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我们这个家能重新回到青岛，母亲承担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一系列艰难的抉择。经济上很困难。姐姐结婚了。我还在上学。大弟弟在临清附近农村作为知青下乡，小弟还在读书。只有父亲一人工作。自从我离开农村，家里没有了劳力，只能分到不多的粮食。父亲要承担一家人的生活费用，还要省出钱来，供母亲回青岛上访。
母亲单位的态度也从前到后发生着改变，从一开始强硬地告知：“你的问题严重，不存在平反，不可能恢复工作“到不得不承认母亲除了历史上的问题，“文革”中并没有新的错误，因而强制把母亲和我及小弟送回农村，属于群众运动，不是党和政府行为。现在可以恢复原职，重新安排。
说到重新安排，母亲与厂里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长期的沟通，或者说是谈判，甚至也可以说是斗争。我之所以用“斗争”二字，因为这其中有激烈的对抗，故意的拖延，还有哄骗和引诱，试图让母亲放弃回青岛的要求。母亲已达到退休年龄，不可能继续工作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安排在哪里退休。厂方要求母亲在当地退休，即由厂里给母亲办理退休，户口恢复为城市人口，留在老家。
为什么厂里这样办？主要是省事，避免后面的一系列事情。比如说，如果允许母亲回青岛，他们就要出面把母亲户口办回来，相应的问题是要给母亲安排住房。“文革”前我们住的位于市北区的房子，离开青岛后，已交还给房产局，分配给另外的人家了。安排房子这个事是大事，厂里有几千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由单位解决，厂里的宿舍一直十分紧张。
说到这里，我插一段亲眼所见的厂里职工住房紧张的情况。1985年我调回到父母曾经的工作单位，做了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来年春节，我到学校的领导和同事们家中拜年，到学校的一位工友师傅家。他家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里外两间房子，估计也就是有20平方米。家里夫妇二人，还有儿子和儿媳妇。这么小的房子怎么住呢？只好在室内搭起一层，青岛人称为“吊铺“，儿子儿媳晚上爬上去睡觉。问题是这房子室内并不高，上面搭上一层，有五六十厘米高吧，人在上面能坐起来，而下面的高度只剩下不到2米，我进到他屋里，感觉头几乎挨着屋顶，很不舒服。
这种房子，室内没有水管和厕所，每层楼在中间部位设一水龙头，旁边就是厕所，挨在一起，全楼的人都到这里接水和上厕所。就是这样的房子，一般工人排队多年，也很难得到。
把后面的提前到这里说，我母亲回到青岛后，厂里也是给的这样的房子。母亲和几年后退休后回到青岛的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将近20年，直到世纪末，我姐姐有了一些钱，给父母买了一套带厕所和厨房的房子，父母才搬出。这是后话。
因为这样的原因，母亲要求退休回青岛，厂里一直不答应，拖着，想拖到母亲不耐烦了，屈服了，按他们的安排办。但他们没有估计到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也极有耐心和毅力的女性。他们不答应，母亲也不答应。这样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母亲又到厂里，找到有关部门和人员。他们以为母亲来是改变了主意，同意按厂方的安排办。所以见到母亲，直接问：“怎么样？想好了是吧？来办手续了？“母亲回答：”我是来问问，你们是不是同意把我办回青岛了？“搞的这些人有些狼狈。开始他们十分不高兴，也说过一些狠话，如：”那你就等着吧！“言外之意，你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你就待在农村一辈子。
后来厂方又提出，把母亲安排到山东临清我父亲工作的地方。这样办，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母亲不让步。就又拖下去。后来母亲给我说，她还有另外的想法：母亲是想让我小弟弟顶替她进入厂里工作，这样她退休的指标不会浪费，也解决了我小弟的工作问题。父母退休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个子女到他们原来单位工作，这是当时政策规定的。母亲开始向厂里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厂里说小弟年龄不到，不能安排。我小弟是1963年5月出生的，当时参加工作的最低年龄是16周岁，这样必须到1979年5月小弟才够年龄顶替母亲入厂。
与厂里僵持到1979年，在母亲的据理力争下，厂里完全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当然，也是大环境的作用。上面的精神，对“文革”中被错误批斗、对待的人员，应予恢复原职，在生活上给以照顾补偿。
