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赶回老家,住在老辈留下的4间土坯房里。这房子的年龄至少有40年了。回到家时,看到老屋缺少修缮,已破烂不堪。最东边一间跨屋,房顶塌了一块,露着天。3间正屋泥屋顶,下雨的时候漏雨。虽然后来用我们的安家费,队上给买了瓦,覆盖到老房子上,暂时解决了漏雨的问题。但终究是老屋,一年年过去,越来越残破,要威胁到人的安全了。可能是1971或1972年,河北地方发生了一次小地震,也许有三四级,当时我正躺在屋里的炕上睡午觉,地摇晃起来,看到北边墙与东边墙之间本来就有的裂缝加大了,也就是说,北墙从上到下似乎倒向外边,裂缝大到约半寸到一寸,又随着震动,回到原位,合上了。说明,这房子随时有可能倒塌,必须翻盖了。翻盖,意思就是拆掉旧房,在原地重新盖起新房子。原来的木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添加新的,基础的砖、土坯要使用新的。这就叫翻盖。
实施是在1973年的春天。那时我们家乡一带盖房修屋都是选择春秋两季,主要是避开夏天的雨水和冬天的寒冷。整个工程,包括拆掉旧房,盖好新房大约持续了一个月。花费是400元左右。这是父亲几年来省下的钱。母亲和我出不了钱,我们在村里,常常是劳动一年,还欠队上钱,再要自己花钱买粮食。没有余钱。在农村几年,仰仗父亲的支援才维持了这些年的生活,直到我1975年参加工作。
翻盖房子的做法,还保留着古时传下来的规矩:互助盖房。用人方式是主人请和自动来结合。先要请人打坯,因为这是最主要的盖房子的材料。农村里打坯是很累的活,选好适合的地块,先用水把土湮湿。几天后,由人工挖出来,搅和好,放到土坯的模具里,用石头?头把土砸实,成为可以搬运的土坯,一排排地排到旁边的地上。经过10来天晾旺,就运回现场,可以用来盖房了。每块土坯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
打坯是非常累的活。每块湿的土坯可能有三四十斤重。要不断地弯腰到地,又直起身子,提起约有10公斤重的石杵头砸土,每个土坯大概要打10多下,你想干一天要出多少力气?又要弯腰到地,搬起几十斤重的土坯,送到旁边排起来。每一项程序都是强体力活。村人常说猥亵段子之一把它列入四大累。前面写到的。
请来的人,没有工钱,只管饭。也只是玉米面窝头而已。
我们家盖4间房,请了五六个人,干了两三天,打够了盖4间房子用的土坯。
土坯的晾旺需要好天气。整个盖房的过程都要好天气才行。如果下雨,土坯就坏掉了。盖房过程中,尤其是还没有完成屋顶的时候,最怕下雨。好在春天雨少,河北地区春天干旱的时候多。万一遇上雨,也就只能尽量的利用席子盖一下。主要是靠天。
盖房要动用大量人力。那时都是生产队,春天又正是忙着春耕的时候,劳力很紧张。用人要经过生产队的同意。所以母亲事先分别找到我们大队和小队的干部,跟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给以支持。另外,农村讲究家族,我们家在村里独门独户,没有本家人依靠。母亲就到村里S、L和H三大姓长辈,类似于族长家里,请他们运用影响力,在用人方面给以支持。这些老人,德高望重。母亲亲自到他们家请求,他们也很感动,所以在整个盖房过程中,这些老人常常到现场看一看,虽然他们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活。但他们到场,表明了支持的态度,等于鼓励年轻人来帮忙。
土坯干了以后,就可以拆旧房子了。也是非常麻烦的事。要10来个人,干二三天。掀掉屋顶,把屋梁、檩、椽子等拆下来,放到一边,由木工检查是否可用,不能用的买来新的备用。土墙推倒,旧土用推车运到其他地方,清理出现场,由瓦工师傅划出地基的线,清理平整好地面。备好打基础的砖。当时的房子,基础部分,为了防止水浸,要用砖垒到约50厘米高,再上面用土坯垒。还要准备覆盖屋顶的材料。旧时都是用高粱秸,我们家乡叫秫秸铺就。但我们在家时,高粱秸已经少了,人们多采用芦苇编成的类似于席子,我们家乡叫“笆”代替了。
