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走回连部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毛驴，站在那里和姓刘的副连长说着什么。我们走近听了几句才明白，原来他是推销这头毛驴，大概是看到连队来了新人，以为会有杀牛宰羊的接风仪式，所以抓住这个时机来做生意。
我们站在一旁听连长和他讲价钱，让我吃惊的是，这样大一头毛驴，这个老乡竟然只要10块钱！我们都从小在城里长大，对于牲口的价钱自然毫无概念。那是一个低收入低物价的计划经济年代，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必需品都由国家统一定价，商品的价格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极其低廉的，但无论如何，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么大一头毛驴只要10块钱，还是令我们吃惊不小。更令我们意外的是，连长打量一阵这头毛驴之后，断然拒绝了这宗生意，理由是这头驴太瘦了。最后，这个老乡终于明白兵团的接风宴是自己想多了，于是悻悻地牵着驴离开了营地。
“军事法庭”和新兵教育
到达营地的第二天，新兵教育开始了。连队的现役干部简单和大家打了个招呼，主要的宣讲工作是由一个身材壮硕的女知青担任的。除了那些“文革”时期的八股文，我记得她讲话中有几点内容令我印象深刻，首先是她说我们是来自老解放区，这个说法使我感到新奇，我知道我父亲的家乡胶东半岛是所谓的“老解放区”，可是青岛几乎是共产党接管的最后几个城市之一，我们从没有意识到青岛人是老解放区的人民，听她这样一说，还真颇有些愕然。
不过她这绝不是奉承我们，而是话锋一转开始抨击青岛来的这帮年轻人，说他们的装束和举止与老解放区人应有的精神风貌严重不符。她特别指出我们中有些人的长发、卷发，以及当年被叫作鸡腿裤的紧身裤，这些都是兵团纪律绝不能容忍的，必须马上纠正。其次，她宣布了许多纪律，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知青男女之间的相处之道，规定除必要的工作需要之外，男女之间不准交谈。如确属必要，要有第三者在场，且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分钟，如此等等。她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脸色十分严峻，她警告我们这样做的后果和可能受到的惩罚，
“……如果经教育仍不悔改，我们还有军事法庭！”
她声色俱厉地告诫我们。从那一天开始，我们这批人就在私下里称她为“军事法庭”。这位“军事法庭”不久后就调离了五连，我曾和许多战友谈起过这段往事，可是多数人都不太记得她，有几个记得此事的人，也不知道她的下落，但我确实知道她是一个来自呼市的知青。
很多年以后，也就是本世纪的某一年。我在同我后来同连的一个呼市大姐聊天的时候，提及了此事。她笑过之后说，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是我中学的同学，不过她并不凶，为人可好了！几天后，这位大姐用微信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奶奶模样的妇女，我一眼就认出了，正是“军事法庭”！她的身材在壮硕之外多了几分臃肿，但那饱满的长方脸儿和五官，还能依稀可辨当年的风采。据说她嫁到了南方，生活的很安定。至于她离开兵团后的生活经历，我也没有详细打听。
在我们抵达的当晚，有一个青岛女孩发现丢失了现金，这使得本来就处于懊丧和恐慌中的青岛大嫚情绪失去了控制，放声大哭起来，这哭声立刻感染了其他的同伴，于是在与我们一廊之隔的房间里（其实只是一个隔断，还不能称为房间），很快就爆发出了一片哭声，这哭声带着一种凄惨，在死寂的荒原上空回荡。这自然立刻惊动了连队的首脑们，在黑暗中，几个人打着手电筒来到了我们过夜的这栋尚未完工的房子，走进了对面女生下榻的隔断，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哭声逐渐低了下去，最后终于完全归于沉寂。