当年5月，厂里终于为母亲办了退休手续，顺理成章，我小弟接班进了厂成了正式工人。在母亲的努力下，一年后，厂里又分给母亲一套房子，其实不能称为一套，因为前面我说过了，只不过是21平方米的里外两小间房子，在离厂区几公里外的一处厂里的宿舍楼内。这是一幢5层的楼房，建于五六十年代。这处房子靠一条大马路，离大马路不过四五米，黑白天都过汽车，尤其是大货车经过此处往返市内与郊区。此处又是一处上下坡，从上坡下来的汽车，车速快，声音非常大，晚上影响人睡眠和休息。可没有办法，以母亲当时的处境和身份，能争取到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母亲争取退休在青岛安置，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无比艰辛。有几次，父亲觉得办不成就妥协吧，退休在老家或临清也行。接受吧。但母亲不为所动，不实现目标，决不停止努力。除了待遇上的原因之外，我想，母亲还有心理上的动因。她就是想回到青岛，用这个事实，向当年的同事、亲戚、朋友，也向自己，证明强迫我们离开是错误的。错误必须得到纠正。
1980年6月，我向学校请了假，帮母亲到青岛安家。父母卖掉了农村的房子，是连宅基地一起卖了，才筹到一些钱，到青岛后，买了几样家具，又从老家和临清带来一些生活用品，算是在青岛安下家了。
从1968年离开青岛，12年后，我家终于又回来了。母亲回到青岛意义非凡。她退休安排在青岛，才带回小弟来青岛工作，也为以后我父亲退休后回青岛，我姐姐全家和我全家调回青岛，打下基础。父亲曾说：“我们是三出又三进青岛。”确实是这样，解放初，父母为了生活离开了青岛，后来又分别回来。全家在1966年的风暴中被遣返回农村，几个月后回来。1968年又被赶出青岛，直到1979、1980年，及以后几年，才陆续回来。这样到80年代中期，当年离开青岛的一家人，又多数回到美丽的海滨之城。
“文革”带给我们一家人的劫难到此才算是结束了。从我们一家人来说，心灵上的伤害，成为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我回到青岛帮助母亲安家期间，去了一趟初中的母校看了看，留下一张照相。
与母亲回到青岛的同一时期，大连路的老邻居谢大爷也从农村回来了。他们全家1966年遣返回老家，几个月后家里其他人都回来了，只有谢大爷不被允许回来。他留在农村。好在他们家乡烟台福山，生活比河北好得多，子女们又常回去看望和陪伴他。落实政策，他也回到青岛，与家人团聚。不仅如此，他的工作也恢复了，又成了邮电局的职工。年龄大了，同我母亲一样，办了退休。他受难的时间更长，从50年代就挨整，持续了将近30年。劫后余生，终于得以安享晚年。老夫妻本性善良，与儿女们关系，包括后来的儿媳妇、女婿，以及下一代处得非常好，为邻人羡慕。他们老两口都长寿。
可惜李大爷李大娘都因病过世了。前面我写到过，最不能忘的是，我回青岛上访，李大爷一家人给我的亲人般的对待。其他的邻居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当年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很好的人家，现今有的仍很好，有的种种原因，却陷入困境。儿时的玩伴，有的因病因故离开了人世，有的去了外地，留在那里。
老房子还在。回到青岛的几十年里，我时不时地回到老院子里看一看，与邻居们见见。前些年（2021或2022年），老房子被政府征用，邻居们搬往不同的社区。这两幢老式日本房子保留着。政府改作办公用，经过内部改建装修，对比我们住的时候，已是面目全非。只有院内我们年少时就有的几棵大树，留在那里与老房子做伴。
回青岛帮助母亲搬完家后，我回到学校，不久就从衡水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当年被冀县师范学校招聘去任教。
（29）两年师专学习（上）
像是做梦一样，我在离开学校10年后，经历了农民、知青和供销社职工的身份转换，又重回校园学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心情。现摘录几段：
1978年12月的某一天，时隔3600多天之后，我又一次走进学校的教室，坐在书桌前，听老师讲开学后的第一堂课。
恍如梦境。恍如昨日。仿佛时钟没有移动，仿佛靠着神力我得以穿越时光隧道又回到从前……
为了这个梦想，10年来，我食不甘、寝不安。我的灵魂像一只流浪的野狗，没有安息的家园。如果在这10年中死去，我也不会闭上双眼。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相信这是真的。10年间，在所有的苦难和屈辱面前我没有流过泪。只有第一天大学生活的夜晚，躺在宿舍里。似乎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泪水却如江河之水，喷涌而出。
衡水师范学校是所中专学校，本身也在招生，又一下子挤进师资班的好几个班（具体多少班我记不清了，至少有我们中文的前后两届共4个班，数学班应该也是4个班，记不清有没有其他专业了），我想学校为安顿这么多学生，是费不少心血的，
