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听我父母说的，那时的我还没出生。那时潍县地区，家里有几亩地的人都种上一小块地作为烟田，种罂粟的田。我父母也种了一小块罂粟田。那时是国民党统治，号召种罂粟，作为抗战部队的军饷——似乎那时的生罂粟膏可以充当军饷。
我十岁多，陪父亲到潍县北乡劳动改造。我在爷爷奶奶屋里的桌子膛里乱翻，找出一块好似皮胶的东西，咬下一点，有些甜。很好奇，就问父亲是什么。父亲说：“吃得多不多？”“就一点点。”“亏得不多，吃多了会药死。”他又自言自语：“年岁多了，没有毒性了。”至此他便当茶叶冲着喝。那时我有点痢疾，父亲并不在意，说夏天稍稍拉点痢，对健康无碍。他让我喝了一杯生罂粟膏冲的水，拉痢就止住了。他又说它能够预防中暑。因为父亲劳改，六月天常常中暑。为了表现得好一点，常常稍加休息，就又回到了太阳底下干劳改的活。
我出生前，父母办了一所小学，周围十里八乡都到这里上学。听我父母说，家里有钱的可以交一点学费，没钱的可以免费上学。结果我们的四邻八乡，有学生上学的几乎都耻于白上学。我的家乡潍县，是一个超级礼义之乡。1950年代，父亲被押回老家监督改造，他领我外出，时常在路上遇到骑自行车的，骑车人见我父亲，往往“噔”一声跳下车来，十分热情地打招呼：“王老师好！我是你的学生某某某！”那时一点也不像我们这一代，老师和我们几乎都有仇，他们先整我们整得够呛，后来我们又整他们整得够呛。
我父母种了几十棵罂粟，在全地区率先进口了“孟山都”牌美国氮肥。当时氮肥很容易进口，和潍县有关公司一说，不到一个星期就送到家了。我一个五服内的叔叔受我父母的影响，买的是“红三角”牌，是南京产的，据说比“孟山都”喂的农作物，长势差了一大截。
在罂粟地边上，我父母种了十几棵黏苞米。罂粟生长需要大肥。他们喂的是豆油。当时的豆油篓是柳条编的，柳条内糊的是纸，一筐豆油一二百斤，比起今天的塑料桶一点也不差。他们每次给罂粟浇豆油，都顺带给黏苞米浇一勺子豆油。真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结果到了秋天，黏苞米二十多个叶柄上，每个叶柄都长了一穗苞米，苞米粒都长满到顶，一个粒也不缺。母亲说那粘苞米又香又甜，真好吃。
好像当时潍县专署还开会表扬了我的父亲母亲，说他们开了一个小农场，模范操作，值得表扬。
四九年后，潍县某个供销社书记有一天坦白交代了一件事，否则直到我父母去世，他们也不会说自己曾种罂粟的事。虽然那个供销社书记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但我的父母好像自己犯了什么大罪一样，都十分回避谈这件事情，乃至于我对他们种罂粟的前前后后情况，至今都模模糊糊，说不太清楚。
那天，我父母的一个学生一清早来借钱，说自己的内弟要去外国留学（当时的学生，甚至是小学生，都有结婚生子的）。这是一件好事，只是父母没有什么钱，只有烟土还没交出去。这学生说，他就是奔着这些烟土来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对金戒指给我父母作抵押。我父母坚决不要，说有烟土还烟土就是了，实在没有，待你内弟留学回来再说。结果过了几天，这个学生的家人来找这学生。因为这个学生一去不回。这个学生素来品学兼优，绝不会借了一点烟土就不打好谱。猜想他一定到流饭桥时已傍晌午，吃饭遇到了事。就在学生的家人和我父母乱猜测之时，有人说在流饭桥村外的一口枯井里发现了那学生，学生已经死了，头被斧头砍成两半，斧头也扔到井里了。经官家检查，学生的怀里有两枚金戒指，再什么也没有了。学生的家人和我父母只能断定那学生带着四五斤生罂粟膏，在流饭桥一家饭店里吃饭露了馅，被歹人盯上，在没人见到的地方杀了他，短了去生罂粟膏——生罂粟膏就是从罂粟果上刮下的白汁子，凝结后形成的灰黑色膏子，俗称“烟土”。
我的父母提到此事就有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只是说“忘了不借给他了，佛，佛，痛死我了……”好像我父母当时连借据也没有要。这时为了息事宁人，我父母甚至还卖了一亩地送给学生的家人。当时一老亩地合今新亩三亩三分三，一亩地值大洋六十元。
或是“清理阶级队伍”，或是什么“四清运动”，轮到我们后街王想制头上。王想制是潍县某区某镇的供销社负责人，好像他平日里作风跋扈，群众借故他的历史不清晰批斗他，逼他说清参与工作前的一段历史。他交代，他杀了个人，怕走漏了风声，而参加了“革命工作”。“杀了谁？”“是个地主的狗崽子。”他便一五一十地交代了短生罂粟膏，趁机参加革命的事。
