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的少年时代
难忘丁家坎小学
说起学历，除了父亲在家教外我的，我全部在校时间只有四年，还有刘公岛三个月的“海军扫盲”期。在出生地灵桥村上了小学一年级，在小源山上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最高学历是初中一年级。那简易师范学校，就课程质量本身而言真的没有太值得一提的。但就打开胸襟和开阔眼界来说，是我人生中很重的一部分。
1944年、1945年，我在小源山里丁家祠堂里的丁家坎完全小学读书。
这两年，给我留下了终生的影响。
学校校长朱爱初先生，是我们灵桥朱家的本家，我叫他阿叔，也是阿爸早年任灵桥小学校长时的教师。据阿爸讲，他还是我祖父的学生：“爱初可是我们那时的优秀学生。”我父亲曾经这样评价爱初先生。在我眼里他是个全才。
这个办在深山祠堂里的学校，人多房少，一间教室里同时挤着两个班级。记得我们班在写作业，在同一教室邻班在上语文课，朗读课文：“台湾糖甜晶晶，甜在嘴里痛在心，自从割给了日本人….”能听到邻班的课文也有好处，我额外地知道了台湾同胞的苦难历史。
这个学校制度健全，每天早上有朝会，要升旗、唱国歌；下午放学要集会，唱着放学歌：“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告回家。老师们谢谢（鞠射），同学们再见（转身相互鞠躬）……”，唱着歌词和每次向老师鞠躬，特别是同学间相互鞠躬的行为，往往会使队伍里发出会心的欢笑，甚至有些小小的骚动，引着同学们在欢天喜地中回家。
周末下午叫周会，是由高年级同学主持的，我作为年级班长，也担当过主持和主席，会上主席还要发表演讲，我实在不会讲也不敢讲，唯一一次演讲是金官大哥（堂哥）给我起草的。内容记不得了。每次开会的议程，先由主持人领着唱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创……之后由会议主席默读“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素来调皮，反正是默读，偷懒不少，总是没有老实读完，就示意主持人接着进行下一个程序。会议最后由先生或者校长训话结束。
当时我和阿哥两人同在一个年级，他读书比我肯吃苦。我记得他背《老残游记》时，因为这课文在家里读过太熟悉了，背得很快，快到全场发出了笑声。妹妹梅芳在中年级，她不大说话，可能被人欺侮，告诉我她是卫生值日，一个周有好几天，我知道了却也没有办法帮助她解决。小弟森根在低年级，他的描红本我见过，上面写着：“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七一士….”作业就是将方块字用毛笔描黑一整篇，学了字也受到启蒙教育。我们兄妹四人每天在校门口会齐了一同回家。因为衣着穿戴整齐，虽然也有补丁，却总能引行人注目的，有知道的还会说一句：“这是阿环先生家的孩子”，总有夸奖的目光。
按学校规定，学生在路上，在离家和回到家里，见到父母老人或老师是要行鞠射礼的，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做的。
学校吸引我的事很多，老师在上语文课时，有时是讲故事，讲武松打虎，讲到老虎抓人的三个绝招，一扑一抓一剪；讲火烧赤壁，讲那穿红袍的曹操败退狼狈样子，老师讲得生动活泼，我们听得新奇紧张，这些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根，故事和课堂上讲演的场面，都终生不会淡忘。
我父亲有少数时候在晚上也会给对门的店伙计们讲故事，他也不妨碍我们听，他讲的是《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其中“射双雁”“射开口雁”等情节也很精彩，但要论好听，还是爱初先生他们的语文课堂上讲得好。
学校有时还举办文艺演出，有京剧、话剧，那也是不能忘怀的。
