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释文所据拓片已由王蕾托名书法家题款，所以我只能发表拓片的没有题款的部分，以及画像石、画像砖的原物照片。是为憾事。
画像石、画像砖的原主人是青岛著名的汉画专家张新宽先生。可张先生不幸去世了。这是一位很卓越的收藏家。他生前曾请我当他“崇汉轩汉画博物馆”青岛地区唯一的顾问，想起和他的朝夕相处，想起他的好，想起他保卫汉画的辛苦，我不由得泪下沾衣。
王蕾是我的学生。为了这些拓片，她和丈夫画家葛一勇先生陪着我辗转万里，到中国各地博物馆核对材料，以求完善——他们夫妻二人在全国辗转中也成了饱学的知名画家。虽然我自己不敢说王蕾藏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拓片的释文完善。
阴阳和谐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本图是少见的伏羲女娲两者分开的画像砖。一般在商代或商代以前的伏羲女娲，他们的造型，大多彼此合体不分，如果以人头蛇躯形象出现，不是二人共一个头，就是两个人头共一条蛇躯，或干脆做一头双身蛇、两头一身蛇的图腾神形象。在中国美术史的古代，龙和蛇的概念彼此不太区别。
到了汉代，伏羲女娲的形象，则分作两个男女躯体，虽然，他们的龙蛇尾巴却缠绕在一起，模拟蛇和四脚蛇交合状。偶尔也能看到伏羲女娲雌雄一体的形象——或人躯蛇身一个人生着女生的头发，男生的胡须等等。他们二人这种状态，是在宣扬男人女人应该成为夫妻，彼此恩恩爱爱，多生多育，繁衍子孙，生生不息。
似乎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领导核心人物已经悟通人类社会的自然使命本质是繁衍后代——其实这正好投合了史前人类社会的自保需要：在物力维艰的人类社会之初，人丁的繁衍，是最有效的生产力增加之方式，人丁的增加，是抵御自然危害的最有效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传说伏羲、女娲兄妹又夫妻——这是古代同族婚之折射。
他们是一切龙的传人之祖，他们的形象为人首龙躯。或可以说他们是人首蛇躯。
伏羲女娲，民族集团之总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当中，他又有大昊、太皞、高辛、帝喾、帝俊、帝舜等称号。他出自中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他们是少昊氏的后代，声名赫赫的炎帝，也是其民族集团的一时之名号。
女娲是先于伏羲的母系社会的名号，进入父系社会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她又有羲和、嫦娥等名号。传说伏羲、女娲生了十个太阳、十二个月亮。所以在我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太阳往往可以象征伏羲和伏羲女娲的重要的后人，月亮可以象征女娲和他们的重要后人。这也说明他们民族集团，首先使用了太阳月亮交替出现以计时的科学手段。在汉代图像中，太阳往往以鸟、九尾狗为象征，月亮则多作蛙、兔子等等的象征。鸟、狗、蛙、兔子等等，曾是这个民族集团某一部的一种图腾。
本图原在一块画像砖的两侧。头上留有一撮“飞髾”发饰的为女娲（“飞髾”，头发梳笼成发髻之外，单独另留一绺头发的称谓。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她举着内有飞鸟的太阳，身边有阳鸟、九尾狗；举蟾蜍的是伏羲，他身旁有猴子、鱼、龟——猴子是水神，鱼与龙蛇联类，龟是水母。女娲属阴而阳处，伏羲属阳而阴处，正是中华民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一伟大的哲学理念之反映。
附图1是汉代嫦娥画像砖——嫦娥和女娲均为人身龙蛇之躯，说明汉代人知道二者异名而实为一人。
附图1.汉代嫦娥奔月画像砖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画中是一头双身龙与双凤尾部交缠，尾的外端各有一龙。这是楚国风格的画像砖。这种龙凤呈祥纹样，与商代青铜彝器所谓“饕餮纹”精神内容一致，只是有了异样的外观（附图2）。显然这是战国到汉代时期的画像砖。
双身龙是新石器时代就有的一种造型，它是我们这些龙的传人之祖先的图腾之相。它是伏羲女娲的一种主图腾。伏羲女娲民族集团，是由黎氏和重氏两个同祖于少昊氏的两支民族组成，组成后堪称大昊氏。
凤鸟是中华民族先于龙图腾的一种图腾，是少昊氏的主图腾。女娲氏继承了少昊氏的凤图腾——固然少昊氏下传大昊氏，但伏羲女娲因为同族而互相婚姻，可以统称大昊氏，然而他们其中的传承关系，却一直没有人乐意说清楚：
女娲氏出自颛顼氏，颛顼氏出自少昊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一个“孺”字，反映了哪时她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孺”借代“乳”，帝颛顼是母系社会之少昊氏乳养大的，哪时还是母系社会的颛顼氏生出了女娲氏，女娲氏初称黎氏，黎氏和出自少昊氏的重氏合并，产生了伏羲女娲氏，他们称为重黎氏，又称大昊氏、帝俊氏、帝喾氏。这也意味着母系社会的女娲氏进入父系社会，于是以龙图腾大昊氏的主图腾，融合了女娲氏的凤图腾。《左传·昭公十九年》上说少昊氏以鸟命官，大昊氏以龙命官，记述的大致就是这种历程。
少昊氏主图腾为凤鸟。因为父系社会的出现，凤图腾自然成了女性的象征。中国龙凤的特点乃“龙中有凤，凤中有龙”，所以至少在商代的时候，龙和凤的位置高下难分。在我们中国，皇帝往往自比为太阳、龙，皇后往往被比为凤凰，其根源就在此。
到了汉代，人们认为龙为阴物，凤为阳物。所以龙生着凤鸟的爪（阳），凤生着龙蛇的腹甲（阴），于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自然成了龙凤呈祥的内涵。
附带一说：双身龙与双凤交缠之外端为什么有两条龙？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夏朝帝王孔甲顺从上帝，上帝格外开恩，赐他“乘龙”的好处，而且是“乘”两对龙，各一公一母。两对龙一对象征着黄河地区，一对象征着汉水地区。这两个地区十分重要，一直是夏、商、周时国家的命脉所在。显然双身龙象征着黄河地区，它两端的龙则象征汉水地区。
附图2 商代的一头双身龙与玄鸟——即龙凤呈祥
龙马凤鸟昼夜祥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这是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河南洛阳出土西汉中期画像砖。在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也有一块同样的画像砖，与这一块相比，青岛的则更完整些。
图中画了象征白昼的太阳树和太阳鸟，还画了背上有星辰表示的两匹马。古人认为“阳成于三”，所以太阳鸟为三只。古人认双数为阴，所以用两匹马象征夜晚显现的天驷星。商民族崇拜东方苍龙七宿，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其中“房”即房宿。房宿又叫房驷、天驷，《尔雅·释天》：“天驷，房也。”《注》：“龙为天马，故房四星为天驷。”到了周代，现实当中，高大的马匹也被称为“龙”（见《周礼·夏官·廋人》；“马八尺以上为龙。”）。《史记·天官书》“房为府，曰天驷”《索引》：“房为天驷，主（管帝王）车驾。”这帧画像砖上马背上有星星的表示，正是《星经》上《房宿》条所载，房宿有星四颗组成之谓。
在商代，东方苍龙七宿是商民族的图腾星，苍龙七宿的其第四宿即房宿，又名天驷，主管人间帝王的车马。《竹书纪年》载夏朝帝相十五年（公元前二十世纪初）“商侯相土作乘马”，说马匹开始与战车相配，更是马匹被崇重的说明。相土即商祖契之孙。出土的图像表明商民族崇拜马匹，马匹已入其多图腾当中，成为“龙类”。《周易》里有“时乘六龙以御天”的记载，所以本图以两匹马象征六马行天，是有社会认识之基础的。
画上马生着能飞翔于天的翅膀；它接近后腿的腹间画有凤鸟鸟头之纹，那是此马乃龙的曲说——“龙非凤不举”是周代以前的古老认识，此可为证明。另外，在商代龙的画像是，凡画龙，龙的身上一定得画凤鸟之特征以说明真正的龙是“龙中有凤”（画凤则一定得“凤中有龙”）。
特别是到了汉代，国家和国家的地区要追求阴阳和谐。因此，为求吉祥，故而夜与昼的象征同出于一幅。《汉书·丙吉传》载宰相丙吉巡行途中不问路上所见人民斗殴死伤之事，只关心天热牛喘。从人怪之，他回答：斗殴死伤之事，是京城地方治安官员的事。我的职责在于辅佐皇帝“调和阴阳”，天气不到大热的时候牛喘，是阴阳失调，所以我关心。由此知道汉代阴阳和谐，为理政要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画面中间的太阳树上画着一个六角星符号。这个符号我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雕刻上见过，但那不是国家考古工作者按科学程序出土的，我无勇气引以为据。但是此图是西汉时期的画像砖，仅它出土在西汉时代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这种六角星是十二世纪被犹太人所重视的，显然其比《淮南子》成书时间要晚一千多年。
《淮南子·天文训》说，“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悬车。……。”这个“悬车”是太阳巡天结束时的一种状态。太阳巡天到了“悬车”的时间，巡天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在西汉时期，“悬车”就是人们想象的太阳在太阳树上的光斑——也许是太阳在树冠里的印象吧。
中国古代许多图形成为今天别国的吉祥符号，这应该是中国早期的文化，都可能可以成为宗教创造的启发。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在图形文字、甲骨文出现时代以前，新石器时期的玉雕，惯用异质同构造型手法。所谓的“异质同构”，就是把不同形质的物象按一种原则共同构造在一起。
文字变成传达意念的工具以后，图像、图形的主流开始向写实变化。因写实有必须与写实协调的背景，造型语言在保留一部分约定俗成的修辞之下，渐渐将异质同构的局面，转化为理想概括之言语与形名的特意附会。
例如，红山文化玉雕之龙，将猫头鹰之猫耳似的角，蛇的身躯等三种不同形质之物象，按想象的“龙”组合在一起，这种造型手段就叫“异质同构”（附图1）。再例如石家河文化的伏羲女娲合体形象，一面设计为雄性的伏羲，一面设计成为雌性的女娲，按想象的交合产生后代的原则同构在一起（附图2）等。
