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城市礼物
在20世纪的前半叶，青岛俱乐部所在的中山路1号都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城市符号，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替，也随着潮流的变化沉浮，这里发生的故事，即使是忽略了细节，也足以编辑成为一本颠覆掉大部时尚标准的教科书。
依照1898年在柏林完成的城市规划，胶州湾东岸的青岛，植入的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欧洲新城轮廓。从外貌到气质，从形态到内容，从体制到器皿，包括依葫芦画瓢的俱乐部在内，无一例外，无所不包。而作为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第三种空间，17世纪晚期发源于英国的俱乐部，到19世纪在欧洲已趋向成熟，对会员身份的认定标准，决定了其选择性。因而社交俱乐部的会员，自然也就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早在青岛俱乐部建筑出现之前的1903年10月，上海的德国花园总会已开始商谈购置宝昌路一块土地，以建立新的俱乐部会所。随后由德国建筑师海因里希·贝克运用乡村建筑元素，打造出一幢德国本土特色浓郁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最大限度地让侨民找到在家乡的感觉。
对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青岛新城来说，奠基礼的锣鼓一点点击碎山体上的岩石，大幅度的面貌改变让新移民一步步踏入到熟悉的街区环境，迁徙者远离故乡万水千山，俱乐部这个社交空间的精神慰藉作用，就远远大于其社会地位的认同。孤寂的夜晚，一盏灯下，一杯啤酒，一本冯塔纳的《伯兰登堡漫游记》，乡愁便冰消雪融。
但这一切，对懵懵懂懂闯入青岛的山东掖县少年刘子山和黄县商人傅炳昭来说，却陌生到如同天方夜谭。两个人操着各自的方言，哼唱着蹦蹦戏的扬琴曲调在大鲍岛进进出出，对接下来在青岛新城的遭遇缺乏准备。不幸的是，青岛俱乐部的第一代欧洲参与者，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习以为常的服务，并没有打算考虑刘子山和傅炳昭这些年轻华人移民的感受。青岛新城的一南一北，青岛俱乐部的门里门外，壁垒森严的条条框框，塑造出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些门里的人可以出来，一些门外的人却无法进入。
20世纪黎明时分，兴建青岛俱乐部的地段，是这个刚刚诞生的城市南部沿海最重要的地理节点。其位于人工栈桥与岸边林荫道相交处，由其作为先导的中山路从此向北展开，已逐渐成为青岛新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如果将栈桥作为城市之门，那么青岛俱乐部开启的就是一场连绵起伏的嘉年华典礼。在被命名为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土路上，跳动着一整座青岛新城的财富心脏，一起一落，希望的尘土飞扬跋扈。
这是一个被期待的结果。修建俱乐部的地块，1904年便被选定。6年后的1910年，德国职业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按照青年派风格，为预留地块设计了一座功能齐全的俱乐部。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青岛俱乐部由弗里德里希·里希特组织完成施工。
出现伊始，青岛俱乐部的城市地标意味就显露无遗。这个“有名之建筑物”的形成过程，1919年被哲学博士张武在《最近之青岛》概况为，“始以悬赏募集东亚内外建筑专门家之设计图案而建筑之”。彼时与青岛俱乐部一同被张武列为“青岛市中重要之建筑物”的，仅有总督公署、总督官舍和两座兵营。另外如警察署、港务局、邮便局、海军病院、山东铁道公司、山东矿山公司、德华银行、天主教堂、信号台及无线电信局等处，张武则以“概属有名之建筑焉”笼统描述，显现出重要性的些许差异。
1911年的时候，以新出现的中山路1号青岛俱乐部为圆心，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大型建筑物，有栈桥码头、胶海关办公楼、海关检疫所、西姆森商业楼、海因里希亲王饭店、罗达利洋行商业楼与赉寿药房和哈利、顺和、礼和等一些洋行建筑。青岛俱乐部建成同时，东北相邻地块亦开始营造一栋三层的吉利百货公司，并在1912年竣工。组织青岛俱乐部施工的里希特担任了吉利百货的设计。建成后的吉利百货大楼，是青岛最大的专业商店，经营男女时装、内衣、新潮服饰、珍珠饰品、香水、化妆品、玻璃器皿、瓷器和葡萄酒、烧酒、香烟、烟叶、花卉及宴席饰品。
