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强丨吃猪肉之禁忌和猪图腾大餐

在我们中国，连稍有历史知识的儿童，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龙是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350年-公元前4420年）猪首鸟翎蛇躯龙（图1）和红山文化（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2800年）鸮耳猪喙蛇躯龙（图2）。这两种龙都是异质同构的龙，前者是猪、鸟、蛇三种图腾动物的异质同构，后者是猪、鸱鸮、蛇三种图腾动物的异质同构。其实，猪和蛇的异质同构早在兴隆洼文化时代（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200年）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兴隆洼文化的龙是猪的头骨和废旧石器模拟蛇身子（图3）。
《礼记·月令》“麦实有孚甲”孔融达疏：“豕为水畜”。在中国，自古的人民就理解猪是属水的动物。《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毕”，毕星，“月离于毕”，天将下雨之象。夏天猪喜好泡在水里。所以，商代“豕戈”上的图形文字猪之腹上有一个象征光明（月亮）的符号（图4）。“豕为水畜”，仅这一点，就决定了希伯来《圣经》禁止信徒吃猪肉的前提——作为《圣经》，最重要的是祂的教义要适合传教地区的生活条件，在公元前10世纪，耶路撒冷已进入了干旱少雨的时代，而作为“豕为水畜”的特性，在如此的干旱地区再强调养猪，无疑是缘木求鱼。明朝吴承恩小说《西游记》里的“天蓬元帅”就是“猪八戒”，正是因为“豕为水畜”的这一认知的结果。《圣经》是不允许错误的判断。中国的《易经·睽·上九》之：“见豕负涂”，就是说猪喜欢有泥淖里的日子，在这种日子里再去驱车抢婚，必然是落得“载鬼一车”的结局，因为大地似滩涂的日子，车轮将陷于泥水当中，所以抢婚者乘坐的车，相当于死鬼所乘的车。
《北叙利亚通讯》 2025年12月4日 18:30 北京发署名安德鲁·劳勒（Andrew Lawler）文章《古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大吃烤猪？——近东猪肉禁忌的起源与猪肉食用的盛衰》载：“青铜时代（前3500-前1200年）最早城市的居民是狂热的猪食者，……耶路撒冷的居民偶尔会享用猪肉大餐。”估计当时耶路撒冷的气候还雨水充盈，养猪还不成问题。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在早期王朝时期，埃及制作了猪形的陶俑——看形象它是模拟了母猪的形象；它是图腾柱的柱头。这说明当时埃及还没有干旱多沙，有养猪的环境（图5）。
“猪是多产的。一头母猪可以生下多达100头仔猪（在中国，有的猪一胎可以产下40多头。本文作者注），远远超过绵羊、山羊或奶牛，它们的后代可以在大约六个月内成熟。他们需要的水量不到一头牛或一匹马所需水量的一半。”“希伯来圣经和伊斯兰教古兰经都禁止信徒吃猪肉，而这项禁令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饮食限制之一”，禁锢的原因，应该和气候的变迁有关系。这时候这一带的民族有可能为了再回到干湿适宜的气候，迁徙到中国的在地之可能。
在中国公元前6200年之后，是猪和蛇异质同构成为中国龙的时代，这时猪，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图腾。
猪是和人类伴生的动物，它易繁殖、易存活，正是中国原始社会人们的存活希望。所以我敢断言：早在兴隆洼文化时代，猪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图腾动物。换句话说，兴隆洼文化时代，中国人就有了聚众居住的小区，猪就是依赖这种小区吃丢弃的食品垃圾、排泄的粪便甚至死去的人类尸体。而猪拱土嗜蛇的天性，正是我们先民将猪和蛇异质同构成为龙的启发。
我们看崇义王心怡的《商周图形文字篇·豕》之图（图6），可以肯定的说文献上的“女希”，就是指伏羲女娲合体神，他们可以叫“女豨”，“豨”，猪也。我们中华民族崇拜伏羲女娲，认为他们夫妻共同生了日月，按传统“日”象征天，“月”象征地的认识，就等于伏羲女娲共同生了天地。图6之“⊕”，“〇”代表着天，“十”代表着地。其实这种符号远在大汶口文化就有了——这意味着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是伏羲女娲民族为主导的文化。