这也是我们入学时间一再推迟的原因吧。
我们班男生宿舍是一间腾出来的教室，40多名男生，上下床，在一间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只留下走道。要看书，就只能坐或躺在自己的床上。厕所那时还是旱厕，所谓旱厕，就是地下一排坑，粪便入坑再流入后面的大坑中，需人力往外清运。人的排泄物就暴露在外面，极不卫生。尤其是夏天，臭气熏天，苍蝇……，以文明的角度看，也是非常不雅。这是当时真实的情况。
再说说那时候师范院校学生的待遇。最主要的两项吃和住都是免费的。住不用说了，虽然条件差，好在不收费。伙食费是由国家按人每月14元拨付给学校的，对学生不收费。每个月发给学生一张饭卡，上面标有这个月的天数，每天早中晚三顿，打饭时由食堂职工用红蓝铅笔划掉一个格。到了月底，会把没有吃的饭，折成钱返还给学生。除了伙食费，每个学生每个月发给4~6元助学金。
我所以很清楚这事，因为入校后，选举班干部，我被选上，分配我做生活委员。生活委员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月底领回下个月的饭卡，发给大家。月初收回上个月的饭卡，统计每个同学没有吃的饭，早中晚不同的钱，再汇总全班的，报给学校总务科专管人员，隔几天会领回退款，然后再发放给同学。
学校的饭菜大致是中午有一个菜，很普通的大锅菜，再有开水或清汤。主食粗细粮搭配，记忆里是粗粮为主。一般同学都能吃饱。对于刚刚从“文革”中走过来，又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学生，这样的生活应该算是可以的。所以学生基本上对于食堂和伙食没有大的意见。
生了病，学校有医务室，校医给开药。如果病情重，就会转到离学校不远的地区医院就诊。学校医生掌握的比较宽松，学生提出要求，希望到地区医院去看病，医生一般会同意，给开一张转诊证明，凭这纸证明，到了地区医院，交到收款处，就可以到各科看病了，看病拿药都不需要自己交钱。应该是隔一段时间，医院与学校结算。
按说当时国家刚从“文革”中走出，正在所谓“百废待兴”的时期，国家的经济应该比较紧张，竟然对于学生有这么大的支持力度。让人感叹。
现在回想，如果不是有国家的资助，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读下来。前面说过了，我离开供销社上学，没有了工资收入。而我们家庭，父亲一人工资，要供养一家人。母亲正在往返青岛、临清和老家农村，为落实政策奔走，花费不少。实在也没有力量供我上学，因此上学二年，我没有向家里要钱，靠离开供销社时积攒的一点钱，加上学校的补助，度过了两年。好在吃住医不要钱，基本上没添置新衣服，其他花销也很少。假期里我就回到临清父亲那里，不用交生活费。就这样度过了两年学习生活。记得1980年暑期分配到冀县师范学校实习的时候，到那年的11月领到第一份工资，之前的二三个月，我只有很少的钱了，几乎山穷水尽。想想家里的情况，也不好意思向父亲开口要钱，只好尽力节省。不是学生了，吃饭要自己买饭票，就尽量节约，不买或少买菜票，好在可以买得起主食，能吃饱。到最后，连买牙膏肥皂的钱也没有了，只好不买。将就着过。那个时候，甚至想着 ——上帝原谅——到哪儿去搞点钱（包括用不正当的方法）。真是这样想过，不过只是脑子里闪过念头。由此也理解，很多人确实是因为穷，没有饭吃，只好去偷。后来我了解到，其实是可以向学校（冀县师范学校）预支一部分工资的。但我当时不知道可以这样做。硬挺着，度过了这一段困难时期。
在上学的两年里，我还有一段打工的经历，如果没有得来的一点钱，可能到最后真的支撑不到领第一份工资。
事情是这样：
我们这一批人被高校录取是以“河北师大衡水地区师资班”的名义招收进来的。河北师大也就出了这样一个名义，既没有派出老师，可能也不会给以经费方面的支持。到我们入学，在已经招生两届的基础上，衡水地区决定成立自己的学校，经上级批准，衡水师范专科学校就在我们师资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了这样的名义，再附设在衡水师范学校里，也不合适，也不能扩大招生。于是，到我们入校的第二年，即1979年暑假以后，我们就搬到了衡水市区西北方向十公里左右，位于深县前磨头镇的原河北农业大学旧址了。
9月新学期开学。8月底我来到新校报到，到校后才得知推迟半个月返校。我并没有收到通知。但此时我再回临清去？一是要花路费，二是回去待不久又要回来。一时不好决定。学校这边，老师学生都没回来，只有总务处在做开学的准备。就把我临时安置在一间屋子里，偌大一幢楼，只住我一个人，这片学校楼在野外，夜晚尤其寂静，静得有些吓人。但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给自己壮胆，住了半个月，才迎来其他同学返校。
我因为担任生活委员，与总务处的一位科长熟悉，他安排我住下，吃饭与正在做开伙准备的炊事员一起吃。这位科长我记不清姓什么了，但记得他年纪不小了，高大瘦瘦的样子。他就问我：“你来早了，不开学你也没事，你跟着炊事员一起干活吧，我们发你工钱。”我当时也正缺钱花，正合我意，就答应了。
