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 “願依彭咸之遺則 ” 王注說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卻不提 “彭咸”見於何書，自劉向至王逸的漢儒成功編輯《楚辭》以來，至今也無人有根據地考出“彭咸”究屬何方神聖、或是否真投了水。此處“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則注曰“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至於杜撰的姓屈名平字原的人，則根本未曾存在過，則其投水更是玄而又玄、無中生有。 對此，完全未讀懂王注，也未真研究《屈原列傳》，洪興祖就用他的《補注》專橫而且絕對自負地說，屈原 “于頃襄之世”之前若干年，當懷王時做《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从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懟而自沉也”—妄信屈原蓄死謀已久、幾十年前決心已定、就計劃好了自殺，這是何等的不近人情！他還引《反離騷》“棄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遺” （抛棄許由、老聃珍貴的自由生命而撿起彭咸傳下的投水行爲）並評論説 “豈知屈子之心哉！” 好像唯有他知屈原之心！ 其實他連王逸很多重要的注解都沒看懂。
從屈原、屈原投水、乃至投水之榜樣彭咸的例子看，我們得經過多重剝繭抽絲，一點一點地清除附於“屈原”形象的層層僞裝和光環，才終能看清其中史家（編輯者）假而存真、真假交迭而令人迷惑的表演，最終窺真相之全豹。 原來， 屈原這個人物乃至其 “忠信A”（於）楚、流放於南，乃至 “依彭咸之遺則”而投水等行爲，全是杜撰，則“彭咸”這位前修，只是成就關於“屈原大杜撰”的小杜撰，連研究的主體人物都沒弄明白，考證其年代甚至考證其有關生平豈非徒然？ 杜撰之人事何能傳於歷史、傳於《楚辭》？我們當然應搞清楚。重複地說，《楚辭》之中心人物之姓屈字原名平、其忠事楚懷王、被流放、終投水等事項，全是未曾存在過的、假的。此等虛假人事被煞費苦心地嵌入楚國的一段歷史，其根本原因是，漢代發生重大政治事件，當其時也，漢武帝不但大事屠殺，而且明令將被屠殺的主要當事人等加以滅名，即不准將其人姓名傳之後世。礙於其君隱切的忌諱，漢儒不敢直錄有關人物的真名真事及其著作的原貌，乃托假名將其人假托成楚臣而傳於史，同時借“入楚”之機大肆編造宣揚其人之超常的忠君情結，迎合獨夫心理、為漢代君主專制盡忠、服務；另一方面，是史家的良知，使至王逸爲止的編輯者（王是集大成者）極其隱晦地寫下或暗示了其人卓絕的身份、高尚的德行、奇異的才能、令人惋惜的經歷和慘絕人寰的悲劇。尤其令人瞠目的是，連在細節處王逸都不忘變化多端地隱約暗示真者之真和假者之假。 有時極其迂迴地設計一個綫索，再從別處旁證它不過是過渡的環節而已。王逸結集的《楚辭章句》表面上與《屈原列傳》高度一致，其實極其隱晦地側面寫出了有關真實詳情。可以説，他不但曲盡其幽表現每一個重要細節，而且極端小心地把每一個導向真實的消息或提示，隱晦地散佈在“屈原賦二十五篇” 及漢人名下的《楚辭》篇章之中，放在讀者想不到而最易忽略的地方，他甚至透露了編輯《楚辭》的重要宗旨—借楚喻漢或假楚喻漢。他企圖以楚人的名義暗記漢人之事。由於以前代的一個諸侯國比喻後代的一個統一王朝非常之難， 所以涉及的人物越少越好。