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到贵阳，我生病了
1949年底，部队到达贵阳。
贵阳是很小的省城。这座高原上的城市，大约只有我老家富阳的县城那样大，城内由大十字、小十字街两个城区组成。
这里是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杂居处，民情多彩，与内地比，有一种异域风情，那是苗族妇女给打扮出来的。她们长得大都比较粗壮，青年汉人贬称她们为“茅台颧颧”，实在讲她们有自己的风韵。她们多穿戴着艳丽的特殊民族服饰，肩背竹篓，挑着装满土特产的担子，或背上背着小孩，悠闲自在地穿梭着——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为她们做衬托的，整个城市显得安逸闲适。
这里很穷，有的人家就住在山洞里，我们兵营外面的拗口的岩石洞里就有住的，据说，有的人家全家只有一套供穿戴的衣物，所以解放军的纪律里有一条，进百姓家门前必须高喊一声，不准直接进门，要等主人准备好出来的。
这里缺少咸盐，吃的是岩盐，好多民间故事都与布匹和盐巴有关，结婚彩礼最大的看头是送多少盐。我们部队初期一时供应不济，曾经用七斤盐换回一头大肥猪。
解放军群众工作做得好，我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欢迎，大军是很受优待的。买鸡蛋，她们知道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变价卖，市价十个鸡蛋贰角伍分，你大军要买也是贰角伍分，但是十二个，说我的鸡蛋小，按12个一把。
面对重叠无穷无尽的大山，我们也渐渐习惯了，只是雾蒙蒙湿漉漉的，多少天见不到太阳，感觉总是有些憋闷，到贵阳，我们驻扎在城南的南厂兵营，离市中心不远，是个宽敞的旧兵营，足够我们用的。
和进军不同，安顿下来了，有了固定的兵营做基地，到家了的感觉使生活日趋有序。有时候还整装参加市里的某些庆祝活动，这时部队已经换发新的苏式军装，大盖帽，战士是套头衫，军官对开四个口袋，我还参加过支持世界和平运动等游行活动。
住下不久，我们班的政治战士老罗就调走了，1950年五一前，我们班有人入党了，看来老罗这个政治战士的使命是完成了。
就在这时，我病了，进军途中，走到湖南的时候，我经常咳嗽，几个月来，每到傍晚脸颊总是红红的，睡不好觉，好像有低烧。让我去医院检查，还化验了痰。有人说有一种叫x光的机器，可以照出来肺有没有毛病，不过医生没有叫我去做。
那个时候刚入城，汽车运输任务很重，而我总是请假，留守在家里。师傅们每次出勤回来，都会讲些打土匪的故事。有时大树挡道，山崖上响起机枪，有时是前面山路有好些人要搞抢劫，但见军车大军人马，却又一接触就散。我们车队跑广西方向的多，倒也没有大碍事，每次都能完成任务。只有我常在家出不去。我病了，急坏了姆妈。
有老人告诉她，云贵那地方，就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深山老林，那里成年的乌烟瘴气是很能伤人的。姆妈给我寄来家乡的净土，说治疗水土不服的好办法是经常喝家乡的净土泡水喝。
我收到土包，接在手里沉甸甸的，布包里面是锡箔纸，最里面是玻璃纸，打开来看是黑褐色的土，是我熟悉的山坡上的净土。从一开始我就不想喝这泥巴泡水，但我会经常打开来看看，闻那种气味，心里总不是滋味，其实，那时我还有鼻炎，所谓闻到，更多的只是看着感觉到而已。那包士，好长时间我都带着，我用它来当枕头的一部分，几次都被挤压破裂，几次重新包装过，少了许多，一直到我离开汽车队，搬行李时，一不注意被别人给丢了，为这我好不痛快，还莫名地跟人吵了一架。
要我复员，又生转机
我因生病被调到复员队。复员，即离开部队打发回家。我实际无家可归的，我没有在老家生存的资本的技能。别人盼着回家分土地，我可怜的母亲只是希望我在外面闯荡出事业来，就是能分土地，这对千百万农民是好事，对我不是，我没有本事用田地来养活自已和母亲。
好在很快事情有了转机。
这时，报纸上公布了《土地法》大纲，整个复员队全力投入了学习，我是班上的读报员。当时，学习土地法大纲是一项政治任务，部队又要搞忆苦思甜教育了。强调要人人都受教育，各班都有哭声不断。