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就跟着炊事员一起干活，从打扫厨房和餐厅的卫生开始，到安装和面机等设备，再到后来购买、储备粮食副食等。对于我这样有干过农活经历的人来说，为学校打工的活不累。与其中一二位炊事员交谈的多一些，后来开学以后，他们还时不时地找我玩。至于发给我多少工钱，时隔多年，记不清了。
师专到前磨头原农大校址办学。但这里条件很差。原先在衡水师范时，毕竟是市区，生活方便，至少有水有电，学生还可以上街吃个饭店，看看电影逛逛书店，放假开学回家返校，坐火车汽车都比较方便。
而这农大旧址，却是远离市区，独立在野地里盖了数栋楼，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离最近的前磨头镇六七里，镇也很小。最要命的是我们来到以后，发现经常停电，一停电就不能从地下井里抽水，于是学校没水用，喝水也没有，更不用说洗衣洗澡了。老师学生们都怨声载道。也因为这样，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好，教学质量受到影响。
从大专的师资班到新设师专，教师都是从原先的中专、高中等学校选调上来的，以原先师范学校的老师们居多。这些老师们水平不一。既有“文革”前正规大学毕业的老师，也有“文革”期间毕业的、“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还有一批“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留下来教课。前面两部分老师毕竟出自正规学校，即使是“文革”中毕业的，也是“文革”前经过考试进入大学学习的。他们都比较努力钻研学问，弥补知识方面因“文革”造成的缺失。这部分老师讲课认真，做学问的态度也好，学生们比较欢迎他们。
因为我们这批学生年龄、水平不一，以我们两个文科班为例，分为年龄大的一个班，年龄小的一个班，年龄大的这个班入学时的年龄在二十七八岁或以上，有不少是“文革”开始时的高三高二学生，年龄都是三十岁左右了，大部分都结婚有孩子。我们这个年龄小的班，很多是应届或早几年毕业的，我在班内算是年龄大的。
“文革”前的高中学生，普遍基础知识扎实，文理兼修，所以进入师专后，对教师的水平要求高，这也是应该的，大家来上学，是想多学知识，教师水平高，大家才能多受益。大多数教师得到学生的肯定，即使有的教师水平不是很高，但大家能看出他们备课认真，用心教学，同时对教学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一旦发现，也愿意接受学生的建议和意见，加以改正。
也有个别老师，水平低，态度又不太端正和谦虚，因此学生们多次反映，学校被迫为我们更换了老师。记得有一位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男教师，从衡水师范学校转来师专教学的，水平有限，学生反应不好，学校把他又调回师范学校了。
我在师专上学期间，学校还发生了一次“学潮”，但很快平息了。下面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件事发生在1979年冬天，前面说过，我们搬到前磨头上学以后，学校条件太差，经常停电停水，学生们积攒的不满情绪，因为发毕业证的问题，火上浇油，引起了众怒。原来，这年秋季开学以后，1977级的同学毕业了，大家见到他们的毕业证书上的用词，与工农兵大学生的所谓毕业证书基本一致。没有“成绩及格，准予毕业”这样的字眼。大家意识里对工农兵上大学这事本身就非常不满意。因为现在考入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如果还是实行推荐式的入学方式，是上不了大学的。而恢复考试入学，正是对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反动”。所以大家得知，在毕业证这件事了，等于把我们与工农兵学员等同起来。而我们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
我本人为这事，与几位同学一起到学校的一位副校长家里去，看他的毕业证书。他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毕业证书上面是有“成绩及格，准予毕业”这样两句话的。
还有，当时学生们对学生食堂的伙食也有意见。再加上学校搬到这里以后，上级没有任命正校长，只有一二位副校长管事，管理方面存在缺失。大家的意见反映给学校以后，副校长大约是权力所限，也可能有不愿意负责的想法，总之是对学生们的诉求没有回应。学生们的意见更大了。大家就自发地开始“罢课”，聚在学校的礼堂里，七嘴八舌地议论。学生们不满的情绪，不断地放大和加强。
文科3班有一位齐姓同学，是“文革”前一二年的高中毕业生，社会经验丰富。他提出，既然学校不给我们答复，我们何不到上级去反映意见？他的意见被绝大多数同学接受了。他又提出推举代表、筹集费用的办法。大多数人同意，就由各个班同学，大约是每人出一元钱，筹齐了上访费用。
