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犹太人，也从未皈依犹太教，未来也没有这样的打算。我们的家庭也并不属于宗教家庭。然而，因为丈夫、他的家人以及我们的孩子，我与犹太社区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也逐渐理解了犹太民族历史中所承载的创伤、坚韧，以及对家庭与教育近乎执着的珍视。
过去几年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震撼。它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即使是在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现代、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针对犹太人的敌意，也依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并逐渐被社会正常化。
我丈夫的父母在大屠杀和战争中几乎失去了一切。他们失去了父母、绝大多数兄弟姐妹，双方家庭都只有一位兄弟姐妹幸存下来。他们失去了家园、财产，以及原本完整的人生。我的婆婆是一位儿童时期的大屠杀幸存者，而我的公公则曾被关押在俄罗斯战俘营，后来加入俄罗斯军队，与纳粹德国作战。
婆婆的一只耳朵永久失聪，因为她曾在集中营中被枪托重击。很多年里，她很少主动谈起那段经历，但偶尔会提到一些她亲眼见过的事情。其中有一个画面，我至今无法忘记。
她曾告诉我，自己14岁抵达奥斯维辛时，车厢里挤满了妇女、母亲、婴儿和年幼的孩子。到达后，那些年幼的孩子和婴儿被强行从母亲怀里夺走，带去杀害，甚至活埋。有些母亲死死抱着自己的孩子不肯松手，最后母亲与孩子一起被杀。她还亲眼见过一位正在给婴儿喂奶的母亲，当场被枪杀。
我无法真正想象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经历过怎样的恐惧与绝望，也无法真正理解，一个14岁的孩子，在目睹这一切之后，要如何背负这些记忆度过余生。
然而，即便经历过这样的苦难，我的公婆依然是我见过最善良、最勤劳，也最慷慨的人。
我没有太多机会真正了解我的公公，因为他在相对年轻时便去世了。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极其善良的人，从一无所有中重新建立人生，努力工作，深爱家庭。
我的婆婆则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活里，直到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她是我见过最温柔、最坚强，也最有同情心的人之一。即使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创伤，她从未对任何人怀有仇恨。她始终相信善良，相信教育，也始终把家庭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
遗憾的是，婆婆于2016年因皮肤癌去世，而这种癌症被认为与她在奥斯威辛期间遭受的伤害以及长期恶劣环境有关。她的离世，对整个家庭而言都是巨大的打击。即使她后来在澳大利亚重新建立了生活，但战争与大屠杀留下的伤害，其实从未真正离开过她。
我和丈夫育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在墨尔本一所进步派犹太学校上学，在那里学习犹太文化，也逐渐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考虑到祖父母的经历，我们始终认为，这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我的大孩子出生于2015年。从她六个月大开始，我们请过几位保姆，她们都不是犹太人。在那之前，我从未亲身感受过针对犹太人的敌意。
但这一切，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彻底改变了。
我对整个社会的反应感到非常震惊。许多人似乎几乎没有对哈马斯的行为作出明确谴责。10月7日之后不久，悉尼歌剧院外的大规模示威，在我看来，更像是一场公开针对澳大利亚犹太人的敌意展示。
孩子学校很快通知家长，孩子们上下学途中不要穿校服。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们可能需要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
我也因此想起婆婆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针对犹太人的仇恨，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以前我很难理解这句话，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10月7日之后的几个月异常艰难。由于持续不断的示威活动，以及社会对犹太社区所表现出的冷漠，我们一直生活在紧张与不安之中。
在墨尔本北区，包括Brunswick、Fitzroy和Collingwood，经常能看到带有纳粹符号和反犹内容的涂鸦、贴纸与标语。每次开车经过那些区域时，我都会感到害怕，因为我的车上贴着犹太学校的停车证。
2024年初，我被诊断出乳腺癌，并接受了多次手术。那段时间里，我不得不请一位曾经的保姆回来帮忙照顾孩子。她从我大孩子六个月大时就认识我们，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关系很好，我甚至把她当成朋友。
然而，事情后来慢慢发生了变化。
她开始极度关注加沙局势，并不断试图与我丈夫讨论甚至争论政治问题。我丈夫多次明确表示，他不想讨论政治，只想专心照顾我、帮助我康复。但她依然不断给他发送关于中东冲突的长篇信息，让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
2024年以色列独立日前夕，她发信息告诉我，她已经不愿意送孩子去学校，因为看到“快乐的犹太孩子”会让她感到恶心。
那一刻，我感到极度震惊，也深深受伤。
当时因为身体状况很差，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与她争论。我只是告诉她，澳大利亚的孩子与加沙战争毫无关系，大多数小学生甚至根本不了解这场冲突。我也告诉她，我认识的大多数犹太人都不支持针对平民的暴力，并且认为，为了巴勒斯坦人民本身的利益，哈马斯也不应该继续控制那个地区。
但她完全不同意。
后来，当我身体逐渐恢复后，她离开去做别的工作了。坦白说，我松了一口气，因为那时我已经不愿意再让她接触我的孩子。
她继续在Instagram上发布“解放巴勒斯坦”的内容，其中一些内容，在我看来已经是在为哈马斯辩护。她从未对10月7日被杀害的人，或被绑架的人质表现出任何同情。慢慢地，我开始觉得，她似乎认为犹太人“活该”遭遇这一切。
2025年2月，当Shiri Bibas和她年幼孩子们的遗体被送回以色列时，整个犹太社区都陷入巨大的悲痛。
