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后的某一年，当我又一次重访五连旧址的时候，在这附近的庄稼地里遇到一个瘦削黝黑、四十多岁的汉子。那时五连的营房连同那个小小的村落已经荡然无存。而在我此前几次造访时，这里还曾残存着一些依稀可辨的营房地基的轮廓。在其中的一个地点，我发现一块露出地表的缸瓮的碎片，我由此判断这里大概是当年伙房的遗址。可是当我这一次造访的时候，那些痕迹已都全然消失，营地的原址变成了一整片绿油油的玉米田。这一片田野的旁边，只有孤零零的一户人家，主人就是这个瘦骨嶙峋的中年汉子。攀谈之下，我惊讶地发现，这汉子不是别人，正是刘四老汉的儿子！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对兵团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而他的父亲刘四老汉早已故去，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村庄，已经成为这片发生了巨变的土地的一段历史。
随着严冬的来临，饥饿越来越成为笼罩着整个营地的巨大阴影。青岛知青到达之前，伙食没有限量，可是据说是因为“管理不善”，连队的粮食额度很快便超支了。所以自青岛知青到来之始，连队便开始节粮，要通过减少伙食定额，把超支的粮食额度补回来，绝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也不给团首长的业绩抹黑！团首长的年终总结和知青孩子们的饥肠之间，天平如何倾斜每个基层领导都心知肚明！一面是减量的伙食定额，一面是未曾体验的繁重体力劳动，加上年轻人旺盛的食欲，饥饿很快笼罩了整个连队！毫无疑问，这问题在男生班排尤为突出。在新兵教育阶段，问题已经显现，但是被新来的知青从家里带来的储备食品缓解了一点。我们出发的时节，正值中秋节后，虽然是计划经济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但是对于远行的孩子，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倾其所有，准备了一些不易变质的备用食品。但是那时的兵团是一个没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一两周之后，这些新来者手中的食品储备就被分食殆尽。新来的青岛知青和他们的天津伙伴一样，没有任何缓冲的面对兵团不能果腹的伙食了。饥饿来了，而且面目非常狰狞。
当时每个兵团战士的粮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几乎是那个年代最高的定量了，可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严寒，最重要的是，极端缺少肉蛋副食品，使得这个定量相比我们大大膨胀的胃口甚至不能维持半饱的状态。早餐和午餐通常都是两个杯口大的窝头，晚饭则是一个同样大小的馒头，外加红薯干稀粥。作为经历过大饥荒的山东人，我对地瓜干——南方人叫作番薯干——的食物很熟悉，可是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劣质的薯干！这是那种在加工过程中严重变质的薯干，其间大半是被雨水泡过，颜色乌了吧唧，又薄又硬，中间是一层苦涩坚韧的黑心，永远煮不烂。几乎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吃的都是这种薯干煮的稀粥。就是这种稀粥，分发的也很有节制。每次打饭，第一轮打来的比较稠，其中的固体物比例还是相对多一些。各班打过一轮之后，炊事班立刻把两桶冷水倒进锅里，再加火烧开，这一锅可就是能没有多少固体内容的稀汤寡水了。因为当时基建刚结束不久，知青们都嬉戏地称这最后一道清汤为灌浆。可是这种黑色幽默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喜感，吃不饱饭，这是无法忽视的严酷现实！
在我的有生之年，经历过两次饥饿。第一次当然就是亩产万斤之后的大反弹，但是那场因为俄罗斯老大哥逼债（我查过，这是通稿说法，上次就为此被屏蔽）引起的灾难虽然惨重，可那时我们毕竟还是父母羽翼之下的幼雏，而且还是有一定保障的城镇居民。而且胶东一带也不是饥荒的重灾区。尽管餐桌上的食物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粗糙，但父母自己再饿，总得设法把我们糊弄的不哭不闹。但是这一次就不同了，我们彼时已不再是父母膝下的孩子，尽管十六七岁的年纪，说起来还是稚气未脱刚进入青春期的大孩子，可是在这个空气里都充斥着红色荷尔蒙的地方，你的定位是一个革命战士！一旦有了这种光荣身份，你也就有了为党和祖国承受一切直到付出生命的义务，所以饥饿算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
