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余英时并不了解现代化是什么。他不知道现代化是一套普世价值思想体系。否则他就不会轻言“中国文化也能发展出现代化”了。
2.余英时并未看明白中国文化。否则他不可能轻言“中国文化也能发展出现代化”。
为什么这样说呢？
现代化是以自由主义为灵魂、以科学思想为精神支柱、以minzhu xianzheng为体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社会。
中国文化里没有自由这个概念，自由是舶来品。自由主义是基督教文化在世俗社会实践中的产物。无信仰的中国文化难以产生自由主义。
自由并非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源于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其他民族文化没有自由这个概念？启蒙思想家回避了这些重要的问题。从科学讲究本源这一点来看，自由来源于圣经里的《创世记》，《创世记》是圣经的思想基础，这里试举一例：上帝告诫亚当、夏娃不要偷吃禁果。如果亚当、夏娃肯定会偷吃禁果，上帝的告诫就没意义了。如果亚当、夏娃肯定不会偷吃禁果，上帝的告诫也没有意义了。
上帝告诫亚当夏娃不要偷吃禁果，说明亚当夏娃可能偷吃禁果；也可能不偷吃禁果。这完全取决于亚当夏娃自己的决定——上帝造人时，赋予亚当夏娃一种能力，即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这种能力被奥古斯丁谓之曰：自由意志。亚当夏娃具有这种能力，才是上帝告诫亚当夏娃的根本原因。
上帝告诫亚当夏娃后，没有干预亚当夏娃怎样作决定。这一点暗含的意义很重要：亚当夏娃使用自己的能力——自由意志时，不受外界的干预。否则亚当夏娃无法运用自由意志。这种不受干预中运用自己的能力——自由意志，便是自由的来源。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文化世界里，自由意味着上帝赋予人的一种权利而拥有了神圣性。所以基督教文化世界的人类永远高举“不自由，毋宁死”的旗帜不让步！这一点，实用主义文化中的东大人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说过：离开基督教文化看不明白、说不明白西方文化。
于是不难看出，自由主义是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权利在世俗社会派生出的一系列价值思想体系。所以从科学讲究本源这一点来说，自由主义也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所以没有自由这个价值理念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产生自由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科学。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在其大著《继承与叛逆》中用了五十万字对“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作了全面而又深入的考察与论证，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出现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中国文化不管存续多少年，也不可 能发展出科学。
创建中国文化的先秦人虽然百家争鸣，他们创建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与目的都是一样的：维护君权统治。只是维护的方式方法路子不一样罢了。所以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维护君权统治，怎么可能产生minzhu xianzheng？
中国文化的圣人孔子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国策，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历代王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是中国贫穷了两千多年的直接原因。所以本质上敌视商人的儒家文化不可能出现市场经济。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不可能发展出现代化。
新世纪初叶北京有学者提出现代性的问题，意在批评讲现代化忽视了现代性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其实现代性乃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谁见过现代性缺位的现代化？这种思维方式说法使人想起北京某大学国学院院长在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上，批评中国经济学家鼓噪市场经济，忘记了市场经济要讲道德！正因为这个“忘记”，所以目前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不道德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了市场社会很多负面问题。正因为市场经济要讲道德，所以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感到《国富论》没有讲道德这一章是个严重缺陷。所以亚当·斯密又写了一部《道德情操论》，用以弥补《国富论》的这个思想缺陷。
显而易见，这位批评中国经济学家的国学院长犯了常识性错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1759年问世的，《国富论》是1776年问世的。国学院长将《道德情操论》的问世时间与《国富论》的问世时间前后颠倒了说事，是有意颠倒黑白？还是他根本就没有读过《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
再说《国富论》原版著作的封面题目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这两个题目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国富论”是讨论国家财富的来源与国家富强的问题。“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是讨论老百姓的财富问题及其如何致富的问题。
亚当·斯密是自由主义者，他信奉国家是不得不有的“利维坦”，拥有巨大无比的权力。所以要时时刻刻警惕操纵国家权力的政府官员腐败。所以与亚当·斯密同时代、同国籍的思想家休谟提出了“无赖原则”，这一原则成为文明社会设计国家政体永不动摇的原则。
所以亚当·斯密不可能写一部“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思想理念是：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致富的不二法门。在市场经济中，人富了，纳税就多了，国家富裕是水到渠成的事。讲“国富论”岂不是舍本逐末？
那位国学院长高谈阔论市场经济要讲道德，说明他并不知道：讲道德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学院长何曾见过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他所谓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诸多不良状况，实际上并非正常的市场经济所致，而是不正常的市场经济的不正常现象。说下去是另一个题目的文章了，打住。
市场经济的常识告诉人们：连市场上的小商小贩都知道，做生意要讲道德，否则寸步难行，甚至在市场上无立锥之地！
在这几年的“弘扬”中，国学热甚嚣尘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那么多的国学家，摇唇鼓舌，用自己一知半解的国学惑众。
就像那位国学院长侈谈市场经济要讲道德，竟犯了常识性的错误让人吃惊：这样的国学院长可能误导教师？还是误人子弟？
本文结尾之际不得不提醒国学家们：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现代化是个毫不动摇的目标，那么你们鼓噪的国学与市场经济无缘，与现代化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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