有了钱，谁去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齐同学提出的意见，大家都接受，说明他能代表大家，又有组织能力，他应当当仁不让，代表大家向上反映意见和要求。齐同学也没推辞，同意了。但他说：“不能我一个人去啊，至少还应当再去一个，俩人做伴，有事也好商量。”再派谁去呢？大家众说纷纭。有人推荐张三，但问了他，他不去。也许还有想去的人，但没人推荐，个人也不好毛遂自荐。在这种情况下，齐同学就提出，让我和他一起去。
他为什么提出我呢？其实我在学校里并不善于交往，什么事也不大出头。但由于宿舍相邻，有时到齐兄宿舍里，跟他还有其他几位聊天，所以也算是比较熟悉。另有一个原因，上访要耽误时间和学习，有些人不愿意。当时的想法是到省城石家庄去。为什么不到地区呢？大家感觉地区肯定不愿解决，也许大家传说中的证书的写法，就是地区这一级主管部门和领导的意见呢。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
齐同学直接给我说了，我也没多想，反正是跑一趟吧。就答应了。从以后的发展看，行事谨慎的人，当时就不会参与这事。因为这也算是“学潮”。这事过去后，直到参加工作，从冀县到青岛，我倒没有因为这事，被单位找过，也没有公家的人再来问我这事。但齐兄毕业后到了县委宣传部工作，政治方面严格，也可能后来涉及提拔，因这事掀起一点小风浪。等会儿再说。
其时已到1980年年初，正是三九严寒的季节。出门确实也是受罪。临走时，我同位的姓周的男同学，见我只有短大衣，怕我挨冻，就把他的长棉军大衣，换给我穿。我和齐兄就出发了。
我们的计划是先到石家庄，如果结果理想，就直接回来，如果不行，就从那里再到北京。插一句，我们说来算是代表大家去向上级表达诉求，也可以说是请愿吧。但也没有什么证明。说来可笑，怎么证明我们是被大家推举出来代表大家呢？实在是没有一个办法证明。也说明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步行到前磨头，从那里乘到石家庄的火车，当天上午到了石家庄。这是我第一次到石家庄，在这里我们只待了半天的样子。去了省教育厅，接待我们的办事人员态度不太友好，听完我们的叙述和要求，答复说这事你们要回去向地委和行署提出，这里解决不了云云。
齐同学和我见此，只好离开，商量了一下，就没在石家庄住下，当晚就买了票，到北京。火车到北京，半夜了，找到站旁的一个旅客住宿介绍处，看了我们的学生证，介绍我们到“大北窑”的某处旅馆。我俩就打听着坐公共汽车去旅馆。下了汽车。不好。齐大哥发现他身上带的钱没有了，口袋开着，肯定是在车上，窃贼趁着人多拥挤，窃了他的钱。离开学校时，我们把钱分成两份，一人带一部分。没想到，出了意外。还幸亏分成两份，我带的一份没有被窃，否则我们俩在北京接下来的行程，就没法实行了。我的钱装在大衣里面的一件衣服里，没有被偷。接下来的花销，还可以支持。
事已至此，只能认倒霉了。我们找到旅馆，大通铺的床铺，条件很差，也只好将就睡下。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大约住了三个晚上。
齐大哥丢钱的事，回校向大家报告的时候，把这事情也说了。当时大家公开的没有人说什么怀疑的话。但事后，有人私下问我，是否真如齐大哥所说，钱真被偷了。我知道，他们是怀疑齐大哥私藏了钱。我表示，事发时我在场。虽然我没有看到小偷行窃。但我相信事实是如齐大哥所说，相信齐大哥不会贪下这钱。
在北京，我们去了三趟教育部。是在西单附近的一处大院子。后来我看资料，从北洋政府开始，这里一直是教育部办公地。说明来意后，门口出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指示我们到大门东边一处小院里，到门口一看，是“上访接待室”。进去只有一间小屋，一面墙上开着一个小窗户，约有一尺见方的样子，望进去，坐着一个人。让我们先填了一张表，有姓名、单位或学校等信息，然后问我们来干什么？此时的齐大哥和我，非常不愉快。一是让我们到这地方，把我们当成一般上访的人了。我们自觉还是“文革”后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优秀人才，大学生啊，天之骄子。而上访的人，都是挨整的人，包括我们家这样的，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的人，遣返回农村的等，只有他们才到这些地方来，卑躬屈膝地要求“落实政策”，怎么让我们来此？
俗话说，店大欺客，我们在学校时，大家一起闹，要求这要求那。来到这里，就我们两人。大机关，如旧词，侯门深似海，你找个人都困难。这时我们才感到，在国家机关、国家的管理系统面前，个人的可怜和无助。没办法，只能屈服。我们就把来意说了。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约40岁左右的男子。他态度还不错，说今天你们先回去，我们与省里联系一下，问问是什么情况。