其实复员队里的人与一般农民出身的队伍不太一样，人员成分复杂，因此所哭就名目繁多。有的哭妻离子散的，有哭学徒被师傅打骂的，还有一位年长的司机竟然哭他老婆欺负他不让他见儿女的。在哭声一片中，
往往低声哭泣的人是真正伤心的，也有逢场作戏干嚎的，你会觉得好笑的场面也是有的。
不久，我被调到中队，指导员说，听到你在班里读报和发言，知道你这个孩子还认识几个字，经大队同意，你来队里当文书吧。不过，我写的字可真不敢恭维，为此经常被大队政委批评。
指导员姓蔺，有一天他略带歉意地跟我说，“新成立的团中央，规定了一般青年都要先入团再入党的，要不，我这个部队里，你几乎肯定是首批成为中共党员的年轻人了。”就这样我在中队里入了青年团。
后来，领导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大队干事虞志中发了我两份军人家属优待证，后来听我妹妹说，政府对我家是有些照顾的。我当了复员队的中队文书，已经不在复员的名单里了。部队从贵阳到都匀，已是铁路的终点了。我在忙着为各队登记和填写复员证书，会计们在为他们计算发放复员费和路费。将要离开部队的复员军人，他们不少人是汽车队的人，多是老弱病残和拖家带口的司机，在这里发放复员证后，就可以乘坐火车分赴各自的家乡了。看来，经过集中教育，人们对回家的安顿，思想还是比较稳定的，一切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停止复员，重新分配工作的命令，原来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军委命令停止复员。部队很快返回原地，经过整编，大部分人分配到连队了。少数老弱病残另行安排，整个复原大队只剩下工作人员，这时进入了1951年的新年。
部队停止复员后，大队领导宣布的留守队名单里没有我，又宣布去前线的名单，也没有我，“剩下的到机关报到”，实际上只有三人，我，一个老司务长有病，还有一个旧职员会计。我可能还是作为小病号留下的吧？
其实我也不是一定希望去前线，不过熟人都走了，心里有些空落落的。我在复员队里，认识了好些人，如一连二连的指导员，大队政委和虞干事——虞干事对我很好。现在都要走了，心里不是滋味。
临走前，蔺指导员对我说：“你身体不好，留在机关对你的发展更合适。”朋友们对我因为身体不好而被留下，甚至有可能被复员感到有点惋惜。
调入机关，竟得提干
1951年春节一过，我就到军区后勤部营房处报到。
办公室一屋子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那里正要开展大规模建设省军区机关工程。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新天地——这里是营房管理和建筑单位。
报到不久，机关协理员病了。他姓董，我俩住在一个房间，那时也没有条件住医院我就伺候他。我在家里的时候，特别是母亲病了照料过母亲，伺候病人习惯了，我因此得到好评。
机关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我跟着汪工程师跑工地，新单位、新工作，热情很高，大家也都欢迎我。
我进入新单位不到半年，1951年6月的一纸命令，我被提拔为正排级干部。这件事显得很突然。一个普通战士，直接提升为正排级，这在非战时状态下，是少有的。当时我们几个青年在一个团支部，庞炳勋和小袁他们，论文化知识或工作能力，各方面都比我强，我来的时候也比他们短，平时好些事都是他们关照的。这次突然超常规地提拔了我，很是显眼，使大家都很尴尬。我不会应付这样的场面，感觉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处长胡少杰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就是不要那些计较名誉地位的同志提拔起来。”这话言外之意，原来我是沾了有人闹情绪的光了？
财务股史股长很关心我，他有一句话对我以后的经历影响很大：“先要看得起自己，重要的要证明给人看，我是能行的。”这是一句对我终生有用的话，我在以后多少年里，在好些场合下，都曾经想起它来，激励和告诫自己。