将理想概括之言语与形名的特意附会，成了中国图像、图形构形的喜闻乐见之方向，即：视觉语言修辞，出现“吉语附形”格式——凡中华民族信仰的东西，无不具有避凶驱邪的意义，中华民族的理想，永远伴同着吉祥如意的步履。我所谓的“吉语附形”，是中华民族理想实现之心理预期的需要，所以，“吉语附形”格式一旦出现，便成了视觉语言修辞的重要方式。
当然，“异质同构”“吉语附形”，只是视觉语言修辞的一种格式，而非全部。
“吉语”，吉祥的语言；“附形”，将吉祥的语言，附会类同名称读音的物形。
例如：汉代常见的图像：翠鸟身上驮负着一只小坛子——因为小坛子雅称“罂”，翠鸟学名叫“鴗”，“罂”谐音“赢”，“鴗”音通“利”，则出现了吉语“赢利”附形鴗鸟驮罂子。再例如：汉代常见的图形：两只仙鹤衔着一条鱼——因为两只仙鹤可谓“鹤”，“鹤”，谐音“和”、“合”，“鱼”则与“余”同声，则出现了吉语“和合有余”附形仙鹤衔鱼。
在汉代，理想之概括语言和形名的特意附会，成了中国图像、图形构成的喜闻乐见之方向，
到了战国、宋代，“吉语附形”形式可谓臻于至美。
附图3 红山文化的鸮耳、猪喙、蛇躯异质同构的龙
附图4 石家河文化之一面伏羲一面女娲玉雕像，它是由人头、蛇躯等质量相异的物种构成的
水随人愿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古人认为龟是“水母”（见《楚辞》汉王襃《九怀·思忠》：“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期兮南荣。”）按汉代以前的人理解，“水母”自然会生产水；蟾蜍是“月精”（见《初学记》一引《淮南子》载：嫦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月精”即主管月亮的神灵。生产水、管水的神灵被人控制了，水的能力，自然而然会遂人心愿。
龟是我们祖神女娲氏的图腾，女娲斩龟腿以撑塌崩之天的传说，正是龟鳖图腾拯救天下子民的说明。嫦娥乃女娲氏某一历史时段的族号，嫦娥奔月化为蟾蜍，正是女娲氏有蟾蜍图腾的说明。所以汉代以前的图像中龟蛙，往往龟、蛙相互异质同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女娲氏本是水神。中国名著《红楼梦》之“女人是水”的说法，自有深深的文化积淀。
此图龟项上系了绳索，且被人牵着，蟾蜍随人身后，表示它们均受人控制。控制者应该是大禹。传说大禹治水杀共工氏之首领相柳，正是此图产生的基础：女娲氏后人有炎帝，炎帝后人有共工，共工氏出自颛顼氏，颛顼氏的图腾神应该是龟鳖；传说龟鳖无雄尽雌，则恰好说明作为母系社会的颛顼氏崇拜龟鳖。到了父系社会，人们自然会给无雄尽雌的龟鳖图腾配对，于是就给龟鳖图腾配以龙蛇为雄性——因为女娲氏继承了颛顼氏的龟鳖图腾之龟鳖，以后与龙蛇图腾之伏羲氏婚配，追溯到伏羲氏之岳母、女娲氏之母亲颛顼氏，从而有玄武图腾的终点。
既然图腾可以继承，那么出自颛顼氏的女娲氏也会继承龟鳖图腾。显然共工氏就是龟鳖图腾之继承的民族集团。我们说女娲氏是传说中的水神，就是根据如此的逻辑推理的结果。
治水乃世代承袭之职务，承袭人自当为水神的人间代表，作为黄帝之后的大禹，杀炎帝之后代相柳，就是消灭了作为民族集团领袖的共工氏。从此夏朝确立。夏朝的确立，正是大禹“治水”，给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多生多育之统治政策欠缺的弥补——大禹治水的实际成就是动员百姓修建一处一处“大土台子”，这种大土台子不仅收容了多生多育信念下的许多人口，而且洪水来了可以上去避水，同时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城池之初。
附图5 红山文化的玉雕龟鳖——这龟鳖的后腿有明显的蛙腿倾向
附图6 金沙遗址的金箔蛙——这蛙的后腿有明显的龟鳖腿的倾向
附图7 汉代的龙躯体显然有龟鳖、蟾蜍的特征
建树丰家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有说：中国美术史上枯树审美盛于宋代。看来至少汉代已有之。
然而汉代为什么把枯树移上画面？这是要以它述说“建树”——人们通常在春天植树，所植之树必须是休眠而无叶似枯者。画面的枯树有根，一味强调它是待植之状，更强调它不是枯死的树。“建”，设置；植树可谓置树到某处。
画上猪有一角，以强调它为“角猪”，亦即种猪。种猪即豭猪。
“豭”，甲骨文的“家”字构成所赖，亦读为“家”。猪作种猪必大，“丰”有“大”之义，亦有“达”义——“丰家”可谓发达富有之家。“丰”谐音封。封家，受皇帝诰封的家。
给猪加上一个角，以强调其为大猪、早见于商代图形（附图1）。
商代图形文字不乏猪腹间有“⊕”型符号，这个符号来自大汶口文化，它的“〇”象征着天。“十”象征着地。《庄子·大宗师》载：“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豨韦氏”之“豨（希）”即女希，可以单指女娲氏， “挈天地”意思是说天地由豨韦氏（女娲氏）来率领（《淮南子·本经训》之“封豨”即指“豨韦氏”，“韦”可读为“伟”；大也。）。它证明豨韦氏“以挈天地”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的史前，有猪图腾崇拜，例如在商代的《易经·贲》（贲，即“豶”的本字，指婚姻聘娶用的大公猪）。由此可见用这种大公猪聘娶女子成婚，意味着男女有了家。
甲骨文的“家”，在“宀”字下加一借代公猪的“豕”（一般公猪写作“豭”。“豭”指一般性的雄猪）。
附图8 商代的角猪图形。其与汉代的角猪的表现方式相同——均在头顶杜撰一个角
避祸驱邪，坞堡永固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本图为中国视觉修辞汉代的典型作品。
图的外围为水，水内方框为坞堡之墙，方框之内四角小方框为堡楼——其一方为一层，下北上南，北面三层，南面两层。正所谓“固若金汤”。汉代图像当中大围墙而四角碉楼者，在出土文物中十分常见，此乃平面示意图。
在坞堡之外围卫以水，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易经·涣》卦。《涣》卦拟洹水围卫着盘庚以后的商朝首都，正所谓“涣王居（居，商代的首都之义）”。水围卫着城堡，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切建筑风水的首要特征。
画面上之双蛇缠绕——蛇配地支“巳”，“巳”古读音“子”，双蛇缠绕乃“子嗣连绵”之意。
画面当中并封衔连，寓意婚姻不断——“并封”即两头一身之神物的通称，如两头一身龙为龙并封、两头一身凤为凤并封、两头一身猪为猪并封等等。并封自史前就会意雄雌交媾，一直到今天俗语“好得穿一条裤子”里还见其踪。此图之“S”形，模拟龙并封。龙躯弯曲呈“S”状，乃甲骨文“龙”字象形的特征。
画面当中为两只壁虎赶一只蝎子——壁虎谐音“避祸”，“蝎”音“邪”，蝎子的天敌是壁虎，壁虎赶蝎子意为“驱邪”。
蝎子、壁虎都曾经被我们的祖先加以崇拜。如，古代的女子就曾有美发以拟蝎子尾巴卷曲的情状（《诗经·小雅·都人士》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虿”，金文象形蝎子；以毒虫勾翘的尾巴喻大家闺秀之美发，正如现代以名花喻可爱的美女，足见那时代蝎子之地位的神圣。）；壁虎早在史前就被塑在陶瓮上，以求吉祥（附图9。史前雕塑装饰以壁虎的陶瓮——雕塑壁虎的瓮应是盛酒用的。古代多用酒在于成家之礼；家作为居住体则可谓之“宫”，故而壁虎又名“守宫”欤？然而守宫必为神圣之物，否则史前先民不会将它雕塑在那个时代较为贵重的陶瓮上）。
附图9 史前装饰守宫的陶瓮
安享酒食天地长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这幅画像砖，它屋内案前的鼎、案后的酒尊象征美酒厚味；人物旁的柿蒂纹、龟鳖分别象征天地——汉代出土的柿蒂纹上往往有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图形，因而得知它可以象征天地四方；龟鳖象征永久，故而如此命名。
画像砖之屋下的马和酒尊，应该象征美酒佳肴供应之快。美酒佳肴供应得快，才是画中主人公安心享受的特征。
天赐冕旒，日夜欢喜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图中鸟嘴所衔的东西谓“冕版”，亦称“延”、“綖”——它在冠冕的顶上，以木制成，前高后低；它的前后有组缨，组缨上穿挂着玉珠，名曰“旒”。一般天子所戴的冕有十二旒，诸侯戴的冕有九旒，上大夫戴的冕有七旒，下大夫戴的冕有五旒。
此图的飞鸟借代天——四川金沙商末遗址出土的金箔之圆天、涉禽、太阳合为一体的图形，它说明在特定的前提下，天、鸟、日轮中任何一物，都可以代替其他二物。冕版上的“延”借代冠冕，转而借代国家高级权位。天赐冕旒，即君权神授之意。
此图飞鸟的两旁为日月，代表日日夜夜；飞鸟下方的燕子代表欢喜——“燕”有欢喜之义。《字汇·火部》：“燕，喜也。”
附图10 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刻着圆天、太阳鸟、太阳轮之金箔
运在手前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中华民族手崇拜由来已久。
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出土了手背刻有龙首纹的青铜手（附图1。图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花园庄东54号墓》。图中的铜手当镶在一个柄上——它是表示身份和权威的物件；或即后来铁如意的前身。），这件青铜手，首次向今天展示了古代手崇拜的存在。这种铜手应该是后代“如意”的前身——“如意”今称“痒痒挠”，晋代有名故事石崇斗富用来敲碎珊瑚树的“铁如意”，就是此类“手”的用途：它可以防身，可以拿着指途示向。
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过一棵青铜太阳树，此树上有绳躯龙沿树而下，龙的身上有只文身的手——它向我们说明商代的手崇拜、龙崇拜、太阳崇拜为一个信仰体系的神物；安阳花园庄东出土之手背刻有龙首纹的青铜手，正是三星堆绳躯龙身之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无独有偶，20世纪90年代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了一件可能是商代的佩绂玉人——它头发作两头一身龙形，这是其所在的“东夷”核心集团被发之状，而它披发本是为了模拟龙蛇之躯；它的双手拟龙形，这是“东夷”文身龙蛇的会意表达方式，而“东夷”后裔的商王族，有表示权力之龙纹衣，其上之龙纹正是文身龙蛇的转移面貌。可以说这玉人的双手模拟龙，乃安阳出土龙首纹之青铜手、三星堆出土青铜绳躯龙身上之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见附图2之左、右）。