也只好如此了。我们就先离开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接待我们的人不在。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次接待我们的人。他告诉我们已联系省教育厅，我们的毕业证书会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发。我们又问，到底有没有“成绩及格，准予毕业”这样的字眼呢？那人笑了说：“会有吧。肯定跟工农兵学员的不一样。”这话给我们安慰，抵消了对接待环境的不满。通过到省厅和教育部的上访，得出越到上面，接待人相对文明、办事也认真一些的印象。
来教育部上访接待室，遇见有十来个上访的人，都是中年以上年纪。普遍衣衫褴褛，或穿着过时的衣服，脏兮兮的。来到这里，也是到窗口上递上材料，或打听情况。这令我想到我们家的情况，想到母亲前几年到现在，也在不停地上访中，也会经常来这样的地方，受这样的待遇，其实是受着歧视。心中涌起很多的感慨和不平。一方面，更深切地体会到母亲多年上访的不易。另一方面，感叹老百姓办事之难。从古至今，历朝历代，总有很多普通人、下层人有冤无处诉。
齐兄的哥哥在北京，就住在西单附近，齐兄到他哥哥家看望，我也一起去了。他的哥哥问了我，知道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就建议我们抽空去几个景点看看。这样，趁等教育部消息的空隙，到了颐和园、景山、天安门，都是走马观花，但也算是实地到了这些原先只在书本上或电影上才看到的地方。印象深的是，我们到冬日的颐和园，湖面早结了冰，在山后的一个船码头，看到了数艘游船，其中有一艘非常旧了，但那式样，或是当年皇帝用过的也说不定。也就是说，越早期到北京越能看到真正的古物。后来80年代末期，我有机会又到北京，在西山一带还看过早年清朝哪位皇帝为征服云南贵州而练兵的遗迹。那时还没有搞开发，还保留着原样。后来随着开发和旅游，文物古迹真假混杂。
我因很憧憬北京的音乐会，觉得是高级的精神享受，在小地方看不到。齐兄就带我到长安街某处售票的地方，买了晚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出票，晚上我们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是在他们的音乐堂演出。声乐演唱会，由该院的师生演出，水平一流。演出场地不大，但不愧是中国最高的音乐殿堂，音响效果很好，最大程度上保留着自然的人声。
（30）两年师专学习（下）
回学校，半夜在前磨头站下车，我和齐兄走回学校，翻墙进入校园。第二天，还是在礼堂里，向同学们报告了到省和教育部请愿申诉的情况。不久，地区向学校派来了一位校长，姓李。他是衡水教育界的老人，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我们原先也都听说过他的。大家对他有好感也寄予希望。果然，他召开学生大会，讲话很诚恳，表示同学们的意见会认真听取和向上级反映。此后，也没有追究前段“学潮”时学生的某些过激做法。倒是从食堂伙食、供水，到教学秩序的整顿都在听取学生的意见后，做出改进。我们毕业，发给的毕业证上，签发人就是李校长。毕业证书上，果然有了我们希望的“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字样。
关于这次“学潮”，大体的经过就是这样。齐兄毕业后到宣传部门工作，某年也许是要提拔，不知是他听到了风声还是担心，他来找我，说到当年我们做代表到上级上访的事，对我说，如果有人来了解这件事，就怎样说云云。但也并没有人来找我了解这事。齐兄后来做到了县里某局的局长。现在早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了。今年（2025）春天，我有机会回到冀县，与齐兄几十年后再见，还一起回忆起当年代表同学到省城和北京上访的事。
在师专上学期间，寒暑假我到临清父母处，往来于德州。在火车站候车买票，走过熟悉的街道，也常忆起旧事。有一年在生产队劳动时，队上派我和一位同伴到德州卖菜。卖完菜已是傍晚，我们很累，不愿意赶夜路回村，就把推车存在火车站旁边的一处存车场，进了火车站候车室，准备在那里的地上睡一晚上，第二天再回去。那是夏天，我们找了一个角落，把包菜的破单子铺在地上。刚躺下还没睡着，被人叫醒。原先是警察，把我们二人带到了车站里警察办公的地方，盘问哪里来，干什么的，有证明没有。证明我们没有，实说我们是河西故城北二屯村的，来给队上卖菜云云。警察就让我们把带的物品，包括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放在地上，接受他们的检查。
我们带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秤，再就是卖菜的钱，零钱居多。有这些东西，他们也相信我们是卖菜的。据说，他们主要是查和防“盲流”。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术语，是指那些因为粮食不够吃，没法在当地农村生活，逃离家乡，想找一个能生活下去的地方的人。“盲流”，往往没有确定的想投奔的地方和人，走到哪里算哪里。他们身上没有证明身份的证件，又没有钱。可能没钱吃喝了，就容易做出偷盗等坏事。是当时公安部门重点检查对象。
最后，警察让我们收拾东西，告诉我们候车室内不能待。就让我们走了，实际上是把我们赶出来了。没别的办法，我们只好出来到了站外广场上，席地而卧，睡到天亮。
