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中期，在保定、北平游荡了数年的孙犁，经历了读书、毕业、失业的命运，带着一箱心爱的图书，“知难而退，到乡村教书去了”。不久，“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人真的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来了”。年轻的孙犁，自然而然地响应了时代的召唤，“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战……写写稿件是你的职责”，“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既写学院派的《现实主义文学论》，也写为初学说法的《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只要有利于抗战，他便不遗余力，任劳任怨。“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看看作家当年的《投宿》《战士》《丈夫》等，即使是璞，也是天然浑成的，包孕着美玉的璞。由于战争中特殊环境的制约，孙犁自觉不自觉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开门见山，秉笔直书，惜墨如金，不假雕琢的风格。1945年《荷花淀》在延安问世，轰动解放区，这既是抗战文学的名作，也是作者前半生的创作高峰。
时势造英雄。血气方刚的孙犁，以初步积累的学识和满腹的才华，纵浪于抗战的洪流中，游刃有余，“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那些艰苦的，却是充满着激情的岁月里，孙犁的脚步紧踏着时代的节拍，心脏紧贴着时代的脉搏。
从抗战胜利开始，孙犁渐渐地和时代拉开了距离，“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抗战时的）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珍贵了。”五十年代，他白天供职于报社，夜晚，灯下提笔，则每每神驰于战争年代的烽火狼烟，诗人的心，还时时听得见那激越的战鼓。1950年，他的生活刚刚稳定，便精心撰结了平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如果说，先前的短篇是“碎小石块”，那么这部大书，就应该是那些小石块，经过了蚌的孕育，穿成的一串精美的珍珠，是一个抗战的亲历者，对那个时代的准确而诗意的反映。
1956年，壮年的孙犁，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被迫搁笔，后面紧跟着文革，整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只在二者的缝隙间，写过几篇零星的小文，除《黄鹂》是记养病的事，其余如《某村旧事》《清明随笔》，都和抗战有关。文革后期，大难未死的孙犁又回了报社，每天午休，他身上盖一件当年缴获的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文艺队伍，在那个残酷的时代，和眼下这个野蛮的时代，损失的对比……1976年秋，四凶既锄，文网渐开，拨乱反正，花甲之年的孙犁，再度进入创作的高潮，最先写下的是《远的怀念》和《伙伴的回忆》，可见，涌上心头的还是抗战的云烟。他无限怀恋那时战友间的相濡以沫，军民间的鱼水和谐的关系。“耕堂劫后十种”的数百篇文章，涉及抗战的近一半，1994年底，修补旧书《牧斋初学集》时，八十高龄的孙犁先生在卷首题了这样的字：“1945年冬……彼时同志之间，识与不识，何等热情。今晋察冀故人，凋谢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回首当年，不禁老泪之纵横矣”，不久，宣布封笔。可以说，先生的“抗战情结”是老而弥笃，至死不渝。
晚年的孙犁，曾这样评论过赵树理：“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正当一位文艺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时候，他遇到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最有利的条件。”这，又何尝不可以看作夫子自道呢？
2007年7月25日竣笔于浮山北麓连山阁
原载《青岛日报》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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