对很多犹太人而言，Bibas孩子的死亡象征着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妇女、孩子、婴儿这样最无辜的人，在10月7日被绑架后，再也没有活着回来。
而就在那时，这位前保姆转发了一段极“左”翼活动人士制作的视频。视频里将Bibas一家遗体的归还，与哈马斯武装人员遗体的归还相提并论，甚至暗示这位母亲和孩子不过是“装进尸袋送回来”而已。
我看到后，感到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恶心与痛苦。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边界。
我终于无法再沉默，于是给她发了信息，告诉她，她已经越过了道德底线。支持和平、批评政府、同情巴勒斯坦平民，这些都可以讨论；但为针对无辜妇女与孩子的残忍行为辩护，则是另一回事。
对我而言，绑架和杀害妇女儿童，并公开庆祝他们的死亡，无论出于任何政治理由，都不可能被合理化。任何试图为这种行为辩护的人，不仅仅是在传播反犹情绪，更是在背离最基本的人性。
真正让我难过的是，这样的言论在网络上越来越普遍。很多非犹太人把支持哈马斯包装成一种“社会正义”，把一切简单归类为“反压迫”。可与此同时，他们却完全忽视了犹太家庭、人质以及普通以色列平民所承受的痛苦。
我开始越来越觉得，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同理心。
后来，她不断给我发消息，说自己并不恨犹太人，只是反对以色列政府。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言论，对身边犹太人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最后，我把她从Instagram和手机里都拉黑了。
这对我而言非常难过，因为这么多年里，我一直把她当成朋友。
Bondi袭击事件之后，她突然给我发消息，说她很抱歉，也从没想过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
但她这句话，反而让我更加难过。
因为在我看来，这恰恰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里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从2023年10月7日之后，澳大利亚很多城市几乎每周都有示威活动。现场不断有人高喊“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之类的口号。很多人说这些只是政治表达，但对许多犹太人而言，这些口号本身就充满威胁感。
更让我不安的是，很多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当社会不断正常化这种针对犹太人的敌意时，会带来什么后果。
当极端言论被不断合理化，当仇恨被包装成“正义”，一些本来就危险的人，会因此觉得自己得到了支持与认同。虽然很多参与示威的人未必支持暴力，但这种长期存在的敌意氛围，本身就可能助长极端化。
所以当她后来告诉我，“我没想到这种袭击真的会发生”时，我只觉得，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论和立场，其实也在参与制造这样的社会氛围。
我越来越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语言本身是有后果的。
当社会不断把犹太人或以色列描绘成“绝对邪恶”，不断重复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口号，甚至把暴力包装成“抵抗”，它最终一定会影响现实世界。
最让我痛心的是，反犹主义如今越来越常被包装成“言论自由”来合理化。很多时候，如果同样的话是针对其他少数族裔，人们绝不会接受；但针对犹太人时，却被视为“正常的政治表达”。
到了2026年，我对社会的变化已经越来越不安。
当Grace Tame在一些因涉及极端主义和煽动问题而备受争议的示威活动中高喊口号后，记者Virginia Trioli公开发文支持她，称她“勇敢”“必要”“值得敬佩”，还写道：“这种审查和压制文化令人震惊……让她尽管说。”
看到这些话时，我感到非常失望。
因为整篇发言里，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这些口号和言论给澳大利亚犹太社区带来的恐惧与压力。更令人难过的是，当犹太人表达不安时，人们往往立刻把这种担忧重新定义成“反对言论自由”。
后来，我也在Virginia Trioli的Instagram下留言，表达自己的失望。我写道，公众人物应该对自己真正了解的问题发声，而不是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真正的领导力，应该是让社会更加团结，而不是制造更多敌意与恐惧。
但随后，我的留言遭到了很多人的攻击。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中东历史，也不了解澳大利亚犹太社区这些年真实经历了什么。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一切甚至发生在Bondi袭击之后。
后来，我越来越频繁地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反犹内容、阴谋论，以及关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大量错误信息。很多人甚至完全不做事实核查，就不断传播极端和煽动性的说法。
慢慢地，我开始觉得，反犹主义正在某些圈子里变得越来越“可以被接受”，只要它被包装成政治立场，或者被解释为“言论自由”。
最让我难过的是，很多澳大利亚的犹太人似乎被期待保持沉默，实际上，犹太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抗议针对犹太人的各种暴力（言论暴力和恐怖袭击），他们只能默默接受这些不公平的现状。犹太人也绝不会针对其他少数族裔发表任何不同的言论和行为。
澳大利亚犹太人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遵纪守法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维护社区的安全与秩序稳定；并为澳洲这个国家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
而这种貌似的冷漠，让我有时候觉得甚至比公开的仇恨更加令人不安。
这是我写给澳洲现政府的公开信。
一个有三个孩子、定居于澳洲的澳籍华人
于2026年5月13日
（文友蒙蒙飞絮 供稿）
世说文丛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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