显然，汉代的手纹砖不仅是简单地摁一手印，更是龙的传人之能力所在。
附图11 商代的青铜手
附图12 左，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的佩绂玉人
右，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树和树上的绳躯龙
夜察毫末，避邪镇祟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本图猫头鹰头部左右的四个圆点模拟星星，借代夜晚，这是我们释读它的切入点。
《易经》有《观》卦。“观”，甲骨文作“雚”，是一个象形猫头鹰的字；雚是猫头鹰的别名，也是“玄鸟”的本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也就等于说“天命雚鸟降而转生了商王族”。商王族都是雚鸟的传人，雚鸟的传人当然有资格管理天下，因此《观》卦就将雚鸟夜晚明察秋毫的能力，和国家各地的管理人员应具的着眼观察角度含混起来，以达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要求——观察各国国风，以提尚对商王礼敬的国情民俗。
附图是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两种以鸮鸟为本鸟的玄鸟。
左边的玄鸟异质同构以羊角，因为羊图腾是商王族多图腾崇拜一种重要的图腾。羊图腾应该是炎帝的图腾，炎帝出自帝俊，商王族也出于帝俊——或者可以说商王族的羊图腾至少继承自炎帝。在商代，玄鸟和羊图腾组合的彝器并不少。在今天出土的商代国徽图案上，太阳神左右的玄鸟，其头上凡异质同构羊角者，都能见到炎帝图腾崇拜的影子。
右边的玄鸟异质同构了鱼的尾巴，因为商代的鱼属于龙类；玄鸟这时象征女娲，而象征女娲的头上，是一条象征着帝俊伏羲的龙躯，相形之下——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件龙凤共生着鸮首的商王族族神貌。其实一头双身的神物，在商王族崇拜的图像中比比皆是，它们的外形尽管有所异，但作为伏羲女娲为代表的男女祖先合体神，却完全一致。
闻一多说：商代的玄鸟就是凤鸟——即本鸟为猫头鹰的玄鸟。可是这种凤鸟为什么成了今天人们认为的恶鸟了呢？
周人的死敌是商王族，商王族的玄鸟图腾自然是他们憎恨的象征。对猫头鹰亦即鸱鸮的憎恨，早在周民族发祥之地反映民风民俗的诗歌中出现了（见《诗·豳风·鸱鸮》），所以在周人取得天下之后，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掌覆夭鸟之巢”的机构（见《周礼·秋官·司寇》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夭（妖）鸟，即猫头鹰。“硩”以石头投掷，“蔟”，鸟巢）。这种毁坏的效率之大难以令人想象，居然直到今天我们还愚蠢的认为猫头鹰是凶鸟，是不祥之鸟。
在汉代，猫头鹰已经普遍被认为是凶鸟。但它“夜撮蚤，察毫末”的天性，和周初以来上千年背负的凶鸟、恶禽的名声，反而让它有了避邪镇祟的功能。猫头鹰又名鼓造、枭鸟等。《淮南子·说林》：“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注》：“鼓造，盖谓枭鸟（鸱鸮）。”它在汉代能够“辟兵”的传说，正是它避邪镇祟功能的另一种证明。
附图13 商代妇好墓出土的两只玄鸟玉雕
天师神威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画面右前方为羽人骑虎，虎在当时象征着金——刀兵，所以这幅画应当为模拟天帝仪卫之状。《周礼·夏官》有掌帝王仪卫的“虎贲氏”，这是这画像砖作者如此想象的基础。当然现实中的“虎贲”不能骑着老虎，所以“天师神威”，指天帝出巡仪卫、鼓车兰锜的威风。
画中大象拉的车为“鼓车”，车上的鼓叫“鼖鼓”。《周礼·考工记·鼓人》：“以鼖鼓鼓军事。”《注》：“大鼓谓之鼖。鼖鼓，长八尺。”“鼖”，也作“贲”。大象前面的人为驭象者。在周代，鼓舞士气的战鼓往往是鼓上连着军旗，战鼓的鼓杆上悬挂着武器，鼓座上还安置有鸣金收兵的“丁宁”（附图1）。显然汉代的鼓手在战车上击鼓的动作也比较夸张。
画中布满兵器的架子叫“兰锜”，张衡《西京赋》：“武库禁兵，设在兰锜。”刘逵注：“《魏都赋》注曰：受他兵曰兰，受弩曰锜；音蚁”。兰锜竖立的兵器叫“铍”，上面有铍套，它是近似剑和矛之间的兵器。兰锜载于车，可谓“兵车”。拉车的牲口应是骡子，否则不会在驭手牵缰之下低头到地。汉画上的马匹几乎均昂起脖子。
盛放兵器的“兰锜”被兵车载着，这在一般图画上比较少见，此图的收藏者希望以后影视工作者不再两眼空空而胡编乱造，因选之。
附图14 战国青铜器图案上的军鼓 
朝神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在汉代，神明有专门的神堂供养——董仲舒《春秋演繁露·求雨》：“取三岁雄鸡与三岁豭猪，皆燔之于四通神宇。”其中的“神宇”，就是说明。“四通神宇”，就是神堂的屋宇有东、西、南、北四通的门（类似日本现在仍存庙宇神堂）。
这帧画描写马车通过高高的神阙，向一个画着大头神的房屋而去，说明这一套屋宇都是神宇。神阙、神宇的立柱上有“х”画在“□”中的符号，它应是古代属于神鬼住所的标志。
被供养在专门神堂里的大头神应是祝融神像。祝融神，在这张图里，应该是火神的名字——火神，本是商代的太阳神，商代灭亡之后，太阳神不再由商王族家族的专有，于是神格降低，变成了住在炉灶里的火神；不过这种专门用于供奉的头像，大概来自史前的猎头习俗，而猎头的遗迹，最后变成了三星堆作为祭祀太阳的青铜人头。供奉祝融头像，流行于汉晋以前，在清朝灭亡前后，变成了一纸印得花花绿绿的灶禡。
既然火神祝融被画在庙的墙上，那么与火神比邻的、墙上画着水波纹的地方必然就是水神。道教以火象征阳，以水象征阴，阴阳和谐是汉代国家有时候最高的理想。以此而论，这块汉砖应该产生在道教诞生之后，大约在东汉末年。如果果然，这就是早期道教庙宇的真实写照。
值得指出的是，大头神的额间有“◇”福帖子形，它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神物图像额间上出现过的符号，特别是商代彝器上的图腾额间比比皆是这种符号。这个符号应是山东莒县凌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凡”字图形，而“凡”字乃“风”字的字根。传说中的伏羲氏、女娲氏即有“风”姓（附图15）。
大头神的额间的“◇”形，出现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时代；在商代它是商王族崇拜的一个代表神明的符号。在后世这个符号演变为福帖子，人们用它代表祖先，而代表祖先之“◇”形符号中间的“福”字，象形酒尊、代表着“福水”——我们将酒供奉与祖先，祖先将给我们以福报，这就是我们过年贴“福”字的原因。
画面右上角是西王母神像——西王母身后内有五点的方框，是五柱神堂的平面图。其为强调此为朝神图。
饲凤斗鸡博虎角力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此图有四个内容：
一、西王母饲凤——此图由捣药的兔子为衬托，由此而知饲凤人为西王母。当时西王母传说之语境，必不可少兔子捣药。
兔子生殖能力很强，母兔怀孕三十多天即可生产，一胎可以生下多至十几只小兔，所以兔子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自汉代，传说兔子可以捣仙药——估计这种传说基于它特有的生育能力：赓续不绝的生育能力，给人一种永远不死的感觉，所以兔子的图腾状况就有了神灵的意义，它捣药的图像自然而然和长生不死联系到了一起。
传说兔子无雄皆雌，母兔望月而孕。这说明兔子崇拜、作为图腾神远在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时代就开始了。我们今天人人尽知嫦娥怀抱兔子飞到月亮，这嫦娥就是女娲的别名，因为如此，我们又可知远在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北辛文化时期，在颛顼氏诞生了女娲氏之时，就有了兔子崇拜。经过女娲之黎氏和伏羲之重氏相结合产生了重黎氏之后，先商民族分化为阏伯族群的“东母”、实沈族群的“西母”（见卜辞《后上》二八·五），继而周朝出现了西王母见周穆王神话之后，这“西母”和能致人长生的西王母合一了，从而，导致了古老的兔子崇拜成了西王母的座下的役从。
二、斗鸡赌果——两只斗鸡的身后各有一只高柄豆，豆柄上特别强调系以彩带，由此婉言豆中盛着博彩赢获之果。高柄豆先见诸大汶口文化，它曾是祭天特备之物，即便在汉代它也并非通常人家所有的东西。
三、斗臣搏虎——斗臣乃壮士古称，其迎虎而上，足见英勇无匹。
四、壮士角力——两只斗牛之后一武士鹖冠执矛前冲，一武士执斧扬手疾奔，他们显然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厮杀，图画作者用两只斗牛喻示其行为的性质：他们在比武。
此图内容的叙述十分巧妙，是汉代视觉语言修辞的典范。
翎尾龙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标准中国龙的诞生，它反映于图像的特征乃“龙中有凤、凤中有龙”如商代的龙商代的龙、凤（附图16）——左边的凤鸟生着蛇（龙）的腹甲，右边的龙生着鸮（凤）的爪子，是为典型的“龙中有凤、凤中有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理念的体现。即龙的造形必须是水生或喜水动物与禽类异质同构。作为水生或喜水动物代表着阴（见《文选》张协《七命》“阴虬负檐”吕向注：“虬龙阴物”），而禽类则代表着阳。也就是说，标准的中国龙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神物。
标准中国龙诞生在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六百年之间。
本图的龙生着鳄首虎躯，羊角鸟爪，鱼鳍鸟翮，特别重要的是它的蛇尾上有一枚孔雀胆翎——在汉代，孔雀的胆翎，往往是凤凰尾羽的特征。这更说明汉代人对龙为何物的认识。
附图16-1 商代的凤
附图16-2 商代的龙
家有喜帐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晋代画像砖