第二天，这件事在新兵教育中也被郑重的提了出来，并且上升到“发泄对社会主义兵团的不满”的高度。不过最终领导们还算仁慈，或许是看在新兵初来乍到的份上，且是初犯，此事没有进一步深究。丢钱的当事人我听说已经在几年前离世，当年是一位唇红齿白的漂亮女孩，不知她的天生丽质是否也有助于缓解了整个情势，总而言之，这下马伊始的一哭，总算没有给她本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这“教育”进行了多少天，但是无疑是非常有效的，几天过去，新兵随意宣泄的那些孩子气的抱怨和牢骚大半消失了，人们都开始正确的领悟自己的处境和位置了，是他们开始意识到，参加这个兵团，不是什么光荣的出征，但确实是祖国的选择或者安排，在这里要循规蹈矩，谨言慎行，否则后果不可预见，而且没有家庭和亲朋可以提供保护。
一个显而易见的表面变化，是他们开始变得沉默。在私下场合，仍不时听到有人在哭泣，可是这哭声已从放纵的号啕变为悄悄的啜泣，这些第一次迈出家门的孩子开始学会掩饰自己的痛苦，学习适应这个既寒冷又无情的新环境。和他们的心灵一样，高原的干燥和寒冷也在迅速改变着他们的外貌，不过几天的时间，塞外深秋的寒风就给他们的手脸涂上了一层霜色。在他们的形貌一天天的变得像一个高原居民的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渐渐纳入了“革命战士”的模式。在我十六岁的生命中，由于经历过“文革”这样的动乱年代，也见过很多残酷的事情和场面，也见过那些改造中的“牛鬼蛇神”和“黑五类分子”。但是在我的经验和记忆中，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看到过这样一群正值青春的年轻人，当他们不管什么原因成群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欢声笑语，没有嬉戏打闹，每个人都心情忐忑，谨言慎行，眼神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揣摩着领导者的举止和心思。难道这就是我们今后生活的正常气氛吗？
一年后，当林彪元帅的座机坠毁在蒙古沙漠里，他自己瞬间由写进宪法的副统帅变为了反党集团的头目。我们在学习批判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至今也真伪难辨的阴谋纲领和文件时，发现其中有一条直言不讳地把上山下乡说成是变相劳改。这一表述，我相信多数知青和我一样，对此产生强烈的共鸣。
不记得新兵教育进行了几天，只记得后来几天我们白天实际上参加了营房的基建工程。“教育”则挤到了业余时间里，而且也不总是“军事法庭”主持，而代之以我们那个临时的领队。
陌生的边塞小镇独贵特拉
我寄回家的第一批书信的内容，并没有接受那位带队的老兄的建议。在给父母和同学的信中，虽然有所取舍，但还是把这里的真相，向他们做了粗略的描述。为了不让这些书信给我带来麻烦，我接受了那位同乡的建议。找了一个借口，请了半天假，去了处于西北方向的独贵塔拉镇。
于是在一个秋天的上午，怀着忐忑而又好奇的心情，我第一次去了这个陌生的边塞小镇。
深秋的九月底，黄海之滨的故乡青岛，正是天高气爽的季节，但是蒙古高原已经草木凋零，寒气袭人，早晚在户外需要穿着棉衣。在这个营地的南方，是横亘东西、浩瀚无边的库布齐沙漠，这个地名也是我前一天刚刚知晓的。在沙漠和营地之间大约三四公里宽的区域，是一片平坦的草滩。在这个季节放眼望去，整个大地叠加交错地呈现出黄褐红紫等绚烂的色彩，如果不是处在那样一种沮丧和绝望的心情中，眼前一定是一种摄人魂魄的壮丽景色。
后来的日子里我渐渐理解了，秋冬季节在那片荒原上行走，并不需要寻找什么道路，实际上这里除了几道马车压出的车辙，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路。因此对于徒步赶路的人来说，只要目标可见，径直走将过去即可。这一片开阔的原野上，除了几道高低起伏的沙丘，并没有其他的屏障，地平线内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那一天，我按照战友事先的指点，很快便锁定我的目标，那便是在三四公里外的地方，两个相隔不远的建筑群落，靠东边一个比较高大，是有屋脊的崭新红瓦房，排列整齐。显而易见，那是兵团的房子，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团部。而靠西边的一座低矮简陋的土色村庄，则肯定是我要寻找的独贵特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边塞小镇。从那一刻开始，我与独贵塔拉便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从南边一个巷口走进小镇之后，我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土墙围起的开阔的院落，院子的入口处挂着一个很不显眼的肮脏木牌，上面的油漆已经有些剥落，我仔细辨认了一下上面的字迹，原来这还是一个国营食品公司。隔着围墙，可以听得到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嘈杂的羊叫声，远远就可以闻到院落发散出的一股我从未遭遇过的强烈的羊膻味。后来我才知道，此时正是一年中宰羊的季节，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各种大宗物资都实行统购统销，每年的这个季节，国家就按计划收购羊肉，而牧区的食品公司也就开始了大规模屠宰行动。
