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甚至在罗老辞世之前，就已经有校友让我作好思想准备，因为情况已经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三年多来，从罗老入院甚至从他在青岛作了最后一次疗养回到上海之日起，我们就一直关注着他的病情，通过书信、电话、托人探望等，了解他的饮食起居并互相通报。我在今年五月趁老伴随其单位组织的离休干部旅游团前去上海之便，还让她到华东医院探望罗老，并拍了一张照片回来，还加洗了一些分送校友作为纪念，而且觉得很可能是最后的纪念了。因为当时黛娃就私下里对我的老伴说，罗老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现在只是尽最大的努力为他减轻一些痛苦罢了。事实上，还在此之前，曾和罗老一起在山大工作，后来又一起调往上海，并在华山医院党委书记任上离休的张惠同志，早就向我们通报了罗老的病情，说他不会度过1994年了。但是罗老以顽强的意志和病痛作斗争，在医院里坚持写作、读书、会客，对我们几个山大校友每信必回，直到最后几个月完全不能执笔。因此，我们确实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一旦那不可避免的噩耗突然传来时，我还是像被砸懵了一样，长时间地无法反应过来……
说到我和罗老的情谊，真可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以罗老的德高望重，资深学富，结交的当然不乏鸿儒硕彦、达官贵人。但也正因为罗老为人平易近人，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在他的友谊的名单上还有着大量的甚至更多的像我这样的无名后辈和草木之人，人们都知道罗老是语言文字学家、出版家、宗教学家、杂文家，却很少提到他还是教育家，作过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山东大学的军代表、教务长。而正是作为教育家，他有那么多同事、学生，他都一视同仁，当作朋友，以其亲切、坦诚、关心、爱护，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尊敬和热爱。凡是在他任职山大期间亲蒙其泽的校友，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无不奔走相告，同声震悼，这就是他的甘棠遗爱和人格力量的最好证明。
我是作为他的部下认识罗老的。1948年，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经青岛到山东解放区参加工作，在省人民政府教育厅编审室参与编写解放区中学教材，罗老时任教育厅督学室主任，是这项工作的主持人。青岛解放前夕，罗老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大学处处长，具体任务是以军代表的身份主持接管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我就是在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的当天和张惠等一起，在罗老的领导下到了山东大学的。不久，华岗同志到了青岛并就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罗老任教务长。他们同心同德，亲密合作，团结教职员工，贯彻党的教育政策，继30年代之后形成了山东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为山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前列地位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当时张惠在校委会担任主任秘书，我任秘书，并作了校刊《山大生活》的编辑主任。“编辑主任”这个头衔听来很大，其实手下并无一兵一卒，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只是由我在各院系找一些同学担任通讯员兼编辑，每到周末的晚上凑在文学院一个教室里，写稿，看稿，改稿，讨论，画版，不要夜餐，不要“加班费”，只由社长提几暖瓶开水来给我们沏点茶喝，而社长也是由同学担任的。我们只是奉献，毫无索取，不但干得起劲，而且深感幸福，因为我们得到了华岗同志和罗老的充分信任，他们从不审阅文稿和校样，只委托张惠在认为必要时过目一下。这使我们都有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使我们青春的活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把编辑过程变成了自我教育和互相学习的过程，那座教室也就成了我们的实验基地和第二课堂。当年的这些学生“业余编辑”今天都成了院长、系主任，正副教授、正副编审，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教师，是和那段实习锻炼大有关系的。前几年罗老来青岛疗养时还特别向我谈起当年的《山大生活》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他一直珍存着《山大生活》自创办至改组的合订本，说那恐怕是现在仅存的“孤本”了。
