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回了青岛，有3个子女在外地工作，也让他们牵挂和不甘心。虽是时代造成，但做父母的总想把子女调回来。先是，他们帮助我姐姐3口调回到青岛工作，这之后，又把重点放在我身上。如何把我们一家3口办回来，成为父母日思夜想的大事。
他们首先通过亲戚朋友联系了崂山县教育局。“文革”期间，大学中断招生，十多年下来，各个地方，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缺少有高等学历的老师。也因此，崂山县教育局报请县人事局，很快就给我发了一封公函，大意说，经研究我们同意你调入我县教育部门工作，请你当地人事部门给我局联系云云。
但我当时一是对调到郊区县工作不太满意，希望回到市区。二是他们没有承诺把我妻子一同调回青岛。这是我们调动过程中困难的一个方面，我是干部身份，我妻子虽在县医院工作，但是工人编制。很难同时调这两个不同编制的人。先调一方，如果长期调不来另一方，夫妻两地分居，也不方便。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对于崂山的调动，没有下决心推动。
这之后，母亲多次到青岛市人事局。打听消息，提出申请，向人家请教。经过不懈的努力，也得益于形势。最终，通过市人事局专设的“青岛市引进人才办公室”批准并办理手续，我作为“人才”被引进到青岛。妻子随同调来。所以办得比较快，是母亲说服了她的单位——青岛国棉×厂接受我和妻子来厂工作。
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大专生、师范学校的普通老师，怎么成了人才？可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此一时彼一时也。1985年秋冬之交，我在离开青岛17年后，又回到青岛工作。走时的少年，如今带着妻子女儿回来了。“文革”时，这座父母亲解放前各自寻寻觅觅，最终生命之线于此交汇，全家十分珍爱的美丽城市，竟翻了脸，狠心把我们驱逐出去。但她如今幡然醒悟，以相当的礼遇，欢迎我们重回青岛。
在我们调动的过程中，处处得到贵人相助。一个客观事实是，那时各机关门好进。见负责同志比较容易。我办调动时，曾找地区教育局长汇报情况。母亲到厂，也几次见厂长。那时的大多数领导，不但容易见，待人也比较有耐心。办事方面，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办事人员大多按规章办事，不求私利。在我调动过程中，只有某单位一个具体经办人员，拖着不给办手续。经友人指点，意思了一下，过了这一关。
办好各种手续，我在当年（1985年）11月份到青岛单位上班了。这个厂是我父母工作多年的地方。当年母亲工作的厂小学，积极迫害母亲的两位男性，早已风光不再。“文革”结束，清理“三种人“时，二人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姓肖的一位，就是1968年送我们回村，在汽车上意气风发、谈笑风生的那位，回到车间当一般工人。姓王的一位，被派到车间，在车间办公室打杂。
职工夜校在厂区的最北面，是一排平房，有几间教室，几间办公室。学生都是厂里的工人，业余时间来学习。开设的是初高中的课程。我教高中语文，教材是全国有关部门编的职工业余学校用的课本。工人下班以后来学习，有时与上课时间冲突，就不能来上课了。学生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所以从教学方面来说，与师范学校无法相比，对于我来说，几乎不用费力就轻松地教好课。
其时，纺织局在厂里设有电视大学的一个教学点。请我兼任电大的语文课教学。电大的学生来自纺织系统各厂，由于大专班，水平高了，我教他们，感觉更顺手也更愉快。在教作文时，我与他们写同样的题目，当堂念我的作文，供同学们评判借鉴。同学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法。
职工业校的学生中，也有水平不错的学生。由于当时纺织厂还处在辉煌阶段，有一些学习好的青年人，阴差阳错地进了纺织厂。他们不甘心原有的初中或高中文化，努力在业余时间学习，想取得更高的学历。这些有理想的青年人，克服好多的困难，坚持学习。像前面说过的工作时间与上学时间的冲突等。上帝帮助那些努力与勤奋的人，他们大多得到了回报。有的取得了电大或其他学校的学历，回厂后被安排到管理岗位。在后来纺织行业不景气后，他们中一些人，转到不同的行业或单位，有了较好的发展，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都向上提升了。