还有一次被盘查的经历，也是在农村时，前面我写过文章的。就是与乡亲们一起，扒火车到山东南部的薛城、枣庄一带换粮食。我们在德州货站，上到拉煤的火车上，第二天一早在薛城站下车，立即被铁路警察把我们一行人，大约有七八个，带到办公室里，也是让我们掏出所有的东西，一看，每人带着一卷布。一看就是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来换粮食的。也就放行了，也没没收我们的布。
这两次被盘查的经历，让我更明白，人要是到了下等人的地位，那是没有任何尊严的。也不可能主张任何个人权利。只能求当权主事者开恩。
说到德州，也是在衡水上学时，有一年寒假我回临清，到了德州没有车了，需要住下，听说住澡堂便宜，就想体验一下，也是身上钱不多，正好两方面考虑吧。就找了一家浴室，人家是10点以后洗澡的客人走后才让人住宿。这样，浴室又多挣一份钱。人就睡在浴客休息的小床上，很窄很短，睡觉很不舒服。好在就一晚上。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住在浴室或旧式叫澡堂子里。
一年暑假，在临清我父亲那里，时间长了也没事干，就从那里坐汽车到泰山和曲阜去玩了一趟。这些地方是第一次去。从泰山脚下的岱宗坊出发，一路攀登。很巧，遇到一位中年人，是镇江某高校的老师。另有三四位年轻人，可能也是学生。我们就一起走。出发时已是黄昏时分。开始时还能边走边看沿途的景色，后来天就黑下来了。接近山顶，十八盘时，山路很陡，也累了，有些吃力。但毕竟年轻，终于到了山顶。时间大约是晚上10左右了吧。虽是夏天，山顶上非常冷。有一间旅馆，我们进去问了，住满了。但那里的人很同情游客，就把我们引到餐厅，让我们在那里休息。我们只好在椅子上，或躺或坐的等了几个小时。凌晨，就到外面，找好的地角看日出，这是登泰山必须有的项目。气温更低，不过有出租棉军大衣的，记得好像是5毛钱租一件。穿上等着看日出。由于山高，日出前的曙光和云雾，变化万千，当太阳喷薄而出时，确实壮观。是人生难得的体验。
看完日出后，我和那位老师又结伴从西线下山。上山时只觉得累，并没有感觉腿疼。下山，向下走，每走一步，腿很疼。但也走下来了。到了山脚下，看到了冯玉祥墓。参观了一下。当时我是非常景仰他的。回到学校以后，还特意找了关于他的书和诗来看。只是后来随着读书多，尤其近年来，看到更多的史料，对于他复杂的人生，有了比年轻时更全面的评价。
这一次步行上山和下山，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全程步行登泰山。也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做到。后来我又有几次到泰山的旅游。或乘缆车上下，或走一半坐缆车一半。行程虽省力，但少体验到攀登的艰难和愉悦。
在山下与镇江的老师分手，我一人独自到了曲阜，游览了所谓“三孔”，即孔庙、孔府、孔林等三处与孔子有关的文物古迹。由于年代久远，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真正古代留存的东西不多了。所以也并没有激起我多大的兴趣，只有从留存至今的一些古地名上，兴起一点思古之幽情。如尼山、阙里、泗上等。
游览完曲阜，我乘火车到济南，从济南站里走出来时已近半夜，觉得再花钱找旅馆住有点冤枉，反正天亮了我就要开始游览。决定在外面露宿。也是我当时从农村出来不久，风餐露宿不觉得苦。沿着站前大街走了几百米，找了一个商业门头的台阶，上面有厦子，从包里找出几张报纸铺在地上，头枕着包，躺下，爬泰山及游曲阜也累了，不一会就睡着了。第二天早起，又开始逛。去了趵突泉和大明湖，当晚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三天乘汽车回到了临清，结束了旅行。
前面说过，1980年6月，我请假回青岛，帮助母亲和小弟安家。等我从青岛回到学校，已临近毕业。我错过了全班同学的毕业合照，留下遗憾。此时人人都在为毕业分配的去向思考、活动。我是一个死脑筋的人，想不到找关系，也不会走关系。对于毕业分配，当时只是觉得，国家包分配，自会安排，安排到哪就去哪。自己就等着好了。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很多同学，想方设法找关系，争取较好的安排。
这里面就有我很好的朋友L兄，他留校了。因为当时我们中文科或叫系的主任是他们县里的，算是老乡，可能是通过他的关系留校的。L兄留校后又进修，多年后，当了教授。还有几位同学留校改做行政工作，大多做到了学校的中层。在当时，这些人的活动，都是幕后进行的，谁也不跟别人说。再加上我的死板，什么信息也不知道，也不会自己主动争取。别人找关系，留校这事，也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但也许是我幸运，也是我这书呆子可能学习好，也是一个为大多数人承认的事实吧。幸运竟找上了门，来到我面前。
中文三班（我们是四班），有一位李兄，家是冀县的。有一天找到我，说我们上一届的师兄，现在冀县师范学校任语文老师的郭兄，代表冀县师范学校，几天前来到我们师专，找了中文科的系主任、老师等，请这些老师推荐几位学习好为人好的人，毕业后到冀县师范学校任教。李兄是被推荐的人之一。领导和老师们推荐的名单中有我。于是，郭兄就委托李兄找这些人谈，看愿不愿意去冀县。
