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少昊氏时代已经掌握了太阳经天的活动规律。与陶寺遗址同时段出土的陶器，其中大量的器身上，有突出于容器外壁的鸟翅膀象征物，这是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继承自少昊氏鸟崇拜的痕迹，是帝舜至此的痕迹。帝舜在此延续了“豢龙”之策。大禹是鲧建筑之“复”中的人民。石峁遗址是大禹毁坏了祝融氏太阳神庙的废墟上建筑的军事性城池。而祝融氏是太阳神氏族，是重黎氏的正宗后裔，祝融氏是商王族的出处。重黎氏即伏羲女娲的族号。
1.引子
“虞”在这里读华。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朝代名。“夏”朝代在它的下面，夏代推翻了虞代。
文献上一般称虞代为“虞舜”，虞舜推翻了“陶唐氏”，陶唐氏一般称为“唐尧”。唐尧氏的存在，是炎黄之争黄帝氏的成果。
一说山西夏县西阴文化后期，相当于黄帝氏文化时期。今陶寺遗址相当于帝尧氏、帝舜氏文化时期。
2003年5月20日，我，我的儿子王一峙，王蕾，王蕾的丈夫葛一勇驱车经淄博、石家庄、石峁、神木、陶寺、临汾、安阳、潍坊，一同游学。我们拟名曰“《山海经》虞、夏、商游学行”。
这次游学认同“碳14”测年依据。
这次游学是一次图像学游学。
这次游学是一次纯粹以图腾学为线索之考据游学。
这次游学的文献依据主要是《易经》《左传》《国语》《竹书纪年》《诗经》《山海经》等。我们都是“己生须己养”的小民，所以这次考察，是由王蕾夫妇提供的经济支持，没有非学术性的其他目的。
2.凤鸟西飞
作为凤鸟图腾，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它是少昊氏的图腾，“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鸷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显然，少昊氏时代已经掌握了太阳经天的的活动规律，知道测量分至启闭，从而能够预告节气农时。
既然知道分至启闭，能够预告节气农时，少昊氏必定有太阳鸟崇拜。
既然少昊氏有太阳鸟崇拜，他们祭祀太阳，大致会连类浴火鼎立的太阳鸟，善于空气与火交流的三足陶器，必定幻化成了想象中的太阳鸟（图1）。
浴火鼎立的三足陶器在少昊氏的后人手里一定会继承——于是，以大昊氏为主导民族的通天祭器必定是太阳鸟的模拟，大汶口文化的典型神器就成了鸟鬶（或可称为“凤鬶”.图2）。这种鬶的拟形颇像水鸟。
据《国语·楚语下》记载，少昊氏时代的结束，以重黎氏为代表的大昊氏左右天下（大昊氏的文化活动，相当大汶口文化的存在，和大汶口文化同源的颛顼氏文化，均来自北辛文化）。我认为北辛文化就是少昊氏文化。少昊氏文化的太阳鸟应该是一种水鸟吧（图2-1、图2-2）。
传说帝俊和女娲生了太阳和月亮。就图腾崇拜而言，太阳可以理解为太阳鸟，月亮可以理解为月亮鸟。太阳鸟、月亮鸟崇拜，就是太阳、月亮崇拜。
太阳月亮崇拜，自然导致了分至启闭的科学规律总结，这种总结的根本基础，就是对日月恒久的观察。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录少昊氏的各类鸟儿的职司，正是少昊氏非物质文明在公元前5200年-4400年之时的可贵的记录。
《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之“司天”“司地”——这“重”就是“帝俊”，这“黎”就是“女娲”；“重”来自少昊氏；“黎”来自颛顼氏，而颛顼氏则继承了少昊氏的文化（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昊氏的文化当然是熟黯日月巡行、分至启闭。
