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历代文人推崇为史学研究的宗旨。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历史有规律。中国文化的几部经典，例如《周易》《道德经》等，都认为历史有规律。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逢七必变，六六大顺”。所以在中国人看来，既然历史有规律，那么认清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彰显历史教训，就是史学家乃至所有文人义不容辞的使命。所以中国人对历史特别感兴趣，这是中国史学特别发达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的史书车载斗量，不计其数。
民国年间，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家的历史规律论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模糊的历史规律意识便明确为“五阶段论”。于是“五阶段论”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常识。实际上“五阶段论”是不成立的，“五阶段论”并非是世界各国的历史规律。欧洲历史也不是“五阶段”。
欧洲从公元前五百年到公元五世纪中世纪时，这一千年的历史既不是封建社会，更不是奴隶社会，而是私有制发育、生长的初创时期。实际上中世纪欧洲也不是“封土建邦”的封建社会，是教会与国王共同统治的分权体制。
教科书说的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后骤起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历史事实不符。欧洲六百年近现代史的实际情况是：市场经济萌发了科学的大发展；促进了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带来了欧洲人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创造了欧洲各国国力的强大。
资本主义是个纸上谈兵的说法，是十九世纪思想家坐在书斋里编造的一个置换市场经济的政治概念。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也不是个一劳永逸的事。不存在资本决定市场经济命运这回事。资本仅是构成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并非决定性的力量。市场经济变化万千，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决定性力量”。十九世纪思想家认为资本决定市场经济命运的现象，在欧洲近现代发展史中从未出现过。通常所说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把市场经济用资本主义政治化是十九世纪思想家对人类的误导。
也就是说，欧洲并不存在从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这回事。欧洲从古罗马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起步就开始发育、萌芽、生长市场经济。只是这个生长过程由于历史的局限而非常缓慢，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文艺复兴促生了宗教改革、哥白尼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这些围绕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头，促进了欧洲社会全方位的进步与发展。
至于中国历史，更不是“五阶段”。中国与欧洲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中国从未有过欧洲那种私有制初创时期的社会、中世纪社会、市场经济社会。
欧洲也从未有过中国千年之久的“三代”社会，更未有过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千年之久的欧洲中世纪是国王与教会的“双套马车”统治体制，实质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权统治体制，这是教科书从未讲过的欧洲历史社会实况。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欧洲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权体制社会。东周列国时期不是分权制，而是诸侯的拥兵自重、各自为政。私有制是国家用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国，是皇权中央集权制保护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所有制，即皇家所有制。在皇家所有制中，所有的资源与重要的产业都是皇家所有。例如盐业、冶炼业、造船业、陶瓷业等都属于国家垄断，当然也就是皇家垄断。这种皇权中央集权统治的皇家所有制社会，不是私有制，也不可能产生私有制。没有私有制的社会，意味着私人的财产不受法律保护。
欧洲中世纪以前就有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的政治体制与法律——私有制。公元前近五百年的古罗马时期出现的“十二铜表法”，是欧洲保护私有财产的里程碑法律条文。“十二铜表法”说明古罗马人已经认识到：私有财产是人不被奴役的根本保障；财产权是人最重要的权利。
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保护私有财产的私有制社会。皇权中央集权制保护的是国家（皇家）的产权与财产。私有财产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的性质有个生动的概括：“任何人即便家有万贯财产，只要皇帝一句话，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贵为万人之上的宰相，与无立足之地的贫民，都是皇家的奴婢。”
众所周知，财产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础是人活得像人的根本保障。人一旦失去了财产权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权利，意味着受人摆布、任人宰割，形同奴隶，没有私有制的社会必定是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这种没有私有制的国家所有制，才是皇权中央集权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阿斗、三岁小孩都能做皇帝的根本原因。