正当我走进院子，打算找一个当地人打听邮局的方位时，眼前的景象却使我大为震撼：开阔的院落里挤满各种花色品种的几百只羊，占据了院子约一半面积。而在余下的空间里，则安放了七八张原木打造的敦实的案子。这些案子每张都有两米多宽，五六米长，台面上沾满血污和羊毛。显然，这里是一个正在工作的屠宰场。十几个皮肤黝黑，体格强壮的年轻人，每人站在一个案头上，开始从羊群里捉羊。他们强健的手臂轻快地从咩咩狂叫的羊群中随意提起一只，在空中划过一个弧线，扔到木案上。羊的身体刚落台面，另一只手便手起刀落，把羊头一刀割掉，一歪手扔到旁边的地上。然后把无头的羊腔子推到案子的另一端，由另外一个人剥皮，自己则躬身抓起另一只。整个宰杀过程只有几秒钟。不大工夫，他脚边的羊头便集成了一个小丘！
我记得，当时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杀羊的场面，几乎忘记了我进到这里来的原因和目的，一种怪异的感觉在我脑中强烈的涌动，我深切地感觉到，我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由土坯房建造而成的，充满着血腥和腥膻气味的世界，还有一个异域色彩的名字——独贵塔拉。
正当我沉浸在对新世界的震惊和思索的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躬身从低矮的土坯房里走了出来，他一边走，一边用双手在身后系着他的皮围裙，由于手不得空，他一把磨得雪亮的短刀叼在嘴里，显然也准备加入屋外正在屠宰的人们中去。第一眼看到如此形象的一个人出现在眼前，又是在这个如此血腥的场地，我心里不禁微微感到一丝惊悸，这个嘴衔利刃的壮汉看到站在一旁的我，就腾出手来，把短刀从嘴里拿下来，这时我才看清，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英俊的年轻人，有一双和善的大眼睛。他看到一个比他还年轻的外乡人，显然也感到一丝新奇，向我投来了问询的目光。我这才记起我此行的目的，于是双方操着各自浓重的乡音，折腾了几个来回，终于弄明白了彼此的意思。年轻的屠夫暂时放下了手中的屠刀，热心地把我送出院子，并且明白无误地指明了我目的地，才转身回到那个土墙封闭着的血腥的世界中去。而我则按照他的指点，顺利地找到了那个邮局。这个官方机构从外表看和其他的土坯房毫无二致，不同的是门口有一个全国邮局门前不可或缺的绿色邮筒，屋内陈设也是全国统一的墨绿的邮政装饰。
我在这里投出的家信，后来证明安全地送达了我父母之手。但是父母的回信，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们看了我信中所说的情况，立刻就想到我从小就有的胃病，于是没经和我商量就给连里写了一封信，请求能让我回家诊治。尽管是在“文革”时期，城市里各个场合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这个建设兵团还是迥然不同的。我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这样一个举动，一个基于孩子病情的请求，在那个病态到极致的环境中，也可以和政治发生瓜葛，而且会被无限上纲上线，差点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除了那一顿多数人没有问津的“迎客面”，我们第二天开始就享受标准的二十团伙食了。每餐两个杯口大小的的玉米面窝头，外加没有油花的炖菜或菜汤。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到达五连的第二天，也就是新兵教育的第一天，当我们把一桶菜汤盛完之后，竟然在桶底发现了几颗完整的羊粪蛋儿！
这件事在青岛知青当中议论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觉得这并非出于炊事班的疏忽。即使考虑到洗菜草率的因素，把切过的蔬菜带着羊粪蛋儿煮进汤里，也很难简单归于一种操作上的粗疏，所以我至今仍以小人之腹揣测，这这事一定出自怀有恶意的捉弄，因为即使不经意的和菜叶一起推进锅里，经过烹煮之后，羊粪蛋儿也不会再保持如此完整。这个小事件又一次引发了小小的骚动，但是已经没有人敢于借此对社会主义兵团表示不满了。