1951年8月，我带着3亿元人民币（旧币），去广州采购花溪医院建筑用的水电设备、门窗五金、浴缸等设备，我跟着汽车营曹营长一起去的，他带着一名通讯员。他的通讯员是副排级，我是在发了单衣后提拔为干部的，穿的仍是战士服，在广州有时交际场合，我和通讯员的位置安排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尴尬。
广州是座特大城市。它比杭州长沙都要气派，住大宾馆，坐电梯，睡沙发床，吃广东菜，看到摩天大楼爱群大厦，我是第一次过这样的城市生活。
一个新手，到刚解放不久的广州做采购，具体采购有货单，但心里还是不踏实。好在用于采购的资金是通过商品交易所结算，这让人心里很踏实。钱是不会被骗走的，但货物总得自已去买吧。不懂行情，不会讲价钱，吃亏是肯定的。买的东西也不一定实用，更不知道设计要求，因为在当时工程设计还没有搞咧！后来我想，若所买的货物真能派上用场，那也就烧高香了。
我在广州唯一给自已做的，是刻了一枚象牙图章，人民币3元，这是纪念物，直到现在仍在使用。上面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于穗”字样，我刻成外圆内方，回去后大家说我是个守财奴，后来只好又改了。广州采购还好，经财务帮忙清点货物整理帐目，总算还好，没出现大的错误。
参加三五反运动
从广州出差回来后，机关已开展三五反运动。当时三五反运动，抓贪污分子叫打老虎，工作队和上级对各单位是有指标的，一个单位一年有多少经济往来，那么相关人员有可能有多少贪污，没有完成这样指标的单位，被认为运动没有开展起来，要大力发展群众运动。当时有个会计叫杨刚，经常被罚站，有时还用其他方法让他交代问题，声称“你就是一块铁，也要把你磨光”——工作队长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
有位工程师叫吴温愚的，要他交待问题，他反对平均摊派，“这样说来，凡是与经济有关系的都是贪污犯，那就像X+Y=Z这样的等式了。”因他态度恶劣，被定位重点分子。
和我一起去广州的曹营长也被判了八年徒刑，大概是在广州接受了商人的贿赂吧。曹营长真是祸不单行，在一次批判大会时，他在体育器械的廊桥下未躲开，结果摔伤了腿。我真不知道这位营长究竞受了多少回扣。我只参加过一次商人的吃请，“大葱、大酱卷大饼，这是你们山东的家乡菜”一一他们把北方人都认做山东人了。除此之外，连当时正好京剧名角马连良从香港回来，在什么剧院演出，他们也没请我去看，始终不知道营长有什么问题。
参加运动，我是很积极的，这没有为自已表白的意思，说实在的，那时领导叫干什么绝对是积极的，一门心思想去做好。当时我正管着采购物资，要是按照吴工的逻辑，我也应该是被怀疑对象，不过没有，还当了小组长，我自已没有贪污，小的占便宜是有的，也做了交待。我到广州出差，受五位工程技术人员委托为他们分别买了一只走私表，英纳格牌的，每只旧币500元，他们都交代了，也都上缴没收了。领导把我当成积极分子用，带吴温愚去抄他家时，我被命令背着步枪，让吴工带着手铐，另外两人一起去的。现在想想这些做法，真是莫名其妙。
押他去抄家，他那个小老婆——大老婆实际上是当保姆用的——吓得尿湿了裤子，坐在地上哭着起不来。其实给我的感觉抄家的目的也不太明确的，什么也没有弄清楚，最后不了了之。
告别贵阳
三五反运动正在深入扩大中，我突然受命被调往青岛海军部队。
为了扩大海军，要从各地部队抽调一批初级干部，数量不多，贵州军区到重庆（二野所在地）集中的五人，军区机关就我一人。
一个江南水乡的孩子，开拔到了遥远的西南边陲，如今又要调往青岛海军，朋友们为我祝贺。一位好友，为送行还请我看了场电影，适逢新闻片中有青岛和海军的镜头。明亮美丽的青岛，在镜头里还看到了海军水兵的队伍，这就是我未来的去处，心中挺欣喜的。
要开介绍信了，其中有行政、军需和伙食标准的介绍，大灶司务长对我说，根据估算，你应领取“伙食尾数”，计9斤猪肉钱，这在当时多于一个月的津贴费。边上有人伸伸舌头说：“真不少啊。”当时每月发津贴，都是参考前一天市场猪肉价为准的。
