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来到，“文化大革命”出了新花样，叫“夺权”。造反派夺了青岛市委、市政府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叫“革委会”，负责人是某厂姓杨的一个工人。那时时兴开各种群众大会，会上他就发言，此人文化不高，大概勉强能念文章吧。各单位都有广播站，扩音器整天播放他的讲话。用他特有的听起来很滑稽的腔调，开头总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我们也时不时地到学校去，记不清是1967年底还是1968年上半年，兴起“复课闹革命”，我们就到校上课，但很不正规，旧的教材不能用，语文、英语只讲领袖著作。没上几天学，两派学生组织又闹起来了。社会上也分成两派，开始武斗。学校的桌椅被用来组成战斗的工事，教室的玻璃也全部打坏了。
几乎每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都自称是革命派，指责对方是反动派或叫保皇派。两派已形成势不两立，互相打斗。军队也开始“支左”即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说不清。青岛这边，陆军和海军都来“支左”，却支持不同的派别。这事让上面也颇费心思，后来，部队调防，避免更大的对立。
我记得，某天我跟同学到4808厂看热闹，该厂的一派占据了最高的楼，在楼顶上设立工事，用大弹弓向对方的防地发射铁弹丸，这要打到人身上也是要人命的。我们觉得很恐怖，以后没有再去看。另有一次，我和同院的小伙伴去洗海澡，经过阴岛路，忽然从院墙上翻出几个大学生，围住我们和后面的一伙人，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去洗海澡。他们不知为什么，对后面走来的一个人一顿拳打脚踢，那个人被打的嘴角出血，倒在地上。行凶的人就翻墙进去了。看得我们莫名其妙也非常害怕。
我们学校武斗，一派学生把另一派的一个学生，说是打死了，也不知真假，现场开放给学生看，意在控诉另一方。我们去看了，地上一摊血和似乎是脑浆的东西。后来，市里公安抓了我们学校几个学生，开着大卡车游街。据说后来把这几个学生判了几年徒刑。
就这样，我们时不时地到学校，但学校不上课，我们就玩，当时叫我们这些人是“逍遥派”。过了夏天，不能下海洗海澡了，我们有时到海边看人钓鱼，有时到大庙山看人打扑克。我们一帮小伙伴，自己也打。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正走在第一海水浴场附近，忽听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瞧，是教过我们的魏老师。前面说过，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后来调到教育局工作了。也就是他，曾把我的作文推荐给学校，编入全校学生作文选，给我很大的鼓励。魏老师从自行车上跨下来，拉我们到路边的树荫下，询问起我们近日的情况。我看到魏老师觉得很亲切，他调走很长时间了，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现在在看什么书啊，”魏老师开口问我，我一时无言以对。那段时间我也没心思看书。魏老师挨个看了我们几个同学，默默地和我们告别。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魏老师。到了八十年代，我经历了遣返，上大学，工作，调回青岛以后，曾专程到市教育局，想见见魏老师。传达室那位大爷，听我说明来意，笑了起来，说：“多少年了，你怎么又想起他？”见我愣在那里，他告诉我魏老师早就调回他家乡工作了，是山东南部某地。我曾写过专门的文章，表达感谢与怀念。但可能他不会读到。
说到魏老师问我们读书。其实那一段时间，我也看过一些书。破四旧以后，大部分书都不让看了，我们学校图书室里的书也被学生，说是偷也可以，说是趁乱拿也可以，总之流出一些书，我们私下里也找来看，大部分是文学作品。我记得从同学处借来数本“文革”前出的一种旅游的刊物，名字记不得了。读来，对地理及各地的风土人情，学了不少知识。
奇怪的是，乱到这样，设在大学路上的青岛市图书馆还向外借书，允许中学生凭证借书，我就办了证，借书来看，当时兴起了样板戏，我借了其中一部的剧本来看。这个时间，就是1968年夏天了，到了8月初，母亲又第二次被遣返回农村，我作为“陪绑”也要一起走。已经来不及到青岛市图书馆还书了，我就把书交给大弟弟，委托他去还书。此是后话，因与书有关联，就先写到这里。
又兴起到工厂劳动。我舅家的表哥和我一个学校，他约我一起到青纺机械厂劳动。我们就到那里，分配我们到翻砂车间。吃住在厂里，跟另一个师傅我们三人住在一间宿舍里。翻砂车间，号称是最苦最脏的车间。这是对的，因为要用黑砂制作模具，把铁水倒进模具里，冷却后把机件送到别的车间，再精细加工。