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上一级学校会比下一级好。因为冀县师范学校是属于地区一级的学校，归衡水教育局管。冀县，也是一个县城。如果回故城老家，很可能会分配到公社一级。既然冀县师范要我去，我还是先到那里看看吧。与我一起到北京上访的齐兄，家也是冀县的，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热情地说，愿意陪我一起到冀县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再由我做决定是否同意到冀县工作。
第二天，齐兄带我转了一趟汽车，到了冀县，他领我到了师范学校，找到了郭兄，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也看了一下校园，觉得不错，我就决定同意到冀县。当晚，回到了齐兄在村里的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回到学校。
临近暑假的某一天，学校召开了毕业生大会，宣布同学们的去向。还不叫毕业分配，因为我们是1978年12月到校的，要学够两整年才行，暑假以后的9、10这2个月，我们算是实习。所以在会上宣布的是大家的实习地点。大多数都是回到本县，即入校前所在的县，总共有四五个人到冀县师范学校实习。是从当年毕业的数学和语文两科中选拔出来的。
我们在秋季开学前一个星期左右到了冀县师范学校，安排一个房间住两个人。吃饭在学校食堂买饭票。出校门几十米就是县城的商业街区，十字路口就是一家百货商店，也只是几间平房而已。在这里买了牙膏肥皂等，安顿下来。
开学了，学校通知我们过几天安排实习的几位准老师试讲，然后决定谁留在该校任教，其余的仍回本县安置。宣布的这个决定与我当初的理解不同，也许是当时郭兄李兄没有给我说明白，也许是我理解错了。总之，我原先以为冀县师范要我们来，是决定接收我们做教师，而不是来此再接受挑选。但事已至此，也只有按人家的要求办了。
主持其事的是一位副校长，也是他告诉我们这个决定的。我隐约感觉到此人似乎在暗示什么，似乎是表明我们能否留在此地，决定权在他，应该向他表示表示，至少应该感谢他吧。当然这仅是我的一点感觉。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而我对于拉关系，向来不会。年轻时又非常高傲，尽管自己无论从家庭背景，到个人才能等方面，并无任何高人一等的地方。但年轻时就是这样。也许是读书多了，沾染了中国文人那种自以为是的习气？还是读鲁迅老先生文章多了，受到他绍兴出身的文化人天生就有的才华加孤傲所影响？但鲁迅是天才，学问根底深厚，思想见解超人，文章卓尔不群，我有什么呢？可年轻时就这样不知天高地厚。总之，也想不到也不会找找关系或其他。
让我们备课，准备试讲。我就根据在师专学过的教学教法和备课写教案的那点知识和技能，研讨课文内容，写教案，计划着课堂如何组织等。事后我才知道，有的老师为了讲好课，留在本校，非常认真地备课，甚至找了当地教育界非常有名的语文老师，帮助写教案和备课，准备这一次的试讲。
到了我试讲那一天，安排给某一班学生上一节语文课。书记、校长、教务处主任、语文教研组组长等人坐在教室后排听课。第一次走上讲堂，毕竟有些紧张，开始的数分钟里，肯定是表情不大自然，说话也比较快，有点失据。好在很快我就调整好了情绪，放慢语速，围绕着课文，根据几乎能背下来的教案，一步步地讲下去，并且越讲越有自信，对于知识点的强调也更加清晰。由于课文本身就是我非常喜爱的鲁迅先生的作品，我的感情早浸染其中，这种感情也自然地在讲课中表达出来，相信会传递并感染到学生。
下课的铃声响起来后，结束本节课。自觉是比较成功的一次讲课。走出教室，教务处张主任走上来问我：“你以前做过老师吗？”“没有，”我回答。他的意思不言自明。
再回来说一下，分配我试讲的课文是鲁迅的诗作：《亥年残秋偶作》。全诗如下：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前面的叙述我说过，从在农村劳动时，我就喜爱上了鲁迅的文章，通读过至少10遍以上我买到的先生的著作。进入师专学习以后，“文革”结束，原先读不到的书和资料，原先被封锁的与鲁迅有关的人也重新出现在学术界，他们有的重新写出回忆和研究鲁迅的文章，有的抛弃“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对鲁迅作品的片面评判，转从客观的角度、纯文学的角度分析欣赏鲁迅的文章。对这些新知识，我都是抱有极大的兴趣学习的。虽然我没有对鲁迅其人和著作下功夫做研究，但却可以说比较熟悉他，包括他的思想及作品。所以来讲这一课，这首诗的背景资料我掌握不少，讲起课来，像是能做到旁征博引。
试讲课几天后，学校公布了实习老师去和留的名单。我的名字在留校之列。从此，我成了冀县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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