太阳是火的源头。再，母系社会，灶火和人类社过活关系特别重要，灶火的司管职责往往由氏族中威望最高头脑管理，所以灶火必然要和太阳发生宗教联系——后世灶王和太阳神之间位置互换的文献出现了，但更早的是，太阳、日头、灶王在远古图像上位置互换。我们在临汾吉县看到的灶神象形（图3-1、3-2、3-3），它证明少昊氏崇拜太阳、火一定会传承给大昊氏，史书说大昊氏龙图腾崇拜，殊不知“龙无凤不起”，更不知成熟的中国龙图像必须是“龙中有凤、凤中有龙”，譬如陶寺遗址出土的朱绘龙陶盘，龙头的舌头就是羽毛（图4）。
“重”“黎”合称重黎氏、祝融氏、烛龙氏、童丽氏等，它们或是人类祖先，或是太阳神、或是灶祃神、火神、国家帝君……其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只是它们自一开始，就和民族集团的形成不无关系。这个民集团是传说生了日月的大昊氏，而大昊氏来自少昊氏，少昊氏图腾崇拜是鸟。大昊氏继承了鸟图腾崇拜。虽然在龙的造型上，异质同构了凤鸟，但我们在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典型器皿中，很少看到写实的龙的形象纹样。
如果大汶口文化的确是重黎氏亦即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代表，如果是大汶口文化典型祭器是鸟鬶，而鸟鬶就是凤鬶，山东龙山文化来源自大汶口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迁徙一定也会继承着他们的鸟图腾。
鸟鬶之“鸟”，在山东龙山文化当中开始变化为猫头鹰（图5）。当然也有器皿外壁模拟一对鸟翅纹的陶器（图6-8）。
山东龙山文化向外扩散、发展虽然不一定将鸟图腾固止于猫头鹰，但一定要保持以“鸟”的特征。
于是这图腾鸟飞到了西阴文化的所在地——今天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
这里是方圆6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平均厚度50-80米，最厚达200米，土壤呈颗粒状，富有植物生长的养料，质地细腻疏松，易于渗透，排水性能好，而且黄土还有很好的壁立性和垂直性，富有毛细作用，干旱时地下水容易上升，宜于植物生长。
在神木博物馆、临汾博物馆，大家看到许多介绍与陶寺遗址同时段出土的陶器，其中大量的器身上面，有突出于容器外壁的鸟翅膀象征物，（图6-1、6-2、6-3、6-4、6-5、6-6、6-7），这竟然和今藏莒县博物馆之航头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高领黑陶罐”如出一辙（图6-8），特 别是在三足陶器上面的这些鸟翅膀象征物，叫人不由的想起了太阳鸟三足金乌的古老记载。它们和山东龙山文化鸮首纹三足器象征意义相似，都是大汶口文化鸟鬶、饰鸟特征器内涵的继续，所以我判断陶寺遗址作为祭祀器模拟鸟翅纹陶器，是继续自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风格。
本节“凤鸟西飞”，是指陶寺遗址山东龙山文化一个民族集团西迁后活动的地方。
3.尧与舜
帝尧，黄帝氏的后人，是传说“炎黄之争”黄帝氏名义上胜利的结果。历史上有人称尧率领民族的时代称为“唐”代。我们暂搞不清人们称它“陶唐氏”和陶寺遗址的“陶寺”有什么关系。
帝舜，是伏羲女娲的后人，甚至有人认为“帝俊”的“俊”就是“舜”，而帝舜正是因为继承伏羲女娲执行的生殖繁衍的理念，导致其领导其民族集团的时间近2000年。我认为至今出土的一身两首神物形象、一头两身神物图像，几乎皆可以归类其诱导民族媾合繁衍的宣示（图7-1、7-2）。到商代，甚至会出现文身的女娲和象征伏羲的虎形龙媾合的青铜彝器（图7-3）。商王族自称是帝俊、帝舜的后代。