在这里大约劳动了一个月的样子。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在这里说一句话，最高领袖的一些主张也并非完全不好，比如他说的“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如果用适当的时间，好好组织，对于学生的成长是有好处的。现在的学生，完全不接触工农生产，只是死读书，也不利于成长。不过“文革”时期的做法，是政治上的考量，不是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早一点了解社会这一点出发的。让学生下乡劳动，如果短期当然是好的，但下乡后就不管了，让这些城里孩子失掉学习的机会，甚至永远做农民，就不是善意的安排了。
从1966年12月我们全家回到青岛，到1968年初，似乎我们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年多的时间，父母在单位不敢多说话，也不敢加入这派那派，只求自保而已。但进入1968年，想苟且偷生也不可能了。
家乡我们的那位担任大队会计的邻居，给我们来信说青岛这边去人到村里，联系将我母亲遣送回农村。对于这个消息，父母和全家都很震惊，看来，表面上我母亲没再挨斗，但整人的人并没有闲着，他们背着我们，还在安排把母亲，甚至我们家人送回到农村去。
1968年春天到秋天，青岛父母工厂的人去了我们老家二三次，到村里联系送我们回去的事。这次也许是形势变了，他们不再打父亲的主意，只把母亲一个人送到农村。事后想明白，这事主要是母亲单位——厂子弟小学的正当权的人主使的。要动父亲，就要与父亲的单位协调，父亲属于总务科，跟子弟小学不是一个部门。虽然是一个厂，但除非是厂里统一行动，否则不能同时动母亲和父亲两个人。他们派人到我们老家去，开始是想让村里接收母亲一个人。道理也是一样，她是历史反革命，要赶到农村劳动改造云云。村里人说，她只是婆家是我们这里，现在婆家没有人在家，我们不收。这边强调一些理由，村里又说，收下她，一个女的，又将年老，不能劳动，只是分我们的粮食，不收。青岛这边又回来，再回去，对村里人说，让他大儿子一起回来，16岁了，能劳动了。过几年就是个壮劳力了。村里勉强同意了。厂里人又说，她的小儿子年龄小，需要一起回来。我小弟弟1963年生，其时5岁。
当然还有金钱的作用。送我们回家，青岛这边是答应给队上一笔钱，让他们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给我们买一点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其他由队上留用。
这就是最终对我们一家的处分。其时搞起了“清理阶级队伍”，兴起了“文攻武卫”的组织，这些人诉诸武力，对外行动时常头戴柳条编的安全帽。这种帽子本来是建筑工人干活时保护头部的，现在他们用上了。人人手持一个木或铁棒子。招摇过市，制造恐怖气氛。
对于这次遣返，要不是老家的乡亲告知，我们不知道他们策划以及实施的准备。知道了他们去家乡活动后，全家又陷入惴惴不安中。但在那种形势下，除了等待，作为个人与小家庭，没有别的办法。
大约从1968年夏天开始“上山下乡”运动，班上的同学有报名下乡的，但大多数同学在观望。这年12月领袖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学校。我们这一班同学在当年11月的一天集体照了毕业照，算是毕业了，此后各奔前程。而我先于此时的8月，就随母亲遣返回农村，所以没能跟大家一起照毕业照。
（8）第二次被“遣返”
第二次被“遣返”回农村，是母亲、我和小弟弟三人被赶走。家里奶奶、父亲、姐姐和大弟弟，没有走。
“抄家”可以说是这次大事件的序幕。1966年，第一次被赶回农村的时候，已经抄过一次家了。是与遣返同时进行的。当时我下乡在外，没有亲见过。这次更恐怖。半夜时分，一家人正在睡觉，激烈的砸门声响起，开始，我们几个孩子吓得用被子蒙着头，不敢出气。家里闯进来数个前面说过的，武装起来的工人模样的人，神情严肃或者说是凶恶，喝令全家人退到一边，他们就煞有介事地搜查起来。
家里有什么？我们家是普通家庭，没什么钱财，也没有值钱的古玩字画，高级衣服等。其他犯禁的早就自我审查，怎么敢留着惹祸？记得，“文革”初起时，到处印着领袖头像，我出于好玩，自己就用木头刻了一个头像，涂上钢笔水印到纸上。小孩子不懂这事可能被扣上不敬的罪名。幸被父亲发现，呵斥我，立刻把那东西填入火炉中烧掉，并严厉告诉我不能再做。可父亲没有想到，把领袖的像扔进火炉烧掉，这事要被人知道举报，那罪行更大，弄不好要吃个枪子。
来抄家的人胡乱翻一通，故意弄得叮当响。我想，他们是故意让邻居们知道吧，借此羞辱和吓唬我们。邻居们肯定是知道的。第二天，邻居们见了我们家人，表面上谁也没有问，昨天半夜的情况，大家心照不宣，只是人人眼光有些异样。
