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乡村没有书店。集市的书摊，只有《三字经》《玉匣记》和一点陋劣的石印说唱本、小说，而这些，一般人家也不会随便买。尽管孙犁出生后，家里的生活日趋小康，但究非书香门第，谈不到藏书。
上学后，父亲给他买过一部上海大达图书出版公司排印的《曾文正公家书》，一本《京剧大观》，父亲亲笔为他抄录过本县的一位阎翰林放学正时在途中写的诗——孙父做过多年掌柜，写的一手好字。出于天性的爱书之情，少年的孙犁在庙会上拿过两本教会分赠的福音书，纸张、印刷均好的石印本。
那些书，当然引不起一个刚上学的孩子的兴趣，这个年龄，喜欢的是故事。他从邻舍西头刘家借过一部《封神演义》，从东头刘家借过一部《红楼梦》，两家都是屠户。《红楼梦》是题着《金玉缘》书名的一种石印线装本，这部书开启了孙犁毕生喜爱、研究“红学”的门径，晚年他专门记叙了书的主人死于非命的人生结局。
1924年，孙犁跟父亲到安国县上高级小学，在学校的阅览室里，他读了一些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东方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读了一些历史故事，首次接触了文学研究会的小说集，如叶绍钧的《隔膜》、“刘大杰的《缥缈的西南风》”等，眼界大开。
那时白话文运动展开没有几年，古文还有相当的势力，孙父特意请了一位潦倒秀才教儿子古文，买了一部《诗韵合璧》、一部《古文释义》，借来曾在这条街上住过的古文家刁苞的木版大本文集，叫儿子看。前两种，是旧时学作古诗、古文的入门书；刁苞，清初理学家，章太炎的著作《检论》中提到过，肯定了他的学说对民风的贡献。因为时代进步的影响吧，这三部书对那时的孙犁，几乎没起作用。
1926年，孙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翌年休学在家，父亲曾寄回《三民主义》一册。
初中的阅读，仍以文学书为主，从学校的图书馆借读。课上课下，读过几种子书，其中有茅盾用沈德鸿的本名编选的《庄子》，商务印书馆出版。
按照老师的要求，花七块白洋买了一部丙种《词源》。
1928年，孙犁与黄城一位王姓姑娘结婚，按习俗，婚后的年节小夫妻要回丈人家住，女婿作为娇客，会被很好地招待，但孙犁对吃喝打牌都无兴趣，却把岳家外院一间闲房里不知哪辈传下来的几部满是灰尘的旧书，抱回房去，看得雷打不动。新婚夫妻，有过短暂的幸福厮守，有一次相偕到子文镇赶集，妻买了一块日本“人造丝”布头，孙犁买了一棵石榴苗、一部石印的小书。
高中是孙犁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多领域涉猎的时期。
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不久，保定，这个北方的有着历史文化底蕴的小城，涌现出大量的革命出版物，可能是因着时代的感召，孙犁产生了一种较为朦胧的觉醒意识，他购买、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哲学书籍，并由此接触到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图书。
他几乎每天下午到阅览室读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北平的《世界日报》，主要看副刊，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副刊“文艺”，多登创作，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多登杂文，以鲁迅作品为主。也读杂志，左翼文艺刊物《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综合性的《东方杂志》《新中华》《读书杂志》《中学生》等，还有《申报月刊》和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
这个时期的阅读，根据孙犁晚年完整的和零星的回忆，可以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只是当时的出版物，历经世变，百不存一，所以老先生晚年只凭记忆的描述，个别地方不是特别准确，他自己也曾说过：“年代太久远了，书名可能记得有误”，即如前文提到的“刘大杰《缥缈的西南风》”，就应为“《渺茫的西南风》”，所以下文在叙述中，略加考证。
社会科学方面，孙犁自述：以经济学和哲学为主，《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尔巴赫论》、华汉著的《社会科学概论》，从俄文和日文译出的布哈林、河上肇等人的经济学著作，陈豹隐的译著，旁及严复译穆勒的《名学纲要》，即逻辑学，还有吴稚晖、梁漱溟等撰写的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
其中的一些经典是早期的中译本，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他读到的应该是1930年明日书店出版的笛秋、朱铁笙的合译本，因为1934年神州国光社出版傅子东译本时，孙犁已高中毕业；《费尔巴赫论》，即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彭嘉生译，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出版。