《孟子·离娄下》：“（帝）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既然“日居月诸，出自东方”，既然龙凤崇拜出自伏羲女娲民族集团——龙凤、日月崇拜皆出自东方，显然称中国信仰核心的发源地为“东夷”是一种辱名的用心，辱名用心的出处，至少出自商殷的死敌——周人。既然“帝俊”又被后人混称为“帝舜”，那么帝舜就当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传承性后人。一般说伏羲女娲、帝舜，甚至帝尧、黄帝的族号往往可以传承的，例如帝舜在文献上有说他死于苍梧之野、有说他死于鸣条的等，其实等于说帝舜氏首领阶层的某一部陨灭在何处而已。正如“梁山好汉”泛指梁山集团。梁山集团的首领绝不单指其中的一个人。
帝舜“卒于鸣条”，短短的几个字，透露出了帝舜部曾迁于帝尧领袖之地的秘密。“卒于鸣条”，正是其死于帝尧之黄帝民族集团的一所聚汇重地——今西阴文化遗址所在地夏县。
也许在4000多年以前，领导着大汶口文化末期今诸城一带伏羲女娲民族集团西迁今陶寺遗址的人，正是这位帝舜氏的某人（当然，帝舜氏也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分支集团）。
帝舜氏迁居陶寺之前，所居之地曾在诸城今冯村、冯山，我专程去了两次。其地离大汶口文化丹徒遗址不远。其文化来自少昊文化，其自然而然继承了少昊文化的鸟图腾崇拜，所以我们在在今天的陶寺遗址看到了大量的饰有鸟翅膀的陶器（图6），联想到了它的迁徙，不足为怪。
一说帝舜死于“苍梧”。“苍梧”有两个，一个在今广西，大概是指帝舜氏南迁一部的下落，一个在今连云港市。我们到连云港市连云区泰山路藤花落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实地考察过，在这里奇迹般地看到了今天陶寺遗址相同的外壁饰有一对鸟翅膀之陶器（图6-9）
帝舜在中国历史上有制陶的美名。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帝舜氏塑有鸟图腾特征的陶器不足为怪。
帝舜继承了帝俊龙崇拜，在陶寺遗址发现了有象征豢龙意义的彩陶龙盘（图4），也不足为怪。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帝舜施行“豢龙”治国之策。所谓的“豢龙”治国之策，大致是用容器养一公一母爬行动物，用其象征着龙神，龙神得到优待，从而天下的龙得到感应，不会产生不安定因素。商代的《易经·蛊》卦记录了商代豢龙的情形。因为豢龙之龙象征了伏羲女娲，所以我们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而龙的祖先就是伏羲女娲（伏羲女娲，传为夫妻兼兄妹，因此他们的龙凤图腾彼此兼用）。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最典型的是一头双身龙（图7），后世殷商青铜彝器上的所谓“饕餮纹”，凡一头两身者（也包括两头一身龙），皆为殷商国徽、族徽。自豢龙成了酋邦、家国典则之后，民间“豢龙”之举就成了“养蛊”“放蛊毒”。
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帝舜任用的豢龙者“董父”，正是祝融氏一族的人（图3），而祝融氏则是重黎民族集团的核心族氏。本文第二节提到的灶神（图3），正是这一核心族氏的发轫者。
伏羲女娲民族集团，除了提倡生殖繁衍适应了中国史前的生产力而外，他们自少昊氏那里继承的测日观天、掌握节气农时，更是史前人民生存的依靠。观天、知云象直接影响人民的生存。于是“黄帝氏以云纪”的政治向往，自然让帝尧注意类此人才的任用。估计帝舜氏得以渗透入帝尧决策层面和此科技的掌握不无关系。
我们在陶寺遗址很容易找到了古老的观象台的复原图像（图8）。
《尚书·尧典》记述了帝舜涉身这古老的观象台有关的司天活动：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夷”正是伏羲八卦方位离（析、东）、乾（因、南）、坎（夷、西）、坤（隩、北）之位，也是分至启闭节气给予人间之风的信息。
“羲暨和”就是帝舜手下的司天工程技术人员。传说羲和氏为“日御”，大概当与此职有关。