我在罗老的领导下在山大工作不到两年，由于华东大学合并进来，我们原先接管山大的一批干部陆续调离。这时罗老的夫人张秀珩担任了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的总干事，就通过组织手续把我从罗老那里“要”了过去。这样做绝非走什么后门，因为当时懂俄文的并不多，而俄文是我在大学里学的第二外国语，也可以算是“人尽其才”吧？我到了“友协”后，在张秀珩的领导下，一如在山大时在罗老的领导下那样，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宣传中苏友好，主持俄文教学，编印宣传和辅导材料，工作相当活跃。至今我仍然认为，在罗老及其夫人张秀珩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期，是我最受信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我的积极主动性的时期，也是我最受“知遇”、最感幸福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里，除了工作的接触也还有生活的接触，这就使我更感到罗老的“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的一面。当时我才二十出头，他也不过三十七八岁，还达不到今天一般认为的“中年”的标准，但我已经私下里称呼他为“罗老”了。因此，以后成为表示敬意并被普遍使用的“罗老”这一称呼，还是我首先以多少带有玩笑意味的口气提早送给他的。而他呢，好像为了“报复”，除“老刘”之外还有时戏称我为“刘公”并相与大笑，这在当时的“同志”不可须臾离的情况下，多少是有点儿“没个上下”了的。当时工作很忙，虽然山大距海水浴场很近，罗老也只是放了暑假才有机会去游泳，并且常常喊我同去。有一道防网把浴场和禁区隔开。我和罗老都还算能游几下，常常游到防鲨网，攀住网绳回头看，大部分浴客都挤在靠岸浅水一带，像蠕动着的大群蚁群，这时罗老就会说：“刘公，看那些芸芸众生，只能在边缘上挣扎！”休息够了，又说：“脱离群众太久了，还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吧！”于是我们就往回游，一起到沙滩上躺下晒太阳，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各自的大学生活，各地的风土人情……现在想起来，这种上下级之间的亲密无间，人与人之间的毫无戒备，工作中的大胆放手，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真像是一个遥远的古典时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了。
1956年尾，罗老和张秀珩都已调往上海，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我被调离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去青岛市文联创办文学期刊。但是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百花齐放变成了百花纷谢，像许多在学习中没有学会“透过词句看实质”的知识分子一样，我对“阳谋”毫无领会，既在劫难逃又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并被送往“山东北大荒”，虽然一度回到文联，又在“文革”初起时被“遣返”，并继之以家破人亡。为了自我划清界限以免株连别人，“亲戚朋友断个净”，当然谈不到和罗老有任何联系了。直到1979年，回到青岛，得到“改正”，恢复工作，但已垂垂老矣，怎么也不能像当年在罗老领导下那样精力充沛，意气风发了。
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所造成的“世与我而相遗”的心理障碍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还会有人伸出手来给我并把我重新列入友谊的名单吗？我只能是消极地等待，被动地接受，而决不会积极主动地去“靠拢”，像当年在罗老的教诲下靠拢组织那样。同是沦落人的“改正分子”，只要是还健在的，都陆续来看我或写信给我了。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最早接到的一封封来信，竟是罗老的亲笔！当我看到那久违了的信封上的笔迹并用颤抖的手把信拆开的时候，那跳入眼帘的“禹轩同志”立即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甚至无法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特别是，最后的落款竟是“竹风拜”（此后罗老的来信一直是这样落款）！我不能不从心里说：罗老，真是折煞我了！
