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祚臣丨经济思想背后的宗教根源,大而美法案为什么得到右派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 世说文丛

张祚臣丨经济思想背后的宗教根源,大而美法案为什么得到右派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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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M. 弗里德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深入探讨了宗教思想与经济思想之间的历史关联,特别聚焦于亚当·斯密时代的神学争论如何塑造了现代经济学的起源,并影响了当代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挑战了传统观点,即经济学是启蒙运动的世俗产物,与宗教无关。他认为,18世纪英国和苏格兰的宗教思想,尤其是新教内部关于预定论和个人努力的神学争论,深刻影响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斯密生活的时代(18世纪中期)正值苏格兰教会内部温和派与传统加尔文主义的争论,温和派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和道德行为,削弱了预定论的宿命色彩。这种神学转向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在竞争市场中可以带来社会福祉。
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这种宗教影响不仅塑造了经济学学科的起源,还持续影响当代经济政策态度。他特别提道,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如支持低税率和反对政府监管——与他们的宗教信念密切相关。这种信念强调个人努力决定经济命运,进而支持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
在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时代,宗教(主要是新教)在苏格兰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教育机构(如哈佛大学最初的清教背景)和文化赞助多由教会主导。尽管斯密和休谟并非虔诚的信徒,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受到当时神学争论的影响。弗里德曼指出,温和派神学反对严格的预定论,强调个人选择和道德行为,这种思想为斯密的《国富论》(1776)提供了理论支持,即个人通过市场竞争追求利益,最终促进社会整体利益。
到了19世纪,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将基督教伦理与社会改革结合,主张通过政府干预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支持罗斯福新政。然而,保守派新教团体(如福音派)反对新政,认为政府干预侵占了教会的社会使命。弗里德曼引用Carl Henry和Harold Lindsell的观点,强调福音派认为“自愿回应社会需求”的社会优于政府主导的福利体系。这种立场奠定了20世纪福音派支持自由市场和反对政府干预的基础。
20世纪中期,福音派与经济保守主义的结合进一步加强。弗里德曼提到,William F. Buckley和Billy Graham等人物推动了宗教保守主义与经济保守主义的联盟,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并支持自由市场。这种联盟影响了美国人对经济政策的看法,使福音派倾向于支持低税率和去监管化,即使这些政策可能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相悖。
考察经济思想和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解释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如此多的美国人,尽管他们进入高收入税档次(top income tax bracket)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却赞成保持高收入的低税率?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什么这么多没有机会继承应税遗产(taxable estate)的美国人会力主废除遗产税?
弗里德曼指出,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约占美国人口的25%~30%,他们支持低税率和废除遗产税,即使他们大多不属于高收入群体或拥有应税遗产。例如,2017年特朗普税改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大幅降低了高收入者和企业的税率,福音派选民对此表现出强烈支持。研究显示,福音派更倾向于相信经济成功源于个人努力,而非结构性因素。
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态度并非巧合,而是宗教信念的直接体现。福音派对政府干预的怀疑源于他们认为政府不应取代教会的慈善角色。例如,福音派领袖Harold Lindsell主张,雇主应自愿提供员工福利,而非政府强制执行。这种观点导致福音派选民支持有利于企业和高收入者的政策,如低税率和废除遗产税,即使他们自身可能从中获益较少。
福音派还倾向于反对政府对商业的监管,如环境法规或劳工保护。弗里德曼指出,这种立场与他们的宗教信念相关,认为市场机制是神赋予的秩序,政府干预可能破坏这一秩序。例如,低收入福音派选民可能反对环境法规,即使他们生活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因为他们相信个人努力和市场竞争优于政府干预。
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叫作“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济模式——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有限政府干预和低税收政策——这个模式深受新教思想的影响。这种模式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如北欧国家)的福利资本主义形成对比。北欧国家拥有更高的税收和更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美国人对福利系统的支持度较低,部分原因是福音派和其他宗教群体的影响。
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职业呼召”观念,强调通过勤奋工作获得物质成功,符合神旨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首次提出这一观点,弗里德曼则进一步发展,称之为“韦伯倒挂”(Weber upside down),强调神学如何塑造经济思想,而非仅影响个人行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成功与新教文化对个人努力和市场自由的强调密切相关,这解释了为何其他高收入国家(如天主教或世俗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对该模式持怀疑态度。
特朗普的2017年税改法案是弗里德曼理论的现代例证。该法案降低了最高收入税率(从39.6%降至37%)、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并提高了遗产税豁免额(从550万美元增至1120万美元)。该法案预计在2026-2035年间增加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主要惠及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然而,福音派选民对此表现出强烈支持。
2025年7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庆日正式签署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OBBA),被认为是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升级版,延续了《减税与就业法案》的核心税改理念。该方案部分关键条款今年12月到期,“大而美”递补之后,将使大部分特朗普减税措施永久化。
如果不能理解美国经济思想和深层文化中的宗教背景,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对待经济政策的态度,就不能理解“大而美法案”为什么得到那么多右派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原载 葛陂小记
20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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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张祚臣丨经济思想背后的宗教根源,大而美法案为什么得到右派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发布于20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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