勉强以楚懷王暗比漢武帝，已經極其困難而需要極端隱晦的手筆，以盡量不涉及具體的歷史事件和個人行爲為最好，所以要用對話法（無從取證）、要用藏頭露尾法（可以想象而補充全貌）、要用杜撰法來寫“嵌入”的歷史。由於最終目的是傳記漢人漢事，寫楚人只是個手段、名義、方式， 能有真實人物與漢代人物對應當然更好，若無對應的楚人則寧可假造、杜撰一個，來暗射或暗喻那位漢朝的正則靈均。《楚辭》編輯者們有了杜撰歷史、假造人物的權力， 乃索性大肆迎合聖意，於是一個求仙而不忘忠君、忠君而矢志投水的亙古忠臣屈原便應運而生了。第一個一千年它尚主要以文思、以仙德名世，第二個一千年便兼以辭賦和忠君愛國出名了。這真是中國歷史上的彌天大謊，而其騙人程度於今為烈。爲什麽大部分中國文化人沒有看穿屈原，而也看不到屈原身後站立的那位獨立不阿的文化精英劉正則字靈均呢？蓋因受到忠君文化的慘烈持久洗腦而為假相所障目也。尤其宋以來深解聖意的楚辭專家們，大概因忠君意念綿延兩千多年終於變成了遺傳的基因，猶如向君主專制比賽忠誠那樣，多爲屈原式忠君文化推波助瀾。所以，我們希望在第三個一千年，劉正則與君平等而平等議事、平等做人的理念，至死而 “平驅” 君王與之理論曲直的精神，都能發揚光大，不但達到“道域之平”， 也達到現世之平、人間之平。
從漢代頂天立地而竟被滅名的所謂反王，到充斥文化史的愛國忠君英雄，屈原的傳記和傳説以假代真，楚辭以假掩真、藏真于假，客觀上幾乎改寫了古代楚漢的一段歷史，尤其大大改動了全部中國詩歌史。那無數詩人爲之銷魂的中國文化悲劇英雄形象綿延到當代，好像還在感動不少人爲他迷茫癡情地唱贊歌。這啓示我們看到，經過秦火之後，漢儒記載和傳播楚漢之交的歷史時，在遵照皇命修撰漢史時，由於當時上層政治内幕封閉不宣，尤上層社會政治鐵幕深鎖，核心機密不爲人知，這就幾乎為撰寫歷史者創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杜撰空間；他們在校訂古書古史，尤其在記載本朝那一段特殊的故事而迎合時君旨意、月旦人物乃至塗改歷史方面竟然是小有成就的。話説至此，讀者當然不會同意。但終能讓讀者放心而承認的是，因看懂《楚辭》而看到屈原真面目，而看到歷史不單是被篡改，甚至直接按照統治者的意志來寫，也看到的史家直錄歷史的社會責任心永不泯滅，千折百回也要把真實的歷史傳諸後代。只要我們真正讀懂王逸，就會發現，至少《史記屈原列傳》尚未填滿這個杜撰空間， 還會看到，王逸在《章句》中所隱晦涉及的真正 “屈原”之傳記，是比正統史書真實了至少一萬倍的歷史。
王逸在王褒《九懷敘》中說該篇經由 “史官錄第， 遂列于篇”。可見在漢代（約自漢武時起至王逸結集面世止），《楚辭》的編輯和歷史的撰寫是同步的，《楚辭》的編輯者竟儼然史官。另一方面，即使忽視《九懷敘》的泄密，很多人讀《楚辭》所敘和《屈原列傳》所寫歷史人物，也發現了高度一致， 甚至可用以詩、史互証。怪不得有研究者也說二者非常一致。得出這種結論，主要原因是未全讀懂王逸的《章句》對《楚辭》乃至屈原的解釋，尤其是其中暗藏的機括。發現並解開其機括，或破除其各種障眼法，才能看到被冠以屈原假名字的那個中心人物的真名和真相。所以，在解開之後，其實在解開之前—我們都不得不相信漢人的杜撰空間之存在，并且解決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文化歷史問題；從而達到相對真實一些的歷史和更高層次上的詩、史互証。
本文達到的關於屈原的細節理解，推論到所謂的杜撰空間，其實尚未被屈原列傳真正地填滿。本此以觀主要是由統治者意識形態爲主導而寫下的二十四史，其中哪一史沒有這樣的杜撰空間？
附錄8 漫談王逸《楚辭章句》的顯微之趣（讀後感）