青岛的纺织业，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比较发达。就全国来说，曾有“上青天”之说，就是说纺织工业，在全国是上海青岛天津最发达。这种状态从50年代延续到80年代。在青岛，纺织行业工厂多，从业人员多，效益好，上交的利税多。与此相关，工厂工人的工资待遇也相对比较高。那时在纺织厂里就业，是令人羡慕的。我父母工作的那个年代，纺织工人是全市收入最高的。曾有一个段子，说的是当年青岛的小偷，早就打听好了，哪一天是哪家纺织厂开钱。到时就到厂附近的公交站和车上找生意。因为，工人口袋里都装着刚发的工资。那时找对象，男士也愿意找纺织女工，工资高是原因之一。
纺织厂工人工资高是一方面，但纺织工人的劳动确实也很累很苦。车间里机器轰鸣，人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可能身心都会受伤。那时实行的是每天八小时每周六天上班。工人实行早中晚三班。尤其是夜班，连续六天晚上工作，对人的体力是很大的消耗。
我调到青岛国棉×厂的时代，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好的，生产蒸蒸日上，红红火火。由于生产好，工厂有钱，于是在职工的文化学习、文娱体育活动等方面，也舍得投入。工厂里有数千名工人，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因此厂里组织有文艺宣传队、篮球队，水平都不低。经常在厂里演出和表演，也经常开展与外单位的比赛交流。但好景不长，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工厂就迅速地衰败，经营越来越不好。到90年代更不行了，厂里开始大量减人，让年龄或接近的工人提前退休。同时不再招新的工人，规模越来越小，最后干脆关门，设备变卖，工人遣散。青岛十几个国有大纺织厂都是这样。曾经的青岛最红火的纺织业，几乎全消失了。十万纺织工人，拿着最少的遣散或退休工资，到社会上重新找工作，或退休在家。工厂的土地变卖，搞房地产开发。昔日的厂房，变成了住宅楼。
命运的安排，我本人在青岛纺织业最后的辉煌时期，来到又离开。我们家是纺织世家，父母在这个行业奉献了一生。我也要特别感谢它，接纳我和妻子来此工作。我只在此服务了两年，有些对它不起。不过算起总账，是它当年让我随母亲回了农村。调我回来，算是补偿吧。话虽这样说，我对于纺织行业，对我工作了两年的纺织厂，对那些纺织工人、我的广义上的同事们，有深厚的感情。
我在厂里工作时，解放前入厂和五十年代入厂的老工人虽然大部分都退了，但他们留下的故事，从我父母和业校老师们的口中，我听到很多。
有一个故事，讲建国初，厂里开展“扫盲”，教工人识字。前一天，教了男女的“男”字。第二天老师向一位女工提问，这位女工想不起来，憋得面红耳赤。终于似乎想起来了：“汉子的汉。”在场的老师学生哄堂大笑。
另一个故事，讲一位青年工人，某天上班，同事发现他眼眶发青，问起，他说骑车摔了跤。但有好事者去打听，竟是夫妻打架，被他同是厂里工人的老婆打的。原来他的这位太太从小习武。夫妻动起手来，她一时下手重，导致丈夫受伤。此事传为笑谈。不过，工友也并未因此笑话这位丈夫，都说有此媳妇，出外放心，不会被人欺负。
还有一事，为我亲见。厂里某车间有一女孩，也就二十刚出头，容貌出众。一帮青年男工喜欢围着她转。她也乐于跟这些男工在一起。常见她中午吃饭休息时段里，与一帮男工坐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嬉戏打闹。她常穿短裤，他们就用小块石头投进她的裤腿里，以此取笑。她也不在乎。也许喜欢这样被众星拱月般对待。有老职工说，她是顶替母亲进厂的。而她母亲也是这样的作为。两代母女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让人无语而莫名悲哀。
我回到日思夜想的青岛生活，自是兴奋，也就忘记了生活上的困难。来到青岛，没有房子住。我们在近郊的大山村租农民的房子。早晚骑自行车带着3岁的女儿到厂里上班。妻子安排在保健站工作，上班前把女儿送到厂里幼儿园。那时，除了要租房子，生活的其他方面基本没有压力。孩子上幼儿园不收费。厂里职工看病到保健站，免费。我记得曾请厂里的牙医补过牙。周日，除了回家看望父母，我们三口常外出游玩。我还特意买了一台照相机，海滨各个景点、公园等都留下我们的身影。
