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周丨在华严寺聆听文明在和平中生长的声音

站在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前，脚下是四米高的台基，眼前是面阔九间的庞然木构。当目光抚过这座中国现存最大的佛殿，指尖触碰金代梁柱上近千年的年轮，恍然听见了历史的回响——那是一个文明在和平的间隙中，奋力生长的声音。
这声音，始于1038年：大辽重熙七年，大宋宝元元年。
1038年，草原帝国大辽的工匠们在大同夯下华严寺的基石；同一年，中原王朝大宋的学者欧阳修等在汴梁崇文院完成了集藏三万余卷的《崇文总目》。一北一南，两座丰碑：一个用砖石木构在大地上垒砌信仰的史诗，一个用笔墨书卷在文化上构建知识的帝国。

而连接这两座文明丰碑的，是三十三年前那场著名的澶渊之盟。它用“岁币”换来的不止是百年和平，更是一个文明创造的黄金时代。对辽而言，和平使其从军事联盟加速蜕变为成熟王朝；对宋而言，卸下边患重负后，文化事业依其内在逻辑臻于鼎盛。

华严寺正是这场和平最具体的受益者。它的每一片琉璃，或许都浸润着宋辽榷场贸易的利润；它坐西朝东的契丹格局里，却运用着纯熟的唐宋木构技艺——这是多么动人的文明融合。

而殿内那尊“合掌露齿菩萨”，她那一抹穿越千年的微笑，为何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正因她既承盛唐丰润的余韵，又带着草原民族的质朴生命力。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祇，而像一位流露人间喜怒的契丹少女。这艺术上的大胆突破，唯有一个文明在自信、安定的状态下，才能孕育。

历史的吊诡在于，华严寺在1122年毁于战火，又在1140年由金朝重建。一座寺的命运，恰是北中国王朝更迭的缩影。而今，我们漫步寺中，是在阅读一部立体的史书——它告诉我们，战争能摧毁一座殿宇，但和平所孕育的文明基因，却能在灰烬中一次次重生。
当我们同时回望1038年的华严寺与《崇文总目》，看到的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壮阔图景。它们一个追求空间的永恒，一个追求时间的传承，路径迥异，却共同丰富了文明的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