但是，生命的律动并不为这些语言构筑的空洞观念所改变，生命最基本的需求也并不会因为这些豪情万丈的言辞而降低，哪怕表达的那么铿锵有力！我们饿了，一直饿着，越来越饿！
每天上工之前，有为时一小时例行的政治学习。这个名堂当时叫作“天天读”，我们全班人整整齐齐坐在炕边儿，由站在屋子中间的班长给我们念诵语录或讲解新闻。就在这天天读的一个小时里，我肚子里那一点可怜的早餐，已经消化殆尽。不一会儿工夫，肠子便开始咕咕作响，胃里已经感到了难耐的饥饿，常常天天读学习还没有结束，饥饿已经使我头冒虚汗，这时我的痛苦不仅仅是渴望食物的生理反应，而且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恐慌，因为现在离开午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还有一上午田间劳动还没开始干呐！
在我们列队走向距离营房两公里远的大田的时候，已经是步履艰难的挣扎了，未来三个小时的劳作的每一分钟定然都是难耐的煎熬。初冬季节的鄂尔多斯，天气已经相当寒冷，但是泥土还没有完全冰冻，所以还可以勉强进行一些挖土方的水利建设，但显然效率十分低下。以今日的观念来看，实在是得不偿失。
我们像一群僵尸一样机械地舞动着手里的工具。彼此之间很少有语言的交流。只有班排长还勉为其难的以他们较高的政治觉悟支撑着，打起精神不时举起手臂，带头呼喊一些革命口号，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这种时尚的举动，在近年来出品的一些影视作品中常有模仿，每看到这种镜头，像女儿这个年龄的孩子们，总是爆发出一阵大笑。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不过是一些夸张的讽刺性恶搞。但可悲的是，这却是当年生活中活灵活现的真实场景。
记得班长最喜欢说的几句激情澎湃的话是：
为革命，活着干，死了算！
革命加拼命，拼命加玩命！玩命加不要命！
班长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激动而真诚的，当然直到今天，我也不愿也没有根据否定喊口号人内心的真诚。总之，口号的用词越极端，越具有红色张力，越带着杀气，越能表现出革命境界，当然也就越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在这方面，女排的知青干部也毫不逊色，而且可能因为女性对于食物的需求相对较少，她们在很多时候显得比男生更有活力，这在当年就叫作战斗力！
午饭是送到田头来吃的，常常由炊事班的人赶着一辆小驴车在没有道路的草原上颠簸着送过来，种类几乎没有变化，无非是一桶炖菜，或者一桶汤，外加一筐窝头，定量还是每人两个！这一顿饭，至多稍稍缓解了我们的饥饿，使我们得以在下午继续那种僵尸式的机械动作，但有时效果还恰恰相反！在那一整个冬天，除了几次节日会餐和偶然得到的几次意外机会，我们再也没有体会过吃饱的感觉。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开始列队走回连队的营房。在夕阳的照耀下，位于北方的几排营房，孤零零的站立在荒野上，穿越营区的那一条道路的西侧，连队厨房里冒着炊烟，那一幅夕阳照耀下的清晰画面，至今保留在我的脑海里！但那炊烟丝毫没有给我们带来宽慰和希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晚餐解除不了我们的饥饿，反而会进一步激发起我们对食物更加强烈的渴望。
在饥饿的重压下，我的脚步变得十分沉重。如果不是站在一个行进的队列里，我一定会就地躺下，不再前行。为了坚持和这个队伍一起走回营房，我把从脚下到营房的距离，在脑子里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阶段，为自己设立了一个个阶段性目标：二十米处有一丛芨芨草！我在内心鼓励着自己，坚持！坚持向这个目标前进，我不断宽慰着自己，只要坚持到那个点，眼前这种痛苦的时刻就会变成过去，而且再也不会回来！然后是十五米外一个隆起的小土包，然后是一个小小的拐弯，或是一处洼地，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一点点地实现着我给自己树立的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把自己几乎操控不了的躯体，慢慢搬运回那个看起来那么遥远、但有着一顿缓解饥饿的晚餐的营房！
这个心理习惯伴随了我的一生。有的时候还真的在绝望的时刻给了我一些坚持的勇气，某种意义上，也许真的可以算作生活磨难给我的回馈？我拿不准这是我的幸运，还是我的悲哀，但在这个磨炼的过程中，肯定没有任何激情在燃烧。
20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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