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脚一踏上站台，像所有那些远来访友的人一样，我们的目光马上开始沿长长的站台搜索着，相约来迎接我们的人在哪里呢？突然，在我们的左边，靠近大门的位置，我看到了一群十几个人，同我们一样在东张西望，其中一个指手画脚动作敏捷的小个子男人，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目光。几乎同一瞬间，这个人也发现了我们，他即刻发出了喊声，而我立即听出了这熟悉的声音，这不是张海洲吗？那个和我在那个难忘的冰河之夜一起逃出生天的张海洲！
发现了我们的张海洲，一边高分贝地发出惊喜的招呼声，一边频频转身向他身后的那十几个人的队伍夸张的做着手势，用和我记忆中一般无二的灵活步态向我们跑了过来。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仔细的打量了眼前这个分别了将近三十年的朋友。并立刻发现，虽然他那宽宽的脑门下的尖长脸庞还大致保持着年轻时的模样，但整个人已经明显的发胖了。在这一瞬间，我们又变回了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边语无伦次地交换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却又意味深长的问候，一边不时戏谑地捶打着对方。但几乎立刻，我的注意力又被他身后围拢过来的那一群战友转移了过去，三十年的漫长时光啊，让我惊喜的是多数人还看得出青年时代的形貌，但是也有几个人的变化非常之大，让人瞬间难以辨认！好在快言快语的张海洲适时地像介绍陌生人一样，逐个向我们介绍了眼前的老战友，一片寒暄和说笑声，在清晨呼和浩特车站的月台上播散开来。
两天后，通过在北京的妹妹的帮助，我们一行十几人，乘坐着一辆当地朋友提供的依维柯中巴车，向西驶向了我们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三湖渡口南边的独贵塔拉小镇。车是呼市昭君烟厂提供的，开车的司机师傅是一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当地人。安排车的朋友已经向他交代了我们一行的来历和此行的目的。所以这位姓江的师傅，打招呼时就说：
“我也是一个老知青！”。
他一边熟练从容地操纵着方向盘，一边笑嘻嘻的这样自我介绍。
“你们去兵团多好啊，我下乡早，那时候还没有兵团，我只好去了四子王旗插队”。
原来是这样，我后来读到的资料显示，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涉及了一千多万个家庭，大概有两千多万年轻人响应了这个红色的号召，作为“知识青年”奔赴全国从城郊到边疆的广阔天地。时至今日，你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有过这种经历的同龄人，而从呼和浩特到乌拉山的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中，我们全车人谈话的内容，一刻也没有离开这个主题。我们的依维柯沿着110国道向西飞驰，柏油路面的国道和三十年前的道路状况自然已不可同日而语，道路两旁矗立着北方常见的高大杨树，作为当地特色一景的是，每隔一二公里远，就有一个不知是树脂还是塑料做的假警察，那一动不动直愣愣的站姿开始真的吓了我们一跳，等弄清状况之后，我们几个外地人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整个车厢里始终弥漫着兴奋愉快的气氛。随着我们的车子越来越接近乌拉山，路旁闪过的标牌上的地名，逐渐变得熟悉起来。
“万水泉。”
“哈业胡同。”
“白彦花。”
终于，一个倍感亲切的名字出现了，
“公庙子！”
公庙子到了，虽然公庙并不属于黄河对面的杭锦旗管辖，但这已经是内蒙兵团20团东部连队活动的区域了。再往前一站，就是乌拉山，这座阴山山脉东麓的山峦，就是我们三十年前第一次踏上内蒙大地的地方。一路上指挥车子前行的，是和我们同来的孟参谋，这个孟参谋，当年在知青眼里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原籍河北某县的一位复员战士，复员后参加了兵团，很受当时的团长的信任，被任命为司令部军务股参谋，其职责相当于公安派出所所长。整个二十团范围发生的暴力和刑事犯罪事件，当然“政治事件”也不例外，都由他具体调查和处理。当年的孟参谋虽然是来自农村的小伙，可是浓眉大眼，身体健壮，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国防绿军装，腰里别一支五四式手枪，目光如炬，走路带风。毋庸讳言，他当年和我们这些知青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鉴于他的职务和职责，知青群体对他的看法可想而知。特别是那些曾经在他手里犯过事情的知青！
他之所以加入了我们的重返故地的知青活动，是因为他后来娶了曾经做过我们连队副指导员的女知青。因为太太是内蒙古本地人，他也因此在兵团解散之后，留在了内蒙，没有回到河北故乡。一身旧军装换成了新警服，当了真正的派出所长。说起这个孟参谋和知青之间的故事，我至少得需要几个足球场大小的空间才能铺展开来。在此文中不再赘述。在车过了公庙子之后，孟参谋就换到了我原先坐的副驾驶的位置了，他细致地审视着前方的道路，对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说：
“减减速，减减速，让我看看从哪个口下去，我也好久没来了，不要跑过了头”。