陈豹隐，原名陈启修，1886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1907年留学日本，通晓德、法、英、日四国语言，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译著多种。
严复译的书，应为《穆勒名学》，孙犁求学前后，有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的大开本，1931年“万有文库”本，同年“严译名著丛刊”精装本，而《名学纲要》，则为屠孝实撰，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
“华汉著《社会科学概论》”，是孙犁同《文艺报》记者谈话谈到的，似也不确。华汉写过《唯物史观研究》，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社会科学丛书”之一，孙犁可能将书名和丛书名记混了。
他那时能看到的《社会科学概论》，有杨剑秀编，上海现代书局版；有范郤脱撰，张素民译，世界书局版；有杉山荣撰，李达等译，上海昆仑书店版；也可能是瞿秋白所撰。1924年瞿自苏俄回国后，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科学系主任，夏天在上海学生联合会举办的，有复旦、南洋、东吴法科等校学生参加的夏令营讲学会上，讲演社会科学，讲演的内容后来经本人修改，10月由上海书店出书，名《社会科学概论》。这种初版本现在已十分罕见，多见者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群益出版社本。
自然科学方面，读过《科学概论》，汤尔和译的《生物学精义》，北新书局出版的《两条腿》等。
《科学概论》应为任鸿隽撰，任为新文学女作家陈衡哲的丈夫，留学日本及欧洲，主攻化学，一生关于自然科学的著述很多，《科学概论》是其中之一，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生物学精义》，日本田村周谛撰，汤尔和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抗战时汤在北平，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督，不久病殁，到现在，名与书都少有人知了。
《两条腿》是丹麦作家华尔特的童话，是一本用故事叙述人类生活发展变迁史的通俗读物，周作人最初发现此书的价值，曾开笔翻译，不久交李小峰续译，李译毕，鲁迅校对，周作人作序，1925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这一版本今已罕见，唐弢珍藏的一本，身后捐献给现代文学馆。
文化史方面的阅读，孙犁自述：有《欧洲文艺思潮》，周作人《欧洲文学史》，楼适夷（沈起予）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载于《育德月刊》的王冶秋的《新文学小史》，杨东莼的《中国文化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日本人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以及日本人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有关中国文学的著作。
《欧洲文艺思潮》，不确，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一部书，类似的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日本本间久雄著，沈端先（夏衍）译，开明书店1928年出版，还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张伯符著，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收入“万有文库”。以时间论，这两本书孙犁都有可能遇到，但究竟看的是哪一本，我们就不能确知了。
《欧洲文学史》是周作人1917年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讲义，1918年10月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欧洲文学发展史》，孙犁在《晚华集》“信稿二”中称楼适夷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的《芸斋书简》“致阎纲”，称沈起予译，后者是。此书系匈牙利弗理契撰，沈起予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年出版，弗的《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为楼适夷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出版，孙犁可能二者都有浏览，后来记忆模糊。
