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1907年），二十八岁
世交长辈赵尔巽调任两湖总督。当时我的姐夫叶揆初正在上海创办浙江兴业银行，无法去湖北。赵总督便邀请我父亲担任总文案（相当于秘书长）。我与胡嗣瑗、汪希、饶凤璜、陈汉弟、陈敬弟等人一同担任内文案的职务。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1908年），二十九岁
赵尔巽总督调任四川总督。我因为路途遥远，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便没有随行，而是以候补知府的身份到北京参加考试和等候派遣。后来被分发到直隶（今河北一带）。直隶总督杨士骧派我担任自治局提调（相当于处长）。我的同学李士伟任自治局局长。那时，留日同学蹇念益、黎渊、黎过、熊垓、熊范舆等人也都在天津，一时间可说是人才荟萃。
宣统元年（己酉年，1909年），三十岁
世伯赵筱鲁的女儿不幸去世。她是我母亲的干女儿，也是我岳父萧家的儿媳妇。赵、萧、朱三家在济南关系亲密如同一家。她的突然离世，让三家人都悲痛万分。于是我带着家眷返回济南。
当时，津浦铁路正借用英、德两国的贷款修建。分为两段：天津到山东韩庄是北段，使用德国贷款，聘请德国工程师；韩庄到浦口是南段，使用英国贷款，聘请英国工程师。清廷任命徐世昌为南北两段督办，朱启钤为北段总办，段少沧为南段总办，何承焘为济南提调。我担任副提调。这是我进入交通界的开端。那时我年轻气盛，立志要廉洁自守。所以采购材料时，虽然由德国人总管仓库出单，但必须经过我审核签发，我一丝不苟。朱总办对我非常信任。
在此之前，德国人占领青岛后，获得了山东五处的采矿权。当时我的岳父萧绍庭先生任山东商务局局长，与我父亲一起向德国领事极力抗争，最终收回了矿权。其中峄县的中兴煤矿，煤质最好，产量丰富，炼出的焦炭特别适合轮船使用。争回后，由山东盐运使张毓渠先生招股主办，我父亲也竭力相助促成。后来津浦铁路兴建，急需用煤（使用该矿的煤能提高车速，但因为煤的油质较重，需要经常清洗锅炉），于是交通系的梁士诒、叶恭绰、朱启钤等人加入。再后来，因为购买电机需要资金，又加入了黎元洪（黎黄陂）以及湖北的资金。煤矿营业相当发达。我曾担任过该矿的常务董事兼营业科长。直到国民政府南迁（南京）后，我因个人经济困窘，才与之断绝了关系。
宣统二年（庚戌年，1910年），三十一岁
我家不幸遭遇瘟疫。我的庶母以及颜如二姐、艾儿、外甥秀儿，在两周内先后病逝。情况是这样的：庶母因肺病去世，我妻子送灵到庙里，感染了时疫病倒，传染给了艾儿，艾儿三天后就夭折了。二姐颜如，因其丈夫王蕉庐早逝，带着儿子秀甥住在我家，也被传染。秀甥先去世，颜如姐姐随后也去世了。我在天津听到噩耗急忙赶回，家中景象凄惨万分。于是我们立即从高都司巷搬到了小沧。小沧位于大明湖西边，风景颇为秀丽。而我的父母期盼孙子心切，家里开始有为我纳妾的提议。
宣统三年（辛亥年，1911年），三十二岁
革命推翻清朝的风潮澎湃兴起。张勋在南京战败，清廷起用袁世凯进行征讨，冯国璋率军攻打汉口。当时津浦铁路尚未全线通车，我已升任提调，奉命星夜赶工修筑，终于在韩庄接轨，用以运输军队。
赵尔巽世交长辈重任东三省总督，任命我父亲为民政使，我的岳父为提法使，熊希龄为盐运使，蒋百里（蒋方震）为参议，袁良为军械处处长。张作霖为统领驻守奉天（沈阳），蓝天蔚为师长驻守新民屯。当时革命党人商震在奉天，与辽阳的革命活动相呼应。蒋百里和蓝天蔚都暗中和革命军有联系。我于是辞去津浦铁路的职务，赶赴沈阳。当时张作霖拥护清廷，反对革命，几乎每天都有格杀事件。蓝天蔚兵败逃走，总督衙门戒严。张作霖的卫队长张辅周准备趁蒋百里进入督署时，设伏兵刺杀他。我得知这个阴谋后，连夜亲自赶到督署，拉着蒋百里的手一起出来，张辅周没敢动手。第二天一早，我又亲自送蒋百里到车站，让他南下去了。我又约商震到民政署，向他详细陈述日本人的野心，说明东三省一旦发生动乱，无异于为日本人制造机会，于是资助他四千元，请他离开。商震也深知外交形势的严峻，便改变了计划。
张作霖知道我是同盟会会员，对我颇为怀疑，又因为他残杀了王医官，并且对袁良有不利的举动，我便禀明了赵尔巽总督，陪同我父亲以及袁良、郝鹏、沈恒祺等人，一同经大连前往青岛隐居。