天上的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四七二十八宿的每四宿之中星所对应的星宿，根据天文学的推算，《尚书·尧典》记述了帝舜涉身这观象台司天活动的这一年，是公元前2357年（见瞿蜕园《古史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P6）。
古代任何一项政策能够顺应天时民意，都是适应社会生产力的结果。帝舜司天之举，在表面上上通了天意，得到了天意的代表权，所以帝舜取代帝尧的政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陶寺遗址出土的杀戮骸骨，可能是帝舜杀害帝尧族人的结果。
4.大禹政变
大禹治水可能不是他影响历史的主要功绩。
鲧、禹治水使用的工程技术是“湮（堙）”水，换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某块水土合适的地方堆土为大大的土台子，这种大土台子，今天仍有名曰“山”“丘”“陵”“”“台”“堌堆”“城里”等，它的功能既避自然灾害，又避野兽及敌害。这种城池之上有商业交易设置者，在《易经》中称为“复”——甲骨文中，“复”字象形一个两旁有台基的方形台子，文献说“鲧腹（复）生禹”，就是指大禹出生在鲧领导堆土筑成的城池里。
“鲧复生禹”，是说鲧建筑城池，其目的是在聚拢人民，形成由自己为核心的聚落、邑邦。按《山海经》说，鲧是黄帝的孙子。也就是说黄帝和炎帝的争“帝”，有可能具体到建筑城池聚拢人民。所谓的帝尧，可能也是这种聚拢人民的城池建立者。陶寺遗址当然是这种城池的遗址。
古书说：鲧作城。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昔夏鲧作三仞之城……
“作城”似乎不像是“治水”。
《左传》说“共工氏以水纪”。即共工氏的世职是平治水土——平治水土应该包括营造人民的居处。共工氏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中坚力量，其的世职让鲧代替了，是鲧侵犯了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利益，所以帝舜要找鲧的麻烦，以其违背“帝命”而杀了他。杀他的人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中坚力量祝融氏。《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就是指这个事，杀他的“帝”，指帝舜。
这就坐实了两件事：
一、《山海经》上大禹攻打共工国山，可能是因为自己“平治水土”、建筑聚拢人民的城池，共工氏有碍自己工作计划。
二、大禹可能为鲧被杀进行了复仇。
大禹攻克了共工国山，杀了共工氏宰臣相柳。灭了共工氏，是坐实了的第一件事。“共工国山”就是共工国，当时的“山”就是后来的“国”。
大禹灭了祝融氏，是报了祝融氏杀了鲧的仇。祝融氏的国家就是今天的石峁遗址神庙。这个神庙是太阳神神庙，亦即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神庙，神庙里面的供奉的主神是太阳神和月亮神，也就是说，大禹捣毁了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为祝融建筑的太阳神庙，另建了一座象征夏后氏掌控了华夏天下的大本营（为叙述方便，下文分称“太神庙”、“大禹城”）。
长久地观察“大禹城”，它似乎没有倾心预防洪水的建筑用意，它的用途在于军事吧。在军事上聚拢人民，出现家天下的心思，是早晚的事。
学者们指出，“大禹城”（图9）建筑在“太阳庙”之上，其将“太阳庙”拆除，不仅使用了神庙的石料，还把神庙里石雕的的神物砌进了“大禹城”当中。我认为这些神物不仅是夏后氏必须征服了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证明，还可以恐吓这个民族集团的遗民。
我们的证据如下：