“抄家”过去不几天，又一天早晨，又到家来了几个人，带走母亲和我。留下几个人，与我父亲一起，收拾要带走的行李，送去火车站托运。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当时就让我跟着母亲一起走了。
到了母亲单位，就是厂子弟小学。让我在办公室里待着。外面就召开斗争我母亲的大会。我不在现场，不知道什么情况。大概是让母亲站在前面，有人发言，历数她的“罪行”，最后宣布赶回农村劳动改造云云。
进来一个人告诉我要遣返母亲，要我一起走。我很生气，但又无能为力。看到桌上有一幅军棋，就趁没人的时候装了几个棋子在口袋里，借搞一点小破坏，表达一点反抗。
大约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伙人押着母亲和我，回到大连路家里。家里还在忙着收拾东西。看到凌乱的场面，我很生气，怒气冲冲地看着这些人。
父亲的表情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与我的表情反差太大了。父亲很沉着冷静，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生气或惊讶，跟无事一样。他不时与押解我们的人说话，商量他们可不可以带这个或那个。看到父亲竟这样和颜悦色地、很礼貌地与这些人说话，我很惊奇。多年来这个画面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也一直试图理解父亲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多年后，我曾当面问过父亲，父亲说：“这些人不过是办事的。”
父亲所以能做到临大事大难不慌不乱，不形于颜色。最主要是来源于他的信仰以及他的经历。父亲在“文革”的灾难中，多次给我们家人背诵过《圣经·罗马书》12章的这段话：“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再有就是父亲丰富的阅历，使他看到世事多变，不足为奇。
收拾完东西以后，这伙人押着母亲、我，还有小弟弟，到了厂里，在厂里待到晚上，从那里到青岛火车站，坐夜车，第二天早上到了德州。
像两年前一样，送我们的人还是从德州棉纺厂借了一辆卡车，装上我们带来的不多的几件衣物被褥等，人也上到车厢里，坐在行李上，向我们村驶去。汽车行驶在公路上，车后带起一片黄土。因为那时的公路是土路，坑坑洼洼，沙土飞扬。
这次来送我们的有三四个人。其中有一位女性，我不认识。有两位男的，是我母亲单位同事。其中一个姓肖。他原先是车间的工人，曾借调到小学教学。在与母亲共事期间，因一些事情与母亲关系不睦，有些过节。“文革”起来后，他靠造反起家，成了学校负责人，趁机公报私仇，抓住母亲的历史问题，往死里整母亲。这次他又亲自押送我们几人回农村。
姓肖的坐在卡车上，应该是感觉到心愿完成，所以很是兴奋，与另一位男子，还有唯一的女性谈笑风生。而当时的我们，面对即将回到的农村，想到今后的艰难与政治上的迫害侮辱，心情低落到极点，几乎是绝望。看到他们近乎丧心病狂的表现，我心中升起厌恶与愤怒。
车到村里，卸下我们的东西，送我们的人和车走后，剩下我们母子三人。小队上的会计来照应，也围上来几个乡亲和看热闹的孩子。看惯了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风光，再看眼前到处都是黄土颜色的房子道路，以及人们那灰土色的脸，感觉反差实在太大了。
我们到家的第二天，姐姐一个人抱着家里的缝纫机头，也来到了老家村里。原来，前一天遣返母亲我们回老家的时候，父亲想带走家里的缝纫机。父亲的想法是母亲到农村，到地里劳动肯定不行，可以用缝纫机给人做点衣服等，也许能换点工分，帮助生活。但缝纫机头不便于托运，怕摔坏了。所以在我们走后的第二天，父亲就让姐姐用一块布包了机头，给我们送来。姐姐住了几天，就回青岛了。我们母子三人，又一次落户到农村。这一次，不像第一次遣返，几个月后就回去了。这回在家乡农村待了七八年（我），十多年（母亲）。
（9）四类分子
1968年8月4日。母亲，我，还有小弟弟被送回老家农村，母亲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监督劳动改造。我和小弟弟算是“陪绑”。从此我们在农村生活了下来，小弟弟年纪小，后来被父亲接到身边生活，到了上学年龄，短时间回农村上了一段时间小学，又回到父亲身边借读当地学校上学，直到落实政策回到青岛上班。
我在老家待到1975年10月份，经我一次回青岛上访、母亲多次上访，“落实政策”，我的身份办成了“知识青年”。不久，我离开老家的村，到了知青点上。当年12月安排工作进了故城县青罕供销社。这样算起来，我在农村总共生活七年零五个月。