婚姻则成家。甲骨文、金文的“家”，多象形突出了雄器的种猪在“宀”下，——见附图17。附图17的左图是甲骨文“家”（《京津》二一五二）。右图是金文“家”（《枚家鼎》）。
甲骨文、金文的“家”，多象形突出了雄器的公猪（豭）在模拟屋庐的“宀”下。其实这只“突出了雄器的公猪”，就是《易经·贲》卦之“白贲”，即大公猪——在甲骨文时代，向婚姻女方家族献上它（“贲”即“豮”，指公猪，亦即没去势的猪，关于这点，《癸已存稿》卷一《豮》条释说极详，此处不再冗言。），才是男女成“家”的前提。
这只“种猪”通常称“豭”，也是《易经·贲》卦里的“白贲”——大种猪。“贲”是“豮”的假借字，今天通行的工具书上释其为去势的猪，这是误解。《易经》的“豮豕之牙”可以为此做证： 在“豮”还是小猪的时候，就应当单独栏养起来，将来它要作为聘婚的礼物送给女方。
《易经·大畜·六五》的“豮豕之牙”似乎可以为我的猜想做证：作为特殊用途的猪（即“豮”），在它还是小猪的时候（豕，小猪），就应当“牙”起来（即单独栏养），这样做是“吉”的——请注意：《大畜·六四》说给牛加以“梏”则“无咎”，而于这里则说“吉”，其均针对着它们特殊的用途而言：牛要役用故而“梏”，小公猪与“贲”有缘故而“牙”。
在《贲》卦形成的时代，“白贲”曾当作消除以往抢婚“泣血涟洳”（见《易经·屯·上六》）之惨状的吉祥物，是抢婚和聘婚过渡时代的一种反对前者、标榜后者的形象语言，是那时代婚俗一大革命性之发明——“家”字古义，正在此中。
此图床帐内画一大大的“豭”首，说明晋代“家”的古义未失。
“豭”音“家”，成家必有床帐，故命此题。
附图17 象形文字的“家”
莫病去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兔子、鳖、蛙、鸮等，是母系社会之女娲氏多图腾崇拜的一些品种，在女娲族号换称嫦娥的时代，兔子和蛙的崇拜似乎尤其显得突出。
传说兔子、鳖无雄皆雌，兔子望月受孕，鳖为万鱼之妻，所以我们今天骂人则以“兔崽子”“鳖羔子”隐射其有母无父——其实这乃是母系社会人们“知其母，不知其父”之社会结构，借其图腾崇拜的传说予以保留而已。
显然，画面上看似并不起眼的兔子、鳖，却有丰富的内涵。
传说女娲亦即嫦娥生了十二个月亮，所以女娲的兔子等图腾就代表着月亮。在中国的古代，人们认为月亮、太阳一并升起在东方，它们巡天到西方过后，再返回东方。因为这种缘故，传说住在西方的超级女神西王母，画像中往往有代表太阳的三足金乌，和代表月亮的兔子。战国隋侯墓出土的后羿射月、射日图形——其月亮为兔子，太阳为鸟（附图18）。好像我们今天的神话故事，只记得了后羿射日，已经忘怀了后羿射月亮的故事。
汉代人称兔为“卯”，如《论衡·物势》：“卯，兔也。”所以汉画之西王母身旁的兔捣药，其图像的名字宜称为“卯病”。
秦人的女祖神，是女娲。因为秦人的祖先本是商代王族，商朝灭亡，他们的祖先躲过了周武王的灭亡商朝之战，逃到了奄国。在周成王时期秦祖参加了叛乱周朝的战争，被周公剿灭，举族被罚到西方边疆守边、养马等，这时的秦人不再敢称道自家的祖先伏羲女娲，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开始强大了起来，因此在表面上自称是少昊之后，也有有意的将女娲混充西王母。于是西王成了显赫的女神，原先女娲氏的兔子、龟鳖图腾也成了西王母的跟班。在汉代，西王母变成了国家供奉的神灵。她那时是“司管天降灾厉及五刑残杀”（见《山海经·西次三经》。附图19）——她的工作，当然得由其侍从玉兔执行，所以传说“玉兔捣药”，药除百病。
甲骨文“卯”有杀义。今天威胁人的狠话还有“卯死你”等。“卯得病”可谓杀死病，也可读为“莫病”。
附图18 后羿射日图。在后羿的身后是月亮树。月亮树上站着象征月亮的兔子
附图19 东汉时期的西王母画像石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龙虎自古联类，至今通行的“龙腾虎跃”、“虎踞龙盘”等词汇还能看到两者之间密迩不分。究其原因，在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构成中。
中国龙与虎异质同构较早见于含山文化，时间距今五千六百年以上（附图20）。到了商代，龙有了虎头蛇躯龙和虎形龙两种大类。虎形龙一般生着鸮的覆毛爪、蛇的尾巴，余同老虎，乃至许多学者误释为虎（附图21）。虎形龙后来头部变化多样，但老虎之躯一直保持到宋代以前。中华民族以虎形龙为主图腾的时代，是古代世界上最强大的时代，欧美人眼中的“凶龙”，正是虎形龙。
中华民族龙图腾异质同构于多图腾。一般认为虙戏氏、有虞氏之“虙”、“虞”构字之“虍”部是其虎图腾的象形。《左传》载大昊氏龙图腾（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太皞氏即大昊伏羲氏），而大昊氏则是虙戏氏、有虞氏某历史时段的别称。大昊氏即指伏羲、女娲之族。
远在史前社会，伏羲女娲民族集团有过一次民族分裂，帝尧氏分其民族集团为二，一支住在今郑州一带，以东方苍龙七宿下照的星土为家乡，一支住在今太原一带，以西方白虎七宿下照的星土为家乡。因为“龙”“虎”星宿都是天上的神话物象，又因为这两族人民都是大昊氏龙图腾的子孙，所以他们就把龙的形象塑造成虎头蛇躯龙，和虎形蛇尾龙两种。遗憾的是至今有些学者并不知道此中的奥妙，仍然以“龙”“虎”误称之。
附图20·含山文化的双虎头一身龙
附图21 上：殷墟出土的虎形鸮爪龙；下：殷墟出土的虎头蛇躯龙
宁侯安澜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对比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得知猴子在当时属于阴性动物，作为神灵，是水神。
“宁侯”，恭顺听命的诸侯（见《周礼·考工记》下《梓人》“唯若宁侯”孙诒让《周礼正义》）。“安澜”，水波不兴，国家太平（见《文选》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天下安澜，比屋可封”《注》：“安澜，以喻太平也。”）。本图猴子在龙的前后，应当是说“宁侯安澜”——波平澜静，龙则安然，诸侯安宁，国则太平。这里的龙借代波澜，“侯”与“猴”谐音。
在甲骨文中，大昊伏羲氏之名号帝俊等，其名号象形一只手掌朝上的猿猴，从而可知帝俊多图腾中有猴子（附图1）。这猴子图腾下传炎帝，又下传共工、后土、夸父——夸父又名貜父，其貜父之“貜”，就是作为图腾的一种猴子（《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黑齿，姜姓。”炎帝姜姓，系大昊之后。《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后有后土，《大荒北经》载后土之后有夸父，这夸父就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夸父逐日”者，祂又名玃父——貜父就是猴子，它当然就是夸父图腾名字）！
史书记载后土平治水土有功而世代受到祭祀（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在商代图像中，化形蝉的后土神又化形图腾猴，从而代表当时平治水土的愿望。
如果大家有兴趣到河南周口市旅游，赶上“人祖庙”庙会，还会买得到一种叫“人祖猴”玩具（附图2），那是让我们不忘自己祖先是伏羲的提醒。
附图22 甲骨文“喾”（左）、“猴”（右）二字的区别
附图23 安徽淮阳人祖庙庙会上卖的“泥泥狗”，实际就是和伏羲换位的猴图腾
寒速去 春迅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古代国家祭典有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气”的项目，后来发展到立春塑造土牛，以励春耕（见《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后汉书·礼仪志》上《立春》）。究其原因，乃与春帝大皞有关。春帝所到，寒去春来，万物欣欣向荣。
大皞，即大昊伏羲，传说其“龙身牛首”（见《路史·后纪·太昊纪上》），即伏羲氏有牛图腾。商王族是伏羲后人，其青铜彝器之族徽一头双身龙多与牛角异质同构。商王族微子封宋，其后代有以“牛”为姓者——乃牛图腾以姓之状态下传。附图1是安阳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商代水牛尊。
传说伏羲、女娲的父亲是居于雷泽似牛的水神夔。夔似牛又生在水中，应为神化的水牛。作为伏羲女娲后人的商王族自然要将水牛奉为图腾。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代崇拜图像中，有水牛的形象。
商王族所有的图腾动物几乎都在头部标以“◇”形，这个标志大概是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凡”字刻纹的美化。“凡”字可读为风，伏羲女娲有姓为风；“凡”中加虫（龙蛇）字为风，加鸟字为凤，加日字即《说文》所载的风的古文，龙蛇、凤鸟、日月都是伏羲女娲族系多图腾崇拜的图腾。显然以头刻“◇”形之水牛为酒器，就是要拟水牛图腾传人的化身。所以近代学者又称商代的水牛为“圣牛”，乃至如今仍有许多人不吃水牛肉。
塑土牛送寒、迎春之举，乃古老转移巫术的体现：以土牛为春帝牛图腾的转移之躯，祈使神力送寒、迎春——然而牛性甚慢，乃至后人有“猕猴骑土牛”喻晋升缓慢的故事（见《三国志·魏·邓艾传》“谥曰壮侯”注引《世语》），为此汉代画像砖每画奔牛，以示春气速透。
附图24 安阳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商代水牛尊
盈利赢吉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出土过十分写实的商代青铜鸡塑像。三星堆是商王族的太阳神神庙——即伏羲女娲神庙。这个神庙应为石峁遗址里的共工国太阳神神庙的继续。共工国原是羲炎民族集团（伏羲女娲民族集团之后是炎帝氏民族集团，他们合称“羲炎民族集团”）的具体国家，后被大禹消灭了，在它的地盘上又建设了石峁古城，这古城就是今天的石峁遗址。
三星堆遗址是商王族建立的太阳神神庙，为得祭祀伏羲女娲和他们的精英后人。伏羲女娲不仅生了太阳月亮，还生了许许多多的天象，如雷神、风神等等。三星堆里面的青铜人头，有的是叫作日头的太阳，还有的是代表献祭给太阳的人头。
少昊、大昊民族古称“东夷”，图腾崇拜鸟，他们认为太阳为鸟类。东方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鸣日金鸡的传说，即“东夷”民族认为太阳乃鸟类的一种反映。