1.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后人颇以这个民族集团自豪。周宣王时，重黎氏的后人程伯休父就自豪地
夸耀自己族氏司天司地的功绩。“程”姓是重黎的切音，当然是太阳神氏族祝融氏的后人。程伯休父认为西周的衰败乃他们贵族疏远“祝融”这个伟大的氏族之原因。春秋古国童丽（童丽，通，“重黎”“祝融”）君柏，死亡殉葬了千百只饰以绳索纹的泥俑，墓葬坑挖成自大汶口文化开始崇拜的“⊕”（〇”象征天、日，“十”象征地、月；殷墟等出土了不少伏羲女娲合体玉雕，作为女娲的屁股上多半镌刻了“⊕”形符号。图10）以表明他是生了日月、造人的伏羲女娲之后。这般民族集团的炫耀，一定让黄帝的后人厌恶。
2.“太阳庙”遗址出土了不少带鸟翅膀象征物的陶罐（图11），这或许可以说明帝舜氏自公元前2357年前后，就关心过“太阳庙”的建筑。也可以说明，帝舜氏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领导人物，是他们的传人。
3.“太阳庙”遗址出土了刻有“◇”符号的陶罐，也出来了不少石头雕刻的“◇”符号。这个符号是大汶口文化就崇拜的符号，殷商时代，这个符号往往被刻在青铜器、玉雕等神物的额间（图11、图11-2）。
4.“太阳庙”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四面日头”和单面“月脸（图12）”——这是“太阳庙”的主题神灵。在石家河遗址中，“日头”往往与“云头”（图13）并用。“太阳庙”也出土了玉雕云头。“日头”应该就是太阳神祝融。若干祝融轮流值日——这些目前还没有公开展出，所以其“日头”“月脸”的数量不得而知。神木出土的战国鹰喙太阳鹿身上的象征太阳之鸟头数量是十个（图14），也许作为匈奴祖先大禹毁坏“太阳庙”之时看到的太阳象征物是十个，黄帝后裔理解的轮流巡天太阳或就十个，不是一日值日，九日待岗之谓。
5.“太阳庙”遗址出土了两条虎形鸟爪龙浮雕，这浮雕的两条龙之间，是一个头披蝎子尾式长发的神灵像（图15），这个神灵在商代司母戊青铜方鼎的鼎耳上出现过（图16）。这个图可以称为“二龙呵子”（二龙，伏羲女娲之谓，呵子，呵护祝融氏。这祝融氏、重黎氏的正宗传人，是太阳神氏族的领导核心、在殷商之前是帝舜氏，在殷商时代，是商王族）。这说明“太阳庙”的神灵就是祝融，而祝融乘两龙的形象，就是商王族的族徽、国徽（图17）。
公元前1961年“羲暨和”氏不能准确地预报日食，导致夏朝人民恐慌，夏后氏杀了羲氏和氏，从而导致后羿氏伙同寒浞代替了夏后氏执政（传说地点在今天的潍坊市寒浞墓附近人工堆筑的大土台子上），从而有了后羿同族婚之嫦娥氏奔月的凄美传说。这是不是夏后氏报复帝舜氏政变帝尧之夙仇呢？附此权当话资。
图1左·北辛文化的水鸟鸟鬶（相当于少昊时代。烟台博物馆藏）。右，大朱家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莒县博物馆藏）——先民鸟崇拜的本鸟大概起初是水鸟。少昊时代的的先民多靠海求生，图腾崇拜的本鸟自然多是水鸟。大汶口文化继承了北辛文化，其祭器也有拟水鸟形状的。
图2·大汶口文化、胸口刻有“⊕”符号的鸟鬶。“⊕”符号象征着太阳月亮或天、地——它应该曾是女娲氏的象征。大昊氏来自少昊氏，这种鸟鬶似乎是在模拟某种水鸟的样子（莒县博物馆藏）。
图3-1/3-2·较早的灶神——后世的太阳神（日头）。吉县沟堡村出土（神木博物馆藏）3-3·汉代的灶神（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传说灶神的祭祀场所是灶。文献上又说“赤帝”是太阳神。这因为“炎帝”时代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继续。
图4·陶寺遗址出土的龙，舌头作羽毛状。这是“龙中有凤、凤中有龙”造型的最初的传统。龙是一头双身龙（这龙身子花纹先后错延开，显然是两条并排的身躯）。