所以，有史以来，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过程并不一样，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但是规律是普遍的、不受地域限制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然中西方的历史过程截然不同，并无规律的特性，谈什么历史规律？让人奇怪的是，十九世纪欧洲几个思想家鼓吹的人类历史规律论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何况一个国家自身的历史也没有规律。
（二）
中国历代王朝存世时间并不一样：东周列国时期514年。秦朝15年。唐朝289年。五代十国53年。清朝295年。这个连普通读者也知道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历史没有时间规律。规律是指在相同的时间里能够再现相同的现象。所以黄炎培当年在“窑洞对”中说的“周期律”其实是不存在的。没有时间规律的王朝更替，谈什么“周期律”？
正如黑格尔说的：“中国没有历史，只有王朝轮回。在这种轮回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几千年的中国更像一个大赌场，恶棍轮流坐庄，流氓轮换执政。”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但是中国自秦汉以降，基本上是“皇帝轮流坐，明朝到我家”。整个中国蹒跚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社会中，长期停滞不前，没有进步与发展。今人高扬的“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实质上是落后的、停滞的文明。这种落后的的文明，在发达的、不断进步的欧洲文明面前，是没有理由说“文明都是平等的”。如果说文明都是“平等的”，中国人为什么要抛弃坐马车的文明，接受坐汽车的文明？某些人自我感觉良好地捍卫落后的文明是啥意思？实际上那种骄傲地高谈阔论“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都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中国的文明史，有史可查的不过是三千七百年，始于商周的甲骨文时期。商周之前没有文字。没有文字的社会能叫文明社会？有个美籍华人史学家拿几块出土的砖瓦碎片断言“中国是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样的史学家知道什么是文明吗？
秦汉以降的中国是两千多年停滞不前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在五百年前晚明时期开始萌发商品经济中，就已经暴露出农业文明落后的社会本质。难道不是吗？已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了，我们这代人上山下乡、支边时，中国农业仍然使用两千年前的汉朝劳动工具锄、镰、锨、镢、木犁、木耙、木耧。而此时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实现农业机械化了。
看来中国人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具有普世意义：旁观者的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看得比中国人要明白得多、深刻得多。
中国历史没有进步与发展，与中国文化没有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宋明理学不过是汉儒思想的另一种说法；满清将四书五经钦定为意识形态文化，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了。
“文治响盛”的晚明时期，中国文化在第一次西风东渐中出现了更新发展的势头，但是好景不长，甲申变天后，就毁灭在满清屠刀下恢复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倒退里了。至于第二次西风东渐中出现的民国新儒家，想把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嫁接，不过是固守旧文化中的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天真想法。新儒家不清楚：文化的核心意义是价值观，价值观怎样嫁接？例如民主与专制、“无代表不纳税”与“皇粮国税，天经地义”“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无赖原则”与父母官意识等，这些不同的价值观怎样嫁接？何况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能嫁接吗？既然文化不可能嫁接，那么鼓噪了近百年的新儒家没有开辟出中国文化的发展出路，也是“命中注定”地失败了。不可思议的是，不少美籍华人学者，例如余英时就接受新儒家的思想，相信文化嫁接论。他提出的传统文化的“更化”观点，其实也是文化嫁接论。这个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谈过了，这里打住。回到史学问题上：既然历史没有规律，历代史学家以发现历史规律为己任的历史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作为史学大国，中国那些汗牛充栋的史书，在追求“通古今之变”中并未发现历史规律。二十五史不过是以帝王将相家族为主要内容的“流水账”。这样说不是完全否定中国的史书，而是指出，这些史书隐含的很多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揭示与深刻的反省，没有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这里举几个并未引起史学界重视的问题：
（1）为什么中国史学没有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
以史为鉴讲了两千多年，没有王朝能在以史为鉴中避免垮台的命运，历代王朝都是在以史为鉴中苟延残喘，最终还是灭亡了。中国史学没有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这个问题历代史学家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浸淫在泛道德主义文化中的史学家都把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道德问题，这是一种落后的浅见陋识。这些史学家没有看出：儒家文化认为政治的核心意义是个道德问题。所以儒家文化提出了仁政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把政治的希望寄托在讲道德上。结果没有一个王朝实践过仁政。其实在政治上讲道德，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与愚蠢的做法。