老房子用高粱秸,越有钱的家,铺的越厚。厚,可以使屋子冬暖夏凉。用芦苇笆,就很薄了。只是在笆上面盖上一层麦秸泥,再上面就是红瓦。所以难以挡住夏天的热气和冬日的冷气。这个苇“笆”正式应该写成苇箔吧。但我们家乡都念成ba。
这种笆是手工编成的,是个技术活。村里只有一位当时已有70岁的老人会这种活。母亲把他请了来,就在空地上干这活。记得,我看他手脚已经不大灵活,干起活来有些吃力了,心里有些不忍。我们村没有水塘,不产芦苇,是请队上派车,一位老乡赶牲口,我们一起到离我们家几十里外的大马坊村里买回来的。是我们邻居一位妇女的娘家,她帮联系的。这个大马坊村,母亲50年代曾在那里教过学,我也在那里生活过。还曾差点淹死在村里的池塘里。时过境迁,现在我长大了,又回到农村,来这村里买苇子,不觉有些感慨。也就是一瞬间的感想,现实的生活让人没有时间回忆过去。
旧房子拆掉后,我就搭了一个小棚子,晚上睡在里面,为的是看守材料。一直在棚子里住到新房盖好。说是棚子,不过用4根木棍支起架子,顶上用一张“蒿垫”盖上,四边露着。凑合着睡。
这蒿垫,可能一般人也不懂,就是用麻绳把高粱秸或谷子秸连缀而成的垫子,可以铺在地上,人在上面睡。在农村,看庄稼,还有我们挖河去,都是带着它。类似于现在城市里用的床垫。
那时我们村里有一位瓦匠老师傅,姓孟。不管谁家盖房都是请他去主持。他不但自己瓦工活好,而且对于全部建房过程中,每一步的技术要领及注意事项,应该防范的地方都熟悉和掌握。他就是实际上的总工程师和总指挥。
盖房的时候,劳力是自愿来的,没有报酬。主人家只是管饭。而来干活的人并不需要房主去请。这也是古时流传下来的风俗,70年代还保留的。村里人碰到诸如盖房、红白事,用人都是这种方式。当然,重要的工作,主人可能事先做一些安排。
尤其是盖房,要集中在三四天完成,前面说过,如果盖到一半下雨就麻烦了。所以盖房时争分夺秒。第一天要对清理出来的地基打夯。用的是一块大圆石头,高近半米,直径有50-60厘米。两边捆上木棍,由4个人抬起再放下,来压实地基。还有一种是一块圆形的铁块,大小像个小磨盘。四周拴上绳子,多人在周边,一起用力,向上拉高扬起,利用落下的重力,砸土。
打夯时要喊号子,喊号子的人要声音高昂,洪亮。村子里也有专门的人才。有个姓田的小伙子是这方面的行家。喊号子是对歌形式的。由喊号子的人唱出来一句,打夯的人一齐应答,一边用力抬起夯来。借助号子,使大家用力整齐,干活有节奏。
这样的场景对我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很新鲜也觉得很好玩。特别是不同的人喊号子,用不同的词。不止是打夯时,生产队劳动时,有的活也要喊号子,我很喜欢这种形式的劳动。
这应该是最古老和原始的劳动场景,流传至今。生产方式原始落后,需要多人合作,共同使劲需要这种号子。比如,我们知道的船工号子等。
在我们家乡,喊号子的旋律似乎是比较简单的调式。但号子的词却可以根据不同的劳动场合,领唱的人是可以随意发挥创造的。也就有了变化,使劳动号子不呆板。
我家在打夯时,田姓的小伙子,领唱的其中一段词给我留下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那个年代,我想不到会有这样的词:
领唱:一片乌云遮满了天啊。众人应:哎嗨哟来。
领唱:前花园紧对后花园啊。众人应:哎嗨哟来。
领唱:花开花落年年有啊。众人应:哎嗨哟来。
领唱:人过了青春无少年。众人应:哎嗨哟来。
我特别惊奇从这个几乎是没有文化,甚至智力方面有点欠缺的人口里能唱出这么优美并带有一定的悲凉情调的歌词。几句歌词道尽人生的短暂与无奈。让我不忘。
村里人传递信息的方式也特别,不需要集中开会传达,也不需要广播。谁家盖房,红白事,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递。谁家有大事,人人都知道。义务来干活,没有报酬,不请自来,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青壮年要去呢?这也是当时的风俗。一方面,约定俗成,别人家有事,如果你家不去帮忙,那等到你家有事了,别人不来了怎么办?所以家里的老人,也会督促年轻人,积极参加这些劳动。另一方面,年轻人也都以能参加这些劳动为荣,那是表示你已是成年人了,可以承担为大家做事的责任了。
