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柜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拿：奖状、聘书、会议记录本、签过字的各种文件。曾经觉得这些都很重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东西就是营盘的模样。我蹲在地上，一页一页翻过去，然后一张一张地，扔进了碎纸机。声音不大，嗡嗡的，像那些年会议室里的窃窃私语。
倒是角落里几本旧采访本，让我犹豫了一下。是多年来外出采访留下的纪录，翻看了一下，觉得像是一些历史细节的断片，尽管不连贯，却很真实。几十年了，搬了好几次办公室，不知为什么都没扔掉它们。这次我把它们归置在一处，放进了将要搬回家的纸箱。
还有一张泛黄的书法贴在铁皮柜的玻璃上，是一个朋友写的，这些年一直伴随着我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见识了我从忙碌到赋闲，从不平到淡然，从厌倦到享受。我那时没觉得这书法有多珍贵太。可是昨天，我把这书法纸也放进了纸箱。
扔掉的那些“很重要”的东西，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我。它们只是某种身份的道具，道具没了，心里反而轻了。而保留的这些不以为然的小物件，却像是一把把钥匙，打开了那些被忽视的日子——那些边缘的、安静的、没有“杖”落下来的日子。
在和同事一起去饭店的路上，我想到一节经文：“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诗篇125:3）这句话莫名地安慰了我的心。
这些年来，我像是被安排坐在观众席上的人，看着舞台中央的热闹，从一个边缘部门到另一个边缘部门。更像被水流推到岸边的浮木，我羡慕过激流中的船只，也抱怨过岸上的冷清。现在回头看，那些不被重视的时光，恰恰是保护我的堤岸。没有“杖”，就没有可以伤人的武器。没有舞台中央的灯光，也就没有被灼伤的危险。我得以保全的，不仅是职场上的一点清白，更是一颗还算安宁的心。
这些年，正是因为没有杖落在我的分上——没有权力，没有话语权，没有那些能够左右别人的工具——我才得以保全自己。我不敢想象，如果当年我手中握着一根杖，哪怕只是一根小小的杖，以我当时的心境，会做出什么事来。也许不是“伸手作恶”那么严重，但大概会在某些时刻，让一些人不好过吧。而这正是我最怕看到的自己。
这些年，冷眼看着一些人在权力里浮沉，看着他们从锋芒毕露变成圆滑世故，从理想主义变成实用主义，我不是没有感慨的。而我呢？我像是一棵长在背阴处的树，虽然不够茂盛，但也没有被吹歪。
“边缘”确实是一种恩典。它给了我一种奇怪的自由。不用站队，不用揣摩上意，不用在会议上说出违心的话。我可以安静地做自己的事，读想读的书，看想看的电影，听想听的戏，写想写的文字。这种宁静，不是逃避得来的，而是被剥夺之后剩下的礼物。就像一个人被剥去了所有华服，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有一身干净的皮肤。
退休了。从今往后，连“边缘”都没有了。但我知道，这不是失去，而是终于回到了最属于自己的地方。就像那些采访本和那张书法纸，它们不是因为“重要”而留下来，而是因为它们陪我走过了一段安静的路。那段路上，我没有伸手作恶，这是我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能给自己交出的最好的答卷。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义人的分”吧。不是地位，不是财富，只是一块干净的、没有杖落下来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你可以不必成为那个你不想成为的人。
原载 读曰乐
202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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