小弟弟上班后，业余时间不停学习，后来考入电视大学，学习纺织空调专业。毕业回厂后，安排到车间办公室，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
父亲母亲晚年的生活围绕着信仰展开。说来又可能有人不相信。他们回到青岛后最初的聚会，是由派出所警察到家通知，也可以说是邀请去的。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教会恢复，父母就像当年我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半信半疑一样。余悸未消，他们不敢贸然前去。民警上门动员，他们才放下疑虑，开始参加敬拜。《诗篇》23篇中的几节是他们常常诵读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34）乡亲
（一）孟家五兄弟
在我们小队上，有孟夫子的后人。兄弟五人，分住三家。老大、老四找了媳妇独立门户。老二、老三和老五都是光棍汉，与老母亲一起过。他们贫农出身，解放前给地主扛活，解放后在生产队上劳动，一辈子没离开农村。现在都过世了。
老大老三解放战争期间，曾参加共产党的部队，却都回到家乡农村，一辈子干农活，过着贫苦的日子。先说孟老大，我们在家乡时，他50多岁，解放前家里贫穷，曾闯关东，在辽宁某地煤矿干活。时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占领他所在地方后，他加入解放军，属于东北野战军、林彪的部队。随部队入关，攻打天津。他在部队的具体职务是机枪手的副手，据他说，打仗时负责搬运弹药，转移阵地时，任务是扛着机枪走。我们一起劳动时，有些人常拿此点和他开玩笑，耻笑他干最苦最累的活。他不识字，智力也偏低，可能部队上因此给他派了此活吧。他所以离开部队，据他讲，他的上司，大概是班排长，整天呵斥他，找他的茬欺负他，所以他干得不顺心。打天津的战役结束，部队休整间隙，他趁机逃跑，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还是穷，长时间里找不到媳妇。直到半百年纪，找了一个精神完全不正常的女人做媳妇。这个女性当时（1970年左右）约40岁。家是河南边某村的。据说她家是地主，土改时家里人挨斗，被扫地出门，她从此就精神不正常了。在嫁给孟老大之前，跟过别人，不知为什么离开了，经人介绍，孟老大把她接来，成了他的媳妇。这个女人可以说是真正的傻子，没有一点正常的方面。与任何人不能交流，只是自己喃喃自语。不知在说什么。平时劳动出外，孟老大都必须带上她，不敢放她一个人在家。有一次，队上人一起劳动，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此时她正来例假，当众脱下裤子，蹲到路边一个小水坑旁洗，水成红色。众人惊讶无比。有几位年龄大一点的女性，上前帮她清理。
还有一次，孟老大在家用棉花油炸馃子（前面写到，我们村轧棉花，用棉籽换了油分给社员）。一时没看住她，她竟把刚拉出来的大便，放到了锅里。恶心不？更恶心的事还在后面。炸的馃子不能吃了，这锅油也不能吃了。孟老大骂完了媳妇，把油留着。到了集日，拿到集上卖了。可怜不知道的人，吃了这炸过屎的油。这事是孟老大亲口出来说的。我在场听到。社员们反复问他是否真是把油拿到集上卖了？借一句现代语，孟老大供认不讳。
孟老大找她，估计也只是为了满足性欲并传宗接代，丈夫想与她过性生活时，她却大喊大叫。尤其晚上，叫声传的很远。第二天，大家问孟老大，他也不避讳，承认就是这事。时间长了，大家也见怪不怪了。这女人的生殖系统还是正常工作的，来我村后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生下一个男孩。成为孟家五兄弟下一代唯一的男孩。我离开家乡时，这孩子四五岁了。后来，他长大以后，入赘到了河南某村。
再来说老三。解放战争时期他被征兵入伍。编入刘伯承的部队，随部队参加大别山战役，此后一路向南，打到四川。他在部队三四年时间，职务是给首长喂马。他服务的首长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据他讲，这属于军队机密，不能问。在四川，战役基本结束后，部队开始休整。此时孟老三想回家，给部队上提出要求。首长念他几年来，辛苦喂马，为他个人及军队服务。找他谈，对他说：“我们打下天下了，你为什么要回家呢？如果你不愿意在部队干，我给你到城市安排事做。”但孟老三抱持着农村人“陈土难离”的观念，一心要回家乡。部队只好放他回来了。