母亲在农村的时间更长一些。随着领袖去世，“四人帮”被抓，“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渐渐地露出了曙光。母亲更频繁地回青岛“上访”，时间长达三年多。1979年年中，原单位为母亲办好了退休手续，户口迁回青岛，同时我小弟弟顶替她到青岛国棉×厂上班。又拖到1980年六七月份，厂里给分配了房子，一套23平方米的一大一小两间串间。这是一栋60年代盖的宿舍，每层楼约七八户人家共用厕所和水管。我们原先住的大连路的房子，1969年我父亲离开青岛调到临清工作的时候，交还给房产局了。历经10多年的离乱，母亲回到了青岛。
母亲回到农村就被列入了“四类分子”队伍。我们北二屯大队，母亲在内四类分子共有6人。4男2女。先说2位女性，一是母亲。另一位女性是地主。据说，她是代替她丈夫，因为他是个精神病人，我们当地叫“魔道”。此人已是精神错乱，平时自言自语，说的不知是什么。既然已经无法对他进行“改造”，那就让他老婆代替吧。于是，这位地主家的媳妇，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被管制起来。
4个男的中，有两位年龄大一些，当时有60岁左右了。定的“反革命”。他们都是国民党员，是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村的那位当过教书先生和国民党区长的人的学生。他们跟着老师上学，师生之谊，后来都加入了国民党。这二人都姓H，其中一人仅是加入过国民党，也没外出混过事，大家都说他是糊里糊涂的当了四类分子。另一位是我们一个小队的，因当时年纪比较大了，就被生产队上长年安排在菜园里干活。因为菜园要一年365天有人看守，住在菜地里盖的一间小房子里。其他人恐怕不愿意常年不回家住，他是被管制的人，讲不得条件。他四九年以前曾当过我们附近县的报纸编辑，也当过教师，是我们村里，他同年龄段中文化最高的人，毛笔字也写的好。虽然是四类分子，但“文革”兴起后，村里要在墙上写语录，就让他来写，别人写不来。他写的毛笔字很规整，看着顺眼。村里人分家、过继等文书也请他写。他通晓这些文书的文体，字也写的好。当我看到他踩在板凳上往土墙上写语录和标语，心里涌起一种很滑稽的感觉，如在城市里，他大约连写的资格也没有吧。这位老先生，也许一方面是因为他有4个儿子（农村很在乎这些，所谓人多），也许因为他自觉一大把年纪了，再大的事不过一个死。所以他倒经常公开表达一些对时局和领袖的意见。比如，他多次在众人面前说：“江青原来叫蓝苹，电影演员，如何如何……”他说这些话时，听的人都会感觉到他表达的轻蔑和不屑。但也没有因此惹上麻烦。
另外两名四类分子，戴的“坏分子”帽子，其中一位是因为偷了生产队上的一只羊。另一位因为什么成了四类分子我不知道。这二位家庭出身都是贫下中农。种种际遇也成了敌人。
平日里这些四类分子与社员一样参加队里的劳动，也一样给记工分，与社员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每月大概有那么一两次要他们这些人在干完生产队的活之后，再去做一些多余的劳动。这些事常常安排在晚上。其实干不了多少活，2个妇女没多大力气，4个男的中，2个老人，只有坏分子那2个人是壮劳力。主要在于要显示出来，这些人与其他人不一样，是被监督着劳动的。每当这个时候，负责管制这些人的大队公安员就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发布通知。第一次听，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也感觉是十分严重的侮辱。时间长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文革”中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到来就要斗争一回四类分子。有一年所谓“一打三反”，传到农村后，就又一次对四类分子抄家。我们家从“文革”以来抄了好几次了，来农村后这次抄家，像以前一样，也抄不出什么反动的或值钱的东西。抄家时让我母亲站在院子里，一帮人到了家里胡乱翻检一通，村支书是带头来抄家的，他家与我家是邻居，他把我叫到他家，不知是真心还是故意守着其他人装装样子。他说：“你母亲是反革命，你要与他划清界限。为什么叫你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知道吧？你好好表现，就是我们的人，不要站在敌人一边。你明白不？”我来农村后，年龄逐渐大了，不满也增强，心想反正做了农民，已是社会最底层了，还能怎样。就没好气地回答他：“我尽量吧。”气得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有一年，全县开什么斗争大会，也是让各村的四类分子集中到县里批斗，苦了这些人，因为到县城40华里，来回就是80里。他们只好半夜起来出发，好在上午赶到会场。