我们盖房的几天里,人都到的不少,完全够用。在孟姓老人的指挥下,瓦工砌墙,年轻人负责运土坯,和泥等。盖到第四天,就上梁。就是墙已砌到一定高度,这时把二根大木梁架到墙上,上面再安上檩,之后再排椽子,之后铺上苇箔,上面泥上一层麦秸泥,上面就盖上瓦。四周的墙也是泥上麦秸泥。整个房子就完成了。
这是我们家在1973年,也就是回到农村4年半之后进行的一项大工程。也表明,当时我们认定要长期在农村安家了。盖房,操心费力,跑东跑西,母亲和我都累坏了。每家盖房,也几乎是集全村人之力,至少是集所在的小队之力。光生产队上就至少为我家派了三四辆大车,拉苇子、拉石灰,拉砖瓦等。
以当时我们家的经济和劳力,也就是勉强盖好了4间房。没有能力再修建院墙和门楼。早先我们这处宅院,是有院墙和门楼的,还连接着一处磨房。后来都塌了。这次翻盖,利用了原先的木料。如果全用新的,还要花更多的钱。
房子盖好以后,还剩下一些土坯,我就利用下地回来的空时间,自己在房子的西边,向西又向南,垒成一个直角的墙,南边连到原有的厕所上,这面墙长度大约有七八米左右。高约一米七八。全是我一个人抽时间砌起来的。使我们家有了一个一半的院墙。请人干,至少要管饭。为了省钱,就自己干了。
浸透着母亲和我,以及乡亲们汗水的这所房子,靠一张照片,保留了它的模样。
这张拍摄于1973年12月11日的照相也是我在家乡留下的唯一照相。是由山东德州棉纺厂的二位小伙子照的。我印象很深,其中一位是跛脚。他们用当时的话说“捞点外快”吧。他们从德州骑自行车,到不太远的乡村,为农村人收费照相。我在农村几年,也是第一次遇到到村里来照相的。就请他们拍了这一张。记得,是照完并不收钱,而是几天后,他们又一次来,拿来照片,收的钱。毕竟是读了一点书,冒充文雅,我请他们给写上拍摄日期,并题上“故乡寓庐”几个字。
我穿着黑布棉袄,裤子上两个大补丁,鞋是一双蓝色的旧帆布鞋。这一点比村里人还好一点,他们都是穿自家做的布鞋。当然,我大部分时间也是穿布鞋的。身后就是我们春天刚翻盖的房子。可看到门很破旧,因为还是用的旧房门,几十年的东西了。窗户也是用的旧的,木头窗棂,里面贴着一块半截玻璃,其余部分糊着窗纸。三间正房西边是一间小屋(跨屋),原先的门早就坏了,这次翻盖房子,仍然没有力量做上新门。我就自己用几根木棍做了个门的框架,上面捆上秫秸(高粱的秸秆),成了一个简易的门。
院里跺着一排高粱茬和玉米秸,是做饭的柴火。前面说过了,那时做饭取暖还主要是用柴草。院里还栽着多棵小树,这是榆树。农民都在房前屋后栽上树,大多是榆树。因为榆树是盖房做梁和檩的材料,生长比较快,一般七八年,最多10年就可以成材了。
我们回家几年,已基本融入农村的生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准备像村人一样,盖上新房,栽上树,辛辛苦苦地劳动、攒钱,将来要娶媳妇,生孩子,平平常常地过日子。盖房,正是这美好生活的起步和基础。只是世事难料。几年后我们离开农村,为了筹钱在青岛重新安家,就把这所宅院卖给了乡邻。新主人几年后拆除重建,当年母亲和我呕心沥血盖起的房屋永远消失了。
(21)安葬奶奶(上)
奶奶生于1892年,逝世于1974年,享年82岁。在那个年代,是高寿了。她一生勤劳,直到病倒不起。听父亲讲,她最初是感冒了,几天后忽然昏迷,父亲预感不好,拍电报把我从老家叫到临清。我到时,叫她,奶奶的眉毛还动一下,但眼睛不能睁开了。我们把奶奶送到临清最好的医院,在那里,医生给打针输液,晚上我和姐姐的男朋友在医院里陪护。医院里条件很差,一个病房里住十来个人。我们就在奶奶的病床下面,铺上一个垫子,轮流在下面躺一会儿。
医学奇迹没有发生。奶奶去世了。我们把奶奶的遗体推到医院的太平间里,这是建在医院角落里的孤零零的一间小屋。我和姐姐的男朋友,晚上睡在那里,为奶奶守灵,也是看护着遗体。
太平间里没有电灯,望着燃烧的蜡烛光,躺在太平间的床上,我思考着奶奶的一生。她年轻时就守寡,辛苦把几个孩子带大,没白没黑地操劳才勉强维持生活。庆幸的是,四九年以后,父亲有了正式的工作,才有能力把她接到青岛,安顿下来,奶奶的后半生总算是吃穿不愁了。“文革”中,家庭受冲击,好在她一直跟着父亲,没遭大难,得以安享晚年。