补遗
二十团五连营房前方约一百米处，住着几户人家。我在五连的那些日子里，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无名的村落。因为它的规模之小，很难看作一个独立的村庄。几十年以后，我才从地图上知道，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一个正式的地名——刘四疙旦，而且这个村里确实曾有过一个叫作刘四的汉族农民，据说是这个小村庄最早的居民。因此，合乎逻辑的推测是，这个村庄大概就是按照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一点倒颇符合历史和国际惯例。在我对二十团五连相关的记忆里，没有留下这位叫刘四的汉子的印象，但对这个小小聚落里另外几家居民，反倒是有过一点交集。
二十一世纪后的某一年，当我又一次重访五连旧址的时候，在这附近的庄稼地里遇到一个瘦削黝黑、四十多岁的汉子。那时五连的营房连同那个小小的村落已经荡然无存。而在我此前几次造访时，这里还曾残存着一些依稀可辨的营房地基的轮廓。在其中的一个地点，我发现一块露出地表的缸瓮的碎片，我由此判断这里大概是当年伙房的遗址。可是当我这一次造访的时候，那些痕迹已全然消失，营地的原址变成了一整片绿油油的玉米田。这一片田野的旁边，只有孤零零的一户人家，主人就是这个瘦骨嶙峋的中年汉子。攀谈之下，我惊讶地发现，这汉子不是别人，正是刘四老汉的儿子！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对兵团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而他的父亲刘四老汉早已故去，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村庄，已经成为这片发生了巨变的土地的一段历史。
随着严冬的来临，饥饿越来越成为笼罩着整个营地的巨大阴影。青岛知青到达之前，伙食没有限量，可是据说是因为“管理不善”，连队的粮食额度很快便超支了。所以自青岛知青到来之始，连队便开始节粮，要通过减少伙食定额，把超支的粮食额度补回来，绝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也不给团首长的业绩抹黑！团首长的年终总结和知青孩子们的饥肠之间，天平如何倾斜每个基层领导都心知肚明！一面是减量的伙食定额，一面是未曾体验的繁重体力劳动，加上年轻人旺盛的食欲，饥饿很快笼罩了整个连队！毫无疑问，这问题在男生班排尤为突出。在新兵教育阶段，问题已经显现，但是被新来的知青从家里带来的储备食品缓解了一点。我们出发的时节，正值中秋节后，虽然是计划经济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但是对于远行的孩子，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倾其所有，准备了一些不易变质的备用食品。但是那时的兵团是一个没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一两周之后，这些新来者手中的食品储备就被分享殆尽。新来的青岛知青和他们的天津伙伴一样，没有任何缓冲的面对兵团不能果腹的伙食了。饥饿来了，而且面目非常狰狞。
当时每个兵团战士的粮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几乎是那个年代最高的定量了，可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严寒，最重要的是，极端缺少肉蛋副食品，使得这个定量相比我们大大膨胀的胃口甚至不能维持半饱的状态。早餐和午餐通常都是两个杯口大的窝头，晚饭则是一个同样大小的馒头，外加红薯干稀粥。作为经历过大饥荒的山东人，我对地瓜干——南方人叫作番薯干——的食物很熟悉，可是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劣质的薯干！这是那种在加工过程中严重变质的薯干，其间大半是被雨水泡过，颜色乌了吧唧，又薄又硬，中间是一层苦涩坚韧的黑心，永远煮不烂。几乎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吃的都是这种薯干煮的稀粥。就是这种稀粥，分发的也很有节制。每次打饭，第一轮打来的比较稠，其中的固体物比例还是相对多一些。各班打过一轮之后，炊事班立刻把将两桶冷水倒进锅里，再加火烧开，这一锅可就是能没有多少固体内容的稀汤寡水了。因为当时基建刚结束不久，知青们都嬉戏地称这最后一道清汤为灌浆。可是这种黑色幽默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喜感，吃不饱饭，这是无法忽视的严酷现实！