中国史学家未能发现：历代王朝将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置换为道德问题，寄希望于明君实行仁政，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治一直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历史有太多的教训提醒人们：道德理想化的明君是不存在的。所有帝王“治国”中的国策都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与要求，都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而不可能是其他！何况统治者是人不是神，体现他们个人意志与要求的国策很难保证是正确的。这是所有帝王“治国”都是瞎折腾的根本原因。像西汉的“文景之治”中的“无为而治”，实质上是符合老百姓利益、适用老百姓自己发家致富的自由经济。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民间自治（“无为而治”）仅在文景两帝中昙花一现，成为数千年中国皇权中央集权制历史中唯一的偶然现象。皇权中央集权制不可能允许民间自治。
晚明的“文治响盛”不是“无为而治”，而是隆庆皇帝走投无路中，只好“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祖训开放海禁，发展国际贸易，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社会局面，属“歪打正着”中发展了晚明的商品经济。
历史学家并未从“文景之治”与“文治响盛”中总结出共同的经验教训：民间自治是经济繁荣与发展不可替代的社会机制，只有民间自治才是民富国强唯一可行的道路。舍此，统治者设计所有的宏伟蓝图都是在沙漠上建高楼大厦必定以失败告终。至于后人推崇的历史上几个统治者“治国”，都是史学家添油加醋中编造的社会假象。这个假象掩盖了统治者“治国”都破坏了民间自治、阻碍了经济发展。
汉武帝是“治国”失败的著名案例。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史学家不吝笔墨地赞颂汉武帝创造了“大汉气象”，却看不到汉武帝穷兵赎武的“治国”，毁掉了他祖辈创造的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安定局面；看不到汉武帝无休止的“治国”掏空了国家的财力，劳民伤财中造成了无法摆脱的经济困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致使老百姓重陷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穷中。“大汉气象”这个神话掩盖了汉武帝“治国”失败的真相。
汉武帝后的西汉几个帝王若在天有灵，他们肯定会骂这些赞颂汉武帝“治国”的后人是颠倒黑白：汉武帝“治国”四十余年，造成国库空虚、百业萧条、经济衰退、天怒人怨，致使西汉从此走上衰亡的不归之路。
实际上，不仅汉武帝“治国”是瞎折腾；有史以来的哪个帝王“治国”不是瞎折腾？被历史学家称颂的嘉靖皇帝倾一国之力剿倭几十年中，搞得民穷国衰，何尝不是帝王“治国”的瞎折腾？这种折腾的结果是：嘉靖的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时，国库连朝廷的日常开支都拿不出来了。不过这里应该一提，很多读者不知道的剿倭的历史本来面目：大量历史资料显示，嘉靖几十年剿倭搞得民不聊生，老百姓为了生存，纷纷搞海上贸易。但是朱元璋遗训明确国家必须打击民间的对外贸易，所以搞海上贸易都成了地下走私活动。那时的海上贸易对象主要是东南亚人与日本商人。于是朝廷把打击走私活动说成是打击倭寇犯边。实际上明朝打击的倭寇，都是搞地下国际贸易的中国人，并非日本倭寇。嘉靖剿倭几十年，就是打击搞地下国际贸易的明朝人几十年。
发人深省的是：隆庆皇帝开放海禁，走私的国际贸易公开合法化后，倭寇立刻消失了！也就是说，后人称誉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剿倭，打击的并非倭寇，而是搞地下贸易的同胞。戚继光头上民族英雄的光环，在这个严酷的事实面前黯淡无光了。以崇拜帝王将相为能事的国人，面对这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否应该有点觉醒呢？
帝王“治国”不仅是政治军事意义上的折腾，更多的是经济文化意义上的瞎折腾，这种折腾更是为害久远。例如“康乾盛世”时期的“治国”，都是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而重启朱元璋的闭关锁国的国策、重回重农抑商的老路。并用强权彻底毁坏了晚明兴起的商品经济，致使中国人重陷小农经济的落后贫穷中。康乾统治者创建了意识形态恐怖统治，史无前例地制造了“文字狱”。清朝的文人都战战兢兢地搞没有风险的考据去了。所以清朝的考据学很发达。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干这种考据，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好了呢？怎么可能有“盛世”呢？
恐怖统治是“康乾盛世”之本来面目，是“康乾盛世”社会的政治本质。这个荒谬的本来面目与反动的政治本质，都被当代作家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几十年占领大陆影视舞台的清宫戏淹没了！岂不知，“康乾盛世”风声鹤唳的文字狱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文化社会最黑暗的时期。
官方编撰“四库全书”，实质上是大规模的焚书中对中国文化的一次空前大破坏。“康乾盛世”是《清史稿》编造的神话，掩盖了老百姓穷得叮当响这个历史事实。《清史稿》是官修史中造假的典型，这个问题看看当代历史学者张宏杰的《饥饿的盛世》就知道了。
（2）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从未解决吃饭问题？
有史以来的中国人一直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一直穷得叮当响，历代都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晚清人在来华的外国记者眼中不可思议：中国人怎么个个衣服褴褛、面黄肌瘦？外国记者并不知道，大清帝国有名无实：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未能解决。十九世纪晚期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陕西、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江北的半个中国饿死一千多万人！打开欧洲历史看看，何曾有过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