我们孩子们小的时候,是奶奶帮助妈妈把我们带大的。她对待孩子有耐心和爱心,无论我们怎样调皮和表现出个性,她总能宽容。小时候,父母管教我们严格的时候或惩罚我们的时候,奶奶总是说:“他还是个孩子。”那言外之意就是说,孩子有缺点,做错了事,总要宽容,不要太严厉,长大了自然好了。当我受了父母的责备或受了委屈,流泪时,奶奶总是好言相劝,她会一边给我擦去眼泪,一边说:“不要哭了,眼泪流到耳朵里可不好。”
父母都上班,她负责全家做饭。那时生活不富裕,做饭烧煤产生的煤灰,奶奶总是再捡一遍,把那些黑色的、未完全燃烧的煤渣拣出来再用。邻居们几乎总是见到她坐在走廊上低头捡煤渣。
我是长子,家里有些活,买煤柴、买菜、做饭、照顾弟弟等,我要帮忙,但我也调皮,经常跑出去跟小伙伴玩,奶奶就扯着嗓子喊我回来。
她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对我态度不好,尽管她大声地喊:“再不回来,告诉你爸爸了。”实际上到爸妈回来,她并不报告。奶奶留在我印象里的是慈眉善目的形象,她圆圆的脸庞,由于是小脚,走路扭来扭去的样子,让人看了忍俊不禁。“文革”前,奶奶去参加聚会时,我经常陪着她去,她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我的个头正好充当她的拐棍。那个时候,爸妈已不敢去聚会了。
2019年,一位老邻居妹妹告诉我一件事,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小的时候晚上睡觉磨牙,奶奶对别人说:“这孩子总磨牙,他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不服气。要强。”邻居说起这话,是根据我一生的表现,证明奶奶当时的话是对的。感谢奶奶,小的时候给了我这样一个祝愿。她的判断和预言也确实是对的。回顾我的一生,在学业、工作,几乎任何事情上,总想比别人做的好,总想在团体中争第一。为此终生奋斗,不曾稍歇。也因此忽略了生活中的好多方面,包括随时发现和享受生活的乐趣,以及人际关系的某些方面。到了老年,才比较地从容,生活节奏放慢了。
奶奶心地善良,脾气随和,与人为善。她对生活有信心,有坚持的韧性,一以贯之。无论处于什么困境,也是一样从容不迫。
我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想着奶奶的一生,也就感觉不到夜晚,守着一位亡去的人,容易产生的恐惧。正当我和姐姐的男朋友迷迷糊糊地要进入梦乡的时候,时间也许是晚上10点左右。门外却有叫门声,开始我们吓了一跳,待到听明白了,赶快开了门。原来是父亲单位的同事。
奶奶去世以后,同事们就帮助爸爸办理奶奶的后事了。当时一般情况下,还是选择土葬,我爷爷埋在家乡,所以奶奶也应该回到家,与爷爷合葬。但遗体怎么运回去呢?
临清离我们家180华里。父亲和同事们一开始,想找一辆卡车运,跑了几个地方,找不到。又不能长时间等。到了晚上,就决定由父亲的几个年轻一点的同事,加上我和姐姐的男朋友,骑自行车把奶奶的遗体运回家乡。
此时奶奶的遗体放在医院的一张铁床上,就是医院用来推病人的下面四角有轮子的小床。这次行动,一共有六个人送奶奶的遗体回家乡。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把奶奶的遗体盖上棉被,用软带子绑在床上。由3个人拖着这个床车,中间一个两边各一人,就像三驾马拉车那样。骑行一段路,再换另外的3人。轮流休息,因为拖着这个床车骑行也是很累的。
离开临清的时候,大概是半夜。走的路是从临清到夏津,再到恩县,快到德州时,转向西,离开柏油马路,走土路到四女寺,10多里,然后过运河,入河北故城境。从四女寺到我们村8里路。这样的路线,大部分是柏油路,便于骑行。全程只走约20里土路。
我们一行人骑行了大半夜和一早上,到我们村里时已是上午八点左右。父亲的同事,吃点饭,睡了几个小时,就返回了。仍然是拖着床车,骑车原路回去的。父亲在临清几年,一如其在青岛单位,与人为善,工作上勤勤恳恳,所以人际关系很不错。虽然,本人和家庭政治上,按那个年代说,是有问题的人,但同事们并不歧视他。这次家里老人去世,同事们热情相助,使父亲十分感动,也十分感谢大家。办完奶奶的丧事后,父亲回到临清,请客一次,专事感谢同事们。