回到家乡，仍在村里务农，一辈子也没找上个媳妇。村人常置疑他为什么不让首长安排工作？又为什么即使回到当地，不到县上要求安排工作，好逃出农村，混上挣工资的事？说到这里，有人就诘问他，是不是像他哥哥一样是偷跑回来的。有一天，我们正在他家附近推粪。又有人问起这事，孟老三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逃兵，我有证。”“你有证，拿来我们看看，”大家纷纷说。孟老三扔下铁铣，回家去。一会儿拿来一个红色的小本本。翻开里面，是刘伯承签发的复员回乡证。大意是说：某某人，籍贯何处，在我部任某职，现经批准，回乡待命。时间是1950年某月日。“回乡待命”几个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场，拿过他的小本本看过的。
那个时期，农村的复员转业军人（包括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没有任何待遇。近年来，我问过乡亲。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给在农村的复员军人发钱。孟老三去世较早，不知道享受到待遇没有。
孟家老二是个哑巴。在生产队上常被派做耕地或到砖瓦窑上制砖的活。一辈子打光棍。
孟家老四是几兄弟中，智力最高的一位。当过我们队上的保管、队长。我前面写到他。他媳妇给他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
孟家老五从小好吃懒做，成年后长年在生产大队担任保卫工作。虽不用下地干活，但除了挣工分，也得不到别的。他倚仗担任保卫职务，好吃懒做，以致名声不好。没有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现在，孟家一姓在我们村里没有了。
（二）时大伯
时大伯与我父亲同龄，是父亲小时候的玩伴。也因为这层关系，母亲与我回到农村期间，得到他各方面的帮助。才回去时，我年纪尚轻，是未成年人。我家可以说是“孤儿寡母”，母亲遇到困难，往往求助于他。他总是尽力帮助。我与他的一儿一女年龄相仿，是一起劳动的伙伴。
时大伯的一儿一女，却是同父异母。因为时大伯有两个老婆，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他家三间房子，大小老婆跟自己的孩子各住一间，他轮流在东西间睡觉。这一点，一起劳动时，常有人跟他开玩笑。不过都是与他平辈且年龄比他小的才行。农村风俗，小辈人、同辈比他年龄大的，或辈分大的不可开这种玩笑。
时大伯也是复员军人。不过他这个复员军人是被乡亲们偶然发现的。大约是七几年，不知因为什么，村里忽然搞起抄家，又不知为什么抄到了他家。其实时大伯出身贫农，平时就普普通通一个农民，记不得为什么抄他的家。总之，村支书带人到他家翻箱倒柜地搜一通，竟然搜出十多发步枪子弹、复员军人证件一本。这才揭开了他当年从东北某地带回二老婆的秘密。原来，解放战争期间，时大伯在东北加入了解放军。驻防某地时，他竟与同部队一位军官太太，搞到了一起。后来，时大伯就把这位女性拐回了家乡，做了他的二老婆。这位女性是到了我们村里，才知道他原来是有老婆的。覆水难收，她不可能再回去了。从此生儿育女，在村里生活。奇怪的是，时大伯回到家乡后，藏起来复员证，从不示人。村里人也不知道他是正式复员回来的。揣测大约他是怕人知道他是在哪里服役，追究他拐带妇女的事。
至于子弹，他说是准备弄出里面的火药治肚子疼。这事的结果是，对于时大伯，坏事变成了好事。公社里算是照顾他，调他到公社的菜园里种菜。虽然也是农活，但种菜这活单一，不太累，还能近水楼台多吃点菜。
时大伯的大老婆有3个女儿，没有儿子。大女儿早就出嫁了，二女儿与我同龄，我们几乎天天一起干活。三女儿又小几岁，不上学了以后，在生产队上干点轻的农活。我离开家前一年，大老婆过世了。小老婆这边，巴不得大老婆的二个女儿嫁走，房子倒给她这边。第二年，二女儿出嫁，考虑家里只剩下一个小女儿，自己无法生活，干脆一起嫁人得了。这小女儿可能刚到结婚的年龄，或还不到。也草草找了婆家，与她姐姐同时出嫁了。村人看到这里，感叹没有娘的孩子可怜。