图6-1、图6-2、图6-3、图6-4、图6-5、图6-6、图6-7——其外壁上的鸟翅膀形装饰，应该是图6-8风格的延续。图6-8·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这只航头遗址出土的高领黑陶罐罐壁上有一对鸟翅之象征（今藏莒县博物馆）。图6-9连云港市连云区泰山路藤花落遗址出土的双翅耳陶罐（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今藏连云港市博物馆）。
图7-1左，安徽凌家滩文化出土的两头一身龙。图7-2 商妇好墓出土之青铜器上的一头双身龙。图7-3·商代龙（伏羲）人（女娲）交合青铜器。
图8·临汾博物馆里复原陶寺遗址的观象台。
图9·左，石峁遗址——大禹城（见《新华网》） 。右大禹城复原图（见《央广网》）。
图10左，春秋古国钟离国君童丽柏墓葬挖作“⊕”符号形（安徽蚌埠双墩墓出土）——这个符号先见于大汶口文化鸟鬶的胸腿之间（图2），后多见于商代伏羲女娲合体玉雕像之女娲的屁股上。右，商代玉雕上面勾形冠状物是象征伏羲的龙躯，下面是象征女娲的神物。
图11-1左，大汶口文化祭器上的“◇”形符号。右，“大禹城”上使用“太阳庙”神徽刻石的状况（竖起来的“◇”形符号是“太阳庙”神徽刻石的固有状况。这证明名“太阳庙”供奉的神灵出自大汶口文化的族群。而这个族群的领袖就是“重黎氏”——“重黎氏”即祝融氏）。
图11-2右，刻有大汶口文化祭器上的“◇”形神徽符号的“太阳庙”祭器，被“大禹庙”砌进城墙里了。这证明“太阳庙”建筑在在陶寺遗址使用之前后，在有鸟翅膀形装饰的陶器通行之前后。这个外壁上的鸟翅膀形装饰的陶器应该与图6-8风格相同。左，商代王族龙首额间的“◇”形神徽符号，这证明商王族是“重黎氏”的正宗后人——以龙为重要图腾的帝舜氏后人。
图12-1·左，出土过程中的“日头”、“月脸”。12-2·右，放在石峁遗址山顶、被复制的两组右租的“日头”、“月脸”形象——其中“日头”被雕刻成四方状，因为太阳要“光照四方”。那个被仿制的三足石鼎是太阳的象征——古云“阳成为三”“日头月脸”曾见日照两城镇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锛上，更多见于石家河文化遗址遗址的出土中。商代的三星堆遗址“日头”的形状对此有很大的改变，但内涵一致。
图12-3·左，山日照两城镇出土山东龙山文化“日头”“月脸”雕刻。中，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日头”“月脸”玉雕。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日头”形象。甚至的后代生着耸目的太阳神形象乃可以见到（如请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圆雕太阳神像）
图13左，陶寺遗址出土的“云头”。这种石家河文化玉雕中多见的“云头”，它出土在“太阳庙”当中，可以证明“太阳庙”建筑是石家河文化影响仍在的时代。中，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鸟（日）载太阳月亮（伏羲女娲）玉雕，伏羲女娲之间是“云头”右，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太阳鸟、月亮鸟站在“云头”上面。
图14·神木出土的战国鹰喙太阳鹿身上象征太阳鸟鸟头数量是十个，而不是一日巡天，九日待岗模式，这正是大禹之后形成匈奴民族过程中，对太阳鸟轮流值日、太阳树上还有几只鸟传说，表现出的微小差异。
图15左·两条浮雕的两条龙之间，有头披蝎子尾式长发的一位神灵像，这个神灵像在“重黎氏”后裔殷青铜方鼎“司母戊”的鼎耳上出现过（图15右）。鼎耳上的这个图可以称为“二龙呵子”（二龙，伏羲女娲之谓，呵子，呵护祝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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