父亲坐长途汽车,在第二天中午回到村里。
奶奶的安葬主要是由母亲操持的。这些年来,母亲虽然戴着四类分子帽子,但她总是尽量维持与干部和社员乡亲们的合作关系,我也是这样。我在长大以后,与其他年轻人一样,谁家有事,就积极去帮忙,如盖房、红白事等。所以,当我们家有事,盖房子和这次“打发”奶奶,村里的干部、乡亲也都是全力支持。
那时农村打发老人,还保持着老的传统,有比较复杂的礼数。大体来说,整个安葬老人的过程,分为:报庙、报丧、入殓、出殡、谢孝这样几个步骤。
人一旦咽气,就由家里人或至亲给换上寿衣,我们老家叫“妆老衣”,不知是这个妆吧。包括全套的里外衣、鞋袜帽等,盖上罩布,我们老家似乎是蓝色的。这妆老的衣服,过去老人一般都是在自己生前,由自己选定并监督做成,嘱咐后人到时用上。
要把过世的人从东西间屋里移到中间堂屋的木床上,头向南,脚向北,是谓停灵。在村里,人过世,别人是从家人放声大哭而知道的。然后这信息会一传十,十传百地很快到达全村所有人。
听到人逝世的消息后,死者家人也会去请,也有自己过来的,他本家的长辈和近支,就会来到这家,与死者的家人商量如何办理后事。最主要的是商定一个原则,如办到什么程度,根据财力情况确定一个标准,还有通知哪些亲戚,出殡时吃饭的安排等。
这相当于一次决策会,在会上要确定下来丧事的一位总管,他是接受逝者家人委托全权负责整个丧事的人。以后的过程中,家人,尤其是逝者的亲属,就不管具体的事情,专事在灵前守灵侍候,而由总管安排所有的事情。
这位总管一般由家族中,也有时聘用外族中的为人正派,会办事的人担任。在丧事结束以后,他会把整个过程报告给逝者家人,包括花销以及收到的丧礼钱等。我们家没有家族,母亲请了村里一位老者做总管。这位老人为人好又会办事,在他的主持下,把事情办得非常圆满。
农村的红白事,在“文革”那个时期,仍然沿袭过去,主要由家族主办,也需要与村里大队和小队干部协商协调一些事,但主动权在家族方面,村里的干部大多情况下是配合完成。碰到这样的大事,办事当天,几乎要运用本小队的全部劳力,包括女性。所以那几天,尤其是白事出殡和结婚婚礼当天,生产队的生产要完全服从这家办事需要,队里的大车小车等也服从办事方的安排和调遣。在这种事情上,人人平等,看不出对四类分子家庭的歧视。
不知道现在农村的情况如何了,当时是这样的。有一种说法,以前的中国农村是由士绅领导和带动的,也是有一定道理。村民们似乎是自治的,遵循着古时传下来的伦理道德和办事的方式方法,约定俗成,大家都遵守和维护,每个人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接受大家的帮助。
人死后,家人首先要报庙,由家里的男子到村西头去烧纸,那意义应该是到土地庙去烧,有向土地神报告之意。原先各村应该都有土地庙的。但我在家乡时,已经没有了。不知拆除于什么时代。这时的报庙,就到村西头没有人家的地方烧纸。报庙时女人们在家里哭,不去。这种烧纸报庙不是一次,具体几次,我不太了解。
至于出殡日期,根据情况而定,一般出殡是在死者过世以后的三或五日,最多是七天。这取决于死者的至亲,比如儿子如果在外,一般尽量等他回来。再也根据季节而定,天热时,一般尽早办,防止遗体变质有味。一定程度上时间的早晚也反映出死者是寿终正寝还是意外死亡,如是自杀等意外,则一般尽快出殡埋葬。
说到丧事,习惯上把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安然过世所办的丧事称作“喜丧”。如果家里比较富裕,就请人来说唱一番。村里人更多的是抱一种看热闹的心情来参与或参观葬礼。
村里人听到人去世以后,理论上是所有人都要来吊唁,男女都来。这里要插一句。人死后,就要在门外搭一个棚子,叫作“灵棚”。正对着屋内死者的灵床。棚子内,死者的儿孙靠两边坐或站着(死去老人的儿孙,办丧事时被称为“孝子”,只是男人),来人吊挽时就跪在两旁,吊挽的人先站立面向死者哀哭几声,然后在准备好的垫子上,下跪磕三个头。起来后,此时孝子要向来人磕头表达谢意。女性吊挽不磕头,在灵前,哭几声,以示哀悼,并向死者家中的女性说一些惋惜慰问的话。
我们村分两个大队,约有1000多人吧。除去太老的人和小孩,总要来几百人吊唁,所以家人陪同下跪也是很累的。