他在那一天，看到学生借烟土离开我家，就回家摸起一把斧头跟了上去。他知道这位学生会经过哪条路，就埋伏在就近一口枯井旁，见他来到便一斧头劈死了他。然后把烟土低价卖了，挥霍光了钱，就投身了“革命”。后来就当了官，管一个供销社。若不是文化太浅，官当的还要大一些。
后来王想制借中午天热，到水沟里洗澡，自己把自己在齐腰深的水里一口水呛死了。显然是自己故意把自己呛死的。
招徕
千禧年以后，有位酿酒大师邀请我去云南。他请我吃云南特色菜。菜不是牛瘪，是罂粟籽酱。是罂粟籽磨成的酱，说是和一种像芝麻酱的酱。酱是灰色的，按绘画色彩来说，是百分之五煤黑加百分之九十五钛白调和的那种灰色，如不是饭店老板像中国电影里扮演的反面角色特务那样左盼右顾的慌张送菜，我是坚决不敢品尝的。
罂粟籽酱虽然被说得天花乱坠，味道却平平淡淡，平淡到让人失望。我想，送菜老板左盼右顾的慌张，只是招徕生意的手段而已。
这不由叫我想起父亲讲的老故事来了。
在抗日战争的第二年，父亲因为上过军官学校而应邀入伍国民党的军队。夏天割麦子后到淄博去驻守。驻守地竟是蒲松龄的家乡。此时蒲松龄的一位后人在蒲松龄故居旁边开一家小旅馆。我父亲带着传令兵去瞻仰蒲松龄旧居——旧居十分低矮，身高1.8米的人必须低着身子才可以进去。
中午，蒲松龄的这位后人招待我父亲吃午饭，喝了一角子白干，又躺在蒲松龄当年用过的炕上招待我父亲吸个烟泡。我父亲一看盛烟膏的白铜匣子上面雕刻的菊花很好看，就说“给我吧！”
蒲松龄的后人说：“这个屋里你看好了什么都可以拿，唯有这个烟膏盒子不能给你。”
“怎么说？”
“今年过麦的时候，来了一个像痨病鬼似的客。来了就问有什么吃的。我回答都要现做。好。先给我烙十斤新麦单饼，再炒一盘子韭菜鸡蛋。快点，快点，我饿坏了。说着拿出这个烟膏子盒。随即又问单饼烙得怎么样？我说约莫烙了五斤面的。这客让先拿来吃着。饼上来，他卷成一大卷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霎，五斤饼就吞下去。说：‘单饼烙好多少就拿上多少，没烙的把面团拿上来，我先吃着。’烙好的两张单饼和剩下的烫面团拿了上来，客人吞下面饼，就把面团揪下来放进嘴里，嚼也不嚼地吞了下去。然后点上烟灯，倒头抽起了大烟。抽了两袋烟，见门口有个人影一闪，客人丢下烟枪，抽出一把缠在腰间的刀，一抖擞，刀直了起来，一出门就听到‘咣当’一声，他就和屋外的人影打起来。只见两个人影跳到了屋顶上，‘咣当咣当’的声响由大到小的远去。他也没留下钱什么的，只留下这个白铜烟膏盒。”
我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曾努力回忆蒲留仙的《聊斋》里面有没有类似旅店保留顾客遗落东西，多少年后，后来终于归还遗落人的故事。似乎没有。所以故事里的白铜烟膏盒，不会是蒲松龄后人编出来不给我父亲的理由。我在我五服内的叔叔家也看到过一个白铜盒，现在始知它的用场；上面凿刻着仿写意画的兰花，题字是郑板桥的字体，盒子大小如半颗香皂。我父亲说侠客遗落下的烟膏盒上面雕刻的是菊花，虽然是浮雕，却如圆雕，小小的花瓣仿佛能拽下来。
云南饭店老板端罂粟籽磨酱神秘兮兮的样子，蒲松龄后人固守白铜烟膏盒的理由，都可能是一种招徕顾客的作态。但如下的皮肉生意之招来方法，实在让人奇怪。
我五服内的叔叔有一个儿子名文够，是给人要的孩子——他的生父和自己的女儿生了他。他生的细皮嫩肉的，白白的，双眼很大，如果不口吃，真像个今天的“影视美男”。他的养父是个有能耐的人，他种的旱烟远近有名，有很多人都上门求购。只是没有地可种，发不了财。所以在穷折腾时代到来之前，给他提娃娃亲的不少。
平地风波的折腾时代来了，文够的养父死了。文够家庭出身富农，结婚已无人敢跟。他整天磨叽自己的养母，给她要个媳妇。养母拗不过他，只好给他一元钱，让他去嫖娼。娼家是入狱的小学教师某某的妻子，她急需钱给孩子买饼干、探监时给丈夫送烟钱。文够第一次嫖，还没深入就完事。又去磨叽养母。养母给自己的妹妹借了五元钱，文够再嫖，前老师妻服务费涨到了两元。无可奈何，二元就二元吧。五减二还剩三元，她没有钱找，文够就说：“下次我就不用现张罗钱了。”结果娼家逢嫖家就说“两元了，不信就问问文够”。文够成了价格标准，问的人还真不少。
转天文够又去找她：“你还欠我三元。”“早涨价了，上次就是五元啦！”显然没有五元是休想碰的。文够到家见到养母就呜呜地哭。不几天竟然有人问文够“涨到五元了啊？”文够只会结结巴巴地说：“这过（个）抓腚鼻儿奇会赚钱儿！”
其实这也是一种招徕方式。
听过去的老人说，“大烟是一种壮阳药”。文够养母死了不久，文够就死了。他在房子夹缝里种了两棵大烟适值开放，红色的花，殷红殷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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