附图1是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之商代的“天鸡”，亦即凤鸟——它的翅膀上有明显的盘旋纹，这种纹饰是流行在商文化圈之龙的象征符号；在商代，这几乎成为定式：一切凤鸟的图像，其身上必有代表龙的地方；或以象征的手法，或以写实的手法。三星堆出土的这件青铜“天鸡”，说明三星堆遗址的原居民出自中国东方的沿海民族，又说明汉晋时代人们关于东方桃都山大桃树上有“天鸡”司晓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所以中国至今仍有的雄鸡避邪之认定，绝非偶然。其实避邪就是趋吉。
金鸡鸣而太阳出，金鸡鸣而黑暗与邪祟辟易、人民得太阳之赐，盈利赢吉，这是古老的通识。
古代有“挂鸡于户”以辟邪迎吉的风俗（见《荆楚岁时记》四：“庄周云：有挂鸡于户，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旁，百鬼畏之”）。“鸡”谐音“吉”，斗鸡虽为娱乐，其中则带有赢得吉利的愿望。
附图25 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的“天鸡”，亦即凤鸟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商代王族有杀狗宁风的祭祀。他们奉伏羲为祖神。伏羲有“风”姓，伏羲八卦西南方位卦象为“风”。那时万物有灵，祖神即为上帝，风起风平乃上帝意志。或说伏羲的“伏”字从人从犬，伏羲氏多图腾崇拜中有狗。伏羲氏发生地之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过许多模拟狗形祭器——它是狗图腾民族代替自己为祭品的器皿（附图1）。狗图腾后代杀狗宁风，有将狗为自己替身以献祖神的意思（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风雨诸神》576页）。乃至汉代有了杀黑狗祭风神以止风的巫术（《淮南子万毕术》：“黑犬皮毛烧灰扬之，以止风”）。狗是风神。
此图狗下方有蟾蜍。蟾蜍为月亮之精。现实中月亮的盈缺关乎潮汐消长，所以古人认为月亮主管着水，又称水母。
在中国“风平浪静”远远超过了字面意思，成了社会的愿望。狗与蟾蜍共出，当有如此寓意。
附图26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狗形容器
昆裔连绵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古代龙蛇联类，蛇称“小龙”；甲骨文“虫”象形蛇，蛇又称圣虫、神虫。两“虫”相并古读曰“昆”，《书经·仲虺之诰》“垂裕后昆”孔传：“垂优足之道示后世。”“昆裔”皆后代之意。“连绵”，不绝的意思。
子嗣不绝，是龙的传人一生首要之任务。蛇十二生肖上为“巳”，“巳”通“子”；山东东县人至今称“小子”为“小巳”。故而此题亦可谓“子嗣连绵”。
蛇和龙自古就彼此难分。附图27为出土的西周青铜彝器上的一头双身蛇图案。这种图案远自史前就已经出现了。一头双身蛇和两头一身蛇，都寓意雄雌双蛇彼此不分，而两条蛇缠绵一起的图形，乃一头双身龙或两头一身龙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附图27 一头双身蛇（龙）
吉祥临头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黑齿，姜姓。”姜姓的“姜”字，仍然留着古老图腾符号的印记：它由“羊”、“女”构成，羊是其图腾，女即人，亦示其族来自母系社会。炎帝集团出自少昊、大昊，也是两昊的继续，其以姜族为核心。姜族史前的主要活动地域一度在今山东日照、淄博一带。
商王族是炎帝族系。湖南长沙跳马涧出土的商代青铜羊及玄鸟并封，其两个羊当中连接以两个玄鸟之形象，是商王族借以强调自己与炎帝渊源的彝器（附图1）。羊的来源如此，故而被后世认作瑞兽。
汉画像砖的羊多表现以羊头，并且多有络头。“羊”音“祥”，所以有络头的羊头就有借代“祥车”的意思。汉刘熙《释名·释车》有“羊车”，指羊驾的车。据《晋书·胡贵嫔传》载，晋武帝多嫔妾，夜晚不知该宿哪一个嫔妾之处，便乘羊车任羊在后宫行走，直至羊停。估计汉代后宫就有这类羊车使用状况。这类羊车到那里去，那里就得到帝王的宠幸，作为众人皆身似奴仆之帝王的子民来说，真可谓“祥车”。
汉墓当中有很多墓室装饰以羊头的，大致取义此墓主人，如同帝王常常宠幸的嫔妃一样，被最高权力核心照顾。
附图28 湖南长沙跳马涧出土的商代羊、玄鸟并封
子神佑绵绵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甲骨卜辞反映，商代有叫“妇鼠”、“子鼠”的女人，她在商王族当中有较高的地位（见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53页、203页释“鼠”，附图29）。商代王的宠幸能以“鼠”命名，可见那以前老鼠受到人们尊崇。估计老鼠的繁殖能力让人崇拜，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生殖是生产力扩大的最重要手段。
商代以后即便老鼠的名声下滑，像老鼠般的生殖力仍然是人们的愿望。所以，以人生在某年就肖某物的认识一旦成为共识，老鼠自然就首当其冲，让它的名次冠众属相之前。自然而然东汉的《论衡·物势》就有“子亦水也，其禽鼠也”的记载。因水流绵绵无期，而联类及子神佑护繁衍不绝——当然“子亦水也，其禽鼠也”，也包括老鼠可能在史前就有和龙一样被人的尊崇程度，因为较早的蛇之前爪四趾、后爪五趾，在数字阴阳对应中，“五”为阳，“四”为阴，这与今河南濮阳西水坡六千多年以前的蚌壳堆塑龙的趾爪一样，也是前爪四趾、后爪五趾（附图30），所以它也应该属于“龙类”。
中华民族有不以人废言的文化传统。老鼠的生命能力超越本身而至今不失“子神”的位置（唐柳宗元《三戒·永某氏之鼠》便有“子神”之称）。
附图29 左，甲骨文鼠。右，为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53页的复印
附图30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龙
社树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中华民族现在仍然崇拜松柏，所谓“岁寒而知松柏后凋也”、松柏的品格等等。松柏崇拜至少应该源于夏、商。关于社树崇拜——“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见《论语·子罕》）。“社”以树为它的构成主体。夏民族将松树敬奉为“社”， 殷民族将柏树敬奉为“社”。这时和“社”之树配套的设置大致是一堆封土。
值得注意的是，这块画像砖上的两棵树的品种，和树干底部的表示方法：树的树冠呈尖顶倒卵形，枝干的侧枝分布如羽，应是松科的杉树，史前文化常见模拟好似树冠的玉片。大概夏后氏的社树就是这类品种。
刻画社树两棵，体现着传说中“二树木”亦即太阳树、月亮树影响的痕迹：《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有盖犹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干皆赤，黄叶，白华，黑实。东又有甘华，枝干皆赤，黄叶。有青马，有赤马，名曰三骓。有视肉。”其中的甘柤、甘华二树是太阳树、月亮树的别名。这种社树，极可能随商人贸易而进入欧洲，而成为“圣诞树”。
两棵树的树干底部为下弧的“∪”形，这叫人想起了甲骨文“上”、“下”两字分别由上仰和下弯的弧形来表示，这弧形是圆天象形的简化。树干底部下弧的“∪”形，应该是社树自下部可攀登上天的意思，因为社树本是奉其为社者的通天之树。
我们引用的附图31，是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砖上的太阳树、月亮树。太阳树上有九只太阳鸟，一只值班巡天去了。在树上有猴子，往往是月亮树的特征。古人认为大地生命在于水，月亮是大地之精，主水。而传说中共工为水神，共工生了后土（见《山海经·海内经》），后土生了信，信生了夸父（见《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又名博父，图腾为猴类——图腾是可以继承的，夸父的猴图腾继承自共工，共工之图腾继承自多图腾的炎帝，炎帝图腾继承自多图腾的帝俊，帝俊的“俊”，甲骨文象形一只手掌向上的猴子。
附图31 武梁祠汉代画像砖上的太阳树、月亮树
天马入汉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讲这张图得先讲讲附图32。
附图1是山东邹城市卧虎山西汉M2石椁北板内侧上面的伯乐相马图——这种题材正是重视良马语境的产物，而良马被重视，也是军事特别被重视的反映。
伯乐，一般是指秦穆公封为“伯乐将军”的今山东省成武县人孙阳。秦穆公任用他，正体现了秦国强大的原因——重视马政。因为马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资源。
天马，一般释为骏马、乌孙马、大宛马、汗血马等。《汉书·武帝纪太初四年》载弍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注》：“应昭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踏石汗血。汗血从前肩髆出如血。号一日千里。”仔细揣摩“天马”的“天”应指西北方而言——文王八卦西北方为天，天马有“天方之马”的意思，指阿拉伯马，所谓乌孙马、大宛马、汗血马，都是阿拉伯马的别称。本图刻画马匹翻山越岭，当模拟天马入汉之状。
画上的马古称骢马、青骢马、浮云骢、雪花骢、连钱骢、铁连钱、菊花马、血青马等等。自汉代到唐代，诗文里屡屡提及，所以如此，应该是其为天马当中最有代表性之特征者。
请注意画面上乘骑之人头戴高级官员梁冠——梁冠，一种内由竹子做框架，外敷黑纱的帽子，《后汉书·舆服志下·进贤冠》：“公侯三梁（冠），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冠）。”可见这种马在汉代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
附图32 伯乐相马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
本图有两点应该重视：一，以豆饲凤；二，天际云纹。
甲骨文“豆”字象形双手奉豆——双手奉豆，至少可以说明在商代以前，豆就不是一般的器皿。所以卜辞“豆”字多与祭祀神灵有关，甚至直到汉代，人们还知道“陶器”质地的豆，是“祭天用”的专门器皿——《诗经·大雅·生民》“卯盛于豆，于豆于登”汉郑玄笺：“祭天用瓦豆，陶器质也。”这可见我们的先民，祭天的时候用的是“瓦豆”；似乎到了清代，祭天的“豆”，都要保持以土类的材料烧制的。