一般是死者去世的第二天,开始吊唁。也在这一天,会安排人报丧。由总管安排人员,到逝者的亲戚家去,报告人去世的消息,并出殡日期。出殡当天,亲戚们上午到达,中午饭后参加出殡。接到报丧的亲戚就安排好到时谁去,并要准备好赙金,到时交到葬仪的帐房。这是古已有之的习俗。《玉篇》:“赙,以财助丧也。”但农村人并不用这种文雅的词语,只说是出殡钱、随礼钱等通俗的说法。
吊挽一般持续一二天。同时,如果事先没有准备棺木,就要在吊挽的同时,抓紧时间赶做棺木。那时木工完全是手工,没有任何机械。如果事先准备的是破成木板的材料,做起来还省事和快一些。否则,就要先把大圆木锯成适合做棺材的木板。要把圆木斜竖起来,两侧搭上木板,下面的起支撑作用,一个木工站在上面的横板上,与下面的另一个木工共同拉大锯。是很原始的方法,也是很累的活。没有工钱,只是管饭。棺木做好后,用墨汁涂成通体的黑色。棺木是前头高后头低的样式。一般人家根据财力,棺材的板子尽量厚实,希望逝去亲人的遗体能保留的时间长一些。
把遗体移入棺材里,这叫入殓。一般在傍晚时进行。具体是有不少讲究的,如死者的妆容,穿戴、上铺下盖的东西,以及随同死者一起放入棺内的陪葬品等。这些在“文革”期间,似乎不是太严格了。也与逝者的身份和家庭的财力相关。那时一般村民家里都不富裕,再加上革命风暴的冲击,仪式比古时应该是简化了不少的。
免不了有至亲轮流向死者告别,再最后看一眼这样的过程。对于亲人去世,家人无疑是悲痛的,也都不舍再也见不到面容了。这是整个打发老人过程,最令人悲伤的时刻。有的亲人哭得死去活来,但总是要盖上棺盖,钉上大钉子,完成入殓的形式。
人类,无论是东西方,都重视葬礼。中国从孔子就有“慎终追远”的教导。人们的心理是一样的。人既摆脱不了死亡,总要送别亲朋好友。如果不借助一定的形式与逝者告别,人们无法走出悲伤。西方人相信上帝,认为死去的人,到了上帝那儿,得到永生。而活着的人,将来死后也到上帝那里,会与亲人再会。因为有这种再见的希望,所以他们的葬礼重在追忆逝者的生平及良好品质,表达怀念之情。中国人似乎把阴阳两界看得绝对分开,因而葬礼主要是表达悲伤与不舍。尤其是女性,在葬礼上要大哭。到了出殡,女性坐在牛车上,到坟地上去,必须一路大声哭叫,一把鼻涕一把泪。有一点搞笑。
我在灵棚里陪侍的时候,不断地回想奶奶的一生。可能由于我是她的长孙,她特别疼爱我。我也对她有很深的感情。她去世,我从心底感到哀痛。前一年,我们翻盖好新房后,她在这年的夏秋之交回来村里一趟,住了约一个星期。以她的年纪是很难得的。在家乡时,我曾用自行车驭着她到数里外的某村,去看望她的姐姐。两个老姊妹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不得不告别的时候,她的姐姐、我叫姨奶奶的,跟我奶奶,两姊妹拉着手走出家门,都是小脚,有些吃力地走路。姐姐把妹妹一直送到村南面的大道上。一路上,我奶奶说:“回去吧,姐姐。”姐姐回答:“再送送”。又走一段,我奶奶又说:“回去吧,姐姐。”姐姐还是说:“再送送”。这样的对话,可能有五六次。这是她们姊妹俩最后一次见面。
(22)安葬奶奶(下)
办丧事这一天,要用很多人帮忙。首先是准备午饭,做饭在邻居家。有人负责烧水,供给客人。有人负责出殡时拉女眷的车,事先喂好牲口。选择容貌和善、能说会道的男女,一般是中老年人,专事负责接待和照顾客人。亲友多是外村来的。有的从几里路外的村里来的,有的可能从几十里外赶来。到后先到灵前吊唁,然后由陪客的人引导到帐房,交上钱写上账,然后到专门安排的房里休息,等着午饭和饭后的出殡。亲友拿多少钱,根据与逝者的关系,以及本人财力自愿。从我奶奶出殡的帐看,当时(1974年),大多数亲友都是一二块钱,少数五元,最多的一个亲戚出10元钱。大体代表了当时的标准。
本村的人只有直接参加帮忙的人吃饭。比如,当天安排陪客的人,负责做饭的烧水的等,还有随“架子”来的别村的人。这所谓“架子”是很多根粗细不一的木头,用绳子绑成一个大平板,出殡时棺材放在上面。周边再用绳子或铁环向四面连接捆上多根木棍,形成多人可以抬着的一个大木架子。两人一组用一根木棍来抬。抬起后的木架离地大约50厘米。用它来把棺木抬到坟地下葬。这是我们家乡那时的习俗做法。我在资料上看到有的地方是用马车拉棺木的。