在他的指挥下，我们在不远的前方出口，驶出了110国道，左拐下路，停在了一条通往南方的道路旁。我下了车，几个同车的人也跟着我下了车，我们站在这条路的旁边。仔细打量着周边的景物，从我们的记忆中搜索着还可以辨识的标记，一边七嘴八舌地争着发表着自己的判断。这是一条两幅车道的窄窄的土路，和我们当年通往三湖渡口那条道路几无二致，向北方望去，那里是山势如刀切般挺拔的乌拉山，往西一点的地方，看得见当年隶属于建设兵团，代号180的发电厂那高耸的烟囱。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地标！对照了一下位置，我认为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正是当年我们背负着行李走向三湖渡口的道路，那时候它还只是一条仅能供马车通行的乡间土路，但就在当年的冬天，二十团就动员了几乎全部的男劳力。把这条土路拓展成了可供机动车通行的大路！我们重新上了车，现在，我们真正地开始了走上历史的旅程，孟参谋不断的向司机嘟囔着：
“开慢一点，慢一点，让我看一看路！”
他告诉我，他本人也好多年没有经过这个地方了，
而我心里也希望司机开的慢一点，希望我在这条路上能多看几眼周边的景物，让我更多地找回一些对这条道路尚存的记忆。天意似乎在迎合我这个愿望，我们的车开出不远，就意外地在一个低洼处陷进了一片泥沼。在司机反复尝试失败之后，我们只好全体下车，到周边寻找一些坚硬的东西垫在陷下的车轮底下，在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我让自己偷了一下懒，找到一个较高的位置，开始仔细地环顾四周的景物。这曾经是我多么熟悉的一个地方！那时候，虽然我们是机动车修理工，可是也要经常做一些搬运工的工作。而多数情况就是跟车去位于乌拉山的火车站货场，装卸调配给我们的各种物资和设备，我们称这种活叫“出公差”。对于整日蜷缩在那个光线昏暗车间里，或者在腰深的地沟里摆弄那些沾满机油的汽车和拖拉机零件的修理工，出公差是大家都喜欢的任务。特别是碰到不刮大风的日子，我们几个年轻人站在解放车的货箱上，远眺着四周开阔的原野。一路打打闹闹聊着天，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出游！到了渡口，如果恰巧上一班渡船已经出发，我们通常要在河边等待一二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时我们就有了一个完全自由的闲暇，不仅可以在周围四处转转，如果季节合适，还可以钻到老乡的菜园或者瓜地里，尝一尝当地盛产的哈密瓜、白兰瓜和华莱士，最后这种有着一个外国名字，我想可能也具有外国血统的甜瓜，如今已经被巴彦淖尔盟当地政府包装成了一个地方文化节的名号，每年的九月份，在磴口等地举行华莱士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而那时候渡口瓜农的规矩是，我们付他一块钱，然后就可以放开肚皮随便吃，吃完之后，还可以尽你的体力所能尽量地拿！这个价格在三年之后，涨到了两块钱，这也算是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之外发生作用的一个小小的例证！去师部出公差的另一个奖赏。就是如果钟点赶得巧，我们可以在师部的招待所吃一顿午餐，当然这是自掏腰包的。回想起来，即使是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这个比我们高一级的机关的物质生活水平，竟然也和下边农业团反差巨大，和始终处在饥荒中的二十团知青们的生活比起来，师部人们的物质生活如果不算腐败，也可以算得上豪华和奢侈！至今使我回忆起来还感到垂涎的，是师部招待所食堂三毛钱一碗的炖羊肉。盛肉的碗很大，但并非满满一碗，但总有六七块羊肉。如果我的口袋还富裕，我通常会买两碗，也有的人买三碗，然后还根据自己的饭量，再买几个馒头或者是米饭。特别是米饭，这在黄河对面的二十团，可是罕见的！游笔至此，我突然意识到，机运连在黄河对岸种水稻，莫不是老家绍兴的连长为解决二十团缺乏大米的举措？据说这四十亩水稻最终收获了几万斤，足够机运连吃几年了！
师部招待所的一餐，虽然按一个兵团知青每月五六块津贴的收入水平，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可是总算能自由地放任自己的肚子，肆无忌惮地饱餐一顿！除了出公差的机会，在我心情特别抑郁的时候，也会寻找一些理由向领导请假，寻机去师部放松一次。特别是我在渡口“流放”的那个夏天，当水稻田不需要放水的时候，我经常沿着这条道路，一个人去师部访友，那里有一个和我一起来兵团的老乡，他在连队待了几个月后，幸运的被调到了师部招待所工作，而且在两三年以后，又被推荐去上了大学。每次我去他那里，他除了安排我吃一顿饭，还会安排我在招待所的一个铺位上睡一个午觉，然后在傍晚的时候，我再一个人沿着这条道路，走回大堤下渡口班的宿舍。在这条蜿蜒曲折的几公里长的道路两旁，分布着两三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庄的房屋一律是土坯垒成的低矮平顶房，有的还会有一圈同样是土坯垒成的围墙。这一带的地貌风景和对边的独贵塔拉一样，除了村落周边的一些农田，大多数地方还是没有开垦的荒原。不同的是，在黄河的这一边，见不到杭锦旗沿河地区那些随处可见的大大小小的沙丘。但是同样看不到高大的乔木，只在道路的两旁稀落地丛生着红柳和芨芨草。在我一个人赶路的档口，会不时惊起一群一群灰褐色的鸟雀，它们看起来像是个头大一点的麻雀，但是也有很多人告诉这叫土百灵。我至今也没搞清楚这些土百灵和百灵鸟之间有什么区别，但我确实时常看到一些头顶长着小小的羽冠的鸟雀，我怀疑这就是传说中的凤头百灵。
每逢夏秋季节，你可以听到路两旁的草丛里，有各种昆虫的鸣叫，其中一种昆虫的叫声，既不像蝈蝈也不像蟋蟀。我那时出于一个孩子的好奇心，也曾经捉过这种虫子观察，这虫子的样子像是一个瘦长的蝈蝈，翅膀只有靠近头颈的部分有着蝈蝈那样的褐色花纹，到中间位置就突然收了进去，变成了普通蚱蜢的样子！（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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