豆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最精致的豆形祭祀器皿当推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附图33）。至战国时代开始多见豆形底座的博山炉。分析“博山”为主题的器皿，知道“博山”是中国大地的象征——大概豆的底部象征着神话“鳌戴五山”之鳌背，豆的上部象征着大地的托盘；人们要借助大地上的山峰来登天，所以后来“豆”字上面加以象形双趾的字作为“登”字，大概其字和“登天”一词关系较密吧。画中饲凤的羽人，正是修炼之后羽化登仙的一分子。
画面上的豆像西方高脚杯。西方高脚杯凝聚着由来已久的审美情结，这或许可以认祖归宗中国之豆的神圣情结——豆的神圣，应该和虞朝、夏朝灭亡，其游离开华夏主流文化圈的残部，向西方迁徙而继续用它祭天有关。
其实“华夏”本是中国最早的两个朝代之名——“华”即炎帝后裔为代表的有虞氏，其“虞”古读音若“华”（上海方言读“华”仍若“虞”），“夏”即黄帝后裔为代表的夏后氏。有虞氏、夏后氏之游离中原文化圈者分别称为“月氏”、“熏鬻”，“月”变音自“虞”，“熏鬻”变音自“夏后”——匈奴即“夏后”（参见《徐中舒论先秦史·再论小屯与仰韶·大月氏大夏为虞夏民族西徙后的名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
此图左上方的云纹直开唐代祥云式样。一般认为在汉代云、水、火文并不分别的太清。
附图33 大汶口文化或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豆——高脚杯
凤并封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河南许昌出土拓片
古代图像中的双头动物通可称为“并封”，模拟雄雌图腾动物交合之状。在史前它就是人类族群应该繁衍的提示物，它模拟图腾动物交合，说明图腾佑护之族需要繁衍不息。
“并封”图像在距今七千至五千三百年河姆渡文化出土的文物里有所发现，在距今六千至五千年含山文化、红山文化出土的文物里也有所发现，而在商、周出土文物里更有大量的发现。奇怪的是其中的鸟“并封”，它又是近代一些国家的国旗或国徽的图案。推想这应当与我们匈奴民族进入欧洲、改变了欧洲文化状态有关——据说国外最早的两头一身鸟图像出土自土耳其博阿兹柯伊附近，于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715年雕成的一个古赫梯泥章上。我们不敢断定这双头鹰的来源和匈奴族的形成始末有什么联系，但河南许昌出土的东汉之代表南方方位的双头凤，和其后国外以双头鹰为国家、地区徽志的现象也太相似了！
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所言，匈奴远在“唐虞以上”就有了集聚成部的基础。在夏朝灭亡之时，一些夏后氏之民不堪商民族的压迫，为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而衍化成了匈奴民族。诚如《山海经·海内经》所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生禹，禹生了夏后启，匈奴族的骨干民族乃夏后氏之后裔。
上面说匈奴远在“唐虞以上”就有了集聚成部的基础，主要是指“炎黄争帝”之后，失败的炎帝集团之不服从夏侯氏而游离中原文化圈者。他们既然是炎帝集团的析离者，当然保留“并封”鸟图腾——须知，炎帝集团乃大汶口文化、含山文化、红山文化的继承者，这些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并封”图腾（附图34）。作为黄帝后裔的夏后氏，亦有“并封”图腾。附图35是拜占庭帝国国徽（公元395年-1453年）。
可以说，后来匈奴民族在强大的汉帝国打击之下，其主干部分迁到了欧洲，改变了欧洲文化状态，从而出现了双头鸟崇拜。
附图34 上，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两头凤鸟；中，商代的鸮鸟并封；下，西周墓殉葬的四目拥荷双头凤
附图35 拜占庭帝国国徽
天授璧合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此图的凤鸟借代“天”，凤鸟所衔的绶带谐音“授”；“璧合”本指珍珠之珍宝在一起，以说众美毕集，完美无缺。
图中璧中的圆孔名曰“好”，“好”之外有五弧相联如花，乃《尚书·皋陶谟》“抚于五辰，庶绩其凝”的“五辰”——古以金、木、水、火、土主四时。所以春、夏、秋、冬又名“五辰”。璧中五瓣之花，寓意五行、四季皆好。
又凤鸟所衔的绶带谐音“授”，“绶”为秦汉时代官印上的丝带。《后汉书·舆服志·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遂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图中双凤各衔绶带相连，绶带本为汉代官仪之印玺的连接之物（官印有两个绶带的花结），“印”又称“玺”，谐音“双喜”，故而本图也可名为“天连双喜”（双绶之花结连结的玺）。
附图36图左为山东滕州龙阳店出土的双凤衔绶铺首。铺首借代门，凤鸟借代天，绶借代官职——这些都可以反映汉代这类图像的内涵所在。右图为唐代流行的双凤衔绶铜镜，其吉祥的内涵与汉代别无二致。
附图36
驱邪救世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基督教，公元一、二世纪开始流传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间。基督教认为耶稣是救世主，凡信他的人，今生要忍耐、驯服，灵魂可以得到拯救，来世升入天堂。罗马帝国先对该教残酷迫害，后加以利用，于公元四世纪定为国教。
一般认为：七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称“景教”。现在通过出土的汉时代的一些图像，可以认为在公元一、二世纪之间基督教就已经开始流传于中国的许多地区。这可能和罗马帝国对该教残酷迫害而使教民离开居地，来到中国有关。
附图37是1978年湖北襄阳县擂鼓台一号墓出土西汉早期漆器图案，它左右两个人物的发饰，是断代的依据之一：他们头饰双丫髻——这种发髻源于商代的贵族，后见于西汉时期仙人神怪的头上，又流行于魏晋南北朝高士、平民的头上。仙人神怪的装饰，显然是那时人心中高古的装束，后来的时尚流行，则是这种高古装束的通俗化，换句话说，这张《驱邪救世图》的产生时代应该在东汉末年、魏晋时期。
《驱邪救世图》左面人物臂上的隼鸟，是当时人对西亚方面喜爱驯隼之民风的理解。被十字架打击的人物生着尾巴，其当为邪恶之物。
本图上的十字架，在东汉后期有与吉祥纹样“柿蒂纹”合流的可能。
附图37 湖北襄阳县擂鼓台一号墓出土西汉早期漆画
驱虏献俘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此图上图为西王母饲凤图，下面两个为内容一致的汉代骑兵战胜匈奴之特别装备图。
画面左方使节之旁持剑者为中央使臣，使臣身后是执戟的将士。使臣前方施跪拜礼的为边疆的地方官，另一施跪礼的地方官一手持笏，一手抓被捆绑下跪之匈奴头领的头发，向使臣汇报工作。画面右方为汉军骑士驱赶匈奴的战争场面。
值得注意的是，汉军的武器与匈奴有异。匈奴使用的是大弓，汉军使用的是弩机。弩机用于骑射，显然优越于大弓——匈奴的弓弦朝外，显示出大弓在驰射上的劣势。而弩机却是骑兵驰骋战争的利器。可以说，弩机是擅长骑射之匈奴军士，在汉代不可一世的一种终结武器。
弩机，是一种可以连续发射的武器，它有瞄准发射的机械功能。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它已经产生了，它由外框、勾悬部件、瞄准器、扳机等组成，射程比较远，在骑兵中应用，显然优于大弓长箭的使用。画面上面反映，匈奴骑兵操作大弓长箭的空间，受到了马背、马项动态的限制（附图38）。
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骑兵马鞍上的骑旌——一种小而有长长条带的小旛，它也是汉代骑兵的战争利器，因为它在马匹奔跑的时候随气流飘动，它可以有效地使背后射来的箭矢失去力量和方向。这种小小的骑旌，绝不是一种军事上的威仪追求，它就像起源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斗篷，随马匹奔跑时带起的气流，阻挡箭矢的射击：使箭矢飞行方向受阻。可以这么说，骑旌的使用，也是让匈奴骑兵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战争史上，似乎被忽略的弩箭、骑旌使用，是匈奴在汉代骑兵面前失败的一种重要的原因。这是一帧国宝级别的图像。
再看附图之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另一帧汉军骑射画像砖（附图39）。请注意这帧画上之汉军用的是通常弓箭，并且马鞍上也没有骑旌。这种和匈奴一样的军事装备，和匈奴一样多的人对垒，自然不会有什么优势。
附图38 百度登载的弓弩
附图39
通天阁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汉代帝王贵族妄想永久享有江山，所以求长生不老之举甚盛。他们认为高楼可以通天，在高楼上可以遇见天上的神仙。如《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二年汉帝刘彻就在甘泉宫建几十丈高的“通天台”，目的是：“上通于天也”。
此图楼上建了通天梯，梯子上又建房屋，则为通天阁。汉王逸《九思·伤时》：“缘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台。”其“天梯”应该是指通天阁的梯子。
这种建高楼则能上通于天的认识，有很广阔的影响范围。
通天阁下面楼顶的鸟可能是今天名叫“风向仪”的“相风乌”。《三辅黄图·台榭》：“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相风乌身后的高杆也许是相风旗。“灵台”，帝王观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筑，它和通天阁的建筑目的相类同。
商代的《易经》之《乾》卦，就是记述古人夜观天象的卦。古人认为，天象决定着人事。
附图40为住在高楼上的西王母。天上仙境，人间帝家。这是汉代人有高楼可以通天、近仙之语境的侧面证明。
附图40