為取得一些確切不易的關於《離騷》作者身份身世的真知識，我們當然要選有價值的書之有價值的段落精研之。在汗牛充棟的《楚辭》研究著作中，首先必選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經南宋洪興祖作補注又稱《楚辭補注》）來仔細閲讀。特別要强調的是，王逸的《楚辭章句》是今傳最早的《楚辭》原典，也是最全面編輯、校改（包括保留或造成舛誤俟後人校改）、模擬、注釋和傳播《楚辭》的經典和權威之作。這裏我們提到《楚辭補注》，只是因爲自洪興祖附其《補注》于《章句》而續貂之後，二者就被印刷在一起，而《補注》對於揭示真相的貢獻比之王逸原書，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説，洪完全沒有發現和讀懂王逸在他的《章句》中苦心埋下的衆多珍貴啓示， 更不能在這種發現的基礎上正確理解屈原和楚辭。 他只知歌頌王逸章句用表面文章推崇至極的屈原忠君愛國形象，自己畫地爲牢，助長了其後千年至今片面錯誤的研究傾向。具體而言，王逸的注釋手段藝術性很高，甚至很詭譎。找出并且讀懂他深心留下的種種啓示，讀者可據以追索而確證屈原的基本履歷，獲得關於《楚辭》及其作者漸趨清楚全面的認識，而發現一個比傳統認可的屈原更具體更不幸更發人深思的真正文化精英。王逸在堂而皇之正面揮灑的濃墨重彩掩護下，以側筆偏鋒，塗抹點染，留痕文字之中，傳神形象之外， 而雙管齊下，褒貶千秋，道出了真正的隱匿和虛假的煊赫。文心之奇，實可令古今文士羞赧，而一旦發現，必能驚世駭俗而震爍千古也。
王逸之利用《章句》的名義來激揚文字，有時好像解經一樣，不憚繁瑣地推求微言大義；有時卻惜墨如金、要言不煩。有時明顯是錯的，卻偏要煞有介事地做出很嚴肅的解釋。有時顯得很隨意，好像隨便説説而實有用心。有時其文字不是或不全是原文的解釋， 而是一種對真相的提示甚至掩飾。有時故意含糊其辭，模棱兩可，或者首鼠兩端，有時卻又夾槍弄棒，語帶雙關。有時對關鍵處不著一字，有時説出要言後又要加上一筆，把它掩飾成無關緊要、不必深究的話。有時竟把大有蹊蹺的事當成天經地義而乾脆不解釋，或在別處好像漫不經心而予之似解非解，可謂羚羊挂角，不落言詮。有時甚至假作粗心之誤而道出事實，或把似乎高度肯定的事實，用一兩個字輕輕塗抹。有時又細心之至，談言微中。有時居然在觸景所生之情中，令人不信地泄露特級機密。有時則故意裝作考據式的冬烘，欲言又止，或者顧左右而言他。有時他明明泄露了重要的事實，卻又讓人看不出來。連他解釋一些篇章真僞而涉及的作者、乃至篇中有些文字的異文（如某， 一作某），有些解經或校正用的術語，也當作他的藝術手段。有時竟然把解釋某篇某事之文字改頭換面藏在另一篇中。這種文字魔術一樣的表演，經常令人不覺而迷，有悟而嘆，真有“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之感，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注釋《楚辭》、傳真義于千古的權威宗師地位。
王逸的這種表達方式，可謂深諳《周易》之啓沃無數後代學人或詩人的“顯微之趣”。《易繫辭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贰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翻譯：易經對於過去和未來的事情都能彰顯明察，所以微昧的事理因它而揭示、幽暗的物情由它而解通。它開釋爻卦的意義，使每段卦辭與其所表象的卦名恰當配合；而它精確辨別天下之物，正面直言的斷辭，卻能包涵完備。易辭所舉物名雖細小，被比喻的對象卻往往很重大。它的旨意很深遠，詞句有文飾，它説的話委婉曲折，隨物變化，各得其理。