再看《易经》里的《贲》卦。“贲”，应该是“豶”的假借字，本意是公猪。然而今天的字典都错把它释为阉割了的公猪，其实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豶》条释说非常详细，“豶”就是公猪，而不是阉割了的公猪。甲骨文之阉割的公猪名字叫“豖”——“豖”象形猪的雄性生殖器被割断，附在猪的肚子下面。“豶”字即“䝅”字（《粹》396）。既然 “豶”（䝅）不指一般的公猪（“豭”指一般的公猪），那么就一定指特殊用场的公猪，《易经·大畜·六五》有“豶豕之牙”可以为拙我的这样论断做证：“豶”是特殊用场的公猪，它作为“豶”的条件，就是还很小的时候，就控制起来，放在笼子里囚养，因为公猪在成熟发情的时候，非常凶猛，甚至可以吃人，所以控制它如草木之始芽的小时候。殷商时代的人，所以要囚养它，一般要将它用于婚礼。在商代，一般婚礼的方式是抢婚，《易经》的作者反对抢婚，主张礼聘婚。礼聘婚不用车马迎娶新妇，要送一头从小就养大的“童子猪”，以达到“豚鱼吉”（《中孚》卦辞）的礼节。这只“童子猪”在很小时用笼子囚养起来。到礼聘婚时当作聘礼，由男方抬到女方家，这只“豶”越大越好，正所谓“白（假借“伯”，大的意思）贲无咎”（《易经·贲·上九》）；当女方家人吃着肥美的猪肉时，娶回妻子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睽·六五》：“悔亡，阙宗噬膚，往，何咎？”）卜辞《粹》396“辛巳貞，其贲生于妣庚妣丙……白䝅。”其中的“白䝅”和本卦《上九》的“白䝅”应有一定的联系。上引文的“贲”有祈求之义，而“生”则指生育之事。向女祖先妣庚、妣丙祈求生育而献“白䝅”，显然“白䝅”是那时人认为的利于生育的祭品。须知一切祭品都是现实意义的转移。在宗教上，向女祖先献“白贲”以求赐予生育的能力，在现实中，是否也会向被求婚的家族献上“白贲”以与之婚盟，给予能生育的女子？
《睽·六五》之“悔亡，阙宗噬肤（肥美的肉），往，何咎”就是送这种“白贲”的回答：接受送“肤”的家族，吃着这“肤”时再迎娶，有什么不好的呢？我认为此“肤”即与“白贲”有关的肉食——“白贲”，“贲”即“豶”，拙我在此发掘出了一段今天已经被淡忘的风俗：在商代抢婚风俗疯狂的时候，《易经》的作者有了一个移风易俗的礼聘婚风俗建议，那就是：
在男方家族的男丁适婚之时，选一只小公猪放在木笼里单独饲养，让这只公猪在保持“童子猪”的状态下长大，最后男方到女方家求婚，并抬这只大公猪作为聘礼，送给女方家。在婚俗上说，当时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图腾崇拜猪，将这种“童子猪”送给女方家，等于以猪图腾换一猪图腾，然后运到女方家的大猪宰杀，然后进行“图腾大餐”——吃了这只笼子里豢养的雄性“白豶”，而男方家则娶回了猪图腾的化身之新妇。今天答谢媒人之风俗“送媒人猪头”，正是这种婚俗的遗俗。甲骨文“家”字之“宀”下一“豕”字，正是用图腾公猪换图腾化身之母猪这一风俗的证明。换言之，伏羲女娲有猪图腾崇拜，所谓伏羲女娲发明了婚姻，甲骨文“家”字，正是伏羲女娲领袖天下的合理性之铁证。
仅图4图6就可以说商代有猪图腾崇拜。商王族崇拜日月，而商王族应该是大汶口文化伏羲女娲崇拜的的继承，因为伏羲女娲生了天地日月，图7之商代的伏羲女娲合体像，则可以证实猪崇拜是大汶口文化的崇拜，兴隆洼文化的猪头骨、残工具组成的蛇（龙）躯正是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龙凤图腾的开启，所以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中华民族就有了猪图腾崇拜了。而中国多雨温暖的气候也适合“豕为水畜”的生长，特别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悟通了多生多育才是史前社会最大的“刚需”，“豕为水畜”而且吃垃圾也可以活着、一胎多至40头产子量的猪，自然堪为当时中国人民的图腾。
然而希伯来《圣经》是在公元前600年至30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于耶路撒冷写成的。其《利未记》警告道：猪“对你来说是不洁的；你不可吃它们的肉，也不可摸它们的尸体。”按中国竺可桢《物候学》的原理，埃及猪图腾的时代早已过去，干旱少雨的气候已经来临。我认为《利未记》这项警告反映了一个以色列人的古老教诲：在天旱少雨、水源匮乏的地区养“水兽”——猪，不合乎实际。所以这才有可能垂至于经典：不要吃猪肉。所以到公元前 1200年，以色列人生活在黎凡特南部的高地，有成群的绵羊、山羊和牛群，在此类生活的定居点，今天的的考古记录中没有猪骨出土，也就不足为怪了。