这种架子可由16人、24人来抬。分别叫16抬或24抬。这么多人抬一个木架子,组装成一个整体后,大约平面形成一个长七八米宽约三四米的一个队伍。要一起用力,步伐速度要一致。再由于农村街道,以及出村以后的路有宽有窄,不太好走。还有一个规定,放上棺木的架子,在“路祭”后抬起,就不能放下,要一口气抬到坟地。坟地都在村外,有的甚至数里外,也因此抬架子这活,算是个累活,也是对人的力量和耐力的考验。
还有就是出殡时把逝者的棺材从屋里移到架子上,也要靠人抬。这需要8-10个人。不能用绳索,所以每个人都是背着身子,靠在棺木上,背靠棺木用手抬着棺木的边缘,有人喊着号子,大家一起用力,慢慢抬着,一步一步地移出屋子,经过院子,放到此时已安装好停在大路上的架子上。棺材四周用绳子绑住。
出殡当天,死去的如果是寿终正寝的老人,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就要请吹鼓手来吹奏。据说以前有吹几天的,但我在农村时,一般都是出殡当天吹奏一个上午。吹鼓手一般由三四人组成。乐器有唢呐、鼓、三弦等。吹奏的乐曲以传统的调子为主,有时也吹奏一些新的歌曲。还有的乐队中有一或两位,能唱的。多数是男性以假声唱女声,少数时候由女演员唱。唱的曲目,大多是传统戏曲的唱段。
把棺木移出停灵的屋子叫“起灵”,起灵前一身白衣的孝子跪在屋前,在哀哭声中,棺材移入架子上。起灵时,长子要摔碎一个瓦盆,而且有说法摔的越碎越好。棺木行进时,长子手持长幡,幡用秫秸扎成,周遭糊上白纸,顶上粘有白纸的飘带。打幡的人意味着是安葬逝者的主要责任人,也是家产的继承者。幡由专门的会此技艺的人来做。孝子们着一身白衣白裤白鞋。白鞋是用白布覆盖于原先的黑色鞋面上做成。用白布缝成孝帽,至近的人戴。这些也是由邻居的女性,帮忙赶制的。
等棺材被安放到架子后,主持葬礼的人高声喊道:“孝子谢抬架子的兄弟爷们!”此时孝子们就向周边抬架子的人磕头,表达感谢。一众青壮年就走上前,各人拿起木棍,准备好,只听号令,就抬起架子,开始行进。
走到村里主要的街道上,要停下来祭拜,谓之“路祭”。此时,孝子跪在两边,祭拜的人是逝者的亲戚,依次到前,向棺木行三跪礼。看热闹的村民一边指指点点,互相告诉着这位是哪村的,是死者的什么亲戚等。行礼的时候,村民们也爱评论行礼的人,长相如何,仪表如何,以及行礼时动作是否规范等。如果一个人不紧不慢,哀哭及跪拜都得体,大家就夸奖一番。反过来,如果行礼的人,紧张局促,动作不好看,人们也笑话一番。其实这些活动,以我看还有另一层意义。那时乡村的人活动范围不大,一般也就是本村周边的十里二十里。男女结婚,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内。而介绍婚姻,往往是由两边村里的人牵线,也因此,丧礼的场合,提供了一个认识、考察人的机会。可从来的亲戚中,了解甚至亲眼看到年轻小伙子的长相仪表仪态。即使来参加葬礼的是中年人(一般没有老年人),也可借此了解他的家庭情况。
前面说过,抬棺木、抬架子,都是自发自愿的。有没有大家不愿意抬这家的死人呢?可以说偶尔有这种情况,但我在农村7年多,没有真正某家死了人,没有人抬的。
有一年,村里的一位老人过世,他的儿子在50年代末成立“大食堂”的时候,是村里的主要干部。那时村里一律集体吃饭,不让各人家里开伙做饭。但集体食堂里供给的粮食少,都不够吃。据说饿死了不少人。
村民们为了不饿死,就千方百计地私藏一点粮食或菜。这是不允许的。此人当时做干部,对村民非常苛刻和严酷。不但逼着村民交出所有粮食,还逼着村民把鸡下的蛋交给队上。而他们几个村干部,经常大吃大喝。
村里人特别恨他。后来搞四清,此人被撤了职。公社里大概是考虑到他做过村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把他安排到公社里打杂去了。他平常就住在公社驻地,很少回家,也不大与乡亲们来往。平常村里人经常说到他当年的恶行。到他父亲去世,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想趁此机会叫他难堪。一帮年轻人互相串通,准备到他父亲出殡时,谁也不上前抬棺材、抬架子。看他怎么办?
