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1920）
1897年，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出任《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1912年卸任后又担任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他在1895年至1920年关于中国问题的通信恰好涵盖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那些历史事件。
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出生于1862年，青年时代先后在墨尔本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他家境优渥，是维多利亚州最著名的学校季隆学院院长的长子，这么好的家庭背景不好好利用，反而热衷于冒险。十七岁那年，他就从家乡步行650英里到达阿德雷德；随后又只身划着独木舟漂流了尚未开发的墨累顿河。最著名的一次冒险行动大概是1882年横穿澳大利亚南北的徒步旅行，他孤身一人123天用步丈量了2043英里，而那时对澳大利亚广袤国土的测绘甚至都没有完成过。他这一冒险行动第一次被《泰晤士报》所注意。
他被任命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纯属偶然。1894年他穿着中国长袍，戴着中国小帽，完成了从上海到仰光3000英里的徒步旅行，为此还写了一本书，叫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其时，《泰晤士报》正在物色驻远东的记者，于是莫理循再次进入经理莫利伯·贝尔的法眼。
恐怕莫理循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中国一住就是20年。他亲身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窃国等重大历史事件。他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袁世凯称帝后赐名“莫理循大街”）建立了一个私人图书馆，他那大量的通信、日记、内参、备忘录，以及他在中国所购置的大批书籍、版本资料等成为后世研究二十世纪初转型中国的宝贵遗产。
壹 青岛差点移交给俄国？
《晨邮报》记者莫·奥沙利文在1897年5月6日从胶州发给莫理循的信件中，谈到一个传闻。这个传闻说，俄国想夺取胶州湾，而朝廷正在与它谈判转让的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段时间里，看来俄国已经取得了对于朝廷的支配地位，在北方的列强中俄国势力最大。
这条传闻，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彼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请皇上准许他构筑防御工事，三位道台（地方行政长官）亦表示支持，并各自密报实施方案。看起来当时的朝野上下对于胶澳（青岛旧称）设防问题并非没有重视；另一个结果就有点忍俊不禁，南方地产商人听说这一传闻后闻风而动，用今天的话说，组织了“购房团”纷纷北上，购置地产。作者提到了邢泰先生和他的广东佬代理人。传闻还有鼻子有眼地说，中国将把旅顺和胶州这两个港口之一移交给俄国，预定在阴历九月或十月成交。
后来我们知道，德国借口山东西南地区的“巨野教案”于1897年11月14日派水师提督狄特立克斯登陆并占领了胶州湾。难得的是，奥沙利文在5月13日的信件中已经对此做了精准的预测。他说，那位威廉游侠（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一定会提出与辽东联盟相联系的酬劳问题。
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后，曾要求割让辽东半岛以为报偿。德、法、俄三国对日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于1895年5月5日把辽东半岛交还中国。史称“三国干涉还辽”。“辽东联盟”指的就是这一事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自然以攫取旅顺和大连湾为条件，法国在北方尚没有重大利益，而德国必然也会提出得到一个海港的要求。而俄国对此是支持的，因为它宁愿看到像德国这样一个较弱的海上列强在北方建立一个基地，而不愿意看到大英帝国这样的海上强国在这里拥有战略基地。
德国强占胶州湾这一事实很快得到清廷政府的承认，估计俄国对此也施加了影响。此时的俄国人俨然是华北的主人，而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只得退居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彼时俄国势力的强大出乎笔者的意料。二十世纪的历史线索看来是有迹可循的。
那位威廉游侠看来是铁了心要巩固这块新得来的殖民地。一个月以后，1897年12月16日即派自己的兄弟亨利亲王前往青岛。可能当时的报纸给予了充分的报道，因为在莫理循的通信中提到威廉二世的临别赠言：“如果任何人企图当众侮辱或损害我们，就举起你的铁拳狠狠揍他。”他接着说：“只要你是遵照上帝的意旨，那么，皱起你年轻的眉头来编织成胜利的桂冠，在整个德意志帝国，谁也不会埋怨你。”
亨利亲王来过两次青岛，他在青岛留下的印迹比比皆是。比如亨利王子大街（今广西路），以他妻子名字命名的伊伦娜街（今湖南路），还有亨利王子山（今称浮山），因为亨利亲王和妻子曾经去游玩过。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亨利王子饭店，这座拥有音乐厅、西餐部、旅馆部的庞大建筑如今只剩旅馆部的中馆尚存，即现在的栈桥王子饭店。笔者供职的青岛日报社（太平路33号）曾经也是亨利王子饭店的一部分。
在胶州湾事件和随后俄国人对旅顺的占领中，也许英国曾经考虑过战争，莫理循通信中说，英国的“响尾蛇”号战舰正在调动，这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军事机密，这也表明莫理循交际之广和事实上的间谍性质。可能是考虑到俄、德、法的军事同盟，英国后来取消了战争计划，改为与三国事实上的老大俄国和解。
莫理循通信中提到1898年1月5日德国政府《公报》刊登了胶州湾协定的条款，其中一条指出，其租借地乃海湾周围的狭长地带，这一狭长地带是100华里。然而这不久又发生了一个德国哨兵被杀事件，而德国公使不顾那个哨兵是“自己找死”的事实而要求把租借地向内地扩展10华里。同时他们在取得胶济铁路筑路权外，又额外要求增修一条从济南府到沂州府的铁路。
莫理循：对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洋顾问
贰 袁世凯政治顾问发出直言不讳的谴责
1912年莫理循卸任《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后，又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深度参与到中国的政治事务中。