在我的有生之年，经历过两次饥饿。第一次当然就是亩产万斤之后的大反弹，但是那场因为“俄罗斯老大哥”逼债（我查过，这是通稿说法，上次就为此被屏蔽）引起的灾难虽然惨重，可那时我们毕竟还是父母羽翼之下的幼雏，而且还是有一定保障的城镇居民。而且胶东一带也不是饥荒的重灾区。尽管餐桌上的食物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粗糙，但父母自己再饿，总得设法把我们糊弄的不哭不闹。但是这一次就不同了，我们彼时已不再是父母膝下的孩子，尽管十六七岁的年纪，说起来还是稚气未脱刚进入青春期的大孩子，可是在这个空气里都充斥着红色荷尔蒙的地方，你的定位是一个革命战士！一旦有了这种光荣身份，你也就有了为党和祖国承受一切直到付出生命的义务，所以饥饿算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
但是，生命的律动并不为这些语言构筑的空洞观念所改变，生命最基本的需求也并不会因为这些豪情万丈的言辞而降低，哪怕表达的那么铿锵有力！我们饿了，一直饿着，越来越饿！
每天上工之前，有一小时例行的政治学习。这个名堂当时叫作“天天读”，我们全班人整整齐齐坐在炕边儿，由站在屋子中间的班长给我们念诵语录或讲解新闻。就在这天天读的一个小时里，我肚子里那一点可怜的早餐，已经消化殆尽。不一会儿工夫，肠子便开始咕咕作响，胃里已经感到了难耐的饥饿，常常“天天读”学习还没有结束，饥饿已经使我头冒虚汗，这时我的痛苦不仅仅是渴望食物的生理反应，而且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恐慌，因为现在离开午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还有一上午田间劳动还没开始干呐！
我们列队走向距离营房二公里远的大田的时候，已经是步履艰难的挣扎了，未来三个小时的劳作的每一分钟定然都是难耐的煎熬。初冬季节的鄂尔多斯，天气已经相当寒冷，但是泥土还没有完全冰冻，所以还可以勉强进行一些挖土方的水利建设，但显然效率十分低下。以今日的观念来看，实在是得不偿失。
我们像一群僵尸一样机械地舞动着手里的工具。彼此之间很少语言的交流。只有班排长还勉为其难的以他们较高的政治觉悟支撑着，打起精神不时举起手臂，带头呼喊一些革命口号，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这种时尚的举动，在近年来出品的一些影视作品中常有模仿，每看到这种镜头，女儿这种年龄的孩子们，总是爆发出一种大笑。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不过是一些夸张的讽刺性恶搞。但可悲的是，这却是当年生活中活灵活现的真实场景。
记得班长最喜欢说的几句激情澎湃的话是：
为革命，活着干，死了算！
革命加拼命，拼命加玩命！玩命加不要命！
班长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激动而真诚的，当然直到今天，我既没有根据，也不愿否定喊口号人内心的真诚。总之，口号的用词越极端，越具有红色张力，越带着杀气，越能表现出革命境界，当然也就越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在这方面，女排的知青干部也毫不逊色，而且可能因为女性对于食物的需求相对较少，她们在很多时候显得比男生更有活力，这在当年就叫作战斗力！
午饭是送到田头来吃的，常常由炊事班的人赶着一辆小驴车在没有道路的草原上颠簸着送过来，种类几乎没有变化，无非是一桶炖菜，或者一桶汤，外加一筐窝头，定量还是每人两个！这一顿饭，至多稍稍缓解了我们的饥饿，使我们得以在下午继续那种僵尸式的机械动作；但有时效果恰恰相反。在那一整个冬天，除了几次节日会餐，还有偶然得到的几次意外机会，我们再也没有体会过吃饱的感觉。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开始列队走回连队的营房。在夕阳的照耀下，位于北方的几排营房，孤零零的站立在荒野上，穿越营区的那一条道路的西侧，连队厨房里冒着炊烟，那一幅夕阳照耀下的清晰画面，至今保留在我的脑海里！但那炊烟丝毫没有给我们带来宽慰和希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晚餐解除不了我们的饥饿，反而会进一步激发起我们对食物更加强烈的渴望。