当时孙宝琦任山东巡抚。武昌起义爆发后，山东也谋划响应。山东地处南北要冲，孙巡抚为了安定地方，宣布独立，自任都督，由贾宾卿师长任副都督。我和夏溥泉、丁佛言等都参与了机要事务。后来袁世凯派吴镜潭等人来运动军警，导致独立局面瓦解。孙宝琦辞职离去，我也回到了青岛。
青岛天主教堂的白神父，打算办一所方济格女学校。他知道我妻子在济南曾办过学校，所以就和我父亲商量，请我妻子担任该校校长。学校聘请了夏景如、李鱼、叶畹香夫人等担任教员，由教会的德籍修女主持内务。
当时袁世凯主张共和，要求清帝退位，此事已将成熟。但因为赵尔巽总督在东三省，一向以忠诚清室闻名，袁世凯担心他若反抗，会给日本可乘之机，导致国家分裂。于是袁世凯命梁士诒从青岛召我到北京，深夜告知我内情，命我立即赶赴奉天向赵尔巽陈说利害，请他不要反对。我第二天就赶赴沈阳，拜见赵尔巽总督。恰巧赵督正拿着一封信，是东三省盐运使熊希龄临别时留下的，信中请赵督带兵驻守山海关，监视大局动向。但赵督为人一向谨慎节制，他把信给我看，说这近乎疯狂。我于是向他陈述了种族矛盾激化、民气难以压制、各省的实际形势以及外交上的紧迫情况，劝他不如借此机会退休，方能不负君不负国两全。赵督同意了，当即电复梁士诒。我则直接经大连返回了青岛。
民国元年（壬子年，1912年），三十三岁
共和宣布，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
民国二年（癸丑年，1913年），三十四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总统起初偏向德国，而段祺瑞力主参战，联合英、美。此前德国人借教案派兵占领青岛，这时却向袁世凯当面表示，愿意无条件归还。袁世凯高兴地告诉了英国公使，英国公使随即促使日本攻打青岛。当时袁世凯向德国克虏伯炮厂订购的一批军械恰巧运抵上海，袁世凯便命令山东师长张树元组织一列火车，将这批军械押送给青岛的德军。因此，青岛的德军得以抵抗日军达一月之久。
当时我侍奉双亲居住在青岛。得知战事紧迫，我便先送父母去济南，我和妻子留在青岛收拾杂物。我父亲极其喜爱古籍，存有数百箱，名为“兰笑楼藏书”，并亲手抄录了四部藏书目录。因为我妻子是方济格学校的校长，就把这些书托付给教堂保存。当时青岛的德国总督告知居民不必惊慌，说如果谈判破裂，会通过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随时通知大家撤离。所以，我是在青岛日本开炮的那天才撤退的。胶济铁路为我们准备了一辆货车，将书籍杂物运往济南，毫无损失。
附录：德国在青岛租借地治理情况
德国人借山东发生杀害教士案件，派兵占领青岛，订下九十九年租借条约。他们的野心和魄力都很大。首先，在信号山修建了提督楼（总督官邸），极其壮丽。又在大广场修建大型石质办公楼，所有官署都设在那里，规模宏大。在旧官署设立按察厅（法院），处理民事刑事案件。他们建设青岛的奖励办法是：无论中德人士，申请建造房屋，必须先绘制图纸呈交按察厅下属的地亩课（原文是“课”，似应为“局”——编者注）批准，并且不允许有完全相同的设计（所以必须由德国工程师代为绘制）。批准并承包工程后，就可以办理保险（保险公司是官立的）。保险后可以向各方借款，并到地亩局登记（收取登记费），这样权利就有了保障。如果借款到期不还，可以请地亩局催告；若仍不能偿还，在拍卖房产时，地亩局作为第一债权人。而有资金的人，也可以请地亩局代为放贷。所以，在青岛居住的华人，都争相建房，因为房产成了最好的有价证券。青岛市的整齐和发达，都是这种政策促成的。另外，在审理华人与德国人的诉讼时，法庭多偏向华人，责罚德侨，以收揽人心。日德战争刚开始时，德国立即进行防御，凡是在战线妨碍范围内的田舍房屋，每间发给现大洋一百元作为补偿。所以当地人民至今无不称道。日本人两次占领青岛，人民对它的感情，远不如对德国。
注：
[1]原文没有“（上）”字，是编辑加的。
编后：原文是文白混杂，为便于阅读，现改为现代白话文
原文请见 沈保立丨我的外公朱熙齡回忆录（朱旭初自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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