在贵阳，我整整生活了三年，现在要走了。虽然脸上洋溢着笑容，但我心里却有无比的惆怅。要去青岛，那里比贵阳距离家乡近了，但心中又莫名地觉得，有种远离家乡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当年离开家乡时有些相似，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要多。当年我离开母亲，只有一个穷字，好像穷是统制着一切的，没有牵挂，只有一条走出去的生路，而现在要离开贵阳，牵连得就多了，这时，我重新想念起汽车班，老班长刘大松和好些师傅们，我有一次竟在心里对师傅说：“我不再跟你计较贵阳和杭州哪个城市更加漂亮了”，多么孩子气啊！在汽车连里，最要好的湖南人邹雪根是我最后一个有联系的人，我想念你们，有时我真想出声地叫一声“师傅”！这个时候，我觉得师傅这个称呼是最亲近的。
我还想念着，那些去了前线的好些复员队的战友，有时甚至曾想，还不如跟他们一起去了呢。
我常想念的当然是营房处的朋友们，临走前，我被安排住在附近的招待所。这些人，其实还活生生的、还能每天看到他们照常上下班，但感觉上却离得很远了。我与易新民最要好，他拉一手好胡琴，我一直在跟他在学唱，我与徐先民最谈得来，与长者史股长的心靠得最近，他的忠告我记得最深。还有胡、郝两位处长的关怀——好些人都告别过了，但因集中在机关招待所，没走，近在咫尺，反倒显得自已的冷落，加大了离别和空落的感觉。在贵州这里，我首次得到了安稳的生活，平等友好的待遇，在机关这个新颖的集体中，我有了自己的位置，而我的勤奋得到了嘉奖和提升，如今我整个人的神情面貌踏实振奋。
一个人在集体之中忙着、闲着，都可以打发日子，若是脱离开来，要闲着等着什么，那很可能思想要出格子，我接到调令后，待命出发日子里，这种空落寂寞的感觉十分强烈。
为打发等待的日子，我单独进城，贵阳的好多故事，都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房屋中间，我想进城去看最后一眼。
我来到了采办过松板木料的红边门，货栈还是那老样子，那年有好多进城卖板料的农民围着我丈量和结算，如今我只一人站着，突然觉得心酸，被邻居的小姑娘看见了，我勉强笑笑说：“来看看你们，我要出差了。”心想，这也算是个最后的告别吧。
那天，我漫无目的地走了好些路，希望能回想起曾经的见识，有些事，已经是珍贵的记忆了。
来到大十字街，这里是最繁华的地段，我们曾经见过苗族群众赶场踏歌的热闹场面，赶场，北方人叫赶集，三月三还是当地苗族的踏歌节。
有父亲带着女儿，在歌声中寻找心爱的情人，他们热烈庄重认真，市场为他们安排好些方便，那天，我们是凑巧路过亲临看到的这些场面。
来到一个小山坡，我想起了有过对歌的情景。那次，就在我们营门斜对面的山坡上，男角在山上砍柴，那妇女在山下走路，就对上歌了。
女的主动不让嘴角，唱着唱着，双方停下来，改为嬉笑怒骂，引来好些旁观者，煞有介事地热闹了一番——贵阳风情民气，与内地相比，真有好大的差别啊。
在贵阳，我经历了不少的军民团结和睦动人的故事。我想起了一起“特别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现役军人与当地民女发生了“奸情”，部队对当事人要按强奸民女严惩，而这家是个拥军模范，为部队做过好事，于是民间家属认定，是女家认亲，要招这位青年军人为婿，一直不依不饶，这事在群众中一时影响不小，为了不影响军民关系，部队来了个特事特办，从部队调走，内部处理，并向当事群众保证不杀不关，但当时该青年是现役军人，不能留给你们。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案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会记住贵州，这里留下我青春的足迹！
贵阳，是我的发祥地，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在重庆集结，经长江，到武汉，经郑州，坐闷罐子车到达了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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