《中国文学小史》，是赵景深1926年在绍兴第五中学任教时所编讲义，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杨东莼所著，应为《中国文化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出版。
《白话文学史》，胡适只写了上卷，新月书店1928年出版，疑古玄同题签。同样，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只写了上卷，1919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轰动读书界，三年再版七次，孙犁也读了。
冯著《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学术的奠基之作，1931年神州国光社作为“清华大学丛书”之一出版。
《中国伦理学史》，日本三浦藤作撰，张宗元、林科棠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
文艺理论方面，孙犁最初阅读，也最用功的是鲁迅翻译的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瓦浪斯基的《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获益很大。这四本书后来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及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译文集》的第六集，当时则单行出版。蒲氏《艺术论》，1930年光华书店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文艺政策》，1930年水沫书店出版；卢氏《艺术论》，1929年大江书铺出版；《文艺与批评》，1929年水沫书店出版。此外，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苦闷的象征》，也甚为孙犁称道。这两本书都是北京新潮社1925年初版，“未名丛刊”之一，1931年北新书局也曾出版，后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不知孙犁见到的是哪个版本。
孙犁读过的《文学概论》，应为日本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开明书店1930年版。
收集当时文坛论战文章的《文艺自由论辩》，1933年现代书局出版，孙犁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瞿秋白批判胡秋原的文章《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引用《红楼梦》里的话，说明作为社会一员的作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
陈望道译的《苏俄文学理论》，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孙犁那时都曾读过。
《苏俄文学理论》，日本冈泽秀虎撰，冈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留校任教，专攻俄国文学，曾受教于片上伸，1930年根据片上搜集的材料编译成《苏俄文学理论》一书，同年陈望道据日文本译为中文，大江书铺出版，但不久即遭毁禁，故此书传世无多，今已列为国图新善本。
柯根是一位苏联文学史家，他的那本《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写了十月革命前后到1927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概况，沈端先（夏衍）从日译本转译，1930年9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孙犁这一时期阅读的独到处，是先理论，后及文艺作品，或者说，是理论与创作并重。
小说与散文，他读了“五四”以来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沙汀等的创作和译作，英法小说，如法国纪德的《田园交响曲》，泰戈尔的作品。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孙犁读了大量苏联作家的作品，如《铁流》《毁灭》，如赛甫琳娜、聂维洛夫、肖洛霍夫、拉甫列涅夫等的书。
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存”，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分别出版于1922和1921年，后来再版多次，风靡当时学界。
年轻的孙犁很喜爱新文学作家沙汀的《法律外航线》。这是沙汀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32年在上海出版。
从中学开始，遵循着鲁迅先生的介绍，孙犁接触了大量的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这是他早年所受的很重要的文学方面的教育。