那是一次周末的下午，演出了白话的文明戏，乡下人平时是说土话，勉强撇出来的官话国语，实在是自己听了也很不舒服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那陈旧的木板舞台上，没有任何装饰和布置，光秃秃的，报幕员报告：“下面是同学清唱京剧，《甘露寺》。”没有见到演员出场，不久后有声音从后台传出来了：“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一会就唱完了。报幕员从后台拉着一位高年级同学，在出台口上弯了一下腰算是谢幕，就跑掉了。我们知道了这是京戏。在当地有的是绍兴戏，唱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家里隔壁豆腐店里，听到过留声机唱片，那时叫它“洋戏盒子”，在这之前我们从来也没听到过京戏的。
还有一次学校演出是在晚上，舞台上方吊起了刺眼亮的汽灯，是学校请村里大人们来看戏的，是一出“文明戏”，就是话剧，内容是抗日内容，演出时有老师领着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演出很成功，台下的观众很热烈，演完后观众即要散去，突然老师在台上出现了，他言词激烈地要求大家支援抗日，台下同时几个地方出现师生们的募捐箱，我们学生也在场地里看戏，只见着大多数人都不顾招呼在往外走，有些人在往捐献箱里投钱币，后来听老师讲“募集的真是不多”。
讲演戏，印象最深的是放寒假前有一个晚会，那是老师们领头的演出，只见一个穿着破旧长衫留着长辫子脏兮兮的人，让一群农村孩子围着在奔跑，能听得懂的一句话是“阿扣伯伯，给压岁钱”，样子挺滑稽的，说实在的，我没有看懂在说什么。多年后知道事了，回想当年这样的环境中，老师们能自已编创演出类似《阿Q正传》这样的滑稽戏，还真是肃然起敬啊。
就是这个乡村学校给了我的现代文明、礼仪规矩最初的启蒙，而由于我的某些特殊个性，这里的老师们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对我个人有新鲜的感觉，因此有着特别影响，它实际上伴随我一生。
老师的风范
我在丁家祠堂的两年小学生活，是我除了家庭以外的最重要的启蒙教育，受益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校长为首的老师们的行为典范，对我的勤恳奋进、不屈服的个性精神的熏陶和教育，影响了我的终生。
当时在校长爱初先生领着的众多的老师言行风范都堪称典范。他们着装整洁，精神抖擞，言行严谨，语言规范（当然是土话为基础的），十足的为人师表。
陈老师是教体育的，他提倡：“人就是要神气活现。”“神气活现”这句话在当地含有贬义。他要是套用现在一句通俗的话，大有“拨乱反正”的味道。
范先生，是位国文老师，他那白净的脸面上梳着光亮的分头，平时总是穿着深蓝色长衫，两袖卷起一截，露出一截雪白的衬袖，对学生严厉，教育大家要努力学习，强调男子汉要有雄性的美，他说过：“你看大公鸡多么漂亮啊，女人要打扮说明不美么。”
这个群体给我的影响力当时只是模糊的仰慕，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觉醒，多少年后逐渐明白了它潜在的真切内涵：原来这是我本身的缺损。因为我生性懦弱温柔，体弱多病，有人形容我是个小黄胖病孩子。学校操场上的木马我从来就没有跳过去过，总是骑在马上了之。
后来都十八九岁了，在篮球场上，站在罚球线上还投不上篮筐。我也不会正常的聊天，战友陈匡一说过：“小朱你是个男人吗？怎么宿舍里夜晚闲聊你从来不插嘴啊！”从小我主要是跟在姆妈身边的，后来姆妈病了几年，小姨娘来我家帮忙，她自已没有小孩，对我更加疼爱，白天黑夜都带着我，我是在女性堆里长大的。到学校后，接触到这群好老师，对他们的优秀风范有本能的对照和响应，老师们的言行不自觉地、深深地影响着自己。虽然因为在校时间短，影响不是很彻底，但还是对以后我的人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我终生的幸事。