在饥饿的重压下，我的脚步变得十分沉重。如果不是站在一个行进的队列里，我一定会就地躺下，不再前行。为了坚持和这个队伍一起走回营房，我把从脚下到营房的距离，在脑子里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阶段，为自己设立了一个个阶段性目标：二十米处有一丛芨芨草！我在内心鼓励着自己，坚持！坚持向这个目标前进，我不断宽慰着自己，只要坚持到那个点，眼前这种痛苦的时刻就会变成过去，而且再也不会回来！然后是十五米外一个隆起的小土包，然后是一个小小的拐弯，或是一处洼地，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一点点地实现着我给自己树立的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把自己几乎操控不了的躯体，慢慢搬运回那个看起来那么遥远、但有着一顿缓解饥饿的晚餐的营房！
这个心理习惯伴随了我的终生。有的时候还真的在绝望的时刻给了我一些坚持的勇气，某种意义上，也许真的可以算作生活磨难给我的回馈？我拿不准这是我的幸运，还是我的悲哀，但在这个磨炼的过程中，肯定没有任何激情在燃烧。
“捉贼”
渐渐的，我发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在这种极端的饥饿状态中。当大家的情绪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当大家有兴致彼此交流的时候，大家谈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吃这个主题。刚刚吃完饭这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吃饱，但是在极端的饥饿再次袭来之前，相对是一段轻松的时光。也允许到其他的班里去串串门，看看同学和老乡，我记得那时我们一起来的几个青岛知青，经常招呼在一起，到位于营房北边几十米远的那个堆放草料的大围栏里坐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地方戏称为“大军草料场”，而我们凄凉的心境也和当年刺配沧州的林教头颇为相似。在这个相对隐蔽的地方，我们可以悄悄地彼此诉苦，交流一下各自的家信中传递的家乡的信息，这是当时大家见面时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有的人手捧家信就流下眼泪，这是那个时期知青中司空见惯的场景。
晚上熄灯入睡之前，还有一场政治学习，那时候的名堂，叫晚汇报。意思就是说，你要根据毛泽东思想，对照自己一天的行为和想法，特别是想法，主动进行斗私批修，把自己一天中脑子里曾经闪过的所谓私字一闪念，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
就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当我们正为自己简直是排山倒海般汹涌的自私念头感到恐惧的时候，排长差人来了通知，全排集合！到二班宿舍开会。之所以要到二班开全排大会。是因为当时马排长就住在那个班里。等我们都集中过去之后，马排长站在屋子的中央向我们说明了今天开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件！原来，在那天打晚饭的的时候，发现有人多拿了两个馒头。据有人检举，是二班的两个天津知青趁炊事班笼屉刚揭开，蒸汽弥漫的当口，顺势额外拿了两个馒头。炊事班长通过司务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因此马排长立刻召集全排集合，发动群众找出这两个偷馒头的贼人。