初次震撼了少年孙犁的俄国文学，是托尔斯泰的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能够感动幼年心灵的非常成功的”短篇，题目他忘记了。
被鲁迅先生誉为有苏联文学“纪念碑性”的几部“长篇大作”，《毁灭》《铁流》和《士敏土》，孙犁都读过。《一周间》，后来在北平的冷摊买到。
法捷耶夫的《毁灭》，描写游击战争中知识分子与革命结合，与工农兵结合的历史，鲁迅译，从1930年1月起在《萌芽》月刊上连载，名《溃灭》，1931年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单行本。孙犁最初读到的是发表于《萌芽》的译本，他很想收藏一册原印本，但一直没能如愿，只买到一个翻印本。
写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一支游击队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成长故事的《铁流》，绥拉菲摩维支著，曹靖华译，1931年三闲书屋印行。
《士敏土》，革拉特珂夫著，叙述刚从战场回来的工人，如何在废墟上建起工厂来，董绍明、蔡咏裳合译，1930年上海启智书局出版。
拉甫列涅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烟袋》，都是曹靖华翻译的。《第四十一》，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感人，1929年6月未名社出版；《烟袋》，收小说十一篇，其中的《烟袋》为爱伦堡所作，同时用作书名，作品饱含强烈、真实的革命激情，1928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孙犁的那本《烟袋》一直带在身边，抗日战争爆发，他在阜平山地编一个刊物《文艺通讯》，迫切地需要学习，曾把爱伦堡的通讯当课文一样研究。书，后来遗失于抗日的战场上。
《烟袋》和《第四十一》两书的初版本极为罕见。当时的销量不大，印好的书暂存台静农先生在北平的寓所，1932年秋，北平警察局在台寓发现了一具“新式炸弹”，拘捕了台静农，抄走了所有存书。后来证实，所谓“新式炸弹”其实是一个制造化妆品的机器，这才放人，但是书却一本没有发还，很可能被全部销毁。
聂维洛夫的短篇小说《一个女布尔什维克》，给他极大的精神力量和创作影响。聂的另一个短篇《不走正路的安得伦》，曹靖华译，鲁迅作“小引”，1933年5月上海野草书屋印行，抗战初期，民主政府曾以孙犁的藏书为底本，以石印的方式翻印，供根据地军民阅读。
其他外国思想流派的文学，包括尼采的作品，他也有所涉猎。
修辞学的书，孙犁说“读过章锡琛的《修辞学概论》，买过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
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1931年完成的《修辞学发凡》，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的修辞学著作”，1932年大江书铺出版。
章锡琛是开明书店的创办者，也是一位学者，但遍考章氏译著，实无《修辞学概论》一书。我想，孙犁是否将胡怀琛的《修辞学要略》，误记为章锡琛的《修辞学概论》？——二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琛”。胡亦为当时学者，所著《修辞学要略》，1933年大东书局出版，孙犁在中学时正可看到。
“印象记”类的书，他读过《高尔基印象记》，黄绵涛编，1932年南强书局版，读过胡风1933年6月写于日本的《秋田雨雀印象记》。别的书，如《八贤手札》《酬世大观》，高语罕的《白话书信》，陈子展的《应用文》等，大半是为实用而读。高氏《白话书信》，姜德明先生藏有一册，近年出版的书话集《金台小集》中有介绍，特别提到当年孙犁的阅读。
高中时期，具体说，是1931年，他“开始购藏书籍”。最初是国文教师因为课堂上教读《韩非子》，便让学生每人买一部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扫叶山房石印线装本，粉连纸，一函四册。这部书后来失却。孙犁晚年藏读的《韩非子》，是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吴氏影宋乾道本的校刻本，论版本比石印本好的多了，但也许是昔年难忘，初次得到的更珍贵，所以孙犁一直很怀念那扫叶山房本的“读起来醒目，方便，便于保存”。
老秀才教的古诗文，孙犁不热心，可潜意识里总以自己未进过私塾而抱有隐憾，因此他自觉地买来的书，反而以古籍为主。在保定紫河套地摊上，他买到两部商务印书馆的铅印大字本书，一是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花了大洋一元，一是夏曾佑撰的两卷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古文辞类纂》，孙犁格外珍爱，特意买来二尺花布，请一家裱画铺做了一个书套。夏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孙犁读得很熟，后来这部书失去，刚进城时，他又买到一部，书已改名为《中国古代史》，直到晚年撰文，他还时常引用书中的观点。