丁家坎小学的校风，就是我祖父、父亲办学的延续。因此我感受深切，而内心更为之骄傲。
我热烈地向往着新的生活，顺便插一句，校长带领全校在布置宣传“新生活运动”时，学校室内外都张贴着画有新生活内容的图画。
我们小孩子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是否与那运动有关，我无法知晓，只是学校生活使我快活和愿意学习了，从我开始时的挨手心板子不久，被选举为年级班长。只是没有经验，我在一次送班里作业到老师办公室时知道，心想着“进门要先敲门，并喊声报告”我记住了，当进门时我竟然喊倒了成为“告报”，严肃的老师看了我一眼，叫我重来过。
好在那位女老师叫住了我，笑着说：“他是第一次，下次就会了”，说着竞然过来把我抱了起来，顺手把一垒作业本帮着放到了桌子上，这位女老师和校长一起到我家里去玩过的。
老师同学看重我，也提起了我学习的兴趣，也曾经有过期终全班第三名的好成绩，作文也有被老师看中，成为班级里张贴阅览的范文，在那篇作文里我写道：“星期天，我奉父母之命，到灵桥送菜，并挑回两斗糙米.”老师的评语是文字简练，记述清楚，层次分明。
不久后来我还当了班级长。
竹林里的欢乐
小源山里的竹林，是可与宣纸媲美的元书纸的故乡，也是我少年时代的乐园。
这里漫山遍野都是竹子，夏天钻进竹林里，一股透骨的凉气，浑身上下都舒坦。在这里我知道了从一根当年生的嫩竹，加工成可以写字的元书纸，要经过几十道工序。在整个造纸过程里有好些场所，都成了我可玩乐的去处，使我永远难忘。
第一景是“高山放竹”。
将嫩毛竹从山上竹林里砍伐后，集中到山岔口或者有水流的沟渠边上，直接放坡滑溜下山。有的甚至还可以顺溪涧漂流些路程。那场面就十分壮观——老远就可见到高山上滑出一道道明显的山沟，嫩竹哗哗地直流而下：那竹竿子接连不断地滑放下山来，山谷里发出特别的哗啦啦的声响，还夹带着领头师傅“哼—哈，嗬咳嗬！”的劳动号子声，震荡山谷，成为奇特的一景，引来众人观赏，更是引起小孩们的浓厚兴趣。那几天可以什么也不干，专门痴呆呆地看山上放竹竿，特别热闹有趣味！哗啦啦，轰隆隆。有时前面的卡住了，后面的继续向下冲，挤在一起，就见有人过去疏通顺畅。阿叔在边上这样对我说：“这是很危险的，弄得不好，会伤人的。”有时候，我们会见到熟悉的阿唐表公，在那里他在指挥，大家都听他的，一旦调理好了，有时能弄出好大的声响来。放竹竿又重新开始——我们山下站在远处观赏者们，能发出一阵的惊叹声。
第二景是竹坏料出窖。
嫩竹砍伐破碎切割后，要和以石灰水蒸煮，接着浸泡清洗——出窖入池。出窖那天，那热气腾腾的窖里，是一件件拎出来煮透了的竹坏。
出窖工人热情高涨，他们吆喝着，兴奋着。
竹坏从窖上高处接连不断地被抛入水池，带着强烈煮沸竹青与石灰味的水花四溅。那窖池正好在主要道路旁边。平常的行人道上早已湿透，足以路人避之不及的。此时出密的抛工与行人要互让，抛抛停停，做到双方两不耽误。这时候，也是窖上的师傅日子惬意的，行人能否通过，他们说了算。特别当有妇女路过，尴尬场面经常出现，只见那些姑姑嫂嫂们，面对水花，就是过不去。恼也不是，求也不是，闲散人们更有起哄的，笑骂嬉戏乱成一片。在此时花枝俏丽的妇女们，非要她们有特别的求情才能让过去的。旁观者和造事者各有心机，求情的、哄笑的、责骂的、对峙的——时常有各种精彩噱头。我们小孩子唯恐天下不乱地起哄，闹着，感到很有劲。
第三景是冬天里的“焙笼”。按它的形状当地人叫它为鼻笼，因为它特别像象鼻子。那个称为“焙笼”的房子，其实就是特别长的火墙。外面烧火，里面双面大墙是火热的，它就是元书纸的烘干设备。五冬六夏，这些纸都是在这里烘烤的。
在我们家门前过马路不远处，拐进山地口里，有一处特别的房子，这就是“焙笼”。它特别狭长还很低矮，而且常年在烧火。那里窗户很小，只有一头有门——正中是特大的夹层烧火洞，那里常年都在烧火。
除了大热天，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关着门。有时偶尔门开处，老远就能看见，那里面是一群女人们，能看到她们都穿着很单薄，总是在忙碌。
在倪家滩住了这么些年了，那里我很少进去过，给人以神秘的感觉。