这个会的程序当然就是当年那个惯用的模式，先找出一些和今天事件的主题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这叫活学活用。然后由干部高屋建瓴地把语录和当前的事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也就是学用结合。排长讲完了，各班班长表态，表示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也都恰如其分地引用了合乎主题的主席语录，对事情的性质进行了剖析。最后就到了一个关键的程序，让偷馒头的贼人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可是就在这一个关节上，事情却没有如干部们所期望的那样向前推进。两个偷馒头的人，就是不肯站出来。于是排长又重新站到了屋中央，把刚才已经走过一遍的程序又重新进行一遍。可是依然没有人站出来投案，这个僵持的场面引起了排长的愤怒。他开始指定一些他认为是积极分子的人重点发言批判。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去，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小时。午夜都过去了。不用说，在座的所有人员都已经又饿又累，想到明天会是又困又饿，更加难熬的日子。有些人开始抱怨那些尚未归案的“馒头贼”，希望他们早早投案，早点解除“陪绑”的广大革命群众的痛苦！夜越来越深，抱怨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在半夜两点多的时候。或许是真的感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担心自己以后的处境难熬，二班的两个天津知青终于承认了自己罪行，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只记得其中一个小伙子面目清秀，有一双大大的眼睛。根据我的记忆，后来他们两人每人受到一次警告处分。
蒙古高原的十二月，夜间的气温通常都在零下二十六七度。那些来自河北农村的瓦匠师傅，早已怀揣着他们一年的工钱喜归故里，坐在他们河北老家的热炕头上，喝着烫热的来自衡水的老白干。我们的基建也结束了，全连总算住进了温暖的营房，内蒙古是一个煤矿资源丰富的地区，在我们东南边不远的达拉特旗，就有我们在小学常识课本上看到过的露天煤矿。再加上我们从营地周围挖来的红柳根，枳芨草根。这样我们的土炕总是烧的热烘烘的，甚至出现过几次由于炕面过热而引起明火的事故。总而言之，在其他物质极度缺乏的形势下，充足的燃料却保证了我们有一个饥饿但温暖的夜晚。
随着冬季的延伸，气温越来越低，棉衣发下来了，和我们的单衣一样，它们不是制式的军被服，而只是劣质的仿制品。在“文革”的特殊文化气氛里，一套甚至只是一件国防绿军上装，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时尚追求。当然在我的家乡，由于那里是北海舰队的母港和司令部所在地，所以当时灰色的海军装也具有同样的魅力和价值。甚至有过几年时间，那种灰色的军帽成为街头不良少年公开抢劫的目标！这些背井离乡、不远千里来此屯垦的年轻人，固然动机各有不同，但混一身军装，找到一种从军的感觉是多数人共有的孩子气的梦想。不过，等我们真的拿到了这套假军装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对此产生多少失望和抱怨。经过这几个月的精神上的打磨，这个环境中其他的压力已经使得这件事情显得无关紧要。大家都已经明白，建设兵团就是建设兵团，是一个从事农耕的团体，和野战军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对配发的被服早已失去了特别的期望。当然尽管如此，建设兵团的知青，在10年后大回城的浪潮中。还是因为这个身份，遇到了相当多的麻烦，引发了许多永载青史的历史事件，这是后话了。
根据我对70年代中国军队被服装备的了解，那个时期中国军队为驻扎在蒙古高原的正规军所配发的冬装是羊皮大衣和羔皮帽。鞋子则是羊皮衬里的翻皮鞋。因为鞋头上包着一片厚厚的牛皮，我们俗称其为“大头鞋”。而发给我们知青的鞋只是一双薄薄的黑色条绒的棉鞋。40年前的内蒙古，气温比现在要低很多。鄂尔多斯地区的冬季，通常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六度。零下30多度的极端天气也十分常见。穿这样的条绒棉鞋在户外活动，尤其对于我这种脚出汗的人，棉鞋很快就冻成冰块。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这双鞋就已经完全烂掉，鞋底从鞋帮上脱落下来。幸而我还是及时的地意识到了这个事实，提前写信让家里寄来一双胶皮底的棉鞋和几双毡鞋垫。这些东西寄到的时候，我的脚已经严重的冻伤，十个脚趾头冻得完全麻木，失去了知觉。这种麻木甚至在春夏季节也没有完全消失。直到我回城十几年之后，脚趾和脚跟的感觉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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