读莫理循书信集，常常惊叹于他对于国际国内事务敏锐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早在日俄战争前夕，莫理循就是那个鼓吹日俄之间终有一战的人。他不再满足于做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他甚至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谈话，极力鼓动日本发动对俄战争，而且他认为，依当时的时局和清廷羸弱的事实，只有日本方面可遏制俄帝国野蛮扩张的野心。
然而，在与袁世凯交往后，他认定袁世凯是未来的政治领袖，他极力宣传朝廷的“新政”，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甚至不惜与自己的上司绝交。1912年，莫理循以3500英镑的年薪受聘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政治顾问”。他支持袁世凯的各项改革政策，他劝诫袁世凯不要取消孙中山的铁路强国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力主中国加入协约国以提高国际地位。最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是第一个向外界揭露日本灭亡中国“二十一条”计划的人。
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对袁世凯也并非一味奉迎，相反，他倒是常常讲些逆耳之言。他说，他提出的意见也许并不高明，但至少对总统说了真话。
莫理循书信集是一个庞杂的系统，翻阅到1915-1916年的通信记录，让笔者特别好奇的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有何具体的言论和行动。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经过几个月的紧锣密鼓之后，终于在1915年8月中旬以筹安会的成立而公开登场。筹安会宣言里要讨论“君主民主何者适于中国”，据说在理论支持方面引用了中国总统的法学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的文章，因为他说过“世界君主政体实较民主为优”。
古德诺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后升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位纯正的学者。对此他辩解说，他仅仅是从纯理论角度谈论这个问题的。他抱怨说，人们在引用他的文章时，不符合他的原文。不过他确实说过，中国人民大众不懂总统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却懂得皇帝是怎么一回事。
古德诺博士这点没有看错。筹安会一成立，大家立即明白这位是要做皇帝了，于是各省大员为保禄位，纷纷复电赞成，一致拥护，绝对支持。
我们今天读到莫理循的书信，可以发现，在整个袁世凯称帝闹剧中，莫理循始终保有一份清醒与警戒，发展到最后竟变成直言不讳的谴责。
早在筹安会成立之前，他就说过：“袁世凯显然因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在苦恼，指望能用某种戏剧性的事情来挽回他的威信。”莫理循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的话竟成了预言，“某种戏剧性事情”恰是筹安会正在着手做的。
在莫理循看来，这个时候称帝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且不说日、美、俄都已知会中国政府，反对称帝运动，后来又加上法、意、英也纷纷表示反对；单说日本的“二十一条”就已经把袁世凯政府压得喘不过气来。莫理循在面谒总统之后的备忘录中说，袁世凯本人“对于日本，就像青蛙见了毒蛇一样，吓得昏迷瘫痪了。”而那条毒蛇却仍在恶狠狠地盯住青蛙，看它是不是会蹦到皇帝宝座上去。因此，在莫理循看来，袁氏选择这个时候称帝，无异于选择自杀。
然而袁世凯在一次次“国民投票”和“一致公意”的劝进声中，早已被灌了迷魂汤。不过他是否真的相信所谓“民意”？甚至还有一个近代史上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其长子袁克定伪造了《顺天时报》，使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支持其称帝。
我认为这些都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莫理循作为中华民国总统顾问，是既顾又问的，不可能不加以劝阻。事实证明他确实尽到了他的“顾问”责任。1916年初他被派去南方，调查舆论对于袁世凯称帝事件的反应。2月9日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莫理循说：“遵照阁下的愿望，我刚访问了汉口、长江、南京和上海。从京汉铁路南下，京浦线返回。”他说，“请允许我即刻就说，我遇到的每个人，一谈起这个问题，都十分痛惜中国目前的局势，并强烈非难那个酿成目前动乱的帝制政策。我遇到的每个忠于中国利益的人，谈到阁下的政府，不顾一切逆耳忠言，强制推行那项使国家陷入混乱境地的行动时，无不气愤填膺。”
莫理循劝谏说，那些来自各省吁请阁下登基的函电，大都是北京的一小撮亲信准备好，发交各省，再发回北京的。莫理循还特别说道，当他质问冯国璋为什么骗总统，打电报拥戴他登基时，冯国璋故意提高声音，让所有人都听见，回答说：“因为我是奉命发出那张电报，是遵照政府方针办的。这是特派一位官员带到南京，然后以我的名义发电报回北京的。”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人人都认为帝制运动是一场闹剧，大家都在等着看一场笑话，同时纷纷撇清自己与帝制运动的关系，并以参与阴谋为耻。
莫理循在信的末尾，直截了当地谴责了称帝运动，并建议说：“扭转险境的唯一途径，只有明白宣示放弃帝制。待目前战争一结束，确实查知民意之后，立即建立宪政议会，召开国会并组成由一位认真负责的人担任总理的责任内阁。”
莫理循主张“立即”宣示放弃帝制，他在另一封通信中表达了对于中国人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态度的不解，他预言任何推迟帝制的言行必将带来灾难。果然，袁世凯并没有“立即”取消帝制，面对汹汹民意，只是宣布无限期推迟登基大典，直到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身亡。
如莫理循描述，袁世凯自己，为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即在1916年6月6日离开人世。
原载《书屋》2025年第9期
转载自 葛陂小记 原标题是《莫理循书信集：他为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即离开人世》
20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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