不减。在旅行中，一些意想不到的小玩意随时可能战胜我的理智，抢占我已经非常拥挤的空间。
我是一个收藏者，又不像一个收藏者，“心有旁骛”成为一种常态。
记得二十多年前送儿子上嘉峪关小学，学校走廊挂着许多标语，其中一条是“你是与众不同的”，我经常用这条标语来教育儿子，也激励自己。
不知这条标语现在还有没有，不知有多少人赞同并实践这个理念。与众不同意味着孤独、意味着压力，也意味着独立与成熟。这种压力与独立，可能是你的财富，也可能是你的负资产。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不管你是意气风发，还是平淡落寞，一切都将过去。转眼间，我退休已三年多了。退休不到三个月，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瘟疫，蓄谋已久的退休旅行被迫搁浅，三年是在口罩、核酸和不信谣、不传谣的氛围中度过的。得到的，是不断增长的年龄。失去的，是越来越少的自由。曾经的懵懂少年，现在满头飞雪，曾经豪情万丈，现已心如止水。
前段有朋友提醒我，一些藏品要提前处理一下，免得万一“阳了”，入室消杀时损坏丢失了。又说，即便没有入室消杀问题，也要注意将来被嫌弃、被遗弃的下场。说得让我心有戚戚焉。虽有老大不愿，但也不得不考虑一些事情。
再多再好的藏品改换门庭后也会身不由己改姓他人，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来过一趟的最好办法，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记忆。目前的情况下，一本看得见摸得着的书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
于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利用封闭在家的日子，将网上网下的残篇断文搜罗一遍，略加增删，统一格式，准备装订成册，奉献于亲朋友好。
在小册子即将付梓之际，首先感谢和我有着同样爱好、同样理念的朋友，是你们给了我在边缘地带生活的勇气，也给了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灵感。
感谢周晓方先生，没有您的鼓励和精心策划，可能我一辈子也不会有一本自己名下的书。
这几天一直在担心，我很业余的文字是否配得上该书的设计，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有没有？谢谢您，石芃先生。
承蒙宋文京、韩维湘先生不弃，为小册子慷慨赐序，序中溢美之词多多，令我十分汗颜，虽然二位的褒奖有点承受不起，但要感谢为我指明了努力方向。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田平，感谢她多年以来的支持，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也不会有我目前的一切。
在我写这篇自述的时候，正是疫情封控最紧的时候，这场人类历史少有的灾难让我触目惊心，多次掷笔兴叹。到此文修改的时候，疫情已经过去，可我的心情依然沉重。因为那场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还没有收场的迹象。世界上各种矛盾也都接近峰值。人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作为一个有点情怀的文化人，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椎牛酾（shai）酒千人帐，破浪凌风万斛船。常恨书生无此快，一生低首短檠前。”（陆游·述志）
感觉有很多的话要说，又不知如何表达。谨此祝愿所有热爱和平的人平安！
不要放弃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2022年12月20日染疫前完成初稿
2023年3月12日改毕
原载 作者原创《边缘记事》
北冥有鱼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