今天是中国的冬至节。以拙我的知识看，中国的“冬至节”即应该是太阳节，因为中华民族在冬至这一天发现了世界开天辟地的第一件最大的发明：黑夜最长的一天结束了，万物复苏的时节到来了。因此我必须看一看历来的太阳树图像：我现在看到图画是青岛汉画博物馆珍藏的西汉双马太阳树图——这张图在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也有一张，但不如这张完整（图9-1）。
我发现这张拓片上有一个六角星符号。六角星，今称“大卫盾”“所罗门之印”。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符号，从古老的硬币到以色列的国旗，和许多小说里都有围绕这个符号的各种图像，不过人们很难说明这个符号究竟是从何起源。
一个倒三角形和正三角形相扣，是今犹太教和以色列国的象征。有说这种六芒星图案发源于印度，出现在印度南部的古代印度教寺庙里。这个符号朝下的倒三角形和朝上的正三角形可能象征两性，在中国青岛北阡遗址荒地上有时可以看到这样刻着三角形符的红陶器皿残片（北阡遗址的上限，是北辛文化——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400年）。北辛文化属于少昊氏的文化，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昊时代，我们的先民发明了冬至、夏至。
图9-1的双马借代给太阳驾车的六龙，在周代，有时候高大的马又叫“龙”。凤鸟借代太阳鸟，树借代太阳树，太阳树上的“六芒星”借代“悬车”，“悬车”象征着夜晚入睡的时间，而中华民族是崇尚生生不息、人口繁衍的民族，因此“悬车”符号可以是象征生殖繁衍的符号。我怀疑以色列民族的“六芒星”符号就是吸收了中华民族史前的繁衍为正道的观念。我深信随着中国国家出土考古工作的深入，一定会出土史前有记录、有系统的“六芒星”符号，以证明以色列民族曾崇拜中华民族的崇拜——多生多育，人口众多。“悬车”一词先见于《淮南子》。《淮南子》记录的太阳每天行程的神话传说一定很早，早在“大禹治水”时代以前（见后述）。
《淮南子·天文训》说：“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晡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是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悬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虞渊之汜，曙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七千三百九里，（大）禹以为朝昼昏夜。”（其中“禹以为朝昼昏夜”的记录，就是指公元前2357年以前——这个年代，是根据《尧典》之星宿运行记录而得出的）。
“悬车”是太阳巡天结束时的一种状态。照西汉画像石的理解，“悬车”的状态就是把承载太阳的车悬挂在太阳树上。这时太阳车呈现六角星形状。据我所看到的史前“悬车”的图像，颇像后世以色列民族国旗上的旗徽。我认为“悬车”本是中华民族暗示繁衍之人类正道的最好时机。
我曾首先明确地提出，伏羲女娲是传说中的雌雄一体神，换句话说，他们彼此可以名声上互相取代。如在商代伏羲女娲往往被设计成一个头两个身子，或者是两个头一个身子；在汉代以后他们两个的图像设计则是尾巴相互勾连。他们的如此造型，旨在训导后世子孙，要男女不分，多生多育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图10-1、图10-2）。
我认为“悬车”的符号类似伏羲女娲合体彼此不分的意义。
我认为以色列民族多见于男子之发饰“飞髾”也曾在中国领土上时兴过很长一段时间。图10-2是汉代象征女娲之“飞髾”发饰；图11-1是三国时代嘉峪关地区妇女头饰之“飞髾”；图11-2、图11-3是三国时代嘉峪关男子发饰之“飞髾”；图11-4是晋朝画家顾恺之画的晋代飞髾发饰。图11-5是现代女明星斯琴高娃盛年时的飞髾发饰。图11-6是以色列男士之发饰“飞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