在中学，孙犁首次接触《史记》，并购藏了一部商务版的《史记菁华录》。《史记》，孙犁应该用心读过，很多篇章读出了自己的心得，他在1942年12月，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写就的《慷慨悲歌》，就是通过司马迁编织的荆轲故事，来鼓励军民们的战斗热情的。“司马迁写荆轲列传，在开始轻描。荆轲的性格，就像一个影子，突然出现在读者面前，渐渐显真……英雄带有群众的性质，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事业留下缺陷，后来的人填补上了。能激起这种填补的热情，就是司马迁文章的效用”，他不是在单纯地讲故事，而是将传主的事迹与作者的匠心融合起来，从现实和艺术的双重高度，为当前的抗战事业服务。
朱熹的《四书集注》，他买过两部，其一是商务大字排印本，其一是坊间石印本。这两部书，他都未及通读，便在战乱中失掉了，而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商务版带着圈点的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他买来后，是做着札记，详读、硬啃过的，稍后他又买到朴社出版的《人间词话》。
因为看过不少旧小说，孙犁爱好起词来。他买了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选注本的《南唐二主词》《漱玉词》《苏辛词》，低吟高诵，如痴如醉，又迷恋《西厢记》《牡丹亭》等曲，旁及沈复《浮生六记》，苏曼殊《断鸿零雁记》。这是因为“春水朝霞，红袖罗衫的少年人的梦，极易被这些凄清缠绵感情丰富的作品所打动，引起强烈的共鸣”的缘故。
星期天在天华市场“马号”一家卖文具的小铺子里，孙犁买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32年7月第八版，毛边本，版权页有鲁迅印章。这本书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与主人相伴到老，成为孙氏芸斋藏书的最长者，1973年12月21日的严寒中，花甲之年的孙犁为之题记。鲁迅，是孙犁毕生崇效、追慕的前贤。孙犁的中学时代，鲁迅还健在，孙犁搜读鲁迅发表于各报刊的文章，如饥似渴，“对先生著作，热烈追求”。鲁迅的译著，除了极少数如《小约翰》，学生时代的孙犁基本都读过了，甚至有所收藏，只是除了这本《中国小说史略》，和前面的六部理论翻译，别的现在已无法确指。
周作人的著作，1980年代孙犁只提到《欧洲文学史》，1991年才透露：“他早期的文章，余在中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但哪些购于进城前，哪些购于进城后，不能知其详。
孙犁读茅盾也非常早，商务版的《庄子》之后，就读到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到晚年，孙犁还认为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流的。三十年代，茅盾的小说创作如日中天，孙犁读了反映北伐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又读了1932年《中学生》杂志的《林家铺子》，《现代》杂志的《春蚕》，1933年《文学》月刊创刊号的《残冬》。1933年《子夜》问世，孙犁从校图书馆借阅后，写下一篇读书心得，投寄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文章被刊用，稿酬为二元书券，孙犁正好用这券向书店买了一本初版《子夜》，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抗战中家人怕惹祸，将他留在家中的书几乎全部烧了，这本也未幸免，1970年代末人民文学编辑部寄赠他一本新版《子夜》，抚今思昔，他写作了散文《装书小记》，记叙与这部名著的因缘。中学毕业后，孙犁还读过1934年《文学》杂志二卷五号同时刊登的茅盾的六篇译作，翻译的是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的作品，购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1月出版的“译文丛书”中“弱小民族短篇集（一）”的《桃园》。
保定的一家地下印刷厂，翻印了不少革命书籍，其中有丁玲的早期小说，孙犁对这位女作家保持了一生的崇敬和友谊，始于此。
中学时期，孙犁的英文成绩不低，他仔细地阅读过外文的《泰西五十轶事》《莎氏乐府本事》《林肯传》等，这些书都是自己买的。
当时孙犁的藏书中，有别人的馈赠，不过量极少。
育德中学的图书管理员王斐然，赠给孙犁一册不很流行的小说，他记得书名《跋涉》，作者李守章。此书名应为《跋涉的人们》，作者李守章即李俊民，1925年在武昌师大国文系念书时，是郁达夫的学生，他的这本书受到过鲁迅的称赞。姜德明的散文《怀念孙犁》中，结合着自己的藏书述及之，文章收入《金台小集》。
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王礼锡、陆晶清主编的《读书杂志》，接连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孙犁买了一期，极有兴趣，时在北平求学的好友李之琏，接连买了两期寄给他。