他家里人听到了风声,当然生怕果然如此,那就丢人丢大了。就事先找了村里的干部和各个大姓的长辈,请求大家原谅他当年的行为,帮助安葬他的父亲。村里人还是善良的,也懂得死者为大。所以当天,起灵喊声响起后,短时间内,年轻人都站在旁边观望,没有上前的。葬事的主管是一位年龄大的长辈,立即大声地、也厉声地对死者的儿子说:“某某,还不赶紧谢父老乡亲?!”此人表情尴尬,率领他的孩子们赶紧跪在地上不停磕头。大家就上前抬棺木了。我当时也在场,也是参加了抬架子的。
路祭之后,与死者关系远一些的亲戚,以及乡亲们一般就不到坟地上去了。去的就是孝子和近的亲戚。孝子们步行,在前面引导并三步一回头地哀哭,表达不舍。女眷们坐车子(牛车),一路哀号。这也是男女有别吧,同时表达出对女眷的照顾。
到坟地以后,有事先挖好的墓穴。孝子们跪在旁边,又一次烧纸后,就把棺木放入墓穴中开始埋土。埋土时也有些讲究,大体上是亲属们丢一些土,示意而已。然后由专门安排的青壮年人,用铁锨铲土入墓穴,与土地平后再堆起土堆,形成一个土坟。此时,人们就散去。整个葬礼就结束了。此后,要每隔7天来烧纸,要烧7次。此后就每年按照规定,清明和7月15日上坟烧纸。
出殡结束后,还有一项重要活动“谢孝”。是逝者家里的人到来参加了葬礼或人虽没来,但致送了礼金的人家里,表达感谢。虽然只是磕一个头,但是孝子亲自登门,表达的意思也是很隆重。父亲在出殡第二天就回临清上班去了,谢孝是我代替的。我大约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分别到不同村里的亲戚家,磕头感谢。
中国传统葬礼体现出慎终追远的宗旨。对比现在城市的安葬逝者,似乎农村的仪式更能体现礼制的严肃和完整,也能很好地表达追悼的感情。现代城市的葬仪,就一般人而言,是过于简单了,甚至可以说是草率。也是限于城市住房普遍不大,人逝世后遗体存于殡仪馆。还由于人们寄居于城市,没有家族群居,亲戚们分散于不同地方,来参加葬礼的人少。仅就人数而言,显得不如农村的葬礼隆重。当时的农村,每一位逝者的葬礼,几乎全村人都参与,也就是说,全村几乎所有的人来送他(她)远行。也借此,为每一位与逝者生命有交集的人,提供一个表达哀思与悼念的机会。不知道这样的习俗,在今天的家乡,还有多少保留?
另外,我奶奶由于也算是突然去世。再加上我们家毕竟从城市回到农村时间不长,也没有给她准备棺材。紧急中,我小姑奶奶家里正有一具水泥的棺材,就拿来用了。那时,也是适应木材越来越少,越来越贵的情况,开始使用水泥棺材。
我们家的祖坟就在村北面不远,几乎就挨着村子,所以抬架子的人省力不少。我们父子几人,母亲等,另有奶奶娘家的人、我父亲的几个表弟和他们的儿子等人,护送着奶奶的灵柩到了坟上,看着奶奶的棺材埋进土里。旁边就是她丈夫、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爷爷的棺木。
我在农村的时候,每年都给奶奶上坟,在7月15的时候去添坟,即往坟头上堆一些土,因为每年的雨水要冲下来很多土。如果长时间不添土,坟头就会逐渐与地平了。坟也就消失了。我在农村干活,队上挖土挖沟,有时就挖出腐烂的棺木,以及人骨。有的,一些老人还能说出这是某某家的,村里已没有他的后人了。祖先的坟日久也就湮灭了。
等我到供销社工作以后,也就是说在奶奶去世安葬两或三年后,政府命令平坟,即地面上不允许有露出的坟头。说是为了节约耕地。我就回到村里,找人帮助,把奶奶的棺木,向下沉了半米的样子。这样种地就不会碰到棺材了。
奶奶就这样和我家的祖先一起,安睡在家乡的土地上了。她从年轻嫁到我们村,最后长眠安息在此,也是好的归处。只是后来,我们家里人都离开家乡,不能经常地去祭扫。去年(2024年),我的大弟弟、小弟弟,带着他们的儿子,特意回到村里,祭扫奶奶和其他祖先的坟墓。这是下一辈人第一次到家乡祭扫。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他们生命和家庭的起源,并将之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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