所載之事辭情放肆；所論之理深切隱蔽。它能就吉凶得失之理，幫助人們趨吉避兇）。抛開易經的卦理不論，其主要修辭手段，就是把隱蔽不可見的物象委曲婉轉地顯現之，把幽深未明言的事情曲盡其幽地揭示之。對比于《史記屈原傳》所載對屈原之《離騷》等作之評價，“其文约，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以下略）”， 可知這一部分評論正脫自《易繫詞》，表明了屈騷所以描寫人物身份和個性或顯或微的手段，是多藉助周易的。這種由易學移植到文學的手段大致表現為，對筆下的事、情、人、物表達之明、暗、隱、顯，乃至隱、顯的程度，皆不但有其對應的表述或描寫的方法，而且對這些方法嫺熟精通，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能使物隨心轉，往往不動聲色，不費雕琢，而終能盡抒其情言其志。作爲全面解釋《楚辭》的漢儒傑出代表，王逸正是刻意用解易心法來編輯和解讀《楚辭》原文的。
結果是，他的《章句》在贊揚或評判同一個屈原其人其文的過程中， 竟然是不露形跡地描繪出兩個大相徑庭的文化形象。首先，他正面大張旗鼓、彩筆飛揚地描畫了一個天生高貴、有文武全才、極端忠君愛國、長期被流放、最後投江而死的楚國悲劇忠臣屈原。與此同時，卻用雙筆暗筆側筆閑筆點睛之筆曲折之筆正義之筆神來之筆，烘托出一個獨立高蹈、文經武緯、不世而出卻身陷大戮的文化英雄劉正則。以如此手眼解屈騷，王逸難免常常微妙地表現了他深知個中事實、卻既要掩飾之又要披露之的雙重苦心。掩飾之，借用一個現代的詞來表達，是爲了躲過王朝的書報檢查，而保護其書得以傳世。暴露之，是為了對信史負責， 讓後代知道曾經發生的驚天事實。爲了這一目的，王逸費盡騰挪，終於不但騙過了漢代的庸君讒臣，而且竟然騙過了兩千年的讀者。我們作爲現代的讀者，要解開屈騷的奧秘，找到打開迷宮的鎖鑰，當然要借助於《易經》的顯微之趣。
洪興祖（還有很多楚辭專家也和他一樣，名單太長而不必抄在這裏，就以洪爲代表吧）顯然是不自知被騙的甘心受騙者，所以他表現得竟似不滿于被騙之淺，竟自覺地要助王逸來强化被騙之强度深度。他的《補注》對《章句》做的文字詮釋或小考證，往往反王逸之道而行之，為《章句》又蒙上一層翳障，附加上一些原注沒有的缺點或説教，幫助構成了屈原忠不可及而又高不可攀的忠臣形象，來繼續騙後人。開此惡例，洪可謂錯解王逸，有罪《楚辭》原作者。自宋以還，屈騷成爲顯學，專門的研究著作越來越多，多能各發深意，或各出舊意。蓋面對《楚辭》（尤其《離騷》）這個自漢武帝至王逸乃定型流傳後世的天地大文章，論神論怪易，論人難；論人則論其志向風采易，考其行實身世難；簡言之，論虛易，求實難。由於《史記》本傳（假的！）和《楚辭》（摻了假）本文二者相互呼應相得益彰，歷代主要研究結果則是屈原以忠君為根本要素的偶象被越抬越高，改朝換代而不改其繼續提高的總趨勢，稍有異樣的聲音就被口誅筆伐或置之不理。時至今日，《楚辭》的專門研究之作，更如過江之鯽， 令人目不暇接。但是，如果人們之集體意識，或集體無意識不變，研究著作之多并不代表研究質量之高，總體上的根本變化就不可能。所以至今尚無突破性研究。
本文之所以主要根據《楚辭》原文尤其王逸的《章句》之文字進行研究，是試圖從研究原始文獻開始，希不重複別人的結論， 而試圖有自己的讀書所得。需要先强調的是， 對於前人留下的不多的對於屈騷之正面批評意見，或者關於其真相的暗示，尤其是對《楚辭》本文呈現的疑點，後代研究者基本不顧， 或者企圖抹殺之，甚至所謂屈原否定論者也很少注意到有關文字而剖論之。 這些暗示或疑點，其實是王逸們（代稱參與編輯或知情的漢代學者）為後代研究者設下的路標，能幫助我們從研究的畏途中走出迷徑，找到方向，而終於發現他們揭露暴君罪惡的最深用心。可以斷言，我們終能從重重光環掩蓋下，在多種頌歌大合唱的震撼激發下，也在一些學養很深的前輩學人（雖他們尚無本文的發現）啓示下，發現並承認有一個完全不同於傳統的屈原真相。 這真相， 不但不需考古發現來證明，還能反過來，幫助鑒定有關考古發現或古代文化問題。