1933年，二十岁的孙犁高中毕业，带着几年来陆续购藏的心爱的图书，回到故乡。不知何故，他把英文书都送了同学鲁承宗。
抗战爆发前，他有过两次短暂的赴北平谋事的经历，到同口镇教过小学，也享受过家庭的温暖。他把书放进妻陪嫁的红柜里，妻则以八个字描述夫君对书的态度：轻拿轻放，拿拿放放。
乡人识字者少，只有近邻的刁叔常向他借书，态度恭敬又不损坏书，孙犁借过《浮生六记》等给他看，非常放心。
在北平，孙犁常到北平图书馆看书，常逛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及宣武门外等处的旧书摊。他买过不少鲁迅编的《译文》杂志，两角钱一本；买过郑振铎主编的，连载着洁本《金瓶梅》的《世界文库》；买过完整的共出了六期的《文学月报》；买过五期完整干净的《北斗》，丁玲主编；也买过别的进步刊物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现代》等。
买《译文》，孙犁初读普希金的《杜勃洛夫斯基》，“甘之如蜜，珍之如璧”。
《文学月报》，1932年6月创刊，上海光华书局发行，初由姚蓬子主编，三号后交周起应（周扬）主编，同年12月，五、六号合刊出版，即遭查禁。孙犁在最后一期读到徐盈的小说《福地》，写的是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在《现代》读过金丁的小说《两种人》，写的是上海国民党特务突击密捕共产党人。过去了半个世纪，他仍然很清晰地记得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晚年写作题材与时代的关系的文章，曾引述。
《现代》杂志，施蛰存主编，1932年创刊，1935年停刊，施先生晚年曾有很详细的回忆文章。
孙犁从《现代》上剪存过丁玲的照片，读过刊于《北斗》的丁玲小说《水》，因买不起而借读了1933年10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丁玲的《母亲》。同时他读了沈从文的《记胡也频》和《记丁玲》，前者连载于上海《时报》，1932年光华书局出单行本，后者发表于《国闻周报》，1934年9月方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的第十种，出了精装本。
这时的孙犁，继续阅读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
肖洛霍夫，孙犁先读到反映苏联革命时期农村尖锐斗争的短篇《死敌》，又买到周立波翻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年生活书店版。
在荒摊买过《一周间》，苏联作家里别进斯基写国内战争的一个中篇。鲁迅先生非常推重这本书，称之为“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之一。汉译本有两种：一为戴望舒、苏汶合作，从法文译出，1930年3月上海水沫书店版；一为蒋光慈译自俄文者，1930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孙犁购、读的《一周间》，不知是哪个版本，这本书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里面还附着他在家闲居时从《大公报》剪下的作者谈写作经验的文章。不久，孙犁失业，他用这回赴平的最后一个月的薪水，到西单商场，买了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月初版。
他在北平买的书装满一柳条箱。
孙犁在同口镇教书的生活，比北平的色彩亮得多。他白天讲课，晚上奋发读书，逢星期日，就跑到河边邮政代办所，将省下来的钱，汇到上海，邮购新书、好书。最大的收获是鲁迅为瞿秋白编的译文集《海上述林》，金字绒面，精美绝伦。
高尔基的作品，从巴金翻译的《草原上》，到瞿秋白译的那些“热烈的，充满无限革命哲理的短篇”，他都读了。
在白洋淀旁边的小镇上，孙犁阅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他摘录了许多普希金的“诗一样的文字”，挂满房间，随时诵读。
孙犁的宿舍，在一座临街小楼的楼上，他每天可以看到早出晚归的农民，由此想起，并愈加仰慕肖洛霍夫笔下对乡村的美丽的抒情描写。
可以看出，孙犁早年的阅读范围是很广的，但是他又是有严格的选择的。他迷恋革命文学，向往草野作家。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固然落伍，鸳鸯蝴蝶派的，除了翻过一本《啼笑因缘》，别的都不曾寓目，就是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吴组缃的小说，也不甚注意。《画梦录》曾列入当时《大公报》推重的作品，孙犁认为其特点是讲究文字，但没有什么革命性，属于“京派”。他所向往的，是那种热辣辣的文字。三十年代在北平，《狂飙》周刊的合订本，刘半农、商鸿逵合著的《赛金花本事》，都属于见而不买的。因为热闹一时的狂飙运动，已为当时的文学青年所冷落，而华北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想在“赛金花”身上找到救亡图存的良方。孙犁后来说，少时读书的局限，限制了自己的眼界。可这一点，每一个读书人都难免吧。