欧洲十四世纪持续十六年的“黑死病”，夺去了两千五百万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黑死病”在当年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天灾。“黑死病”这个天灾“一视同仁”：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一样可能遭此劫难。
但是中国历代王朝出现的“人相食”惨剧中，饿死的都是老百姓，没有当官的。中国的史学家只知道哪个朝代、哪一年饿死了人，却从未考虑过为什么饿死的人都是老百姓、没有当官的？这样的历史学家怎么可能提供以史为鉴的价值思想？已经可以“睁眼向洋看世界”的民国史学家，没有人能从中西方文化比较中提出中国人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处于极端贫穷中，为什么欧洲没有过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遗憾的是，这类很重要的问题没有一个民国史学家提出来。
（3）为什么中华民族会遭受太多内乱外侵的国难？
实际上，牛气冲天的“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一说，掩盖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国难：东周列国五百年诸侯混战、“五胡乱华”亡朝、“靖康之难”亡朝、“崖山之役”亡国、“甲申变天”亡国、“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奴役、甲午海战惨败与《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七七事变”大半个中国沦陷等，太多不堪回首的历史事件，说明中国并未从以史为鉴中强盛起来，未能避免这么多的国难；说明中国人并未在以史为鉴中成为理性的强大民族。
中国历代史学家、特别是西风东渐后的民国史学家并未重视上述问题。不善于对历史提出问题来，也就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以史为鉴。
（三）
民国时期的史学虽然繁荣发达，却并未突破传统史学的思想局限。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数量不仅超过了科学家、教育家，还超过了研究文学艺术的专家，可谓群星灿烂：梁启超、陈寅恪、吕思勉、陈垣、钱穆、顾颉刚、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吴晗、张荫麟等，都是名噪一时的史学家。民国时期的史学著作，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所以有人说，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空前绝后的辉煌！
但是辉煌的民国史学并未走出二十五史“流水账”的史学旧路，并未抛弃“资治通鉴”的陈腐思想。众多的民国史学家没有发现二十五史这部“流水账”里暗藏了太多的历史问题。这些历史问题不能发现，才是史学不能提供以史为鉴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任何学术都是以问题为前提的，所谓学术研究就是提出问题，并提出问题的解决思路，或针对旧问题提出新论断。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史学属于学术的一个分类，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是学者能提出问题来。史学不仅是发现史料、叙述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能在研究史料中提出问题，并将问题、思路、结论体现在史学著作中。
但是民国史学仍然在历史资料、历史人物上做没有新意的旧文章，看不到中国历史隐含的太多问题才是以史为鉴的意义所在。西风东渐中的民国史学家未能在睁眼向洋看世界中，重新审视历史、审查史学，他们仍然在空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做空洞的文章。民国史学家原本应该发现的很多具有现实价值的历史问题都被他们忽略了，这里试举几例说明，民国史学家没有摆脱提不出问题的史学陋习：
为什么历代王朝都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
为什么中国蹒跚在农业文明社会里长期停滞不前？
为什么儒家推崇的“仁政”从未成为社会现实？
为什么历代王朝要推行“重农抑商”的错误国策？
为什么“治国”都成了帝王的瞎折腾？
为什么未能从“文治响盛”中发现商品经济才是中国人摆脱贫穷的唯一出路？
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大国屡受落后的蛮族夷人侵占？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实用主义文化、泛道德主义文化？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落后了”是清末“伟大的民族共识”？为什么中国文化对人类现代文明没有贡献？
为什么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1）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有“另一个中国”？（2）
为什么主导中国人行为的是“潜规则”？（3）
为什么中国文化里没有数学，只有简单的算术？（4）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5）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6）
为什么中国文化里没有信仰？（7）
为什么中国文化里只有统治权、没有民权？（8）
为什么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私有制社会？（9）
为什么诸子百家创建文化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君权统治？（10）
为什么说“崖山之役后再无中国”？（11）
为什么会有鸦片战争与“黑船事件”不同的结局？（12）
为什么中国人今天的衣食住行都是“进口”的，而不是传统文化的遗产？（13）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14）
为什么中国会有“政教合一”的教育？（15）
如果说民国史学连上述挂一漏万的“为什么”都没有提出过；那么，辉煌的民国史学鲜有史识便是“顺理成章”的了。作为历史学家连问题提不出来，哪来的史识？所以民国史学不可能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以史为鉴的思想与力量。被今人看好的民国史学家钱穆的《史学大纲》不过是在称颂儒家文化之余，再现了陈腐的“资治通鉴”思想罢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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