说到时大伯参加解放军复员，想到也是我们小队上与他年龄相仿的另一位H姓乡亲。他也是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解放军的。是当逃兵跑回来的。农村人对这事也不忌讳，这也是我感到奇怪的事情之一。论起乡里的辈分，这位H先生也是我叫大伯一辈的。我们一起劳动时，他常讲起当兵的经历，攻打太原时，所谓“人海战术”等。为阻止国民党部队坦克的攻势，解放军这边使用的手段是让战士携带水浸湿了的棉袄或小被子，冒着枪林弹雨，肉身接近敌方坦克，将水淋湿了的棉袄或小被子塞进履带与齿轮间隙，使履带绞死，以此瘫痪敌人的坦克。可以想见会牺牲多少人。
有此经历，H尽管出身好，但他从此不让他的孩子参军。其实在当时农村，参军是青年人离开农村的门路之一。和平时期，当兵也不去打仗，反倒是当几年后，离开部队，大多能安排工作。H大伯家几个男孩，失掉了离开农村的机会。
（三）村支书
我们回到农村时，村支书是我们家西邻的一个年轻人，二十四五岁，文化不高，前面我写到过，主持大会时，文件上讲到“巴黎公社”，他信口讲这公社离我们这不远。成为笑谈。
他家与我们家只隔一条村里的道路，家里三间土房，没有围墙。他家里只有他跟母亲两个人，他的母亲是个瞎子。据说四十年代某年，家乡大灾，颗粒不收，人们都外出逃难。她母亲在往南方逃难的路上，得了病，无钱医治，瞎了眼。平时，支书白天出门，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她出不了门，整天坐在屋门口，天气热时就坐在院子里。遇有人从家前面走过，她能从来人的脚步声辨别出是谁，总是抢先打招呼。因我论起乡里的辈分，与她平辈。所以她在我经过时，总是高声喊：“是他叔吧？你这是到哪里去啊？”想来她因为眼睛瞎，不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在家是很寂寞的。
支书的这位瞎娘是很善良的老妇人。她大约也不懂什么“亲不亲，阶级分”，还是以乡亲的处世之道来对我们。对我母亲也是一口一个“大婶子、大婶子”地喊。
由于她看不见，不能做饭，就在儿子做饭时，坐在一边拉风箱。有一阵子，可能是我们划入灾区的几年里，由国家卖给社员一部分粮食和煤。粮食是陈年的粮，不好吃。煤，我记忆里，有时供应有烟煤，有时供应的无烟煤。烧煤做饭，农民烧柴禾的灶不能用了，人们大多买来铁的炉子在院子里烧。支书的老母亲拉风箱，他在灶下往火炉里填煤的场面，被人编排成两句顺口溜：瞎娘拉风箱，黑小子把煤添。
原来支书面黑，所以人这么说。乡下人本是淳朴善良的，何以这样揶揄他们呢？原来，
支书这个年轻人，自从当了官后，逐渐有了官架子，而且变得越来越游手好闲。乡人看不惯。
几年后，他结婚了。新娘子是本村南边大队的。嫁过来几天后就与我们一起下地干活了。她心直口快，还似乎有一点傻。不是那种智力上的傻，是很可爱很实在的那种傻。新婚蜜月期，同辈的一些妇女就逗她，问她结婚第一晚，如何如何？她竟毫无保留，全盘托出第一晚第一次的情况，一时成为大家谈笑的资料。
又过一二年后，据说支书调戏本村一位年轻妇女，或图谋不轨。这家人告状到上面。公社就把他的支书撤了。他不光彩地下了台。后来被安排到公社里帮忙。村里就不大见到他了。
我离开农村，没有了支书的消息。直到我大学毕业到师范学校教学时，某天偶然在《河北日报》上得到他的消息。那是一篇通讯，是表扬支书的妻子的。为什么要表扬她呢？原来，我离开村数年后，支书因病去世了。这里插一句，推论起来，他去世的时候年龄也就四十岁上下。不知为什么这么短命。而他的妻子并没有离家再嫁，而是找了一个男人，到她这边生活。俗称“招女婿”。新男人来到他家后，支书妻子做出一件惊动四邻的事：把藏在家里多年的一辆自行车送还给了邻居。原来，支书在世的时候，某日发现邻居家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就趁夜晚无人，把人家放在院里的新车，偷偷地推到自己家里。邻居发现自行车丢了，也不能乱怀疑他人。恐怕也不会想到，邻居把车偷走了。俗语“兔子不吃窝边草”，谁也想不到曾经的支书会干这事。想来，支书的妻子目睹丈夫行径，又不便公开揭发。直到他死了，她也新招了女婿，开始新的生活。这才决心代替丈夫把自行车还给邻居，了了这笔旧债。
这件事也算是一桩奇闻吧。竟上了省报。借此，我才知道曾经的支书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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