1937年，“卢沟桥事变”改变了孙犁的生活，他仿佛顺理成章地参加了抗战。大敌当前，孙犁慷慨地打开书箱，一任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从他这些“节衣缩食买下来，平日惜如性命”的书中，随意挑拣，选择有用的材料，编排宣讲，或油印流传。此后十二年军旅生涯，转徙无定，跋山涉水之间，他授课、编刊、采访、撰文，而未尝废书。
在阜平山区，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此书有郭沫若抗战前的译本，又有后来经高植补充、修改的郭、高合译本。孙犁所读，大概不出这两个版本。
读屠格涅夫，喜爱他“明朗的、意味深长的抒情风格”，后来又尽读屠氏有中文译本的长篇。
“为了加深中国革命文学的修养，丰富他们的创作，鲁迅先生也介绍了旧俄的文学古典著作。普式庚（普希金）、莱孟托夫的英雄性格和英雄的诗的语言，强烈的革命浪漫色彩的故事和它的明朗性，得到中国文学青年的热爱。契可夫（契诃夫）的具备深厚感情的抒情和果戈里的丰富和刻画的能力，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也很大”，孙犁后来这样回忆。
行军中，他唯一的私有财产，是一个用破裤子缝制的书包，里面总放着几本书，准备休息时阅读，《毁灭》《呐喊》《彷徨》《楚辞》《孟子》等，都带过。《楚辞》是商务的选注本，一位从北平来解放区的梁姓女孩所赠，在延安，一次发水灾给冲到了延河里。线装的《孟子》，1944年路过绥德时，他送给了时任晋绥军区司令的吕正操将军。
战争年代，书已成奢侈品，1939年在晋察冀的一个分区，得到一本《田间诗集》，尽管是油印本，孙犁仍珍爱有加。
1944年，孙犁到延安，执教于鲁迅艺术文学院。课堂上，他较为详尽地讲过《红楼梦》，在窑洞里读过契诃夫的剧作。
他留在家里的书，可说是荡然无存，一毁于抗战，汉奸劫掠之后，家人惊恐，用来烧饭，换熟肉、挂面了；一毁于土改，家为富农，书即浮财，干部们裁纸卷烟了。
抗战结束，回到冀中。他在河间的集市，从卖旧纸小贩的独轮车上，花极少的钱，买下两册小说林原版《孽海花》，封面是一片红海洋，中间一支红花，书前有赛金花的时装小照。他捧着书，立刻坐在树下读了起来，感到无穷的兴味。冀中邮局代存了不少旧书，孙犁找到几种亚东图书馆印的白话小说，虽多不配套，他也读了很久。
在蠡县，孙犁结识了一位教高级小学的老师刘通庸，忠厚、朴实，对人热情、坦率，不幸的是其人后来患上神经方面的疾病。刘的藏书很多，堆放在家里东厢的炕头，孙犁每次去他家，都要上炕头去翻看一阵子，遇到合适的，带走，但具体是些什么书，现在无法确知了。
《聊斋志异》是过去北方乡村最普及的文学读物，虽经战乱，仍有孑余，老乡家的炕桌上，窗台上，时常就有一二残本，孙犁就在这样的偶逢巧遇，东拼西凑中，读完了这部古典名著。在大官亭一家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家满是灰尘的方桌上，孙犁见过贫农团收缴上来的一部《金瓶梅》，大约是明版竹纸印本，他翻了翻又放回了原处。在蠡县的大集上，他买到一本商务版铅印精装《西厢记》，看了一阵子，送了当地一位书记。
冀中导报社的造纸厂在饶阳县张岗，收来的烂纸旧书，常堆在一间大厦子里，孙犁每到，必蹲在旁边刨拣一番，曾找到两本石印的字帖，怀仁和尚集王羲之书的《圣教序》，孙过庭的《书谱》。
冀中导报社的地上，有一堆从纪晓岚老家弄来的旧书，其中有内府刻本《全唐诗》。时值杨朔来河间，将这部《全唐诗》搬到宿舍，仔细阅读，并留下红铅笔的圈点，杨走后，书复置地上。出于对民间文艺的热爱，这回孙犁老实不客气地从里面拆出乐府部分，装订成四册，带走了。这四册书，曾存于老友方纪处，曾被抄走，曾于黄昏恋中寄往江西，最终还是回到孙犁手边。1976年1月，他在严寒中理书及此，眼前又现出故去数年的杨朔，在战争中安静治学的往事。
1949年初，孙犁进入刚刚解放的天津。在管接收的同事杨君处，孙犁见到两本《海上述林》（上册），大约是对此书“爱慕而苦于不可得”之情溢于言表，同来的湘洲劝他拿走一本，面嫩的孙犁抽了一本较旧的，也算弥补了前面毁去那一册的损失。
进城后，孙犁曾短期地再回农村，从事土改工作，土改中收来的浮财里面，有书，“以小说唱本为最多，就是《红楼梦》这部比较‘高级’的文学读物，稍微大些的村庄，就会有几种不同的版本”，这些书，孙犁都或详或略地翻读过。
孙犁晚年，总结平生读书藏书经历，分为四个阶段：小学到初中，启蒙教育：高中到教书，追求探索：抗战到建国，学以致用；进城以后，广事搜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本文所述，为前三个阶段，但并不完全，比如从1946年孙犁写的一篇较长的文章《说书》中，能够看出，他对于宋到明的话本及拟话本小说，是非常熟悉的，可阅读、收藏的痕迹，现在一点也找不到了。他的读书所得，直接贡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暮年的孙犁，不论是在风雨晦暝之中，还是在晴窗丽日之下，忆及那些读熟了的、失却的、心爱的书籍，抚着那历经劫波烽火而仍伴身畔的仅存的故纸，涌上心头的该是沧桑、惋惜，而又温暖、充实的感觉吧。
2010年初起笔，完成于8月24日夜，时妻女游崂山北宅，吾自搦管于连山阁灯下。
（刊于《传记文学》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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