胡仆守门图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汉代文明发达，那时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的人到中国寻求发展，而且颇有进入富贵阶层者。外国人入华而步入社会上层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金日磾，他本为匈奴休屠王太子，汉武帝时归汉，赐姓金。初没入官，后由马监迁升侍中，笃实忠诚，为武帝所信爱。汉武帝临死，他与霍光同受遗诏辅政，封秺侯，死谥敬侯。唐代诗人李贺《绿章封事》有“金家香衖千轮鸣”之语（金日磾这样的外国入华找机会外国人，住的高档社区里，门前有他们千百辆轿车轰鸣），来形容他社会地位之显赫。但更多的外国人入华者，还是充任仆夫役卫等下层角色。
本图人物剺面或纹面，眼眉向上勾画，应属匈奴或回鹘或西亚等民族的装饰。其双手举起至脸，是一种敬礼恭顺的表示；鼻子下的门环，象征其门守奴佣的身份。双手举起，是表示恭顺有礼的动作。
下面（附图42）两帧图均为崇汉轩汉画博物馆的藏品。左图状胡奴伺候者——他高鼻而又络腮胡，胡人的特征一目了然；他右臂右腿抬起，左臂左腿下曲，不是一种起跑的动作，是所谓“顺拐”的姿势，可能是一种搞笑的舞姿。胡人相貌的怪异，入华而充当供富贵人家取乐的小丑，其社会地位的高低由此可见一斑。右图为胡人守门的形象——他生着极大的眼睛，和两条多毛的腿，这都是胡人的基本生理特征。
附图42
日月合璧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古人认为日月同升为祥瑞，后来又称日月同升为日月同宫、日月对照。
《诗经》产生时代以前，中国人概念中的日、月都自东方升起，巡天后再由西方返回，那时天的中心一般是王都的上空。至少在《山海经》一书产生之后，我们先人才有了太阳生自东方、月亮生自西方的认识。大概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天的概念扩大起来，似乎天的中心向昆仑山转移，西王母住的地方，竟然到了大秦国（罗马帝国）以西。这帧作品产生的背景在月升于西的认识产生之后，所以太阳与月亮行走的方向路线是相对的。
学者们认为：“秦汉以前，对西方的情况所知甚少，西王母仙境一则居处不定，一则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处所便有玉山和昆仑两种说法，皆为想象中的仙山，而西王母的一个主要形象便是‘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凶神。张骞凿空以来，人们较多地知道了西方还有广大的国度，一方面西王母仙境被移放至这些西域异国，另一方面这些西域异国的文化因素也就被大量运用到对西方仙境的信仰中。”（见王煜《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载《考古》2010年12月）。
仅就这张图形而言，我们可以知道在汉代，人们意识中太阳和月亮都是由鸟来驮着，或者就是太阳、月亮皆化形自鸟。原因来自这种极为久远的传说：大昊伏羲和女娲夫妻并兄妹，它们生了日、月——既然它们是兄妹，自然他们来自相同的祖先，既然来自相同的祖先，则有继承自祖先的共同图腾。文献上说伏羲龙图腾，女娲鸟图腾（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这也意味着女娲龙图腾，伏羲鸟图腾，因为他们彼此不能分开。更意味着作为他们身为日、月的子女也可以生着鸟的形状（附图43）。
璧门固守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屈原在《离骚》里称呼天门为“阊阖”——“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为此汉代宫殿门有“璧门”的名字，如《三辅黄图》二《汉宫》：“（建章）宫之正门曰阊阖，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门。”即天门又叫阊阖门，又叫璧门，在汉代它是皇帝宫殿门的代名词。
既然这样，在汉代民间的墓室壁画里有此璧门呢？难道这不是触犯了忌讳了吗？
想来想去这是民间常有的智慧：它打了个政策的“擦边球”。
原来汉代楚地人称呼一般的门也为“阊阖”，并不专指天门（见《说文》）！既然一般意义的门叫“阊阖”，那么在这般门上挂一个玉璧，那不是就是“璧门”或“天门”的婉言吗？
此璧门左右有持斧、持盾的半跪胡人守门侍卫——那时中国在世界之林中十分伟大，导致外国许多文明向慕者来华沐浴文明，强悍的胡人侍卫画在墓主人进入的天门之外，很有意思。
附图44为另一种形式的“璧门”或“天门”图。值得注意的是此
门的守卫为“亭长”——“亭长”在汉代图像中出现频率很高，因为汉高祖刘邦做过秦朝的“亭长”，并以此身份起义，开始了建立汉王朝的征程。汉朝建立，于是曾经为汉高祖帝王起点的“亭长”有了超越实质的意义，所以其职位的人守卫“璧门”或“天门”，足见这种门的特殊。
附图44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此画面由日、月、荷花、狗、猴、蛙等形象组成。日、月重叠在荷瓣当中。
比较汉代的图像，猴象征着阴、水。猴是夸父继承自帝喾的图腾。帝喾即帝俊，帝俊与女娲是兄妹兼夫妻，图腾共继承、共享有，夸父之祖共工，自当继承猴图腾。共工触折不周山及振滔洪水的行为、共工臣相柳纵水为害的行为，说明共工身为水神无疑，由此可见与共工可以相互换位的猴图腾，亦为水神。蛙乃月神的图腾，主水，名为“水母”，亦为水神。
比较汉代的图像，狗（或狐）属阳，象征太阳，亦为太阳之神，附图45是汉代的太阳狗画像，九尾太阳狗象征着太阳。
日神、月神的象征物出现于一幅画面，正是日月重光之意。
在古代荷花和龙可以相互代替，原因和炎帝莲池豢龙的传说有关——虽然炎帝豢龙的传说看似晚出（见《拾遗记·炎帝》），但它却有较早的来历。帝俊亦即伏羲氏可以读为帝舜氏，帝俊和女娲生了日月已经是史前遍传的神话。而帝舜氏在黄帝战败炎帝后又将帝俊氏名号的重振（俊、舜同声），就是这位帝舜氏在龙山文化时代发明了“豢龙”之举（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让我们中国人有了“龙的传人”之归属。另外在汉代有不少龙抱日月的图形，这和伏羲女娲生日月的传说有关。伏羲女娲人身龙躯，正是龙抱日月之图形的内涵所在。
炎帝荷花池豢龙的传说，自然使龙图腾、荷花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伏羲女娲生了日月自然和龙图腾又有了必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国莲花可以借代太阳。本图荷花分三层瓣，每层八瓣，八瓣似应合八方。也和八卦按日月运行的次序、节气布施有关。
附图45 汉代画像砖中象征太阳的神物——
三足乌（右）和九尾天狗（或九尾狐；左）
西王母身份曾是织女神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画面里的西王母不像通常那样头上“戴胜”，而是在背间背了一个拨车，亦即背了一个桄线以备纺织的机械，也正是如此，就更加证明西王母在作为中国第一大神之前的身份，是织女神（见附图46、附图47、附图48）。织女神的玉雕像在商代武丁之妻妇好墓中出土过。卜辞中与“东母”共同祭祀的“西母”，应该就是她的线索。
西王母饲养凤鸟，出自其代表民族的图腾崇拜。《史记·秦本纪》记载传说“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从秦人的立场、角度出发，这段引文可以这样翻译：女脩身为伟大神圣的少昊、颛顼之后，是世人所知的纺织神。一日，她的祖神化成玄鸟给她下了一个蛋，她吞了下去，从而受胎，生下来秦人的祖先大业。所谓“玄鸟”，就是秦人心中的凤鸟图腾，凤鸟图腾生下了秦民族。
画上的三足乌代表太阳，捣药玉兔代表月亮，它们都是西王母的侍从。或者也可以说，三足乌代表伏羲，玉兔代表女娲。因为在秦人的眼中，西王母的神格远远高于伏羲女娲。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有“女脩，织”三个字，它说明秦人的女祖先女脩为织女神，她出自帝颛顼。《山海经》中明确的指出：“少昊孺（乳养）颛顼”——换句话说，秦人所封的上帝少昊，正是女脩的祖先，而女脩则是“帝孙”。
司马迁可能选择性的记载了秦人的出身。秦祖飞廉与恶来本是父子关系，周武王与纣王在牧野展开激战时，飞廉因受命出使北方而幸免于难，但他的儿子恶来却与纣王一同战死。
当飞廉完成使命返回时，商朝已覆灭，纣王已死，政权已更替。飞廉作为商王族的一员，却逃到了东方的奄国。不久周武王病逝，继位的周成王年幼，周公便协助处理政务。这引起了武王兄弟们的不满，他们联手商朝遗民发动三监之乱。飞廉参与了这次叛乱。
周公亲自率军东征，镇压了叛乱，杀死了管叔和武庚等人。奄国等参与叛乱的国家相继被平定。飞廉终被周师处决。于是周公便“西迁商奄之民于邾”。邾地的地理位置经过学者研究，它就是《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朱圉山，这个地方位于现今甘肃省的甘谷县附近。秦国先祖以“商奄之民”被迫西迁，到了在商朝就和西戎对峙的西垂之地，除了给周朝抵御戎族，还牧养马匹（秦人善于牧养马匹——当时军之大事，少不了加强马政）。而这些便成了秦人再度崛起的基础。
似乎后世秦穆公效力周平王东迁，可能有一定的恩情关系——感恩周王族不赶尽杀绝，同时也暴露了秦人隐瞒了自己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族源关系。周人像爱屋及乌那样，也憎恨本鸟是猫头鹰的玄鸟图腾，然而玄鸟图腾也是少昊氏的图腾鸟，少昊氏生了颛顼氏，颛顼氏生了女娲氏：女娲氏原称黎氏，有玄鸟图腾的崇拜，它与出自少昊氏的龙图腾之重氏融合才产生了重黎氏，亦即祝融氏。
所以《史记·秦本纪》里面没有删去玄鸟图腾，只强调了母系社会的女祖先女脩。
“男耕女织”，一直是农业社会的人间正道。
考古专家从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出土了佩戴“一头双身龙”的织女神。一头双身龙就是夫妇皆以龙为图腾的伏羲女娲合体神之象征。进一步来说，作为织女神的女脩，就是女娲氏人员之一。这样看西王母是借光女娲而增加了光辉。
在周朝，在秦人封少昊为天帝的时候，应该也考虑借周穆王和西王母的传说来混淆自己母系出自女娲的事实。
附图47 图为汉代的牛郎织女星宿
附图48 西王母坐在东方苍龙和西方白虎之间，可见在汉代祂已是最大的神灵
西王母与圣母玛利亚疑似之叠合
——青岛崇汉轩汉画博物馆藏：出土画像砖拓片