您的关怀，您的眷顾，您的深情厚谊，使我怎么消受得起？我立即写了回信，还附了一首旧体诗，此后我也常常在给他写信时附上一两首诗词。我对他的称呼当然是“罗老”，但已完全没有当年那种玩笑的意味，因为我自己已年过半百，这称呼就成为理所当然，凡是山大校友都这样称呼他，谈到他时也以此表示敬爱之情。此后我们就一直书信往来，就在他住进华东医院后也未间断。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在近十几年里收到罗老的信最多。他在病院里难免寂寞，他究竟找谁才可以推心置腹地一述他的隐衷、一浇他的块垒呢？因此，他给我的来信可谓无话不谈。例如，我说道，一戴二十二年的右派帽子把我压瘪了，至今还时时觉得“有罪不敢抬头”。他回信说：“帽子”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共产党员”这顶帽子能保证戴着的都是好人吗？“四人帮”和康生不都戴过共产党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的“帽子”吗？罗老还说，他自己也曾被莫名其妙地戴过一顶“托派”的帽子，但比王实味幸运，没有被康生的“肃托”肃了去。正因为我们之间说的都是实话，心里话，他就爱读我的信，并在来信里特别提到过，这使我给他去信也更加“自觉”：总是写得及时一些，详尽一些，长一些，和当面谈话没有多大差别。我老伴在上海看望罗老时，随侍在侧的黛娃也说：“爸爸最爱看刘叔叔的信了。”罗老还在一封信里建议我把写的诗词印出来，说“我虽然没有钱，但总可以赞助几千元。”我回信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印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只要能给病房里的他解解闷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然而最使我感动的不只是罗老先给我来信，而且不久之后竟亲自来看我。青岛是他的故地，他爱青岛，又有个外孙女在这里，但他也很久没来过了，因为他在“文革”期间也是受到猛烈冲击的一个：谁不知道他曾因“杂家”问题和四人帮的“金棍子”姚文元打了一场交手仗并深受其害呢？因此，他在改革开放的初春季节就来到青岛并且亲自到了青岛市文联。“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就是我们乍一见面时的情境。当时就要吃午饭了，而我还没有组成新家，住处很远，而且只有半间破房，他还有事要办。但我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走呀！“你每天都是怎么吃这一顿饭的呢？”他问我。“到外面的饭馆里买两个馅饼。”我说。“那你就去买四个。”罗老说。我真的就去买了四个，我们就坐在办公室里就着茶水吃了。这就是我对罗老这样一位贵客的“招待”！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内疚。
这以后，罗老又来过青岛几次，或开会，或疗养，我和其他山大校友都曾多次到宾馆或疗养院去看望他。但我到上海他家里去看望他却只有一次，是在1983年出差到上海的时候，而且行色匆匆，未能久留。其时他的夫人张秀珩正卧病于华东医院，罗老亲自陪着我去看望了她。她已经不大能说话了，罗老俯身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她忽然睁大眼睛，想把头抬起来却不能够。我急忙俯过身抓住她伸出的手。她很艰难地在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表明认出了我。我不由得转过脸去擦了擦眼泪。
而这，也就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她去世后，我自然驰函罗老表示哀悼和慰问。罗老回信说：“只要秀珩还有一口气在医院里躺着，我还能去看看她，也是一种安慰，一个寄托。现在……”读到这里我不能不再次擦了擦眼泪。但与其说是为逝者，不如说更多地是为生者感到悲哀了。想起在上海也曾看望了张惠，并和他说起罗老。他说罗老工作很忙，夫人又长期卧病，虽有子女，却天南地北，并不都在一起，而且各有工作和家庭，实在难以对罗老侍候周到。罗老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负担，个人生活过得就很马虎。这样张惠有时就打电话请罗老去吃一顿自家做的比较可口的饭菜。这使我更加感到难过。第一次到青岛之后，罗老每次再来，我和几位山大校友都曾宴请或请他到家吃顿便饭，他都吃得津津有味，说明他平时只能吃那种众口难调、千篇一律、多年一贯的“大锅饭”，真需要换成家庭小灶，享受那一日三餐的适口和温馨。因此我有一次私下里问他是否有意于再找个老伴，他把脸一沉说：“八十了还找什么！”我知道触到了他的痛处，就再也不敢开口了。
罗老最后一次来青岛是1993年夏天。他说他明年还会再来。他对青岛，对我们这些曾和他在一起过的山大校友是如此热爱，说以后一定长住青岛，你几天，他几天，轮流在我们这些人家里做客，然后再来一轮，再来一轮。这是多么朴实，多么美好的愿望！罗老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这个愿望，以后多次来信都说“大概春节可以出院了”“怕又拖到五一了”“国庆就差不多可以回家了”“新年无论如何出去，夏天再到青岛……”其实，罗老最后一次来青岛时已很虚弱，常尿裤子，说是老年人常有的尿频，其实是前列腺癌；还觉得腰痛，起坐极其困难，说是腰椎骨折，其实是癌症已经扩散，回上海后就住进华东医院，而且一病不起，再没出院。但他一直不知道自己身患绝症，直到几个月前还给我写信，表达再来青岛的愿望。等到我去信再不见回信，其他山大校友也再不见他来信，我就知道病情已到最后阶段。果然，黛娃通过长途电话告知在青岛的外甥女并转告我们，罗老已经无力起坐，而黛娃又心力交瘁，实在无法替他回信。在这期间，我曾在自己订的《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上多次看到罗老在医院中写的散文，有一篇登在《新民晚报》，题目叫《第七个“本命年”》，文末自记写于“1994年最后一天”。罗老开始就说自己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年属猪。末尾一段说：“猪年来临，我现在84岁，确知老之已至了。冬夜陶陶，躺在床上，全面想了想，于是有了新的认识。我是一头‘老猪’，从辛亥到乙亥，也算高寿了。想了这些，不亦乐乎！”张惠这时已先罗老而去，他哪能想到罗老比他听医学权威所预言的多活了两年！