在我的印象里，山区的夏天也热不到那里去的，天再热只要往竹林里一钻，一股清澈的凉气令人非常愉快。可是到了冬天，就不是那么好玩了，大山里，树木和竹梢上都堆积着白雪，经常是风雪交加，特别的寒冷。可是这“焙笼”里是另外一番天地。这里烘热、潮湿，温暖如春。
有一次阿唐表叔公领着我，来到焙笼，他拉开门说：“你进去玩一回。”
一开门，一股强烈的热气扑面而来。门很快关闭了，里面暗暗的，有六七位妇女只穿着短小的衣裤在忙着，她们好像跳舞一样，都在左右上下转着身子：从纸型架上轻巧地撕扯下纸坏，手里那把特别宽的大刷子随即轻轻地托着，随着身子的转动，弯下腰去，或踮起脚尖，挑着湿纸刷向大墙，让我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见我进去了，空气里立即响起欢快的笑声：“欢迎小客人。”“快过来让我看看，读书家的漂亮孩子。”“你吃什么吃得那样白白胖胖的？”
“读书难不难？”“你的阿爹姆妈你最喜欢谁啊？”
在她们七嘴八舌的“围攻”之下，我窘得满脸通红，不知说啥。
“看人家的针线活，真能干啊！”有人又转了话题，这是在议论我的帽子毛线结打得好。这当然是我姆妈的手艺啰！我仍不开口。
正当我窘迫不堪时，有人走过来，对我说道：“出汗要感冒的”，说着，就帮我解开棉袄摘去绒线帽子。嗬，原来这位好心的大姐，曾在我家帮过工，是早认识的。
突然谁吆呼了一声：“要上纸坏了！”于是大家都去帮忙抬那黑呼呼的架子，那纸型坏子湿落落挺沉重的。
“焙笼”里面，我只去过那一次。可是我常能想起“焙笼”，以及那里的姐妹们的笑声。
第四个场景是观看挑脚队伍送包装好的纸件进城。
那个时候，山乡里不但没有汽车，牲口驮运也没有，就连人力推运的双轮、独轮车也还没有，全靠人力担挑，送纸的全靠人力挑担队伍运送的。
送纸进城，或者是送上轮船码头的队伍十分壮观。有时一排十几付甚至几十付挑脚担子：一路排成长行，一样的纸件担子，一样的短衫大布汗巾打扮。每人一根扁担，绳索里套着两个或者四个不等的纸件。
最特别的是还有一样希罕物件：每人一根叫做“铁头担柱”的，它是一根长竿，着地一头是铁头。作用有两个，一是在一肩挑时，斜别在另一肩上，可让担子的部分重量分散在另一个肩头上；第二个作用，还是为了创造有节奏的音响，并随时接受领队的口令——队伍到适当的时候，一听领队的铁头担柱拖拉在石板地上，发出当哪哪的响声，刹那间队伍全都停下脚步来，同时稍作休息：此时那担柱就是重要支撑物：当场可将担子的一头着地，另一头翘起，中间由“铁头担柱”为支点，变成以铁头担柱成为三角形的支点架子——人和担子、队伍都不用挪动，变成各个肩挑者以此直接歇担休息。这真是天才的创造，很特别的稍息架势，也是很特别好看的阵式。
送纸件的挑脚，在这小山乡里，老远都能听到挑纸队伍的吆喝声，伴随着那铁头担柱有节奏的敲击石板路面的叮当声响，这在当时是十分威风的。
这种场面只有送纸队伍才有的壮观场面，即使是同样的队伍，等到他们返回来时，也许仍有挑脚队伍，但货色各种各样的，也远没有出去时那样的整齐、有序、雄壮的气势。
挑脚队伍的这种宏伟气势，在我的记忆里，除了过境的队伍以外，我们这里是常有大兵过境，有国军也有新四军，或者别的什么队伍一一再也没有如此的壮观的场面了。即使是后来的过年玩龙灯、跳竹马、舞狮子什么的，也远没有这些劳动场面壮观可比的。
逃难进山，整个少年时期就是在这小源山里度过的。清贫苦难中掺杂着山乡的少年的欢乐。小源山里我有着太多的牵挂和系念。
马山独立祭祖
1947年清明节，我奉灵桥朱氏家族的派遣，去马山为祖宗扫墓。
当年我16岁，家道清贫，无德无能，族人让我承担如此大任，是终生的一桩重大的使命。
马山祭祀的是富阳地区的始祖，习惯上叫做“富阳阿太”。按文献资料，朱清公，即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公之四代孙。其生平事迹中有着我视为光辉灿烂的高贵气质。他为贾似道案系造事，不畏强权，千里送挚友；后得平，谢绝“入朝为官”，退居山林，携家隐居富阳东山，人称东山先生。他在辞谢信中有一首诗曰“严陵矶下桐江（钱塘江）水，流到东山一色清”这种脱俗的气质，正是我辈所崇拜的精神所在。