有一个时期，不知是学习城市里的做法还是怎的，让四类分子都佩戴上白布做的袖标，上面用毛笔写上黑字的名号。如我母亲，袖标上就是“历史反革命”。这也是很侮辱人的做法。但在那个时候，你要想活下去，就不能要尊严。所以我母亲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天天戴着这块袖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换衣服时，也要拿下来，套到新换上的衣服袖子上。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里，女主人公白兰被当众惩罚，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小说里的情节，在现实生活里出现。
另有一事，就是四类分子如果外出，指的是到外地，比如我母亲到我父亲工作的地方探亲（我父亲1969年支援三线调到山东临清棉纺厂工作），就要找大队公安员请假。因为待的时间比较长，而平时如果赶集，到德州看病买东西等，跟小队长请假就可以了。
包括请假在内的对四类分子的管制，松紧程度也跟谁做村里的公安员有相当大的关系。毕竟政策也是要人来执行的。一位姓韩的青年人做公安员的时候，对待这些人要好一些。在这时期，强迫劳动少，请假也容易。我就亲见这位公安员当面通知那位旧社会做过编辑的四类分子晚上开会。他们是一家，公安员辈分低。所以他以很恭敬的口吻说：“二爷爷，今天晚上到大队部里来一趟。”他称呼我母亲也按照乡里的辈分来称呼。而按照城市里对待阶级敌人，那是要直呼其名的。
而换到另一位姓时的中年人做公安员的时候，就严厉得多，母亲每次请假探亲，他虽然很少不同意，但常常要刁难一番，加以教育一番。母亲找他请假之前，很打怵，要鼓足勇气去找他。
但从总体上来说，在我们村，甚至在我们县，对四类分子还算是宽容的。从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广西桂林地区各县，“文革”中曾成批地杀害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手段非常残忍。我们在村里时，对四类分子没有发生过肉体的摧残。
四类分子作为被打入另册的敌人，政治上低人一等。农村的语言里形容这些人是“有黑点”的人。像年轻人参军等可以帮助农民家的孩子走出农村的事，四类分子的子女没有份。我小弟弟到了上学的年龄，在村里的小学上过一二年，评三好学生（可能那时不叫三好学生，叫“优秀红小兵”？记不准了），老师就事先跟全班同学讲：“不要评某某某（指我小弟）。”让他小小年纪，就知道自己比别的孩子低一等。
生产队上最苦最累的活，往往是让四类分子和子女干。还有一点，当时人们普遍粮食不够吃。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十有八九利用各种机会偷拿生产队上的粮食。四类分子的子女，大多不敢偷拿。
四类分子的子女，主要是儿子，找媳妇更难。城乡差别大，农村姑娘千方百计地利用结婚离开农村，不愿意嫁农村男孩，所以男子打光棍的比较多。四类分子的子弟更不容易找到对象。前述H姓四类分子家四个儿子，老大不得已，找了一个精神不好的女性，老二找了一个身体有病的女孩。老三，我在农村时年龄也不小了，还没找到对象。
农村女孩千方百计想通过嫁给在外面工作的人，离开农村，改变命运。很多家庭，有人一说这男孩在外面工作，人没见面就同意女儿嫁给他。有人会受骗或遇人不淑。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女孩，比我小几岁，也是我们劳动时的伙伴。她嫁到东北，丈夫是煤矿工人。几年后，村里有人去那边，顺便到她家看看。她们一家住在类似于棚子的简易房屋里，有了两个孩子，生活比在家乡还困苦。再后来，听说她得病去世了。
还有一个女孩，父亲送他去与男方结婚。回来后，父亲说起来很伤心和无奈。男方在东北某林区，长途火车后再乘汽车，再步行百余公里，才到达。那里是很偏僻少人烟的地方。只为了离开农村，就把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未来还不知怎样。可想父母的不舍以及本人离开亲人的伤心。
女儿远嫁后，有的老人生活无依靠。有一个女孩，是我们相邻的小队的。她的父母在她很小时候离婚，父亲在东北有正式工作。母亲和她在村里相依为命。到她20岁上下的时候，她父亲联系上她，让她到东北去，许诺给她找工作。她就离开家乡走了，撇下母亲一人在村里。想来母亲为了女儿的前途，也是同意的吧。不过可怜这母亲，女儿走后自己一个人生活，困难可想而知。我就亲见她提着一个瓦罐去井上提水。她年纪老了，挑不动一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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