而从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到罗老辞世前不久还是那样勤奋，那样豁达。他是真正地战斗到最后一息，即1996年11月4日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一刻的！
罗老在这篇散文里说他“全面想了想”，他是在回顾自己即将走完的一生吧？他没有对我谈过自己的经历，但是他毕生行事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我多少总见过和知道一些。例如，他是语言文字学家，我和他坐在一起开会时，曾见他用拉丁字母做记录，我问他是不是速记？他说是拉丁化新文字，他曾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二十二县亲自做过推广。他是《辞海》的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的主编。后者是千余语言专家倾18年的心血才完成的大型文化建设工程，共13卷6千多万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罗老不是那种挂名的主编。从词典的性质、规模、编辑方针、收词原则、词条编写到编辑人员的选择、借调、生活安排，他都殚精竭虑、亲自掌握。他曾对我说，《辞海》他曾全部通读，《大词典》却因卷帙浩繁，他又年迈体衰，视力衰退，实在无法再从头到尾审阅一遍了，言下还深感歉疚，这是多么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功德无量的奉献啊！
1994年5月10日，《汉语大词典》出版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罗老抱病从上海飞往参加，作了总结发言，返抵上海就直接回到病房，来信给我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外出开会了，但词典的编纂任务远未结束。他希望能看到大词典的简编版早日问世，各种专业的、断代的词典尽快上马。在他的高瞻远瞩中，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史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中国语言文字，该有多少系统的未竟之业尚待完成啊！罗老还是杂文家，他的《编辑与杂家》《行云流水六十秋》两部文集都寄赠给我，成了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罗老又是著名的宗教学家，他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都是中国宗教学术领域的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成果。罗老还担任过上海市出版局长及上海各大学的兼职教授，对出版、教育、文化事业无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总之，罗老在文化学教领域文化事业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的大编辑，“杂家”，但如果由此认为他只是一个书生、学者就又错了。他还是一个爱国战士。当抗日战争刚刚打响时，他就在故乡平度和战友一起拉起了一支游击队，担任过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政委、八路军胶东五支队秘书长，还是平度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去年10月，我在平度参观了平度大泽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其中有罗老的“专栏”，我看到了他当年投笔从戎、雄姿英发，在硝烟烽火中横刀跃马的“将军”形象。罗老的一生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献身的一生。因此，在他离世后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虽绕室彷徨，六神无主，总不能平静地坐下来写点什么来寄托我的哀思，但对他的生平的回顾，却不由自主地排列在一起成了这样一首四十个字的短诗：
拉丁作武器，戎马过生涯。
《辞海》连《辞典》，杂文出杂家。
书编结硕果，宗教放奇葩。
公去吾谁与，追思泪如麻。
是的，罗老，您离开了所有敬爱您的人，包括着我。您的辞世使我丧魂失魄，但终于还是坐下拿起笔来，阻塞二十几天的眼泪也就冲决而出，一发不能自已。您给我的哀思是无尽的，您的道德，您的文章，您的知遇，您的厚爱，将永远照亮我的也已接近终点的人生道路，使我像您那样奋进到最后一息。你不是喜欢读我的信和我的诗吗？（也只有您喜欢！）我怎样再把这封信和这篇诗寄给您呢？我从不迷信，更没有烧过纸。这一次，我却要把这篇《哀思》烧掉，愿您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祝您安息！
1996年11月30日
原载1997年第2期《青岛文学》，收入《罗竹风同志纪念文集》，辞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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