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愿为奴》是法国作家、政治哲学的奠基人、反暴君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艾蒂安·德·拉博埃西所写的一篇论文。该文也是启蒙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的先声。拉博埃西与蒙田是密友，他只活了32岁。他写《论自愿为奴》时只有十六到十八岁。这个年龄本该属于冲动与轻信，他却提出了一个至今仍令人不安的问题：为何众人甘愿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一个人？
暴政并非最难理解的政治现象，真正难解的是服从。
我们习惯把奴役想象为锁链与皮鞭，是外在力量的强加。但拉博埃西反其道而行：若没有被统治者的默许、协作乃至期盼，再强大的暴君也无法长久立足。权力的真正来源不是刀剑，而是人心深处对依附的渴望。于是，“自愿”与“奴役”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词，被他并置在一起，像一枚冷硬的镜子，照出政治最隐秘的结构。
《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提供了一个古老而清晰的场景。以色列人对先知说：“为我们立一个王，好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悦，因为他知道王意味着赋税、徭役、被夺走的土地与儿女。耶和华却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
这是《圣经》中人类第一次主动请求枷锁。人们宁愿要一个可见的统治者，也不愿面对自由带来的不确定。自由要求判断、承担与孤独；而王权许诺秩序、保护与方向。于是，奴役以“选择”的面目降临。
拉博埃西的洞见正在此处：暴政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暴君过于强大，而是因为大众过于软弱——不是身体的软弱，而是心灵对依赖的成瘾。人们习惯于把责任外包，把判断交出，把恐惧换成服从。久而久之，锁链甚至不再被感知；它变成空气，变成习俗，变成“自古如此”。
他因此提出近乎天真的一句话：“那就坚决不要再服从，你们便自由了。”
这句话听上去过于简单，却触及政治的根本：权力的本质是关系，而非实体。只要人们不再扮演臣民的角色，暴君就会像失去观众的演员一样坍塌。真正的革命并不始于街垒，而始于内心对服从的撤回。
然而问题并未结束。人为何需要主人？
也许因为自由比奴役更艰难。自由要求一个人面对世界时不再有托词：失败是自己的，选择是自己的，罪责也是自己的。相比之下，臣服却提供了道德的赦免——“这是王的命令”。拉博埃西看到的，正是这种逃离自由的诱惑。
他拒绝充当新的导师，不愿以“真理”的名义再造一个精神暴君。他说，真正的真理在于每个人对文本、对世界的独特理解；要达致自由，既不可做主宰，也不可做奴仆。这种谦逊使他的文字与后来许多革命宣言截然不同——它不是号令，而是唤醒。
回到撒母耳的故事。上帝允许立王，却命先知事先警告百姓：王会夺取你们的儿女、土地和十分之一的收成。百姓仍然回答：“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这是一幕永恒的政治悲剧：人们在清楚代价之后，仍选择失去自由。 因为他们更害怕无主的天空。
也许，自愿为奴并非单纯的愚昧，而是一种古老的交易——以尊严换取安全，以可能性换取秩序。问题在于，交易一旦完成，价格会不断上涨，而人却逐渐忘记自己曾拥有选择。
拉博埃西的意义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逼我们直视这个深渊：
暴君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病变，而是人性中某种需求的投影。只要这种需求存在，新的王就会不断诞生。
于是，自由首先是一种精神姿态——拒绝把心交出去。
在没有锁链的时代，我们仍可能是奴隶；
在没有王的地方，我们仍可能跪着。
真正的解放，也许只是最简单却最艰难的一步：
不再请求主人，这是人本主义的自由观；
或者选择那个给你永恒自由的主人，这是基于信仰的自由观。
原载 读曰乐
20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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