此画面西王母头戴缩小的纺织机之紧经轴，这紧经轴古名曰“榺”，文献一般写作“胜”，这说明西王母脱胎自织女神。织女神原本为秦人的女祖先女脩，在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之后，秦人开始益加发达，在封自己祖先少昊为上帝之后，可能又将女脩和穆天子与西王母的神话之西王母叠合，从而变为中国第一女神——也许为了区别原先发达于东方沿海的殷族女祖先女娲，而有了“西王母”的称号。
秦朝灭亡了，汉朝继续崇拜西王母，甚至将崇拜西王母变成国家行为。虽然如此，然而秦王朝曾是刘汉王朝的死敌之原则不能更改，所以作为西王母曾是秦人女祖先的事实需要淡化，于是西王母生活在玉山、昆仑之传统记述的地址开始西迁，最终到了基督教发生地——大秦国亦即罗马帝国之西，同时西王母也和基督之母玛利亚产生了叠合。附图1是徐州出土的汉末铜镜，它上面的铭文将基督教入华，大大的推前了——新约记载耶稣是“万王之王”：《提摩太前书》称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祂超越一切世俗之王，这在铜镜铭文里有所反映。
初期基督教会对圣母并不特别崇拜，公元4—5世纪时由于神学界对“基督论”有不同见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主张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但安提阿学派强调基督的神性本体附在其人性本体上，因此玛利亚最多只能称“基督之母”，不能称“上帝之母”。公元433年以弗所公会支持亚历山大学派的主张，才正式奠定了“圣母”的崇高地位。
然而玛利亚为什么在汉代的中国会受到特别的尊崇呢？
孝道是汉代的立国之本，所以有汉一代国家选取管理人才设立了孝廉一科。《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特别是东汉时期，孝廉成为求仕入宦者必由之路。
在这种崇重“孝廉”的特别环境下，基督教进入中国必须有鲜明的倾向——孝敬父母就成了它在中国境内的特征。然而玛利亚是一个受孕自天的母亲，正如孔子受孕野合、汉高祖受胎龙交，其生母的地位一定要突出，于是在基督教产生国度一开始不太显赫的玛利亚，就有了中国式的显赫。
据徐州出土东汉末期的一枚铜镜的铭文上得知（附图49），那时的圣母被称为“德母”。东汉末学者高诱《淮南子·天文训》对“德”字的解释为：“始生也”，因为冬至是古代的一年之始，是阳气初始的日子，所以“德母”有万物始生母亲的意思，这恰如圣母玛利亚生了耶稣，给隆冬带来了阳气，让僵冻的世界万物始生。这个“德母”的命名，甚至还比“圣母”好。
然而当时“圣母”除了老子的母亲可以如此称谓外，再就是汉朝帝王的母亲。在当时不能妄称“圣母”的前提下，也只能称玛利亚为“德母”了。
本图带有许许多多与上说相合的时代特征，如：西王母坐在象征东西之中的龙虎座间——龙虎在中国图像当中，往往代表着东方和西方（东方苍龙星宿，西方白虎星宿），作为第一大神的西王母端坐在龙虎之间，即为坐在大地中间的高天之上。随着张骞通西域，中国人渐渐不再把昆仑山当作西方，已有将其当作天之中的山峰者——汉王充《论衡·道虚篇》谓：“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
西王母居于昆仑山的传统说法，和本图龙虎座的暗示，正是其特有的时代特征。
西王母一侧的跪坐之人，其发饰为双丫髻，这是汉代奴仆的发饰。汉代的奴仆多由胡人充当，在今天出土的大量汉代铺首双耳罐上，多能见到有这种发饰的胡人形象。西王母因为产自西方，西方是胡人的国土，所以其侍从必然是胡人。我们从附图51-3中所看到西王母之“天门”守门人头上的双丫髻，可以知道本图西王母一侧之跪坐之人，其发饰双丫髻，是汉代奴仆的发饰
汉王充《论衡·道虚篇》谓：“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王充乃厌恶虚妄而求实证的学者，其以昆仑为当时中国的西北，并以文王八卦方位说天门在西北昆仑之上，这合乎中国以往文献的认识。然而后来的《水经·河水》则有“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之说，显然这和“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见王煜《四川汉墓出土‘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试探》引《河图括地象》，载《考古》2013年11月）”的传说。同出于张骞通西域以来，人们较多地知道了中国西方还有广大的国度，从而将西王母仙境在想象中西移有关。
在汉代的文字文献当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出西王母与玛利亚叠合的证明，但大量的汉代图像文献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居地于“西”的王母，已经不再是《山海经》里太阳、月亮巡天到她的领地之后就可返回东方的方位词，而是其身来自“西”方的王母。
至少在《诗经·邶风·日月》产生的时代以前，我们的祖先认为太阳、月亮均生自东方。所以《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载西方之“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郭璞注：‘少昊，金天氏帝挚之号也。’毕沅注：‘颜之推《家训》云：“《帝王世纪》云：帝少昊，其神降于长流之山，于祀，主秋。”案：留、流古同也。’）……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磈氏之宫。是神也，主司返景（郭璞注：‘日西入则景反东照，主司察之。’）。”
请注意，上及的“少昊”是秦人的上帝，而秦人女祖先女脩按《史记·秦本纪》说是帝颛顼之后，然而《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笼统地说她是少昊之族，是所谓的白帝之孙。
再请注意，上及的西方白帝、女脩，显然是秦时认定中国西方的神灵。
然而，汉代的图像，却把西王母安排在了中国四方方位所属的天位之上。
《古泉汇》《宣和博古图录》收录之西王母的牌饰，其特征都是以青龙代表东方、以白虎代表西方、以玄武代表大地，从而衬托西王母为天上的至高之神。在伏羲八卦方位中，北方为坤为地，南方为乾为天。下面《金索》《钱录》收录之有西王母的牌饰，显然是以南方为天、北方为地——大地以龙和水来表示，因为龙主水，而大地的生命则为水。
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引图《宣和博古图录》《金索》《钱录》中的西王母，均坐在有城堞的城池当中，这座城池是不是借代邑邦呢？这应该不是佛教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而是基督教里的天国，因为中国古人概念中的国家，其第一设施，就是城池——例如甲骨文“国”字，其外面的“口”，即象形城池（见附图50）。
在巫山博物馆我们看到了汉末教堂的镀金铜牌（见附图51-1、附图51-2、附图51-3），这教堂的门开在屋山上，似乎这就是后世教堂多做尖屋顶、以接近上帝的前期图。附图51-3看门人是一位女人，看来西王母叠合了玛利亚，其教堂的看门人也应该女生来把门。
附图52是山东沂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它的西王母生着双翅。沂南画像石群里有外来佛教内容的画像石。佛教和耶教先后进入了中国。从而推想西王母叠合了长翅膀的玛利亚，而不是一般的羽人。圣母生着翅膀，也是祂和西王母神格相似的必然。
《史记·大宛列传》曾有根据张骞通西域之描述的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这个在条枝地域“西王母”的推出，是不是旨在否定秦人祖先女脩为真正的西王母呢？然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大秦国”国西之“西王母”，完全可能是诞生了圣母玛利亚的国度：
“大秦国（罗马帝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
上引《西域传》又载：“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五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枝”——甘英最终没有渡海至大秦国。虽然，汉代作为国家的使节均未去过大秦国，但出于政权稳固的考虑，有汉一代，把嬴秦祖神女脩叠合的西王母，西迁至当时的罗马帝国之圣母玛利亚身上，很有可能。
附图49 徐州出土的东汉末反映基督教之有“德母”铭文的铜镜
附图50-1《古泉汇》、50-2《宣和博古图录》、50-3《金索》、50-4《钱录》收录之有西王母的牌饰
附图51-1、附图51-2、附图51-3巫山博物馆的藏品
附图52 沂南出土的画像石上西王母和圣母玛利亚叠合图画
能文能武，双绶纡身
《后汉书·舆服志》下：“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双印”是汉代帝王将相乃至秩官二百石、私学弟子皆佩戴的身份说明，但印章的质地却不一样，而且系印章的绶带也有差别，如“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从上图可知，印章装在一个小小的印囊里，这印囊名谓虎头鞶囊，印囊上面装饰着丝带，这丝带叫“绶”。绶用丝缕编结，其区别主要在丝缕色彩上，丝缕打成一个回环，回环的结束饰以蝴蝶结，并贯以珠子。这种回环的蝴蝶结共两个，这就是后来诗词里所谓的“连玺”、“两绶”、“双绶”，如左思《咏史》其三：“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崔影《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腰间带两绶，转眄生光辉。”李贺《感讽五首》其二：“我待纡双绶，遗我星星发。”然而就现在出土的汉代印章看，似少见两印相连如桥形的，故而可以理解文献中的“双印”就是“两绶”、“双绶”为装饰的印章，“连玺”则为“双印”的变言。再重复一遍：“双绶”字面所指乃是装饰在印章袋子上的两根回环的蝴蝶结丝带。
画中的人头戴乌纱笼罩的梁冠，说明他是国家官员；它持盾牌，说明他有武功；他腰佩小刀，说明他通晓文墨——这把小刀名曰“削”，是刮削竹木简牍上的错字的，它相当今天的橡皮。也许能文能武是他身为官员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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