筆者自以爲讀《楚辭》有得，嘗撰對聯表其所得如下：黃神赫斯怒、平原超忽、正則離騷迷百代；赤帝何其殘、激楚奇冤、靈均天問詰萬年。《史記》所謂本傳寫屈原行狀，大致說他是生為宗臣，曾被任用而展其治國才略，尋即被讒害而遭流放，因不與現實妥協，乃投江而死。這裏呈現的諸情節是構成悲劇式忠臣的基本要素：天生過人的内美（才具）、曾被證明的修能（仕君有成）、遭讒被疏的逆境（蒙冤），至死不改其德的結局（見棄）。《楚辭》文本大面上是把以上要素反復不同程度不同側面不同形式不厭其煩地訴説，大抵是爲了塑造一種必然的悲劇忠臣的樣板。《離騷》主人公蒙受冤屈的心靈痛楚和迷惘，大致是用内美、修能來襯托，用神游八極、求仙、求女（或謂之求君）而表彰、並回歸楚國的神靈式的求索來實現的。經過了《章句》微妙的編輯和解釋，無疑是表面上人爲地實化並張揚了本傳的虛構情節，似乎不但驗證而且助長了對屈原之高度肯定，而且留下了巨大的伸展正統評價的空間。如果説，到唐爲止，屈原受到推崇多是因其仙人式的詩才和豪邁開闊的自由精神；唐以後，則越到封建社會的衰世，越需要塑造和出現高揚的忠臣精神，所以自趙宋諡屈為忠君的典範始，其忠君形象越來越膨脹。很多學者好像比賽其贊歌的響亮一樣，驚其美而嘆其大，只能仰慕而發高論，使道德倫理文化乃至各種學術、道術、以至仙巫之術的光環和頭銜不分青紅皂白、天花亂墜般地落到屈原頭上，猶不能已。尤其屈原還成爲愛國的楷模， 又轉位爲人民詩人。經過兩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澱，大概主要因爲愛國，屈原似已毫無疑問地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傑出代表，陳舊而正統的高調還在更新自己，幻夢般變換花樣，而不思推陳出新，撩撥和戲弄著後屈原時代（指宋以後）很多中國人迷與覺的神經。通過神化，達到並超越了定向的政治化，因而誇大、提高、神化了《史記》本傳情節所欲展現的一般悲劇忠臣形象，使之終於形成一種貫穿古今的文化圖騰。
所以不但《楚辭》文本（大約二十五篇吧）， 連附加上去的漢人仿作篇章都擔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章句》卷十三王逸《七諫·敘》說東方朔爲了發揚屈原的諫諍精神，“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 矯曲朝也”。 這其實是指要表彰忠信，矯正漢朝陷害忠良的政治運作。又《章句》卷十五王逸為王褒《九懷》作的“敘”大意也說屈原雖被放，猶思君憂國；其文章如此高妙， 卻明珠暗投而人莫能識。所以才作了《九懷》來幫屈原説話（說出更確切的真話）。王在末尾更順便透漏了重大消息“《史官錄第》（記錄編次），遂列于篇”。可見歷史和文學之編輯竟如此互爲表裏，同步同趨（《史記》和《楚辭》的最後公開發表時間相差不遠）。而文學雖然表面裝點華麗， 似乎成了當時政治之僕從，卻含蓄暗藏著立刻要爆發出來的地火一樣的憤怒。因而創造出的屈原之隱秘真相（惜墨如金的暗筆）和公開形象（大書特書的假象）當然大異其趣。後者是漢儒用來阿諛（欺騙加迎合）皇權的傑構。前者則是獨立不阿、報國無門，徒然仰祈上蒼之助，不得其平，終遭屠戮并且名字消滅而偉靈不死、正氣浩然、蔑視暴君的無與倫比的英雄，正期待我們發現並給以與其浩然正氣相匹配的適切評價。