按照族中规定，男丁从16岁开始，应该到马山朱清公的坟上扫墓，也许是兵荒马乱年代吧，这次专门派我一人去祭祖。
祖坟地离灵桥约60里多的马山，江对面就是我外婆家所在地一一程坟。
要去马山祭祖，姆妈为我着实准备了一番，穿的是最讲究的青竹布长衫，戴一顶红顶瓜皮小帽，那长衫是我阿哥过去帮阿爸外出进货或者要账时才穿的。
行前一天，三阿爸交给我他亲手写的祭文。由一位老者挑着担子，那是由两副叫做“蚕叶格”的特制长方形多格祭品匣，上路了。
那天旁晚，夜色正浓，我听到有人在说：“现在去正好，祭祀完成后，返回来正好一天不误事的。”我们乘的是一条专门雇佣的“风蓬小船”。
我家就在富春江畔，我记忆中，只是上场口师范学校坐过小火轮，其实肯定有过坐船去外婆家，但年纪太小，完全没有印象了。过江到对面去也只一次，那是从山里回来灵桥后的头一年，正月里，让我自已过江去给舅公（阿爸的舅舅）拜年。只记得就是那一次在舅公家吃酒，饭后过江回来，就出了一身癍疹，那是酒后的荨麻症，自那以后我再也不能喝酒，一沾酒的边就浑身发痒，所以我终身不能喝酒。
开船了，夜里行船，船老大让我抓紧睡觉，天亮还要爬山祭祖。
可我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小船上，兴奋得没有睡意。我躺在低矮的船舱里，船底下的水声哗哗流淌，十分好听，船后有摇橹声，嗤啊有律，组成了一曲特别的音乐。仰头我正好看着湛蓝的夜空，无数星星，朝我眨着眼睛。仰天看星星时，我忽然记起多年前第一次逃难进山，那时家境总还要好些，人也太小，我和姆妈、弟弟三人是乘坐一种叫“悠篮”的轿子，由两位脚夫抬着进山的。那“悠篮”，形似长圆形的竹篮子，离地面很近。我们一大三小坐在里面，两端有竹片可穿杆前后抬着。今天是在小船上，天上的星星幽幽，身下的江水汩汩，耳边的江风嗖嗖，这一切我从未体验过。我翻身坐起来，动作太猛，身子搅得小船猛烈地晃着，“别乱动！”这是船老大好大的声音，吓得我再不敢动了。兴奋中，小船恍着，夜也深了，我有些头晕，渐渐睡着了。
叫醒我时，天已大亮。船已停靠在一处荒凉的浅滩涂上。我们步行数里崎岖山路来到一座巨大坟茔地。那里有人在迎接我们，这是坟茔管理者，人们尊称他们为“坟亲”，他们三人早已将墓地收拾干净：割划加土，接收了我们担去的祭祀供品，熟练地安排着祭祀事项。
点上蜡烛后，焚一把香双手送到我手里，我接着香火，跪拜插上，掏出三爸爸给我的祭文高声朗诵。祭文中有一个“届”字我不认识，临时也有些忙乱凑付过去了。
祭祀后是去“坟亲”家里休息吃饭。“朱家一定兴旺，看这后生，你们的子孙多么有出相啊，将来一定的会发的。”“坟亲”一边夸奖我，一边忙碌着招待我们饭食，在好一顿恭维中完成了他的接待任务。坟墓的管理是以坟田产业为基础的，这些事我们小孩子是不清楚的。
在返回小船的路上，有两件事是我不会忘怀的。招待的饭食吃得不错，可这家人家徒四壁，贫穷空旷，吃饭时只有房主陪着，另外几人远远走开，好像有意回避似的。尤其在我们返回时，不经意中与其家人碰了个照面，她竞然惊骇走开——我这个疑惑，后来在船上艄公简单给我讲了“典妻”的罪恶故事。“女人是他的弟媳，刚从东家家里回来，儿子留给东家了，不是干净物，不能照面的。”不照面，远离，慌忙回避的是他的弟媳。
第二件事是，在我们去上坟时，老远看到那个坟地里有好些人在忙着，清明节就是上坟——那他们是谁？他们与我擦肩而过，是一群青年人，他们人多欢笑声大，比我们这三五人要排场得多。原来他们是“长沙上朱家”，也是大姓头。我们属同一支脉但平常没有来往，相互间不认识，老几辈子是认识的，到这一辈，青年人认坟认祖不认人了。这是另一支脉子孙来扫墓，擦肩而过的情景。
独立祭祀的事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每每想起来，总有亲切又隔世之感。
“子陵矶石桐江水，流到东山一色清”—祖宗的血脉烙印，铸就我灵魂和品德——伴随我一生一世的演译和铨释。
作者与叔弟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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