俱乐部这个词，在德语中叫Verein，面貌并不与英国最早的上流社会俱乐部相同，往往是非营利且趋向于低门槛，像一个平易近人的邻居。德国最早的俱乐部，被认为是1749年出现的柏林星期一俱乐部，之后阴差阳错地演变成一个读书社团。这份具有平民化气质的传承，让150多年后出现在青岛的俱乐部，更近似于一件赏心悦目的城市礼物。
对青岛新城来说，一件摆放在城门口的礼物，和天后宫、邮电局、吉利百货大楼、赉寿药房这些粘结剂一样，都是丰富需求和凝结认同的必要配件，即便不是缺一不可，却也不是可有可无。否则，对诸如禅臣洋行合伙人、福柏医院董事、德华银行房产评估师、山东铁路工程师、魏玛传教会传教士、总督府医院军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教师、轮船船长、建筑师、皇家土木工程监督官、律师兼公证员、监狱看守、登山和狩猎协会创办人这些异乡人来说，日复一日寂寞的时刻就会更加黯淡无光。这是一份几乎能够涵盖城市各个行业门类的名单，名单里的每个人，不论年老年少，不论生活的幸福美满还是郁郁寡欢，都是漂洋过海的他乡人。
对青岛俱乐部来说，伴随着1911年10月这栋新建筑的出现，一个不可忽略的变化也一同出现了，这就是发生在武昌的武装起义。这场被主流话语描绘为骚乱的对抗性事件，很快就导致了大清国权力主体的崩溃。从北京、东北到南方各地，一大批高级别的国家官员通过铁路和轮船，相继逃往青岛这一德国租借地避难。青岛俱乐部的西北方向，晚清政治家的群体涌入，不仅模糊了租借地当局华洋分治的法律边界，同样也为后来的俱乐部会员成分的改变，埋下了伏笔。尽管大部分的逃亡者最初并没有打算在这里长时间居停；尽管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一些客居者已经与包括传教士卫礼贤在内的部分德国人成了朋友。但截至1914年冬天德国失去青岛租借地的管制权之前，华人精英群体在青岛俱乐部的族群平权地位，并没有实现。
在1911年的秋天到来的时候，青岛俱乐部就像是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伴随着几十米外的潮起潮落，以兼而有之的谐谑曲、间奏曲、进行曲驱散迷雾，将新世纪胶州湾东岸清新的城市轮廓线，和盘托出。
上下沉浮的符号
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的时候，尽管建筑师罗克格试图以与时俱进的青年派风格示人，但青岛俱乐部的整体面目，其实依然算得上循规蹈矩，像摆放在城市之门的一件礼物。阶梯式递进的南立面讲究尺度，坡顶与主立面凸出的巨大山墙交汇，形成了露天平台下面的宽大入口，由此通向俱乐部与海岸之间的一个花园。花园设有露天酒吧，一年中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尽情享受海景。
工程指导魏尔纳·拉察罗维茨完成了青岛俱乐部的内部设计。一如德国人在家乡已经习惯的做法，设计者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里没有忘记留出一个存衣处。直到20世纪晚些时候，厅内那座蓝色的墙壁上有镶金铂的德意志帝国鹰徽始终没有被铲除掉。俱乐部的底层有一间游戏室、一个台球厅和一间有若干舒适座椅的阅览室，同时还有若干办公室。二层设有一个很大的餐厅，其东南两面各有不同规模的露台出挑。此外，当时的经理室和秘书住房也设在这里。俱乐部在地下室里还设有一个造型粗朴的酒窖、一个带配菜室的厨房、一个洗衣间、楼内设备及工具间、几个储藏室以及若干仆人用房。
关于俱乐部在青岛社交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在殖民地建立之后的六年中，竟没有人想到修一个俱乐部，一个几乎在每一片欧洲人开辟的新土地上大约都不会缺少的俱乐部。这篇报道分析说，俱乐部是英国人的发明，而住在青岛的这些德国人多数认为，同老酒友凑在一起泡上一个上午或晚上，已经足以代替俱乐部的作用。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
青岛德国租借地1898年3月确认建立，1898年“之后的6年中”，是1904年，而中山路1号青岛俱乐部建成的时间，是1911年10月。那么，至少有接近7年的时间，用以公共沟通的青岛俱乐部，是以租赁房屋的方式存在的。零星文献记录，青岛俱乐部至少临时租赁过两处不同的房屋，如同在前海海岸上的伯德维希大楼的一楼，都距离后来的中山路1号这个理论上的“永久性”地址不远。
作为一个公开的精英社交场所，杯觥交错之余，青岛俱乐部对租借地公共政策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包括商人、政府雇员、工程师、银行家、医生、传教士、公证员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俱乐部大部分成员，也并不以此为意见渠道。其真正的功能，似乎仅限于满足客居者对大量空闲时间的消遣。在一个陌生的东方新城，这份面对面的真实交流所能够产生的慰藉作用，是在家乡的人们不可想象的。