編輯者不得不對“屈原”的作品作了相當多的剪裁、拼合乃至改動，難免有意或無意保留著斧鑿的痕跡，乃至漏洞。但自漢以後，尤其宋以降的許多學者們，對於容易引起異樣思路的問題，即《楚辭》乃至《章句》本文的疑點或暗示，或睜眼而不見，或閉目而不看，或無意發現，或有意忽略，几乎是故意曲解或漠視了《楚辭》本文，尤其是章句所提供的很多關鍵消息。更有甚者，他們竟完全未參考（或假裝不知道）班彪父子論《楚辭》各自留下的極重要的意見；而在讀《楚辭》時，也未發現楚只是漢的一種暗喻，而且是並不恰當切合、有缺陷的暗喻。正是在這個籠統而不可能完善的暗喻中，許多謊言不攻自破而真相漸出。專家們若只是在歷史謊言的誤導下“信古”而一味深求，例如艱難繁瑣而徒勞地考證楚屈原的生卒年和被放逐的精確時間，這樣如何能發掘埋藏極深的真相？
二十世紀以來雖也曾出現一些對傳統的屈原身份及形象的懷疑，提出種種假説異說，例如懷疑屈原為箭靶式人物、為楚懷王的同性戀人、為其弄臣、為（精通氣功導引辟穀服食房中煉丹乃至飛升等術的）神仙家、為秦始皇時仙真人、為漢人、為淮南王劉安，等等，多執其一面之詞而以偏概全，當然達不到准確的認知。其中以《楚辭》作者為（漢人）劉安、為箭靶式人物、為神仙家三說還是各從一個側面接近了事實的，儘管仍然遠離結論。多數學人蓋因囿於本傳和《楚辭》大面上給人們留下的定論式的印象或前人的定評，未用二班提供的一字萬金的證據，又讀書不細而人云亦云，乃至“多”葉障目，看不到真相是自然的。
然而《楚辭》主要作者畢竟何代、什麽人？原姓、真名、實字如何？有何遭遇？如果連這個基本問題也弄不清， 所有對他的評論就全部不著邊際了，還談什麽研究呢？ 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當然不能藏在《史記》本傳中，而是深隱在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的文字之内。重複地說，王逸文心深受易學浸染，乃銳意將《楚辭》作者的消息藏之于《章句》注釋筆墨的字裏行間乃至文字之外。結果是，不但成功地逃過了當時皇朝鷹犬的視覺嗅覺，而且竟也成功地騙過了兩千年來大多數研究者和讀者之悟性和識力；不但以暗筆曲折而確鑿地點明了《楚辭》作者的真正身份，而且以明筆深刻地表達了他高尚獨立的偉大人格。王逸表達的方式，可謂千折百回，不得不極盡雲譎波詭、奧曲深晦之至。非常遺憾，只醉心闡釋和挖掘所謂屈原忠君愛國的内美和修能，是不能探淵得珠而真正弄懂王逸深藏的本識本意的。屈原之忠於昏君暴君的形象之頑固而長久的歷史發酵，是重曡堆積的誤會造成。被發現的新的楚辭作者（不是屈原，更是屈原）將以全新的面目逐漸展現他的心靈光輝，幫助讀者進入新的上下求索之征程。
王逸《章句》，文字具在，可以説是鐵證如山。 一旦學術界能沿著其文之邏輯的指引，得出和筆者類似的結論，必引起持久的心理震動乃至文化震動；其後才可能治療中華文化的如此一個既是蚌中之珠又是膽中結石的病，後者是貫徹古今的大毛病。
以上即使筆者說了些太激烈的的話，主要希望也不過是引起讀者好奇而看下去。我們的研究就從震爍千古、幾乎光昭日月的《離騷》開始吧。
研究《楚辭》及王逸《章句》的原文，小有心得, 筆者謹將所讀懂的（王逸以各種形式透露的）基本事實或知識，或由此推論所得，綜括在此，希望得到關心歷史和文化研究的學人之鑒別和認證，以期有助重新認識屈原和《楚辭》（簡稱屈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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