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民丨我马虺尵行也趑趄——学印经历自述

屈指算来，与篆刻结缘，已有四十余年。每念及此，心下总感到难言的酸楚。
我八岁，即在祖父的指导下临习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祖父生于清末，熟中医学及经史辞赋，并精于书法。家藏旧籍很多，但多是医家典籍、经史辞赋之类，关于书法的范本，以唐碑、丛帖为主，篆隶碑刻拓本少，且是聊备而已，并不常翻。祖父对书法的态度，是认书法为读书人的必修课，并无意走书家的道路。所以，对我的书法训练，也是传统式的。十二岁的时候，在家中的藏书中找到一部民国年间影印的《华山碑》，为其苍厚的气韵所打动，开始注意金石文字，我喜欢金石，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因碑帖拓本间的印章很多，令人钦羡，便试刻了一方姓名印。篆字是从字帖的收藏印中找到的。今天看来，是拟汉白文私印形式，当时却不懂得，只是照刻而已，也不知道有刀法一说。祖父寻出两本书给我，孔云白的《篆刻入门》、陈目耕的《篆刻针度》。就这样，我学起了篆刻，时在一九六三年的夏天。
至一九六七年，总共刻了七十余印，取法很杂。一位姑丈引我拜见了篆刻家苏白先生。第二天，又拜见了版画家、篆刻家石可先生。两位先生，一位专攻篆刻，是邓散木晚年函授数年的弟子；一位是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抗战期间于重庆在国史馆任纂修时带的学生，精于版本目录学、金石学、篆刻、制砚，同时从事进步的木刻创作活动。两位先生当时均身处逆境，无法从事专业创作与教学。但对我的求教，却是有问必答，反复示范。因为是“破四旧”以后了，苏先生藏的印谱只剩有二十余种，这些珍贵的原拓印谱，我都可以带回家用拷贝纸描摹。邓散木为先生批改的作业及信件，粘有两本，在大约六年的时间里，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我的手中翻读。由石可先生的引领，拜识了王献唐的哲嗣王国华先生。王献唐的《两汉印帚》著录汉印的原印，自刻自用印，我都反复、仔细地观察过。
培养我对印学史、书法史、古文字学研究的兴趣，指示我具体研究方法的，是金石学家王苍先生。王苍先生本名王杏东，王苍是他因藏有“王苍”“臣苍”两面汉私印而用的笔名。先生精于文字学、古代青铜器研究，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擅弹古琴，对古代乐律素有研究，著有《中国古代乐律史》；又长于诗词与书法，是一位修养颇全面的学者。书法擅金文，定格在西周早期，浑穆銛利，宛同范铸；真书擅北朝刻石，苍莽、生辣。于印学，素有研究，且具极高的鉴赏水准，喜欢战国古玺及秦汉印，经常为我分析、解读他认为佳妙的印例。篆刻所用文字时代的统一，避免程式化的章法处理等，都是他告诫我的。他从学人的认识出发，追求拟古玺式刻印所用文字国别的一致，不许杂凑，是极高极难的要求。遗憾的是，当时听他讲古文字，似懂非懂，并没有深究。兴趣所在，是看他写金文、写碑味的行书，批改我临写的金文、石鼓文及汉隶，也批改印作。他于一九七七年谢世，二年之后，我对古文字研究的兴趣才大发，然而，已经追悔莫及了。
一九八七年，“首届全国篆刻艺术展”在江苏省美术馆开幕，在展厅，我仔细地观看入选作品，远远地看到自己的印拓悬在壁间，却缺乏勇气走向前去，惕怵之思，较稿未发出时更甚。
我对自己作品的不满意，是与学篆刻的历史俱进的。少年、青年时因资料所限，受赵古泥、邓散木印作的影响较多，及长，逐渐察觉到其中的弊端，屡思摆脱而难成，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刻的印不愿再看。这一时期的印，凡在舍下的，大部分磨掉了，只剩有“不泥其迹”“江涵”两方，是一九七八年刻的。面对此种状况，苦苦思索，决定动大手术，彻底改变原有的风貌。临习西周金文、临刻古玺、秦汉印成为日课，耽数年之久，才略有改观。
二〇〇一年，我满五十周岁，觉得一切都仅刚刚起步，心情惆怅，也略有些惶恐。寒夜灯下，将数年留存的印章聚在一起，选拓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部印稿。卷首，草拟了一篇短序，现移录在这里，以就教于印林诸家。序曰：“余髫龄习篆刻，初师秦汉印及虞山派印作，继之上追先秦古玺，旁及甲骨、匋、金、瓦甓文字。一印之构，慎于疏密，倾思殚虑，稿辄数易。虽钝刃勤运，而屡刻屡磨，时乏自信，是以所费者弥多，所得者殊少。今值五十初度，检近年刻凿之尚存者百钮，钤为一集，套印装潢，亦出手工。呜呼，穷搜约取，斯道惟艰，寒暑沉吟，踟蹰彷徨。前路遥遥，有将其践，片石朱涂，聊为志焉。辛巳冬月登州悯生姜寿民谨记于别木山馆。”
学印的经历不算太短，自以为不可谓不专注。行则迟矣，尚思日有所进，期以不永伤。

追记
是文2005年3月刊发于《书法导报》第N期，时个别字误排，次期已纠正。今重录用，略作修订。
2021年12月19日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