1911年10月正式启用的中山路1号青岛俱乐部和之前该俱乐部临时租用的场地，均不提供给华人服务。同期本地华人公开的社交联谊场所，是天后宫和聚集在大鲍岛中国城的三帮会馆。即1901年成立的齐燕会馆、1907年成立的江皖苏浙会馆和1906年成立的广东会馆。发起人分别是山东黄县籍傅炳昭与直隶天津籍朱子兴、浙江豀县人周宝山与江苏江都人丁敬臣、广东香山籍古成章。在整个德国租借地时期，青岛俱乐部和三个华人同乡会馆各行其是，职责、功能、组织、辐射范围和运营管理各不相同，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就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参与度与影响力而言，三帮会馆华人领袖的实际作用要明显大于青岛俱乐部成员，如1910年为“协议华人事务”而充任总督府信任的4人，全部出自三帮会馆，其中齐燕会馆2人，三江和广东会馆各1人。可惜，直到“华洋分治”的法律废除，故步自封的青岛俱乐部，仍然没有在族群融合上有所作为。
动摇“华洋分治”藩篱的直接原因，不是来自胡存约、朱子兴、周宝山、古成章这些本地“总督府信任”周而复始的“建言献策”者，而是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两江总督周馥、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李家驹、湖广总督陈夔龙、法部右侍郎王垿等大人物的蜂拥而入。几乎在青岛俱乐部开门纳客的同时，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武昌暴动，枪声噼噼啪啪响了几下，大清国就瞬间土崩瓦解，大批失去依附的皇亲国戚和政治家随即逃往青岛，以求得庇护。伴随着冬天的来临，青岛俱乐部门前新搭建的圣诞树，在寒风凛凛中见证了第一批零星逃亡者的狼狈。而这只不过是一场命运博弈的序幕，更大规模的迁徙随之而来。据截至1912年9月终结的《胶澳年鉴》年度统计显示，自1911年10月开始，大约有10000-12000名中国人移居青岛。这些人中间的一小部分，曾长时间润滑着大清国家机器的关键零部件。夕阳西下时分，栈桥街面上流亡者流离转徙的背影，给雾气萦绕的青岛新城，增添了一抹世事难料的不确定感。
青岛俱乐部投入使用11个月后，领导了这场共和革命的孙中山访问青岛。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抵达青岛火车站，随即经过青岛俱乐部门前，前往下榻的海滨旅馆。之后他在受邀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向中国学生演讲时，再次途经这里。面对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孙中山在演讲中对德国在青岛的建设成就和有效管理，给予了充分肯定。
然而，《青岛时报》对俱乐部作用的议论刚刚过去一年，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对青岛的围困作战随之来临，德国很快战败。这个尚散发着新建筑气息的俱乐部，对旧主人已失去意义。1914年11月9日下午，在为70名阵亡的德国士兵举行过葬礼之后，传教士卫礼贤整个晚上都在这个“气氛压抑”的俱乐部度过。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德国俱乐部在被彻底改变命运前的最后文字记录。这个“气氛压抑”的晚上，成了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经过了“早晨和总督以及恭亲王告别，上午援救战俘，下午送葬”的痛苦的一天之后，卫礼贤觉得，“这个结局没有任何崇高感”。夜里，他写下了已不能持续了的围困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主使人富人穷，上下沉浮。
沉浮之中，主则无能为力。几个月后，昔日青岛俱乐部的一些活跃分子，因为参与了城市保卫战，多数已经被送往日本的战俘营。留在青岛的寥寥几个传教士和平民自然无心把酒言欢。尽管1915年2月由日本守备军司令部完成绘制的一份征收土地建筑位置图上，栈桥入口处这一建筑依然标注着青岛俱乐部的字样，但物是人非的现实场景却无从掩饰。据1919年三船写真馆《青岛守备步兵第四大队纪念写真帖》记载，德国人沉下去之后，青岛俱乐部成为浮出水面的日本守备军军事法庭驻所。时间长度跨越了1915年至1921年的几乎整个日本殖民占领时期。其间，中山路的正式名称，由弗里德里希大街，被占领军修改为静冈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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